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20日，《明報》創刊六週年，從最低谷的6100份，至此日平均發行穩定在8萬份以上，星期天超過11萬份。 （這年8月6日，《明報》在頭版刊登消息：“本報1965年上半年度銷數繼續上升，每日平均淨銷數已增至80200份，上述銷數業由英國聯邦出版銷數公證會證明。”）金庸社評說，最近增加倫敦、紐約兩位特派記者張夏、吳嘉墩的通訊，其他地區的特約通訊也在發展中。這一年，世界性的通訊網粗具規模，過去一般國際新聞靠外國通訊社提供，消息雖快，卻是外國人的觀點，《明報》努力發展、組織國際通訊網，重點是“中國人觀點，香港人觀點”。 7月還要增加幾個周刊，包括經濟、商品、內地和台灣新聞，特別是加強內地新聞的報導。
當時，香港記者不能到內地採訪，香港和海外對內地知之甚少，金庸看中這一點，在《明報》大量報導內地消息，作為主要特色吸引讀者。
隨著報紙業務的發展，灣仔謝斐道399號的社址顯得太狹小了，1966年9月19日，《明報》搬到北角英皇道651號的南康大廈，先租用十樓全層及地下半層，後又陸續租用了兩層，地下和二層放機器，十樓是編輯部，員工餐廳在頂樓。
正值內地發生“文化大革命”，《明報》對摧毀數千年文化表示了強烈反感和抗議，盡量報導這場鬥爭的過程和內幕消息。金庸執筆的社評更是獨闢蹊徑，預測政局走向常常準確，引起許多讀者的關注。 3月1日，他在社評中分析：
……最近加納總統克魯瑪到北京，赴機場歡迎的首腦中，赫然有林彪在。林彪久不露面，這次出現，相信也有特殊意義。可以想像，中共內部正在醞釀著一種相當重大的變動。
他預感到了內地政局的微妙變化。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和《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遭批判後，4月19日，《明報》根據日本《朝日新聞》的報導，率先在香港報紙中披露這一重要消息，大膽預測這是一場全國的群眾性批判運動的信號。 5月6日，內地已處於大動亂前夜，海外輿論普遍沒有意識到中國將會發生什麼，金庸在《郭沫若認錯求饒》社評中指出，“從各種跡像看來，中共內部正在進行一項非常劇烈的權力之爭。這一次對吳晗、田漢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這場大斗爭中的一小部分。鬥爭的真相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為世人所知”。這一預測一語中的，當時很多人卻不相信，有人還對他提出批評。
《三家村札記》是鄧拓和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合寫的專欄。與他們同時被批的還有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北京市委的機關報《北京日報》及《北京晚報》《前線》雜誌等報刊，5月10日、12日、20日，他在《明報》連續發表《彭真出了事麼？ 》《彭真之頭痛矣！ 》《“大老闆”是誰？ 》等社評，“相信不出一個月，中共就會正面清算這位'大老闆'了”，點明這些批判的矛頭實際指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彭真。
5月26日，他在社評《是誰發給營業執照？ 》中說，拿“三家村”大做文章，不僅是要揪出彭真，“現在的問題，不單是老闆的問題，要追究比老闆更高級的人物——是誰發給營業執照？這問題可更加嚴重了，牽涉到的，一定是中共黨中地位極高的人物”。雖未點名，劉少奇已呼之欲出。半個月後，彭真被撤職，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書記。 6月4日，他在《彭真罷官》社評中分析：
現在值得研究的問題，一是彭真是不是真的“大老闆”？如果他是大老闆，那就罷了。要是在他之上更有大老闆，那似乎要牽涉到劉少奇了。因為“劉彭”關係向來十分密切，兩人的個性和作風極為相似。 ……
這場尚未明朗化的大斗爭，有一個要點是很明顯了：劉少奇作為毛澤東之繼承人位置已不鞏固。本來，“毛去劉繼”是眾所公認的事，現在卻變成了“未必啊未必”。未必不是他繼承，也未必一定是他繼承，總之局面是動盪得很。
8月13日，《明報》的報導預言中共高層領導內部將發生人員變動，林彪得勢，仕途不可估量，15日，他的社評即以《林彪得勢，全面推進》為題。 19日，他在《天安門與玄武門》社評中說，“'文革'的主要內容是權力鬥爭，林在黨內的地位從第六位升到第二位，劉從第二位垮到第八位。這是暫時性的，恐怕不久就會像年羹堯那樣連降十八級，像莫洛托夫那樣去做外蒙大使，像馬倫可夫那樣去做偏遠小鎮上的水電站站長。今日天安門有點像唐朝長安的玄武門，李世民打垮太子李建成，皇位自然由他繼承了。周恩來都在極口頌揚林彪，可見其餘了”。
當時，北京還沒有正式向外界宣布這些消息，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些預測多數準確。
1966年下半年，紅衛兵登上“文革”的舞台，扮演極為重要而又讓人感到撲朔迷離的角色，8月18日、31日，毛澤東接連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大量的報導都是紅衛兵如何改路名、改招牌、剪頭髮、趕修女，等等。 8月24日金庸在《紅衛兵大鬧北京城》社評中一語道破紅衛兵運動的本質，中心還是“權力鬥爭”。 9月10日，他在《“炮打司令部”》社評中再次說，紅衛兵的真正目的決不在改招牌、斬鞋尖、剪頭髮，這些行動只不過是“立威”，“根本目的是鬥爭黨內的當權派。……身在北京而居高位，卻無資格到天安門廣場去出席大會之人最是岌岌可危”。
當他在報紙上公開提出紅衛兵運動的真正目的是打倒劉少奇時，劉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國共產黨第一副主席，這不能不令世人震驚。香港的左派報紙紛紛抨擊金庸和《明報》“造謠”，不料後來的事實證明了他的預測。
11月29日，林彪為海軍首屆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題詞：“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次日在《解放軍報》頭條位置發表。 12月1日，《解放軍報》又發表《海軍全體指戰員給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決心書》。 12月3日，遠居香港的金庸發表社評《林彪漸露跋扈相》：
北京的軍人所以為這小事大舉慶祝，當然是林彪在顯示他槍桿子的力量，不但是做給劉鄧派看，做給周恩來和江青看，也是在做給毛澤東看。為什麼指戰員的決心書不寫給毛澤東而寫給林彪，其中便大有文章。如果毛澤東目前已精力就衰，那就罷了，否則林彪此舉，定然大犯毛氏之忌，這是“震主”和“挾主”之行，什麼時候毛澤東赫然震怒，再來造林彪一反，亦非奇事。
（1969年在中共九大通過的黨章確立林彪為“接班人”後，7月3日，他在《林副統帥，功高震主》社評中預感，“一場新的矛盾和鬥爭，在中共內部又開始醞釀”。）
1968年1月2日，他發表社評《極左派紅衛兵將受整肅》，從“兩報一刊”元旦社論中新一年五個任務的措辭推斷，紅衛兵在今年之內將逃不過被整肅的命運。 8月6日他在《敗事有餘，成事不足》社評中斷言：“這場大斗爭，不管中間有多少反复，有多少曲折變化，最後的結果非常明顯：紅衛兵永遠不可能得到勝利。如果哪一天紅衛兵真正在全國范圍中取得了勝利，我們的社評立即收檔，從此不寫，因為這是事理之所必無。如果這樣淺白明顯的事情也看不通，也下錯了結論，哪裡還有資格評論天下大事？還不如及早收檔之為妙。讀者們如果不信，不妨將這篇社評剪了下來，立此存照，看我們的判斷會不會掉了眼鏡。”
當江青炙手可熱之時，他在1967年12月15日的社評《“算老幾”江青失勢》中卻說：“江青的突然崛起，當然百分之百是仗了毛澤東的勢，她自己本人在黨內有何資歷？有何貢獻？有何才幹？有何實力？所以中共黨內許多人提到江青時，只稱其為'算老幾'而不名。”
1968年5月27日的社評《女主弄權，必鬥將相》講到呂后，武則天，“太陽底下無新事，許多事件似乎很現代化，其實其真正本質，和一二千年前的事並無多大分別”。
12月28日，他的社評《電影明星和自殺》說：“若不是憑著毛氏個人的威信，中共的功臣宿將早已將這個過氣電影明星解決了。……江青只有兩種命運，要么大權獨攬，要么就給秘密清算，長期軟禁。……但以江青為人，在毛逝世之後，是絕對不會脫離政治圈的。……國家的政權是一種極為猛烈的毒藥，身體抵抗不住而偏要去服食，那是非死不可的。”
“文革”以來，《明報》頭版幾乎全是“文革”的報導，他開闢“北望神州”專欄，還推出“鄉土”版，每隔幾天就出一期，每期至少佔半版，後來發展為“中國消息”版，成為香港乃至世界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其他報紙紛紛仿效，開闢內地版）。內地稿件的來源一是外國記者對中國問題的報導，或來自外國通訊社，或譯自日本報刊。二是轉載紅衛兵報刊上的文章，先後轉載過《江青上海灘演業史披露》《王光美日記摘錄》《紅線女日記摘錄》《中國頭號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少奇在1957年反右鬥爭中的右派真面目》等“秘聞”，以及“陶鑄問題專輯”、“上山下鄉專題”等。紅衛兵小報為他和《明報》提供了判斷國內局勢的“原始資料”。 1968年6月4日，他的社評《讀紅衛兵報，提高警覺》說：“近兩年來搜羅中共各地出版的'紅衛兵報'，不遺餘力，只要見到有價值的資料，總是千方百計地覓來用作參考和發表。因為官方報章雜誌受到嚴格控制、審查，'紅衛兵報'往往透露了許多內幕，'鄉土'版總是不加改動地原文照登。重要的是，應當從資料中去發掘事實。至於這些資料中所表達的意見和結論，就大有選擇餘地，你可以同意，可以接受其一部分，也可以全部否定。”
劉少奇去世的消息，《明報》率先報導，金庸相信這是全世界首次以文字公開報導。由於《明報》對內地的報導特別詳細，評論分析比較客觀，不僅吸引了大量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專家讀者——訂戶中包括各國大學、圖書館、研究機構、外國著名報紙和外國使領館，在香港本地的讀者面也不斷拓寬，包括了知識分子的極大部分，除了大、中學生外，還有商人、大學校長、教授、教師、醫生、律師、公務人員、藝術家等。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的調查稱，他們學校的學生中，《明報》的讀者極多。到1968年，《明報》日發行量突破12萬份，以後穩定在10萬份以上。中國新聞成為《明報》的窗戶。外國通訊社常將《明報》的獨家消息拍發出去，登在全世界的報刊上，美國《紐約時報》、日本《讀賣新聞》等三大日報，都譯載過《明報》的獨有消息。外國的報紙、刊物、大學和研究所開始重視《明報》，《明報》略具國際性報紙的雛形。金庸在1969年謙虛地說，這只是“很簡陋和微小的一個開端”。
經歷“核褲論”以來的筆戰，金庸在政治上與《大公報》處於對立的位置，但《新晚報》編輯部的一些老同事仍和他友好，沒有敵對，包括羅孚、梁羽生等人。
1966年1月羅孚和黃蒙田合辦的《海光文藝》月刊不屬於左派陣營。在當時壁壘分明的政治氣候下，他們想辦得灰色一些，不分左右，接納各方面的作者、觀點，不但提倡嚴肅文學，也提倡通俗文學。作為新派武俠小說的催生者，羅孚想將梁羽生、金庸的小說做一篇合論，作者最好是他們自己，希望由此引起一連串的爭鳴和討論，擴大新刊物的影響力。羅孚找梁羽生談了想法，梁感到為難，怕引起誤會，經不住羅的動員，梁才勉強答應，不過說如有人追問此事，要由羅出面頂替。羅一口答應。
梁羽生與金庸相交十八年，當年共居一屋，同桌吃飯，兩人私下里開玩笑都以師兄弟相稱，相知不可謂不深，此時因左右壁壘，已不大來往。
當時正在《明報》連載。梁取“同說之”之意，化名“佟碩之”，寫下長達兩萬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論》，評述兩人所受的文化影響、各自作品的特點或優缺點，從創刊號起，在《海光文藝》連載了三期。
梁羽生的名士氣味（中國式的）甚濃，而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詩詞、小說、歷史等）的影響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包括電影）的影響較重。
金庸的小說常運用電影等手法，情節變化曲折，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意想不到之處，但有時往往刻意追求離奇，變得情理不通，前後矛盾，無法照應。
金庸的手法由於更能接受外來文化藝術的影響（是好是壞，姑且不論），則似乎比梁羽生顯得更“新”了。 ……里香香公主出現的鏡頭（交戰雙方兵士都為她的美貌震懾，幾乎連要打仗也忘記了），也使人聯想起《荷馬史詩》中豔后海倫在城頭出現的鏡頭。
可能因為金庸做過電影導演的緣故，在小說裡常有運用電影的手法。 ……這可說是金庸獨有的特點。
文章指出，在人物的描寫上，“金、梁二人各有所長”。 “金庸擅長寫邪惡的反派人物，梁羽生則擅長於寫文采風流的名士型俠客，佯狂玩世、縱性任情、笑傲公卿的一類人物。”
在論及各自作品蘊含的思想時：
如果說梁羽生某些地方是接受了歐洲19世紀文藝思潮的影響，則金庸是接受了今日西方的文化影響，尤其是好萊塢電影的影響。在他後期的作品，這種影響更為顯著。
好萊塢電影的特點之一是強調人性的邪惡陰暗面，思想基礎是建築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哲學思想上，如果說這也算得是一種哲學思想的話。
好萊塢電影的另一特點，也是近年來流行的題材之一，是強調“心理因素”，好像一切惡事，都是由於某一個人受了某一件事的刺激，心理失常因而乾出來的，因此惡人也就都可以原諒。
這些評論只是一家之言，對金、梁各有褒貶，大體是客觀、有分寸的，評論的態度也是嚴肅、認真的。外界不知道“佟碩之”是梁羽生的化名，《大公報》高層還是有少數人知道了，他們讀了這篇“合論”大為光火，指責梁羽生對金庸批評得不夠，客氣得過了頭，有失立場，其中就有一起寫的《大公報》副總編輯陳凡。
“五月風暴”時，陳凡重提這篇文章，認為在這種“敵我矛盾”中，梁羽生居然還稱讚金庸，實在是犯了原則性的錯誤，氣憤之下，甚至警告他——你這樣說金庸的好話，當心將來“死無葬身之地”。可見陳凡那時對金庸的敵意之深，在他眼中，站在港英政府一邊的金庸無疑是“漢奸”“賣國賊”。
羅孚請金庸寫一篇回應文章，希望他也長槍大戟、長篇大論，在《海光文藝》來一番熱鬧。但他只寫了一篇約兩千字的短文《一個“講故事人”的自白》，登在《海光文藝》1966年4月號：
而我只是一個“講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說話人”，近代的“說書先生”）6，我只求把故事講得生動熱鬧……我自幼便愛讀武俠小說，寫這種小說，自己當作一種娛樂，自娛之餘，復以娛人（當然也有金錢上的報酬）……
武俠小說畢竟沒有多大藝術價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點來說，那是求表達一種感情，刻畫一種個性，描寫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識、科學上的正誤、道德上的是非等，不必求統一或關聯。
他說自己不像梁羽生兄那樣，是嚴肅的“文藝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並論，並不無嘲諷地說：“要古代的英雄俠女、才子佳人來配合當前的形勢，來喊今日的口號，那不是太委屈了他們麼？”
梁羽生以子之矛回敬老友，在《海光文藝》第5期發表《著書半為稻粱謀》，抓住金庸1957年10月5日在《新晚報》發表的《談批評武俠小說的標準》一文。當時金庸把主題思想作為四個標準中的第一個。
“講故事人”也許是金庸的自謙，卻道出了實情，“文學的故事性”本來就是他的追求。他之所以寫武俠小說，“這也不是故意的。哪個小說家寫哪一種體裁的小說，有時是出於偶然的因素。那時候《新晚報》需要武俠小說，我就寫武俠小說，如果他們需要愛情小說，可能我就寫愛情小說”。
金庸從未以寫武俠小說為職業，自1959年辦《明報》，辦報是他一生的事業，寫小說只是一種副業。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他寫小說連載只是要增加點讀者。等到《明報》的基業逐漸穩固，他“試圖在武俠小說創作方面進行一些嘗試，並表達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對現實社會的一些看法”。
1966年6月9日，在《明報》出現一則預告，“金庸武俠新著後天開始刊登”。 6月11日，以李白的詩開篇。當天頭版的社評《只有“少數幾個好的”！ 》是對“文革”的評論，大致說，已受整肅或罷官的文藝界知名人士有夏衍、茅盾、田漢、吳晗、周信芳、賀綠汀、鄧拓、秦牧、陳荒煤等，指不勝屈，連國歌作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的作者都受到清算，誰還能倖免？解放軍已派了兩名軍人去做文化部副部長，最後勢必所有“秀才”全部垮，由“兵”來管文化為止，問題是軍人沾到知識、文化和藝術，也不免要獨立思考。社評旁邊仍不忘提醒讀者：“金庸新著今起刊登。”
“文革”初期，《明報》新聞版的社評、報導，都在緊盯著內地的風雲變幻，副刊上卻是遠離塵囂的，一邊是現實中的江山，一邊是虛幻的江湖，表面上似乎互不干擾，實際上卻不可能毫無關聯。雪山派掌門人白自在自稱“古往今來天下劍法第一、拳腳第一、內功第一、暗器第一的大英雄、大豪傑、大俠土、大宗師”，不由得讓人想起了那個時代最流行的兩個副詞、四個“偉大”。
與金庸此前的作品不同，的主角不是什麼英雄俠士，而是一個連自己的姓名也不知道的少年，他媽媽梅芳姑從小叫他“狗雜種”，長樂幫把他當作幫主“石破天”，丁當叫他“天哥”，阿繡叫他“大粽子”，石清夫婦以為他是“石中玉”。 “我是誰”對他來說是一個真實的問題。梅芳姑突然自殺，手臂上赫然是處女標誌的硃砂紅，說明她並不是他的生母，他的身世之謎最終沒有解開。
石破天好壞不分，不知好歹，也談不上行俠仗義，但在他身上隱約可以看到人類本性中美好的一面。他天性淳樸、善良，毫無心計，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自高自大的白自在，殺人不眨眼的丁不三、丁不四，老奸巨猾的貝海石，喜怒無常的玄鐵令主人謝煙客……在他眼裡統統都是好人。他對世事一片混沌，天真幼稚，他目不識丁，也從不想去破解什麼武功奧秘。可恰恰是目不識丁的他誤打誤撞，在不經意間破解了俠客島上高深莫測的“俠客行”武功。至此，金庸的武俠小說開始擺脫以英雄為主角的單一模式，這是一次新的嘗試和探索，雖然還是以打打殺殺展開，但故事本身發生了變化。因此有人稱之為寓言小說，也有人說是哲學小說。自始至終石破天都在追問：“我是誰？”
金庸自述，很多人很難說是好是壞，不像平劇的臉譜那樣善惡分明，這不是受什麼“圓形性格”的文學理論影響，主要是人生經驗。在這部小說中，他所想寫的是石清夫婦愛憐兒子的感情，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並不是重心之所在。 1975年冬天，他在《“明月”十年共此時》一文中說：“對情人的愛，不免想到他的性情容貌、才能品德，對子女的愛卻完全不考慮這些，只因為他們生來就是我們自己的。我們愛美貌的、聰明的、富有的子女，以同樣的愛心對待醜陋的、愚笨的、貧窮的子女，甚至對後者可能更多有一份憐愛。……如有人要扼殺我們的子女，或許他的確該殺，或許他當真犯了彌天大罪，是非善惡，不是我們所能肯定判斷的，但我們非將他藏起來。”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中石清的一段話：
石清心中突然湧起感激之情：“這孩兒雖然不肖，胡作非為，其實我愛他勝過自己的性命。若有人要傷害於他，我寧可性命不在，也要護他周全。今日咱們父子團聚，老天菩薩待我石清實是恩重。”雙膝一屈，也磕下頭去。
“我爹爹是誰？我媽媽是誰？我自己又是誰？”這是石破天的問號，讀者明白了，身在廬山中的主人公卻不明白，即使無意中破了俠客島上蓋世無雙的武功又能如何？少年喪母，青年喪父，孤懸海外，遠離故土母國，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金庸的心態，很難評估，但我們從他的作品中不難察覺，他筆下的主角幾乎都是孤兒，這種孤兒情結已深入他生命的最深處，他下筆之時或許完全無意。
到1967年4月19日，共連載了295段，此時“五月風暴”將起。
1966年4月，香港因為天星小輪加價引發過一場騷動，但沒有鬧大，《明報》當時作了大幅報導。當年9月10日，《明報》頭版頭條報導廣州紅衛兵要求將香港改為“驅帝城”，還編了歌謠在廣州到深圳橋頭傳唱：“香港並不香，猶如一隻垃圾箱……”
到1967年5月，“文革”浪潮終於波及香港，釀成“五月風暴”（又稱“六七暴動”“反英抗暴”“五月動亂”或“一九六七年大騷動”）。九龍新蒲崗的香港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由此引發工潮，成為這場風暴的導火線。 5月10日，金庸發表社評《住下來了，不想走了！ 》，次日他在社評中提醒工潮不要涉及政治。這天下午，人造花廠工人及部分學生、各界代表手持《毛主席語錄》遊行示威。港府為了防止工人大規模聚集，出動大批軍警，使用警棍、防暴槍和催淚彈，並調來軍車和直升機驅散赤手空拳的工人，工人與警察發生沖突，多名工人遭拘捕，矛盾激化。
5月12日，金庸在《盼儘早恢復安寧》社評中說，“撫心自問，或者誠實坦白地說一句，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承認：我們已選擇香港為久居之地，希望能在這裡過一些太平日子。環境有變，外國人當然撤退，有錢人大都已安排了退路，可以遷居，99%的中國人不管環境如何變化，他們總是留在香港。我們每個人的利益，是和香港整個的利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
到5月14日，共有400人被捕，他在社評中呼籲居民“力持鎮定，共渡難關”。
當時內地“文革”正如火如荼。 5月15日，已被造反派奪權的外交部發表聲明，“最緊急、最強烈抗議香港英國當局對香港中國工人和居民的暴行”。港督戴麟趾聲明，港府維護和平、秩序是為了“全體的利益、盡量公正、不偏不倚地維護法律”，“在勞資糾紛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外交部“革命造反派”核心人物、常務副部長姚登山表示堅決支持香港同胞的革命造反精神，在北京舉行10萬人集會，支持香港的鬥爭。從5月16日起，新華社香港分社發動各新聞單位、工廠、學校、電影公司和其他中資機構人員，到港督府遊行示威，張貼大字報，聲討港督迫害香港同胞、殘暴鎮壓中國工人的行徑。
“五月風暴”時的香港街頭
5月16日，左派陣營在九龍的工聯會工人俱樂部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負責人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等人。 5月17日，金庸在《明報》發表《同情工人，反對騷亂》的社評。
從5月19日開始，數千工人、學生、左派機構職員輪流到中環的港督府門前示威，呼喊反英口號，在港督府外牆上貼滿了大字報，鬥爭規模在香港史無前例。一些左派報社領導、商會會長、電影明星等到場示威，大有安營扎寨、包圍港督府之勢，但秩序井然。 5月22日，左派群眾前往港督府抗議時，在花園道口受到防暴警察攔截，發生流血衝突，許多人受傷，左派將預先準備的紅汞潑在身上，誇大警方鎮壓的“血腥”，當天有167人被拘捕，港府宣布宵禁。第二天起，左派發動罷工抗議。
面對香港的嚴峻局勢，金庸的態度一直很明朗，從5月18日起，他在《明報》發表一系列社評：《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英國的香港政策》《每個香港人的責任》《命運相同，同舟共濟》《香港居民在懇求》《十二天來的噩夢》《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呼籲港人克制，避免暴力。
6月1日，面對左派“不愛國”“賣國漢奸”等指責，金庸發表《愛國愛國，愛的是“國”》社評，直言中國這個國家已經存在了五千年，“所謂'愛國'，愛的是'國'，而不是愛哪一政府、政黨或黨魁”。 “愛國，是愛我們的國家，並不是假愛國之名而愛自己。”
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向英勇的港九愛國同胞致敬》，3日，王力執筆的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提出，“把英國殖民主義的統治掃進歷史的垃圾堆”。香港的左派“鬥委會”認為北京支持他們，甚至誤以為北京已作好隨時收回香港的準備，組織工人大罷工。左派報紙積極配合這場“反英抗暴鬥爭”。
6月6日，金庸在《本港左派擁劉少奇》社評中指出，左派曾支持劉，現在“劉鄧陶”被打倒，內地風向轉了，他們“唯一的辦法，只有將功贖罪，即刻立一件發揚毛澤東思想的大功”——
關於香港的五月事件，現在已可看得很清楚，那完全是本地左派人士所主動進行的，並非北京有命令來叫他們採取行動。
……我們只希望他們自己撫心自問：“為了少數人自私自利的打算，因而危及香港四百萬人的和平自由生活，妨礙到中共對香港的基本國策，損害了毛澤東思想的威望，是否應該？”
從6月5日起，在澳門當權的左派勢力不准《明報》《明報月刊》進入澳門，包括《明報》在內有十種香港報紙被禁止進入澳門。 6月9日，金庸發表社評《本報被禁行銷澳門》：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當人們喪失了言論自由之後，隨之而來遷移的自由、選擇職業的自由，以至宗教信仰、求學和婚姻的自由都會逐步地喪失。 ……
為了寶愛我們的自由，決不能容許左派人士將他們專斷的意志強加於香港三百多萬居民的身上。 ……
你們禁止《明報》銷入澳門，我們在經濟上當然受到損失，但你們想壓迫我們投降屈服，那完全是癡心妄想。你們在香港不能取得勝利，《明報》當然繼續出版，跟你們鬥爭到底。你們如果在香港勝利了，《明報》當然消滅，但你們的命運，與我們毫無分別。
他的立場招來左派一連串的攻擊，“漢奸”“走狗”“賣國賊”“豺狼鏞”等帽子都向他飛來。在香港一間國貨公司的櫥窗顯著位置，展出“十大漢奸”，他被列為頭號“漢奸”，謔稱“豺狼鏞”，有照片，有文字，引起許多市民圍觀。
6月23日早晨，《明報》一出版，立即引起轟動，第四版赫然刊出《敬告同業，行動起來》的聲明，署名“明報機房工人鬥委會”，說《明報》的機房工人已成立“鬥委會”，號召同事加入，支持他們的行動，“我們流血流汗，挨更抵夜，老闆卻賺了大量金錢，到瑞士去做寓公，這樣的事情絕對辦不到”。當天，金庸工作過的《新晚報》不僅轉載這個聲明，而且說“民族敗類查良鏞，眼見抗暴怒潮勢不可當，膽怯心虛，怕得要死，早些時候已溜去瑞士，他的老婆也於日前去了星洲，留下了報館職工，替他賺錢抵罪”。實際上，他去瑞士是出席國際新聞協會年會，一星期後即回港。
金庸和沈寶新決定暫時將報紙縮減到日出一張，過了幾天才逐漸恢復正常。 6月24日、25日，《明報》連續發表《敬告讀者》《再告讀者》社評，表示對左派的厭惡，《明報》系統根本沒有什麼“鬥委會”的存在。
當時，《明報》副刊上正在連載他的，“五嶽劍派”刀光劍影，權謀狡詐，江湖路上步步險惡，現實中香港的鬥爭一點也不亞於金庸筆下的江湖。
“六二三明報事件”後，讀者來信比平時多了七八倍，不少是親自送來的，一致表示對破壞者的憤慨，支持和鼓勵《明報》，有讀者要他們保持一貫的作風。 “五月風暴”再一次給金庸和《明報》帶來機會，日發行量從8萬份攀升到9萬份（逢星期天12萬份）。他提出“我們的報紙”口號，表示《明報》是讀者的報紙，與讀者休戚與共。 《明報》的廣告也明顯增加了，連頭版都不時被大幅廣告擠占，這在過去是少見的。
進入7月，左派發動群眾搞武鬥，燒巴士，投石頭，擲魚炮，香港交通曾陷入癱瘓，市面一片蕭條，市民惶惶不可終日。 7月13日，金庸在《明報》發表社評《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說：“這些恐怖行為，形勢日趨惡化，香港非垮不可。所有居住在香港的人，不論是港英當局、左派人士還是普通市民，人人都跟著一起垮。”並表示，“《明報》是為讀者而存在的。……今天廣大讀者的安全和生命遭遇到威脅，本報和全體工作人員的安全遭遇到威脅，我們的命運相同，我們的意見和要求也是相同的。”他呼籲左派的領導人、香港政府一起平息騷亂。
23日，《新晚報》刊出一篇惡毒謾罵金庸的“奇”文，三行大字標題：
綠村電台《特種狗經》介紹
最佳漢奸狗膽豺狼鏞
是一隻反骨陰濕惡狗
正文說：
“豺狼鏞”的正名是叫作查良鏞，筆名是金庸，是香港漢奸報《明報》的東主，是港九文化漢奸狼。查良鏞這個漢奸，耳後見腮，是一隻又反骨又陰濕的特種狗。講到這隻狗的狗性，最大的特點就是極其自私自利，只要利之所在，祖宗可以不要，國家可以不要，至於什麼人間正義，更加當作爛鞋。
接著揭發他的“惡劣言行”，指出他的人生哲學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為個人的私利，什麼事也可以做”。如果狗有狗格，“極端自私自利”就是“特種狗”的狗格。列舉他“出賣國家民族”的“卑鄙勾當”，祖國有什麼進步，“都要狗口張開，咬牙切齒，大吠特吠，亂鬧一通，一心同祖國人民為敵”。凡是港澳“愛國同胞”，“人人都恨不得宰而烹之”。
7月18日，《明報月刊》編輯部組織文化界人士，座談“香港騷動與香港前途”，參加的有胡菊人、丁望、周青、戴天、項莊、高雄、王世瑜、簡而清、陸離等人。 “最應該關心香港安危的，自然是我們生活於斯的中國人。對於香港的外國人來說，他們必要時可以離去……但我們香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卻是無處可去，無路可走的。因此，我們對香港問題，應該不僅關心，同時更要愛護和保衛她。”
當時他們以為局勢已暫時安定下來，可以鬆一口氣了，卻不料7月中旬以後，香港街頭多次出現土製炸彈，由於真假莫辨，被稱為“真真假假菠蘿陣”。有時“真假菠蘿陣”一天就發現十多起，8月20日有兩個小孩被炸死，激起市民不滿。
7月28日，金庸在《明報》社評指出，“少數搗亂分子一開始便和廣大群眾為敵，失敗的命運早已註定了”。 8月23日，外交部造反派指揮上萬紅衛兵和乾部群眾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釀成嚴重外交事件，香港左派歡欣鼓舞。次日，香港商業電台著名男播音員林彬（林少波），因為在他主持的“欲罷不能”“大丈夫”節目中諷刺挖苦左派的暴行，受到廣大市民喜愛，成為新聞界第一個犧牲者。暴徒事先打聽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線，裝成修路工人，攔住林彬的汽車，拉開車門澆上汽油，將他活活燒死，其同宗兄弟林光海也傷重而死。 《新晚報》當天以套紅大標題刊登《鋤奸突擊隊司令部，懲林彬後發表公告》，《明報》發表讀者來信，要《新晚報》交人，但兇手一直沒有歸案。林彬的死震驚整個香港，《明報》作了大幅報導，金庸接連寫下《燒不滅正義的聲音》《敬悼林彬先生》《歷史上有他的名字！ 》等社評，憤怒譴責暴徒殘害生命的暴行。 “香港四百萬市民，除了一小撮左派暴徒之外，我們大家命運相同，只有團結在一起，堅持抗暴鬥爭，才能保衛我們的生存和自由。”
在左派群眾編印的地下小報上刊出了一份六人暗殺名單，“查良鏞”就在其中，另外五人是立法局、行政局議員李福樹、簡悅強，親台灣的《真報》總編輯陸海安，署理華民政務司徐家祥，新界鄉議局主席彭富華。金庸家收到過一個郵包炸彈，王世瑜發現郵包可疑，於是報警，警方在他跑馬地家門口引爆了那個炸彈。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一個生死關頭。他只好放下《明報》業務，帶家人到新加坡暫避，順便到那裡的《新明日報》巡視業務。他離港期間，報社業務由沈寶新負責，編務由總編輯梁小中主持，社評由梁小中、胡菊人執筆。其間，幾百名左派分子氣勢洶洶趕到南康大廈，準備破壞《明報》，揚言要火燒《明報》。因為他們事先有了防備，將編輯部的標誌拆了下來，還在大門外安裝了鐵閘門，排字房工人甚至把鑄字用的鉛熔成鉛液，抬到天台上準備抵抗。洶湧而來的人流一下子沒找到編輯部所在，等他們找到，鐵閘門已關上，混亂中大隊警察趕到，《明報》免於一劫，只有承印《明報》的印刷廠被搗亂。
金庸人在新加坡，心在香港，幾乎每天晚上都要打電話詢問暴動的進展情況、《明報》員工的安危。如果形勢進一步惡化，他準備暫時關閉《明報》。 “五月風暴”延續幾個月，記者外出採訪要冒生命危險，編輯工作到凌晨三四點，遇上戒嚴就回不了家，還要被左派謾罵乃至追打，精神上飽受困擾。記者李廣榮說每天要抽三包煙，緩解壓力。
金庸說，“《明報》固然受到敵人的嚴重威脅和壓力，但從讀者和朋友方面得到的愛護和支持，卻是十倍於彼也不止”。
雖然處境危險，他內心不免擔心，但想到自己武俠小說中的那些大丈夫，他拿他們來勉勵自己：“雖然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縮，以致被我書中的英雄們瞧不起。”
“五月風暴”是香港的一場劫難，財產損失不計其數，造成51人死亡，800多人受傷，5000多人道拘捕，其中左派記者14人被捕。他聽說，最後是周恩來下令制止這種違反中央政策、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行動。金庸認為，港督戴麟趾處理大動亂的容忍和堅毅，更是十分難能可貴。 （1971年10月3日，戴麟趾卸任離港之際，金庸發表社評《法治、和平、自由、尊榮》，給予高度評價。）
大約8月底，香港局面趨向緩和，到10月底市面恢復正常。金庸回到香港，左派對他的人身威脅並沒有解除，所以長期受到香港警方的保護。 10月24日他發表社評《請鬥委檢討“炸彈鬥爭”方式》。直到1979年，主持港澳工作的廖承志復出，下令左派不要再攻擊《明報》。有了這番經歷，他才敢說：
每一個階段中，在堅持自己的主張時，都面對沉重的壓力，有時甚至成為暗殺目標，生命受到威脅，但是非善惡既已明確，我決不屈服於無理的壓力之下。
自1967年4月20日起在《明報》連載，正是內地“文革”愈演愈烈之時，“五月風暴”即將襲港。小說連載不久，人們就感到它在影射“文革”，稱之為“政治寓言”小說。金庸說：
寫的那幾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奪權鬥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當權派和造反派為了爭權奪利，無所不用其極，人性的卑污集中地顯現。我每天為《明報》寫社評，對政治中齷齪行徑的強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寫一段的武俠小說之中。這部小說並非有意地影射“文革”，而是通過書中一些人物，企圖刻畫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現象……
刻意模糊了時代背景，因為金庸想寫一些普遍性格，生活中常見的現象，類似的情景可以發生在任何朝代。他否認有意影射“文革”，但無意中還是讓人感到似曾相識。他每天要在報紙上寫一篇社評和一段小說，或許寫時不知不覺受了影響。他反對“文革”的個人崇拜，反對用暴力壓迫正派人。黑木崖上，對東方不敗的個人崇拜大行其道，其情人楊蓮亭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推波助瀾，使個人崇拜之風登峰造極。所有教眾提到東方不敗都必須加上“文成武德，仁義英明”的定語。個人崇拜遍及老弱婦幼，對於未成年的孩子尤其有效。他們被要求讀教主的寶訓、聽教主的話，楊蓮亭抓了童百熊一家老幼，問道：“童家各人聽了，哪一個知道教主寶訓第三條的，念出來聽聽。”一個10歲左右的男孩背誦：“文成武德、仁義英明教主寶訓第三條：'對敵須狠，斬草除根，男女老幼，不留一人。'”楊蓮亭道：“很好，很好！小娃娃，十條教主寶訓，你都背得出嗎？”男孩道：“都背得出。一天不讀教主寶訓，就吃不下飯，睡不著覺。讀了教主寶訓，練武有長進，打仗有氣力。”可見中毒之深。
任我行重上黑木崖前後，已被馴化的教徒把這一套原封不動地移植到他身上，他從最初的反感、不自然，到最後安然接受。這個過程令人感慨。
上官雲見到任我行，滿口都是肉麻的口號、高調的諛詞，從“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教主令旨英明，算無遺策，燭照天下，造福萬民，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屬下謹奉令旨，忠心為主，萬死不辭”，到“教主指示聖明，歷百年而常新，垂萬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佈於天下，屬下自當凜遵”，“教主胸有成竹，神機妙算，當世無人能及萬一”。當任我行在黑木崖上安然接受舊部的跪拜時——
令狐衝退到殿口，與教主的座位相距已遙，燈光又暗，遠遠望去，任我行的容貌已頗為朦朧，心下忽想：“坐在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還是東方不敗，卻有甚麼分別？”只聽得各堂堂主和香主讚頌之辭越說越響……令狐衝站在殿口，太陽光從背後射來，殿外一片明朗，陰暗的長殿之中卻是近百人伏在地下，口吐頌辭。他心下說不出厭惡……
金庸借任盈盈之口說：
只是我覺得，一個人武功越練越高，在武林中名氣越來越大，往往性子會變。他自己並不知道，可是種種事情，總是和從前不同了。東方叔叔是這樣，我擔心爹爹，說不定也會這樣。
我不是說武功，是說一個人的性子。東方叔叔就是不練《葵花寶典》，他當上了日月神教的教主，大權在手，生殺予奪，自然而然地會狂妄自大起來。
“成為中國政治的象徵與隱喻”，在剛愎自用、專制獨裁、自我膨脹的任我行、東方不敗，熱衷權勢、心狠手辣的左冷禪，虛偽狡詐、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偽君子岳不群，不甘屈服又不願抗爭，藏頭露尾，在強權夾縫中苟且偷生的莫大先生等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權力對人性的異化和扭曲，看到人性中陰暗的一面。金庸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治上大多數時期中是壞人當權。”
“欲練神功，揮刀自宮”，何嘗不可以看作金庸對權力的一句咒語。圍繞作為“異化人性和滅絕人性”象徵的《葵花寶典》展開無數條錯綜複雜的線索，揭示了政治對人性的壓抑、摧殘和異化，至高無上的武功秘籍《葵花寶典》為太監所創，只有揮刀自宮，變成不男不女的人才能修煉。在某種意義上，《葵花寶典》就是權力的隱喻，爭奪《葵花寶典》如同幾千年來對權力的角逐、廝殺，結果無不以喪失人性為代價。
小說開篇《滅門》寫川西青城派餘滄海為奪取“辟邪劍法”，以殘忍手段將福州福威鏢局林家“滅門”；早就處心積慮的華山派“君子劍”岳不群坐收漁利，將僥倖漏網的林平之收為徒弟，醉翁之意也在“辟邪劍法”；嵩山派左冷禪千方百計企圖得到“辟邪劍法”，合併五嶽劍派，實現稱霸武林的野心；日月神教教主東方不敗練成《葵花寶典》而成為“天下第一”；岳不群、林平之雖然都得逞一時，卻最終免不了眾叛親離……練過《葵花寶典》的人一概沒有好下場，那些覬覦秘籍、不惜殺人流血、用盡各種手段的人也一個都沒有好下場。金庸指出，“那些熱衷於政治和權力的人，受到自己心中權力欲的驅策，身不由己去做許許多多違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實卻是很可憐的”。
到1969年10月12日，共連載了857天。全書結束前，沖虛道長和令狐沖在恆山之上有一番對話：
“權勢這一關，古來多少英雄豪傑，都是難過。別說做皇帝了，令日武林中所以風波迭起，紛爭不已，還不是為了那'權勢'二字。”
“原來左冷禪是要天下武林之士，個個遵他號令。”
“正是！那時候只怕他想做皇帝了，做了皇帝之後，又想長生不老，萬壽無疆！這叫作'人心不足蛇吞象'，自古以來，皆是如此。英雄豪傑之士，絕少有人能逃得過這'權位'的關口。”
每天晚上約十點到十一點，金庸到報館寫社評，秘書已下班，工人送上一杯清茶，他先翻閱當天的電訊、本地新聞，然後翻書查資料。往往要等到排字房副領班翁榮芝來敲門，大喊：“你的'粉腸'搞掂未？”他才會下筆。稿件到排字房先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好似剪粉腸，所以他們把稿件叫作“粉腸”。社評一般寫兩張稿紙，金庸寫完一張，排字房就要趕緊拿去排字，他想看一下、改一改也等不及，等發排了再讓他來改。通常他離開編輯部是凌晨兩點，排字房工人為了等他的社評常常要延遲收工。 “我的寫稿速度其實是很慢的。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是改了又改，起碼花兩個鐘頭。”他自稱“字字皆辛苦”。他的老朋友張徹說：“他看來似慢，而其實正是他的不可及處。他寫作慢，但其成就自不消我說。他對問題的反應似慢，而其實是在深思熟慮，所決定十分明智。”
從《明報》創刊到1992年2月控股權轉移，三十三年間，金庸親筆撰寫的社評有七千多篇，六七十年代，他幾乎每天堅持寫一篇，很少由其他人執筆。即使外出旅行，也不忘寫旅行見聞發回來。
他那時每年通常都要去參加國際新聞協會的年會，離開香港一段時期，一般兩週左右。 “最擔心的事，是忽然之間發生了大新聞，無法及時加以評論。讀者目前所讀到的文字，雖然號稱是'社評'，其實是筆者的一些'海外遊記'，與正統的社評性質大不相同，不過本報的社評自從創刊以來，一直是保持一種個人的風格因素，如果請別人執筆，不免有見解不盡相同的地方，所以還是採用這種標新立異的方式。”
在香港的日報中，《明報》銷量長期穩居前三位（僅次於大眾化的《成報》《東方日報》），讀者群以上層社會人士、知識分子為主，成為香港具有代表性的嚴肅報紙，或稱為“精英報紙”（elitenewspaper）、“高級報紙”（qualitynewspaper），與金庸的社評是分不開的。世界上發生了什麼大事，不僅香港人會習慣性地想到，看看《明報》社評怎麼說，國際新聞界對“路易斯·查”（金庸的英文名為LouisCha）的評論也非常看重。歷任港督都要讀他的社評，據說美國國務院、台灣的政要都剪輯他的社評，作為研究和參考。
六七十年代，他在《明報》上發表的社論，成為了知識分子爭相閱讀的文章，而且備受讚揚。查良鏞對中國歷史典故異常熟悉，在社論中不時引經據典，對知識分子讀者充滿了吸引力。而他的用意，顯然亦為了爭取這類讀者。 《明報》在六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被視為知識分子報紙，查氏的社論佔了很大功勞。
讀者沈亮華多年剪存金庸的社評，一讀再讀，“是因為它有先機的觸覺，鞭撻倒行逆施，敢言人所不敢言，令人耳目一新，有針砭時弊的功能，令人在混沌中清醒”。有些人買《明報》就是為了讀他的社評。讀者喜愛的背後，自然對他的社評寄予的期望也升高了，他就更不能鬆懈，要將每天的社評盡力寫好。報人曾敏之評論，他的社評經過60年代到80年代的風雲變幻，“雖然難免有一點權術因素，但還是瑕不掩瑜的”。他的社評成為《明報》乃至香港報界一塊金不換的“牌子”。
1874年，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開創文人辦報的先河，其評論啟迪了一個時代，不但影響了康有為、梁啟超，而且影響了孫中山，對中國報業乃至整個近代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金庸沒有趕上這樣的時代，因環境的限制，他在《明報》的社評影響主要在香港一隅，對內地的歷史進程並未產生多少影響。
“事實是神聖的，評論是自由的”，他很欣賞英國《曼徹斯特衛報》主筆司各特的這句話。 80年代以後，他動筆比較少了，但事關重大問題或遇重要新聞發生，他還是要親自執筆，比如關於香港《基本法》的論戰等。 《明報》社評向來不署名，先後參與過社評寫作的有潘粵生、梁小中、董千里、丁望、徐東濱、吳靄儀等十三人，只有他認為特別重要的社評，為表示個人負責，才會署名“查良鏞”。排字房為了便於區分，別人執筆的社評，一般標題都用二號楷體，如果是他執筆的，則用大號宋體加黑，很好辨認，所以有“查記出品，宋體為號”（或“查記出品，黑體為號”）的說法。其他人執筆的社評，如果金庸覺得好，偶爾也會特意交代排字房，標題用大號宋體加黑，這對作者而言是一種難得的榮譽。
金庸的武俠小說和社評之所以受到讀者喜歡，也離不開漢語的魅力。他多次說自己喜歡，古文簡潔高雅，文字之美，一直是他希望學到的。他的社評文字淺顯明白，深入淺出，不僅見解獨到，判斷準確，而且語言富有個性。 1979年2月28日中越之戰時，他在《“世界第三軍事強國”？ 》社評中說：
唐代傳奇小說《聶隱娘》中的妙手空空兒，出手只是一招，一擊不中，便即飄然遠引，決不出第二招。
諒山大戰如果打不成，我們以為中國軍隊也可以班師了，這是空空兒這等高手的作風。
1983年12月15日，他在當日的社評中說：
香港人一向以態度現實著稱，但“九七問題”關涉到每個人的身家性命，在念及和論及時顯得頗為情緒化，由於前途茫茫，不免怨天尤人，對北京當局、倫敦當局、香港政府、香港的知名人士等謾罵者有之，譏嘲者有之，又或是自傷自憐，不知所措，有些像楊過失落小龍女後自創一十七招黯然銷魂掌，“心驚肉跳”“呆若木雞”“拖泥帶水”“無中生有”……那本是人情之常，以楊過之賢，尚且難免，何況吾輩？
這樣的文字是其他人寫不出來的。在董橋看來，“他當年寫的社評不悶，主要正是因為文中穿插不少'筆者'個人的經歷和隨意的己見”。 “跟隨查先生十幾年，我從他的原稿中註意到字斟句酌而不露斧痕的功力。”
經濟學家張五常說金庸的文章與史識都屬上乘，以史論政，獨步文林，“再往深裡看，查先生是小說家，寫政論往往穿插一些說部的筆觸：添一些對白，描幾幅景象，說兩句自己，行文里頓時多了三分情趣”。他的一些不是就某個事件所作的評論，沒有時間的局限性，任何時候重讀都不失其意義，一些就生活上的小事借題發揮的文章，令人印象深刻。
他用一種“娓娓而談”的方式寫社評，“一方面，讀者閱讀起來全無壓力，覺得在聽一位老友跟他們閒話家常；另一方面，在不經意之間吸納了作者的訊息，自己再進行深入的思考”。
更令人驚訝的是他對世事的預測分析常常準確，從1959年開始在《明報》寫社評，他就喜歡作預測，並以此自豪。 1959年9月23日他在社評中大膽預測，中國決不會在10月1日發射人造衛星。 10月7日社評《本報預測已獲證實》。 10月8日英國大選揭曉前夕，他發表社評《保守黨將獲勝》說，“本報社評有點'預測癮'，喜歡對世界大局寫點貼士，此次英國大選，本報貼土：保守黨”。 10日發表《本報預測又獲證實》。
1960年2月10日社評《本報又一大膽預言》，說美、蘇、英達成停試核武器的協議後，會將此協議送各大國認可簽字。他說“本報預言向來準確，此次推測，亦決不致撞板”。
5月20日，《明報》一周年，金庸在《本報創刊週年感言》中說：“在社評所有的預測中，從來沒有一次不准確。當然，預測得不准確，將來總是在所不免，但讀者諸君可以絕對信賴我們的公平與誠實。”1962年初，他預言香港的繁榮，當時，工商業界人心惶惶，以為當年將有重大蕭條出現。結果當年輸入、輸出的貿易額全部打破紀錄，全港生意空前興旺。 1963年元旦他發表社評《今年香港，繼續繁榮》。到了1964年元旦，他將此文重登一遍，說明預言七條有六條沒有說錯，最精彩的預言是：“本港股票會挽回去年下半年的頹勢，置地公司股票會漲到75元以上。”作此預言時股票58元，結果到重登此文前一天是76.5元。所以1964年元旦他在《1964年的預言》又預言了七點。
他說：“未來情況是很難預測的，無論如何應以大量的事實作為根據。任何預測總不免是假設與推想，不可能百分之一百地準確。我在報刊上撰寫政論，歷時三十餘年，最大的特色是'喜作預測'，常常公開對未來事情的發展提出明確而肯定的判斷”，“我作的許多大膽推斷，後來事實大都應驗了，並沒有重大失誤。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運氣不錯。……這些我決不敢自負，只是運氣好，恰好碰中了而已。”他在社評中無數的預測都這樣“神”，讓人不可思議。他解釋：“我寫社評時，我說林彪一定垮台，那時他是最威風的時候，我的觀點，是因為在中國歷史上，接班人基本上都沒有好結果，漢武帝手刃自己的太子，康熙皇帝這樣厲害，太子的收場也不過如此，當直接威脅到權力時，接班人都沒有好下場。”
金庸熟讀歷史，尤其受影響，1944年暑假在重慶通讀一遍，後來這成為他一生愛讀的書，“我讀幾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 “令我了解中國的歷史規律，差不多所有中國人也按這個規律的。”他寫社評，判斷政治人物的心理，得益於此。
多年在《明報》系統工作的董橋說：
利己之心的確是人類禀賦之自然也。查先生當年在《明報》天天寫社評議論世局國事，有口皆碑，不少人想知道他判斷政情為什麼都那麼準。查先生私底下總愛說，人是自私的，推測個人或政府的用心和行動，必須推己及人，先從其自私的角度衡量其得失，然後判斷其下一步之舉措，一定不會離題太遠。
對政治局勢和政治人物的命運作出大膽預測，不過是金庸社評的一部分，更多的社評是對每天發生在中國和世界上的各種各樣的事情迅速作出評論。他對香港前途的預測經常被證實。早在1959年12月25日，他即在《恭喜發財！ 》社評中說，“展望明年香港市場情況，我們仍舊表示樂觀。……本報社評之預言向來準確第一，各位盡可充滿信心”。 1963年元旦他的社評《今年香港，繼續繁榮》，一年後重登一次，表示預測準確。 1969年12月17日的社評《和平安定的七十年代》，他預言戰爭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十年為少。 “香港的前途百分之九十依賴於國際局勢的變化，我們既有一個和平而安定的七十年代，那麼今後的十年，香港也將是和平而安定的，繁榮和興旺的高潮，將一個接著一個地到來。唯一可慮者，毛澤東逝世後內地有一段大混亂，而這種大混亂，當然也會影響到香港，但我們相信那也將是短期性的。”
這篇社評引起讀者很大的注意，當天就有十幾個電話打進來，詢問所提到的這些問題，深深關切到底是隨口說說，還是有相當根據。次日，他又發表《大勢所趨是和平安定》的社評：
一個比較長期的預測，不論是對市場還是對國際局勢，當然所根據的是基本局勢，而不是一時的變動。世界大局面的基本局勢，是美國和蘇聯的關係正在迅速地改善……這種局勢在今後十年之內是決不會改變的。
我們說香港將有十年的和平安定，那是保守的說法，如說有二十年的和平安定，也不能說是過分大膽的預言。
1971年8月22日，他直接在《廿年穩定大可期》社評中預言：“長期的遠景雖難以逆料，但今後至少十五年的穩定繁榮，應當是沒有問題的，再樂觀些可以看二十年。”
1981年2月20日，他在《明報》社評預言香港的未來，中英談判的協議將包括香港現狀不變，中國在決定收回之前十五年通知英國。 1982年達成的協議決定中國於1997年收回香港，恰好提前十五年。倪匡跟他開玩笑，說他的社評如果仿效馬經貼士貼中了之後製版刊出，則不知道有多少次製版的機會了。
金庸對國際時事的分析預測也常常準確。 1967年12月22日，他發表社評《明年二月，越南大打》。到了1968年2月1日，美、越果然大打出手，結局也和他所料相差無幾。 2月3日，他發表社評《甫交二月，果然大打》，“可說是不幸而言中了”。 3月17日，他在《越戰是否用核彈？ 》社評中說：“美國決計不會為了防衛溪山而使用戰術性核彈，但始終不願清楚明了地說這句話。……要知道美國出兵越南，以保衛越南人民的民主自由為口號，如果以核彈炸死了大批無辜的越南人，那是全世界極大多數人（包括大多數美國人）所不能原諒的。”
1982年10月27日，中英關於香港的談判還在進行，香港前途未卜，港元匯價不斷下跌，金庸在《局面困難，我們樂觀》社評中卻表示“十分樂觀”，並說“我們對世局的觀察，過去二十多年來，基本上並沒有使讀者失望。這一次事關重大，又涉及自身，沒有理由會看錯了的”。當然他也有預測錯了的，只是對的被人記住了。他說，寫社論最重要的是有極為正確的意見。可能的話，要向讀者解釋一件事是如何發生的，並且有一些預見性。 “我常常大膽地假定一件事可能會如何發生，即使說錯了，頂多讀者寫信罵罵我。香港讀者很忙碌，他們總希望看到一些比較肯定的意見，如果意見錯了，再解釋自己為什麼會錯。譬如我說蘇聯派飛彈部隊到古巴一定會撤退的，我提出了一些理由，結果蘇聯不撤退。我後來當然要向讀者解釋什麼理由不撤退，我說：'美國政府沒有用。'”
社會學家、香港中文大學老校長金耀基推崇他的社評：
知識豐富，見解卓越，同時有戰略，有戰術，時常有先見之明，玄機甚高，表現出銳利的新聞眼。我相信能把中國過去小說、文學材料運用這樣自如者，說句廣東話，查先生是“有得彈”（沒人比得上的意思）。
這些獨特之處，是其他論政者往往不具備的，《明報》社評因此成為“影響一代思潮、一代文風的優質產品”。
註釋： 後記，香港明河社1975年版，1690頁，轉引自徐揚尚《金庸解讀》，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77頁。
“五月風暴”時的香港街頭
註釋： 後記，香港明河社1975年版，1690頁，轉引自徐揚尚《金庸解讀》，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