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十二年（即1923年），我從高小畢業，由父親帶著，來到小倉的職業介紹所（公共職業安定所的前身）的窗口前。
當時，社會正處在蕭條之中。職業介紹所窗口裡面的職員，看到我瘦弱的身體，說：“有一個公司勤雜工的工作，到那裡看看，怎麼樣？”說著，給我開了介紹信。那家公司是川北電氣株式會社，本部設在大阪。它的營業所在花街附近，房屋低矮而陰暗。前身是家飯館，只是內部改修了一下，便作了事務所，不論天氣多好，室內必須從早晨就扭開電燈。
最初我想進報社一類的單位。那時我的理想是當一名新聞記者。原因之一，可能是受父親的影響所致。父親終日向別人吹噓著報紙上刊登的有關政界的情況，這使我感到新聞記者是個很有乾頭的職業。是父親所尊敬的人，而原敬、過去又都是新聞記者出身，這也使我那顆幼稚的心靈充滿了對報社的敬仰。
做勤雜工時，我領到了獎金，拿出來交給父母，剩下一部分零用費。我帶著當時價值兩元左右的禮物，曾去拜訪過中山神社的，中山神社在山口縣豐浦村下關附近。
中山神社是為了祀祭大和十津川暴動中有名的公卿——中山忠光的神社。忠光被諸侯毛利一隱藏起來，在此地遭到暗殺。我見到宮司，拿出帶來的禮品，表明自己想听聽有關忠光的情況，並且拿出筆記本作好準備。
當時我大概有十七八歲，又不能說自已是一名真正的記者，於是就說是為一家同人雜誌進行採訪。由於要以忠光為題目，要求他給講講。或許是宮司由於面對著奢侈（我認為）的禮物吧，對我講了有關情況，當我把那些話在筆記本的時候，我彷佛真的當上了新聞記者，激動得心潮滾滾。
順便寫一下，後來那個川北電氣株式會社因為不景氣而倒閉，我失業了，我想，那年我十八歲。小倉有一家地方報紙《鎮西報》，印得臟乎乎的，有四個版面。因為不是用輪轉機而是用活版印刷，所以份數有限。我自以為能勝任地方新聞記者工作，但是，爬上了骯髒的報社的二樓，見到像是社長身份的人，向他訴說了我的願望。年老的社長哼哼地笑了幾聲，根本沒把我放在眼裡。他毫無商量餘地地拒絕說；“新聞記者都是上過大學的，像你這樣的連小學都沒畢業的人，是沒有資格作記者的。”事情確實是這樣，但我就是這樣從小便憧憬當一名新聞記者。
再說川北電氣株式會社，主要是生產電熱器和電風扇的公司，除此以外，也銷售馬達。 KDK是它的商標，我覺得它生產的電風扇在同業界中大概算是水平最高的。電風扇上稱為扇罩的螺旋形金屬條，是川北電氣的新設計專利。從那秀氣勁兒來看，遠遠超過了日立、明電舍、安川電機什麼的。
小倉事務所，出售本社產品，另外，也承包地方性的九州電力軌道株式會社一個大公司的轉包工程。九軌的社長是松方幸次郎、專務是松本松歲。不久這家公司被西鐵買下，還經營北九州地區，門司至折尾行駛的電車。假如川北的事務所不去巴結這樣的公司，就不能營業。
事務所所長是四國出身，叫星加清明。他雖然年僅三十來歲，可我當時看來，覺得他有一大把年紀了。他是個非常親切的人，對我這個完全不了解社會的人很照顧。但是，我是個起不了多少作用的勤雜工，是個很不機靈的勤雜工。
支店在福岡，賣出貨的發票，要給本社、福岡支店各複印發送一份，這也是我的工作之一。薪水最初是十一元，差不多全要給家裡。那時，父母開著飲食店，但還是不景氣，我的薪水要用來交房租。
要說那時的痛苦，那便是在路上碰到已經上了中學的小學同學。我穿著西服，用自行車馱著發送的商品。如果在這時候我看到穿著制服的朋友，三五成群的背著放著教科書的書包，我就會馬上從岔路上逃走。我時而也訂閱過早稻田大學出的講義，時而也去上過英語夜校，但都由於自己意志薄弱，什麼也沒有學出來。結果，讀書便轉向文藝方面。
在川北電氣株式會社的三年間，我讀的主要是當時的春陽文庫和新潮社出版的東西。特別是要先讀的作品。當時，芥川連續發表著短篇小說集，象《春服》、《湖南的扇子》等，都是我去銀行辦事、利用坐在椅子上等候的時間，貪婪地讀過的。我希望等候的工夫盡可能長一些。
當時《文藝春秋》雜誌已經創刊，菊池寬（日本著名作家）稱霸文壇已成定局。從刊物上發表的小說和戲劇中，我逐漸找到了合乎自己口味的作家。在戲劇方面，我喜歡鈴木泉三郎（日本劇作家）、關口次郎、岸田國士等人，山本有三的作品也要先讀。
明治時代的作家中，大體讀過、鷗外、、等人的作品，對自然主義作家，我並無很大興趣。花袋的作品，比起他的、《一兵卒》等，我還是喜歡他過去連續寫下來的遊記。曾讀過的《泥娃娃》，感到很無聊。我覺得私小說作家的東西，不符合我的愛好。評價甚高的志賀直哉的《暗夜行路》我也沒有感到有什麼魅力。相反，他的《和解》卻令我感動。還有像《到網走去》、《學徒的神仙》、《在城崎》等，我也不知道好在哪裡。我那時，在小說中追求的還是純小說的東西。
因此，芥川和菊池不能不吸引了我的興趣。尤其是菊池的《啟古故事》和芥川的《來自保吉的筆記本》，雖然也屬於同樣的私小說系統，但是與所謂的自然主義作家的作品相比，要有意思得多。自然主義作家有什麼寫什麼的平板作品，我覺得無聊，欣賞不了。
那時，《文藝春秋》連載了寫的他與山田順子的戀愛作品，但為什麼寫這些呢？我無論如何理解不了。
在戲劇方面，我被菊池接受愛爾蘭的近代戲風的影響而寫出來的作品所吸引，還接觸到岸田國士法國式的瀟灑、輕鬆並且明快的作品，有一種非常新鮮的感覺。 《村中最好的栗子樹》、《玩弄命運的兩個男人》、《梅臘諾的秋天》、《驟雨》等作品，我差不多在雜誌發表的同時就讀了。
外國文學是從新潮社出版的最早的世界文學全集中熟悉起來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是由於這個機緣讀到的，其中吸引我的是《窮人》。像我這樣的愛好，不可能對私小說感興趣。記得讀了原久一郎翻譯的高爾基的《夜店》（又名《底層》），對書中那種淒慘的生活，我當時感到非常親近。而且，據譯者原氏在月刊上介紹，他似乎也曾有住小客店的經歷，對他的憶舊短文我頗感興趣，其中一首題為《紛落的雪花》的短歌，使我永難忘懷。那篇《夜店》，使我聯想起我父親的小客店。
可能就在那會兒，的《出家人和他的弟子》，成為現在所謂的暢銷書。有一天晚上，聽說在市內的一個寺廟舉辦那本書的朗誦會，我趕去了。在昏暗的正殿中，有五六個男女青年，在一起朗誦著書中的道白，這種氣氛，使我覺得十分高尚。這根本不是我這樣的人可以參加的小組。我覺得，像我這樣一個小學畢業生，公司的勤雜工，這樣一個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人，是根本不能接觸這類事的。
那時，我對前途深感失望。我所在的公司在蕭條中掙扎，草率地發行社債，企圖擺脫困境。當時，日立、三菱已經開始發揮出壟斷企業的作用，我所在的公司恐怕是在它們的壓力下失敗了吧。其根據，便是承兌我們公司社債的銀行都是二流以下的銀行，因為得不到強有力的支持，公司悲慘地走向倒閉。
那是倒閉前一些時間的事情，對於我這樣一個光讀文學書籍的勤雜工，公司的人使用起來是不會覺得順手的。不久，在一次減員中，我就和其它職工一起被趕了出來。
但是，現在想來，我覺得十六歲至十八歲是我感覺最新鮮的時期，能擠時間亂看一些書，對今天來說也有著相當大的作用。我讀了《窮人》，還曾一整天徬徨於象《看門人家的沒落》中描寫的那種荒涼的原野中。我想去住連名字都沒有的旅店，也曾獨自徘徊在山口縣的海岸邊的道路上。
十九歲那年，我什麼也沒有做，晃蕩了一年。想找工作，卻沒有地方僱用我。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我只是小學畢業，年齡又不大不小的，幹體力勞動，身體又太虛弱。
所幸的是，這時父母的飲食店略有起色，可以不指望我的薪水了。可能也因為飲食店的房間太窄，讓我們租借了附近雜貨店的二樓。前面已提到過的，那時我們與祖母住在一起。
作為房東的那家雜貨店主，是一家大批髮店的代理人，並無店鋪。照我看來，妻子比丈夫教養要好。他們已經有了一個女孩，但妻子對丈夫的不滿總是可以通過一些動作使人感覺得到。丈夫是在代理人中常見的那種狡猾的人，他把店裡的商品拿回來以很貴的價錢賣給左鄰右舍。這些商品是否是通過正當途徑帶回來的，令人生疑。那位太太經常埋頭讀著世界文學全集等書，當然，因為與我有年齡的差別，所以從未與我談論過小說。然而，她是一個給人以好感的人。
小倉有一個叫作東洋陶器的工廠，生產咖啡杯、西餐具。我有個同學是廠裡的職工。經他介紹，我認識了廠裡一位比我大十歲左右的H君，H君也是個愛好文學的青年，自己不寫小說，但卻自稱為“詩人”。不過，我一次也沒有看到過他的詩。我到他家去玩，他書架上的好多書，很令人羨慕。
H君的朋友中有幾個八幡製鐵所的工人，比我都大七八歲，他們真的動筆寫小說。由此，我與這些人開始交往，有時還給他們看我自己寫的短東西。
我那時也許是受了芥川的影響，好像寫過傾向相同的東西。我的習作大約有一兩篇。有一天，要召開作品發布會，我們聚集在一家小茶館裡，茶館位於小倉郊外存有宮本武藏石碑的延命寺附近。
時至今日，我還模糊地記得，那次我披露的短篇，講的是朝鮮鬧飢荒，人們吃起用土做的饅頭。當然，故事是虛構的，也不是出於無產階級意識而寫作的，但八幡製鐵所的人聽了以後，卻不當地誇獎說，我的短篇屬於當時興起的無產階級文學作品之列。
我對東京的文壇一無所知，只不過從書店的雜誌中看到有什麼小說，就站在那裡讀什麼。說到那時的雜誌，有一種叫《文章俱樂部》的。加藤武雄對小說來稿進行每期評論。我雖然也曾想投稿試試，但缺乏那種勇氣。因此，關於當時產生的無產階級文學，我是茫然無知的。
但是，在八幡製鐵所做工的朋友們，對無產階級文學是真正感興趣的，他們讓東京把雜誌直接送來，好像是《文藝戰線》。
芥川龍之介自殺了。在報紙社會版頭條位置登了“文壇之雄”的大字。樓下的太太特意把報紙拿上來給我看。我看了報上文藝春秋社的廣告，便匯去錢，讓他們給我寄來了龍之介的照片。照片背後，有攝影者南部修太郎的墨筆簽名。
註釋： 、、《河童》等。 等。 等。 ，《婦系圖》等。
註釋： 、、《河童》等。 等。 等。 ，《婦系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