雖然我因“赤色嫌疑”被小倉警察署逮捕，印刷所的雇主並沒有因此解僱我。換了大企業，就不知道會是個什麼結果，這是身在小企業的值得慶幸之處。
印刷所的店主還年輕，與我只相差四歲。這個人過去在門司的膠版印刷廠里當過工匠。為了和現在的妻子結合，私奔到了東京。他的妻子經常提起東京或小田原。夫婦二人好像在小田原的印刷廠也工作過。我這個離不開小倉的人，聽她很自豪地談起東京。
在東京，雖然父親的弟弟依然健在，但同我們已不通音信。
那時最頭痛的工作是壓商標模型和上金粉。我雖是畫圖案的學徒，但因為是這樣一個印刷店，工匠只有三四人，最下等的活非得由我全部包下來。現在，聽說出模子也實行了機械化，當時卻要一件一件地用手使用裝訂廠用的手動式裁切機。我把一張印有幾十種橢圓形、梅花形、櫻花形的紙，摞上幾十層，轉動裁切機的手把。這活兒很需要力氣，不用勁就切不透底下的。
上金粉時，先用滲有青漆的茶色墨水刷上去，然後在棉花上蘸上金粉塗上去，再用羽毛撣子撣完後，有墨水的地方就沾上了金粉。所謂金粉，自然是些銅粉之類的，極輕。幹這個活兒，不管用布怎樣掩住臉和身體，金粉都會飛進來，弄得一鼻子金粉。這工作因為要一張一張地上金粉，數量越多越辛苦，與現在不同，現在可以使用機器了。
父母的生意每況愈下。儘管我不願意，可還是必須幹這個工作。忙起來的時候，要加班到將近夜裡十二點，而且每天晚上不斷。
不知不覺中我已到了二十五歲，卻依然是學徒待遇。有時遇到過去的小學同學身穿西裝走在大街上，便覺得自己太悲慘了。我身穿和服，腳趿木屐上班，在印刷所裡，再換上臟乎乎的工作服。
不久，那家印刷所也倒閉了。印刷所的技術不錯，遺憾的是因為沒有資本，才不得不去承包別的印刷所的活計。雖是一個勁兒地忙碌著，卻賺不到錢。加上店主沉迷於打麻將，置工作於不顧，情形就更加困難，最後兩口子像趁黑夜逃跑私奔似的逃到東京去了。
到那時為止，我見到過很多流浪工匠。那時石版印刷最受重視的是“色版畫工”。所謂分色版，就是把三色印刷、四色印刷的印刷物分別畫上顏色，制出原版，在原色版不發達的時代，就是這樣靠大家手繪分解。濃淡的漸濃漸淡，是在叫做“膠片”的膜的網眼上擦上墨水，從上面拓到版上的。掌握濃淡法非常需要技術，技術不好的工匠，不會很好地印出印刷物。其效果，取決於工匠的感覺和本事。
不管哪個石版印刷所，都苦於色版畫工短缺。畫匠了解到這一點，四處遊逛，雇主讓他們幹兩三次，測驗後僱用。這樣的手藝人能拿到很多的錢，因此很多人過著放蕩的生活。
那些工匠，讓主人相信了自己的本事後，轉眼就去妓院或三等萊館搞女人。人們剛說怎麼兩三天不見他們影子啦，馬上就會有人來找雇主，讓雇主支付他們逛妓院的錢。他們也是抓住了雇主的弱點。還有的傢伙早晨出來時，竟然滿不在乎地把女人的腰帶當成自己褲子的皮帶係了來。他們在一個印刷所呆不長，總以為有了本事，在日本國，天理和飯菜都會跟著而來。他們手拿一把刻刀，四處流浪。刻刀是製版的一種工具，這同服裝店的裁縫手拿剪刀、理髮店的理髮匠怀揣剃刀四處奔走，是一樣的。
流竄的工匠中也有上了年紀的。其中也有人覺得自己是個畫匠，也像畫家似地穿上黑大褂。似乎荒廢的生活不會使任何一個男人感到直爽。但因為他們聊起天來天南地北。我著實羨慕他們，他們不像我，被父母束縛著，十年如一日，連小倉的街道都走不出去。
一天晚上，我受印刷所店主的吩咐，帶著一位這樣的工匠去旅館。
工匠們大都長期借宿供應伙食的房子，眼下讓他住在一個破爛的旅店。當我拿著那個工匠可憐巴巴的一點行李通過黑暗的過道時，我禁不住感到冷清。
印刷店的店主夫婦從小倉車站去了東京，我和一個青年機械學徒工去車站送行。那女人有一個哥哥，過去在鄉下作過細木匠，後來來到兄弟夫婦這裡，跟著搞裝訂。他是細木匠，所以手很巧。
“真夠奢侈的啊！”哥哥來到兄弟夫婦家的二樓客廳，環視著四周。就擺設家具而言，當時奢侈的東西他家都齊備了。他這個哥哥在別的地方過著貧困的生活。我和這個人雖然年紀上差了一截，但卻很合得來。他脾氣好，但多少有些狡猾。
店主夫婦往東京逃的時候，我在車站月台上悄悄地送行。店主的妻子為了弱小的後代，把辛爾牌縫紉機的部分零件帶走了。因為他們債台高築，怕被人拿走。然而，這對青年夫婦沒有一點兒陰鬱的表情。
這家印刷所垮台後，我不得不重返以前呆過的那家印刷所。那時，我已經多少像個工匠了。前面講過，因為技術水平太低，我曾進過博多的島井印刷所當學徒。
在博多的生活中，我感到了一種初次離開父母身邊的自由。那時我工資很少，休假日連看電影的錢也沒有，只能在市裡轉轉作為消遣。
父親經常給我來信。到換季時，便把我的衣服打成小包裹寄來。母親因為不會寫字，父親信中總夾帶著母親的叮囑。
對博多那種寂寞的生活，我終於忍受不了了。五月初，我又回到了小倉。我穿著皺皺巴巴的斜紋嘩嘰衣服，從火車窗口眺望著香惟一帶油菜花正在開放的景色。今後將如何生活下去。我對前途感到渺茫。
在博多時，我大約一個月回來一次。母親別提有多高興了。但是生活越來越艱難，最後我從博多回到家裡，又在過去幹過的印刷所工作，那時父親也由於欠債所迫，終於乾起了賣魚的行當。這時，父親已年近六十。想來，父親得意一時的時期，就是在前面市場附近的那家飲食店了，規模雖小卻很興隆，他還曾幻想著將來增建房屋。那時，我家樓下是普通的飲食店，二樓雖然臟，把它作了進出顧客的客廳。
店中有個待客周到的女傭人，因此出入過往的顧客很多，以後女傭人回到她的老家佐世保以後，店裡顧客減少了。那個女傭人有個男人。父親曾特意去佐世保鄉下找那個女傭人，徒勞地求她無論如何回來幹。父親這次確實急躁不安。但是生來無憂無慮的父親並不那麼沮喪，他回來後興致勃勃地講著佐世保的見聞。父親打著手勢，對隨便什麼人都講著；“等等簡直就像。”似乎遊覽時還是那個女傭人作的嚮導。
父親和母親到這般年紀又開始做魚販子，是由於有了開辦那家飲食店的經驗。這買賣是把魚箱裝上兩輪車，到離小倉三或四里遠的農村出售。母親走不了太遠的路，便在二里左右的鄉下轉。
市場位於過去我家全盛時期那個飲食店附近。因此，如果被過去的鄰居們看見，肯定會很不好意思。不過，這恐怕只是母親的心思，父親似乎並不覺得難堪。因為他體格魁梧，單手握住鐵把子，那已是習慣的動作了，搖著肩頭，拉著兩輪車，形象並不遜於年輕人。
但是在開始時，魚賣不出去，幾乎全都剩回家。到那麼遠的地方，跟過去的同行者混在一起，成不了什麼氣候。但是，就這麼硬挺著，顧客範圍一點點地擴大。顧客多是在山里，要去旁邊的村子，還得有半里或一里的距離。父親已經六十歲了，回來時卻並不顯得很累，只是身上有股強烈的魚腥味。
父親照例喜歡發議論，賣魚時大概順便也對鄉下的顧客們吹噓過他的“博學”。他回家後，時常引以為自豪。雖然賺不到多少錢，但家計總算有所好轉。
另一方面，我也可以拿到多少像個工匠的工資了。從那時起，委託印刷的商店開始重視圖案設計，像我這樣的人也受到了印刷所店主的重視。他甚至避開別的工人，給我一點特殊的補貼。
然而，我幹活的地方依然在廚房的後門。在那裡放上機器，晚上工作到很晚。我工作的地方離不開鹹菜的氣味和打洗澡水的聲音。
儘管我的收入有所增加，可並不富裕。我依舊穿著皺巴巴的衣服和磨禿了的木屐去印刷所上班。
這家印刷所的鋪面是舊店中常有的榻榻米的賬房，有三四個事務員坐在那裡。經營方法是舊的一套，店主辛勤工作，不辭辛勞地活動著肥胖低矮的身體，到各個公司去定貨。他的臉總是紅紅的，因此他的名字“金太郎”倒像是綽號。
店主一回到工廠，就大聲訓斥工人。印刷所的主體是活版，石版是附屬性的。從活版伙計混出來的店主，不怎麼了解石版，所以多少有些怵頭。
一次，我有事去店裡，看見一個三十四五歲的穿西服的矮胖的男人，正站在房間沒鋪地板的土地上，向主人請求著什麼。他是新來的畫匠，也是流浪工匠，他有妻室。因此他規規矩矩的，不同於那些放浪形骸的單身漢。然而，看到他帶著妻子到一個又一個印刷所求情的樣子，我真忍受不了。我明白了，置身子這種工匠世界的可怕。
只要沒有資金，就必須一輩子過著印刷所工匠的生活。實際上，活版那邊有好幾個已經禿頭了的工匠。他們日子艱難，一貧如洗。冬夜，坐在廚房陰冷的工作地方，我也不得不想到自己的下場，但又沒有辦法擺脫這種生活。
僅有一點聊以自慰，我繪的圖案多少被定貨的主人看上了。一次，一家漂亮的西式糕點店要在小倉開張，它的包裝紙決定請著名的東京畫家來畫。好像是老闆的侄女出身於福岡女專，因為與畫家熟識，拜託了畫家。聽說這些以後不久，我被叫到印刷所的二樓。
印刷所的二樓是店主家屬的住房，家具擺設在我眼中奢侈之極。十二疊大小的客廳，正中間放著紫檀木桌子，那位來自東京的年輕畫家，翻著像是圖錄似的東西，他是個很像早川雪洲的漂亮男子。店主的兩個女兒和女專畢業的侄女站在他身邊，誠惶誠恐地伺候著畫家。
東京的畫家從古董店的圖錄中選出像是陶器似的紋樣，命令我把這些東西適當地展開，畫成包裝紙的圖案。這是怎麼回事？這不過是只拿圖錄的畫配合一下嗎？那個畫家說：“不過字由我來寫。”當時，他算是立體派什麼的，被人評為二流的新進作家。
不知不覺之中，我已經二十七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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