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6年進入杭州《東南日報》，金庸已在報界摸爬滾打過十多年，幾乎熟悉報紙編輯的各個環節。 1955年以來，他的武俠小說在《新晚報》《香港商報》連載，受到讀者歡迎。據《香港商報》調查，他的小說有三万讀者。當時香港盜版成風，他的武俠小說連載每天刊出千字，七天就有人盜印單行本，速度之快讓原定結集出版的三育圖書公司措手不及。就在這時，他和分別多年、正在經營印刷業務的老同學沈寶新在香港意外重逢，沈建議，與其給別人盜印小冊子發行，不如自己來印，自己發行、賺錢。說乾就乾，他們決定合辦一家刊載武俠小說的十日刊《野馬》。
1938年，他們在麗水碧湖，初中三年級起就是同班同學，金庸是級長，沈寶新喜歡打籃球，是級隊的選手，比他大好幾歲。浙江省立臨時聯合中學的檔案中，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11月的軍訓名單記錄：
沈寶新秋一年級十八歲吳興人
金庸回憶：“我們兩人是初中、高中同班同學，沈寶新先生比我大幾歲，所以當時並不是很熟悉，他是大朋友，我是小朋友。後來在香港碰上了，老同學相見，自然很親熱，以後大家就常來往。”
吳興即浙江湖州，沈在浙江大學讀的是農業專業，抗戰勝利後，在中國郵政、儲匯局銀行工作，積累了銀行、財務工作的經驗。 1946年到香港，在印刷廠任職九年。他說一口江浙口音的廣東話，熟悉他的人都說他是“一個隨和、夠義氣的人”，人際關係好，對朋友重情義，又懂經營管理。 1959年初，他們註冊了野馬出版社，準備辦一份十日刊，以刊登武俠小說為主，從《莊子·逍遙遊》中取“野馬”為刊名。
當年3月，《野馬》籌備期間，他們在九龍尖沙嘴彌敦道的文遜大廈租了一個寫字間，只放得下四張書桌。他們請了《長城畫報》編輯潘粵生擔任編輯。就在這時，報販建議，與其辦十日刊或半月刊，不如乾脆辦一份日報，天天出版，更容易賺錢。金庸猶豫了一番，決定辦日報，《野馬》不太像報紙的名稱，仿效《成報》取單字很成功，他也想起一個單字的報名，潘粵生提出“明”字，取“明辨是非”之意，他說也有聰明之意，經過一番推敲，決定取名《明報》，以“野馬”為副刊（名為“野馬小說”）。關於報名，他後來說：“《明報》的'明'字，取意於'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鏡高懸''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他們請書法家、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製片主任王植波題寫的報名，一直沿用至今。金庸並不知道中國報業史上至少有過六個《明報》，1911年、1922年、1931年的上海，1925年、1945年的北京及1932年的蘇州先後出版過以《明報》為名的報紙。
查傳詩（查良鏞長女）與沈寶新夫婦
《明報》最初由金庸出資三萬港幣，沈寶新出資兩萬港幣。這五萬元三四個月就花光了，金庸又投入五萬元，共出資八萬。 《大公報》老同事、廣告部主任郭煒文曾出資一千五百元，佔的股份很少，1961年《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要郭退股，金庸連本帶利都還給了郭。 《明報》從此只有兩個股東，金庸佔八成，沈佔兩成。
1959年5月20日是金庸終生難忘的一天，這天《明報》正式創刊。創刊號標明：本港零售港幣一毫，督印人沈寶新。他執筆的發刊詞標榜“公正、善良、活潑、美麗”：
《明報》是一張同人的報紙，也是一張讀者的報紙。
……它是讀者的報紙，因為我們辦報的目的不是要宣傳什麼，也不是為什麼商品做廣告，我們只是希望能辦成一張精緻的、生動的、健康的小小報紙，為那些喜愛精緻、生動、健康事物的人所喜愛。
我們的信條是“公正、善良、活潑、美麗”。我們決心要成為你一個甜蜜的知心的朋友，跟你說說故事、講講笑話，討論一下問題，但有時候，也向你作一些溫文的勸告。
這一年他36歲，南下香港第十一年，他踏上了前途莫測的創業之路。
《明報》第一天印了8000份，沒有賣完，最低時跌到了6100份，發行了四個月才開始回升。金庸說，出《明報》主要是一種生意上的考慮，當時誰都覺得是一件冒險的事業，舊同事、老朋友在背後人人都說：“小查這次非傾家蕩產不可！”他卻想，反正沒有多少家產，就是“傾家蕩產”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明報》創刊號
《明報》初時只是一份四開一小張的報紙，屬於名副其實的“小報”，頭版刊登社會性特稿，二版是副刊，也會登小說，三版是重頭戲，連載金庸和其他人的武俠小說，四版是雜文，小品、漫畫等，沒有新聞。他選擇辦這樣一份小報，或許與他初到香港時，發現港人的讀報口味令人“又好笑又好氣”有關。 《大公報》同事馬廷棟有一天吃飯時說起，有個香港友人說：“貴報雖然有些地方不及人家，但有一次登了一條別報沒有的新聞。”馬受寵若驚，忙問什麼新聞，對方說：“那次九龍發現一條一尺多長的蜈蚣，只有貴報上有。”相隔十一年，也許金庸已淡忘此事，但港人的讀報口味他是熟悉的，他有意無意地迎合他們。
不久，《明報》遷到中環娛樂行五樓二室，白天是商人的寫字樓，晚上做他們編輯部，每天凌晨離開時，都得收拾乾淨。兩個月後，又搬到中環德輔道中239號四樓。最早的員工只有三個人，金庸是社長兼總編輯，還是主筆，負責編輯部的工作，沈寶新是經理，負責報紙經營，是營業部唯一的員工，謙稱在報館只是個跑龍套的角色，有如整部機器中的螺絲釘，編輯只有潘粵生。後來請了校對戴茂生和辦公室助理葉雲（原名葉漢輝），詩人何達做過短期的第四版編輯。由於人手不夠，金庸的妻子朱玫在《明報》跑過香港新聞，成為《明報》最早的女記者。
辦報畢竟不像寫武俠小說，一份新報紙一無背景，二無雄厚資金，要在報刊林立的香港站穩腳跟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有人說，“辦不了多久吧”；有人斷言，“一兩年內一定倒閉啦”！
1959年的香港儘管經濟還算不上繁榮，但報業競爭已夠激烈。單就日報來說，左派除了《大公報》，還有1948年9月創刊的《文匯報》、1952年10月創刊的《香港商報》、1955年創辦的《晶報》（原名《明星日報》，1957年改名）。親國民黨的有1949年創刊的《香港時報》以及老牌的《工商日報》。此外大多數報紙處於中間立場，如1925年6月創刊的《華僑日報》，1938年8月創刊的《星島日報》，1939年5月創刊的《成報》，等等。還有《南華早報》等英文日報，其中也有中間偏左或中間偏右之分。背景各異，左、中、右分明。光是50年代新辦的報紙就有85家，平均一年新辦8.5家，大部分為中文報紙，但能堅持十年以上的鳳毛麟角，至今仍在出版的僅《明報》《新報》《晶報》等寥寥數家。
在報界默默耕耘了十多年的金庸有自己的考慮，他離開《大公報》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左派色彩過濃，他不會走這條路；他對國民黨也沒什麼好感，保持中立是必然的選擇。 “在政治取向上，我們既不特別親近共產黨，也不親近國民黨，而是根據事實作正確報導，根據理性作公正判斷和評論。”
6月6日，《明報》出至第十八期，改為出對開大張，頭版改為國際新聞和社評，二版為“銀百合”副刊，三版還是“野馬”小說副刊，四版為香港新聞（從第二十九期起，國際新聞改到第四版，港聞放到頭版，社評有時也刊登在四版）。當天，他在《我們的立場》社評中提出“公正與善良”的辦報理想，不再提“美麗”“活潑”：
我們曾在“發刊詞”中說明，我們擁護“公正與善良”。這五個字，就可以說是我們的立場。
我們重視人的尊嚴，主張每一個人應該享有他應得的權利，主張每個人都應該過一種無所恐懼，不受欺壓與虐待的生活。
我們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國家與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大家親愛而和睦。我們希望全世界經濟繁榮，貿易發展，也希望香港市面興旺，工商業發展，就業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條件能不斷地改善。
這是《明報》資料室現存的最早一期《明報》。據說金庸願出資二十萬元高價收購《明報》創刊號，但沒有結果。倒是電影界有人收藏了最初的《明報》。
為了拉近與讀者的距離，《明報》出版四十多天后，7月1日，在第二版開闢“明報之友”專頁，刊登讀者來信和他們的答复，並邀請醫生和法律、心理、社會問題方面的專家解答讀者的問題。當天刊出的《致讀者》說，要成為讀者與編者、讀者與讀者之間互相溝通意見、交流情感的園地。
金庸多次表示對左轉後的香港《大公報》的不滿，力圖在時代的風雲變幻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香港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自由的空間，從地理上說，這只是一個彈丸之地，卻是一個典型的世界自由港，左、中、右各派力量都有發言的機會。
香港是一個政治鬥爭很尖銳的地方，這一方面是因為這裡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各種各樣的政治勢力都有。就《明報》而言，在別的方面我們也不見得就比其他報章好！不過，有一點我們卻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獨立的，任何力量想影響我們的話，我們是絕對抗拒的。這種態度和立場，可能讀者在短期內註意不到，但長期下來，讀者就會了解，我們是真正客觀、獨立和公正的……
他不斷重申《明報》“不左不右，絕對中立”的立場，“以前的《大公報》反映當時知識分子的思想，的確是《明報》的楷模，但《明報》是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 1947年，他邁進上海《大公報》的大門，老《大公報》“不黨、不盲”等可貴原則深刻地影響了他。 “很多技術問題都是我從《大公報》學來的。《大公報》本身有個傳統，什麼文字可以用，什麼文字不可以用……我投身《大公報》，心裡很佩服《大公報》當時的不黨不賣，評論事件很公正，完全報導。報紙不應該歪曲事實，應該講真話，不好講的可以不講。”他自稱，“心嚮往之，時作東施之效，只恨才識難追前賢，時有畫虎不成之憾，但所作的努力，總朝著這個方向”。正是在香港這塊特殊的土地上，金庸傳承了老《大公報》未竟的理想，《明報》的成功隱約可以看到某些老《大公報》的影子，比如堅持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經濟支援，他說，“在這情形下，我們就能毫無顧忌地公正不偏，就會得到最廣大讀者的支援”。
1959年10月16日，標榜中立的《循環日報》復刊，金庸在《明報》發表社評說，“全港報紙非左即右，真正中立者唯《明報》一家，本來勢孤力弱，發言無人響應，大有孤芳自賞之感”。 1960年2月17日，他在社評中說，“本報向來主張和氣生財，不反對國民黨，也不反對共產黨，不罵美國，不罵蘇聯”。 5月20日，他又在《本報創刊週年感言》社評中說，“在政治上我們力求中立，決不對左派或右派作任何不公平的偏袒”。他以後津津樂道的“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其實要等到1962年6月“自由談”副刊誕生時才提出，1966年1月，《明報月刊》發刊詞也以此為編輯方針，以後作為《明報》的報訓。 1980年，他在聘請董橋為《明報月刊》總編輯時，聘書上就提醒說，必須“遵照《明報》一貫中立、客觀、尊重事實、公正評論之方針執行編輯工作”，“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在文化上愛護中華民族之傳統，在學術上維持容納各家學說之寬容精神。”做了七年《明報月刊》總編輯、八年《明報》總編輯的董橋說：“我雖然無權判斷自己是不是做到了查先生給我的提示，卻一直沒有輕心淡忘那幾句話的重量和真諦。”
《明報》初創之時定位還不很清晰，壓倒一切的是生存。當時，持中間立場的大報如《華僑日報》《星島日報》等層次偏高，遠離普通讀者的要求和閱讀趣味，沒有大資本撐腰的《明報》不可能冒險走這樣的路子。金庸也不願接受《超然報》《響尾蛇》《響尾龍》這些小報的低俗、色情路線，試圖在大報和小報之間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介於嚴肅和輕鬆之間，既發表武俠小說、香艷小說，又有嚴肅的社評、香港社會新聞和國際新聞，最早的讀者以普通市民為主。
不少人批評《明報》的報格搖擺不定，兩面不討好，這樣下去遲早會關門。為了《明報》的生存，金庸和沈寶新絞盡了腦汁。金庸除了不斷地寫武俠小說、寫社評，還要負責報紙的編輯工作，多方挖掘、羅致人才，提高報紙的吸引力。沈則從提早出報以及發行、廣告上下工夫，常常半夜三更起來去印刷車間給工人遞煙。
從1959年到1962年，這三年是《明報》最艱辛的草創時期，金庸一次次想起香港流行的說法：“假若和你有仇，最好勸你拍電影；假若和你有三世仇，最好勸你辦報紙。”他為報紙的前途苦惱不已。 《明報》老職員回憶：“查先生那時候真的很慘，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和查太（朱玫）兩個人喝。”
當時《明報》在中環，金庸家在尖沙嘴，回家必須過海，渡船有兩種，一種是天星小輪，一種是俗稱“嘩啦嘩啦”的電船仔。當深夜或凌晨下班，天星小輪早已停航，只好乘電船仔渡海，每次要等齊六個人才能開船，船費比較便宜。如果即到即開，包租費要三元。他們夫婦寧願挨著深夜涼颼颼的風等待，也不願包船過海。
當年的艱苦可想而知。咖啡、渡船不過是其中兩個平常的故事。那時，金庸對老同學沈寶新有所倚仗，雖然金庸是大股東，但在老員工看來，他們兩個股東的權力卻是均等的，甚至有金庸怕沈的說法。金庸在家中請客，如果沈還沒到，他也不敢開席。潘粵生記得：“在德輔道中時，《明報》前景還很不明朗。有一天黃昏五六點的時候，大家工作得很累，查良鏞說去'遊電車河'吧，於是我們由上環坐到銅鑼灣總站，再坐回來。當時查良鏞說辦報紙很辛苦，希望大家辦好《明報》，把《明報》作為自己的事業，永不分手。”
《明報》創刊第一天，開始連載，配有大幅插圖。第五期起增加字數，每天由一千字擴充到一千二百字，第二天又增加了四百字。當時還在《新晚報》上連載，金庸每天要寫兩個連載。
他的武俠小說連載是《明報》的招牌，吸引了一批追讀者。 7月3日，“神鵰”連載未久，“明報之友”專頁刊出讀者賴輝的來信，還有金庸詳細的回信，他說，“目前可以說的，主角是楊過而不是郭靖。……不過郭靖將是個極重要的配角”。
9月27日，報紙上沒有刊登“神鵰”，編者就得解釋，作者有病，暫停一天。第二天還是沒有登，又要解釋：“金庸先生不適，讀者函電紛馳，小說明天見報，神鵰迷請釋念。”編者還說，這兩天編輯部接到許多電話，還有讀者親自送來函件，或問病狀，或問“神鵰”今天可否刊出，昨天將消息告訴金庸，他在病中非常不安，但力不從心，未能成文，再停一天，今天無論如何可以寫了，希望讀者再耐心等一天。可見這個連載對於《明報》的重要。
“神鵰”接著在香港市民中風生水起的往下寫不是無意的，金庸的武俠小說在《新晚報》《香港商報》連載已擁有大批讀者，許多人為了看他的武俠小說而買《明報》。 《明報》能奇蹟般地活下來，首先是他的武俠小說吸引了一批固定的讀者，說《明報》是他的武俠小說支撐起來的並不過分。他的老友倪匡就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他也不無得意地說過：“我們的半張小報，經半年時間便收支平衡，我的武俠小說可有一定讀者啊！”當時還是中學生的沈西城，每天上學都會在報攤上買一份《明報》，上了巴士，如有空位坐下，便會打開登著“神鵰”的版面，細細追讀，每天千把字，不消五分鐘便看完，很不過癮。他的同班同學中課餘不是踢足球就是談金庸武俠小說的人物，他們最喜歡的人物是周伯通和洪七公，還給臉孔圓嘟嘟的國文老師起了“老頑童”的綽號，沒想到老師不以為忤，反而和他們一起討論這個人物。電影演員麥玲迷戀“神鵰”，租閱六次，挑燈夜讀以至消瘦。讀者胡君玉剛上中學，初看《明報》就是為追讀金庸的武俠小說。
然而，一張報紙不是單靠武俠小說就能辦成，《明報》的前景仍不明朗，為此金庸想盡了辦法，把《明報》由純副刊性的報紙變為重視港聞的報紙，副刊內容也不斷充實再充實。 “神鵰”連載的兩三年間，正是《明報》最艱苦的階段。他說，幾乎每一段故事之中，都有和幾位同事共同辛勞的情景。
因為請不起專任電訊翻譯和編輯，其他報紙的一位記者抽時間來幫幾個鐘頭的忙。 《明報》還在籌辦時，《晶報》記者雷偉坡便已在蒐集資料撰寫頭條特寫。沒過多久，《明報》由八開擴為四開，雷偉坡被金庸以每月四百元的高薪挖來，當時他和沈寶新也只拿同樣的月薪。雷出任採訪部主任，成為《明報》獨一無二的記者，在頭版顯著位置開闢“伶星專欄”，以“柳鳴鶯”的筆名專寫影視明星的生活、戀情等艷聞。
龍國雲當時在《紅綠日報》跑社會新聞表現突出，被暗中請來相助，從1960年夏天起，用“陳非”的筆名為《明報》寫港聞特寫、大案內幕、軟性花邊，筆名就是雷偉坡代起的。稿費千字十元，可以吃二十碗著名的“牛腩粉”。到1961年9月1日龍就轉入《明報》了。
《明報》頭版頭條幾乎都是獵奇、獵豔的社會新聞，以凶殺、姦情、女色等內容為主，字號很大，標題很醒目，以誇張的形式吸引眼球——
穿睡衣裸下體少婦神奇斃命
少女單戀成狂鯨吞滴露命殞
赤裸男女艷窟做愛慘遭炸藥定時爆殺兩人下體同被炸碎
零沽愛情吞響尾蛇豔女身旁男子昏絕
在這些標題之上常配有“人間花草太匆匆”“暮去朝來顏色故”等詩句作為眉題。副刊“銀百合”也充斥著“女明星的性生活”“性犯罪”等專欄文字。
為了增加讀者，《明報》還推出有獎填字遊戲、先送報後收費等活動。他們處處想迎合市民，格調並不高。查良鏞的社評時斷時續，一般只有幾百字，沒有引起太多關注。
第一年下來，《明報》發行量雖增加了124%，但只是一張副刊性的報紙。金庸在《創刊週年感言》中說，讀者有英、美、德、加拿大的留學生，有教授、律師、工商界鉅子、社會名流，也有職工、青年讀者。他認為原因有二，政治上力求中立，內容上力求雅俗共賞。
除了，“野馬小說”這個版面最多時同時連載七部武俠小說，令讀者應接不暇，有讀者表示不滿，認為這樣看下去，人物都分不清了。
虛構了楊過和小龍女“生死相許”的愛情，反复縈迴著元好問《摸魚兒》（又名《邁陂塘》）前半闋：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只影為誰去？
蒼涼空曠、哀怨動人的半闋詞如同主題曲貫穿全書，奠定了悲劇的基調。純潔無瑕的小龍女被尹志平姦污，楊過被郭芙砍斷了一支胳膊，當小龍女縱身跳下懸崖，留下謎一般的十六年之約時，也許小說該在這裡戛然結束。為迎合讀者的需要，作者卻不能停止，只能寫下去，寫一個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結局，以免失去讀者。都在以小市民為對象的報紙上連載，大多數讀者是中小學文化程度。
以通俗小說招徠讀者，將一份新報紙維持下去並發揚光大，在中國報業史上並不始自《明報》，成舍我1924年在北京辦《世界晚報》，張恨水的每天五六百字，連載五年，共寫了上百萬字，吸引了大批固定讀者。 1925年《世界日報》創刊，張恨水的每天七百字到上千字，共連載了2196天，達七年之久。張恨水的小說因故事曲折、雅俗共賞而風靡一時，連發行量很大的上海老牌商業報紙《新聞報》也請他連載《啼笑姻緣》，“世界”報系的成功，張恨水的連載小說功不可沒。
提供了一個人世間往往可望不可即的生死不渝的愛情烏托邦。楊過、小龍女的一離一合，似乎出於天意，實則由兩人的性格決定。小說以大團圓收場，從文學的角度看顯然是一個敗筆。對此金庸的老友倪匡一語道破玄機：“金庸在寫時，喜劇收場，絕對可以諒解，因為那時正是《明報》初創時期，'神鵰'在報上連載。若是小龍女忽然從此不見，楊過淒淒涼涼，鬱鬱獨身，寂寞人世，只怕讀者一怒之下，再也不看《明報》。”在香港這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金庸之寫武俠小說就是為了促銷報紙，商業動機遠大於文學衝動，首先是娛樂性的，要好看，要讓市井男女得到閱讀快感。當然，寫作過程中，他的文學天賦、歷史文化素養、他熟悉的江南風物一一流於筆端，又使他的作品遠不同於一般的通俗讀物。
那些艱辛的日子，如同楊過等待小龍女的漫長歲月。十六年之約終於到了——眼見太陽緩緩落山，楊過的心也是跟著太陽不斷地向下低沉。當太陽的一半被山頭遮沒時，他大叫一聲，急奔上峰。身在高處，只見太陽的圓臉重又完整，心中略略一寬，只要太陽不落山，三月初七這一日就算沒過完。
可是雖然登上了最高的山峰，太陽最終還是落入了地下。悄立山巔，四顧蒼茫，但覺寒氣侵體，暮色逼人而來……
金庸說，寫到楊過等不到小龍女而太陽下山時，曾哭出聲來。
《明報》立足未穩，他們就籌備出版第一個附屬刊物《武俠與歷史》，1959年12月16日，《明報》頭版預告：
金庸新作《飛孤外傳》將在不日出版之《武俠與歷史》小說雜誌刊載。金庸擁躉密切注意！
直到1961年，《飛孤外傳》一直在《武俠與歷史》連載，每期八千字。與報上連載每段一千字至一千四百字不同，金庸一般七天寫一段，一個通宵寫完，從半夜十二點鐘開始，寫到第二天早晨七八點鐘。這是的“前傳”，想著力塑造一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同時又“不為美色所動，不為哀懇所動，不為面子所動”的英雄。胡斐之所以不放過鳳天南，僅僅為了鍾阿四一家四口，胡斐和他們素不相識，沒有任何交情，這是金庸心中完美的大俠。從人物刻畫來說這部作品其實並不成功，倒是反派角色田歸農雖著墨不多，卻寫出了他性格中陰暗險詐的一面。書中三個女性，袁紫衣太突兀了，不合情理，也不合邏輯，完全是為了湊情節編出來的。馬春花也有點莫名其妙，倒是相貌平凡的程靈素刻畫得平實而有靈氣，更合乎人性的真實。她是“毒手藥王”的關門弟子，心地善良，寧願選擇死，讓所愛的人去活，“超乎生死，在至情中超越了情”。
《武俠與歷史》是一份周刊，每星期五出版，定位就是“小說雜誌”，除了連載金庸的小說，還連載古龍等人的長篇作品，也有一些武俠短篇。那時《明報》還在艱苦的掙扎中，全靠這份武俠小說周刊賺錢貼補。
1962年6月1日，《明報》刊登一則廣告“讀武俠小說為娛樂兼可增進國學修養”，介紹《武俠與歷史》不僅刊載長篇武俠、歷史小說，還有其他內容。如第82期以宋人名畫《文姬歸漢》為封面，並有她的《悲憤詩》，83期以秦始皇為封面，內有杜牧《阿房宮賦》，84期以宋人名畫《滕王閣》為封面，內有王勃的《滕王閣序》，以歷史故事、名畫、詩文名篇相配合，均有詳細解釋或白話翻譯。 “讀者在讀小說消遣娛樂之餘，可增進國學修養，家長購贈青年子弟，尤為過宜。全書清潔健康，絕無黃色文字。”
連載到774天，1961年7月6日，金庸的另一部長篇武俠小說開始在《明報》連載。當時，“神鵰”還在收尾，到7月8日才結束，兩部小說登在同一版面。他將這部作品與合稱“射雕三部曲”。他自認為“射雕三部曲”的男主角性格完全不同：
郭靖誠樸質實，楊過深情狂放，張無忌的個性卻比較複雜，也是比較軟弱。他較少英雄氣概，個性中固然頗有優點，缺點也很多，或許，和我們普通人更加相似些。楊過是絕對主動性的。郭靖在大關節上把持得很定，小事要黃蓉來推動一下。張無忌的一生卻總是受到別人的影響，被環境所支配，無法解脫束縛。
其實，無論郭靖還是張無忌，他們的性格中都可以照見金庸自己的一些影子。張無忌做不了政治領袖，對治理國家沒有興趣，“也許，金庸自己不是個政治領袖式的人物——他老想著怎麼退隱逍遙，又念念不忘歷史對讀書人品格的期望”。
週芷若、趙敏、殷離、小昭個個喜歡張無忌，他卻不知道到底喜歡哪個。五人曾在大海上同處孤舟，靜夜月明——
五人相對不語，各自想著各人的心事，波濤輕輕打著小舟，只覺清風明月，萬古長存，人生憂患，亦復如是，永無斷絕。忽然之間，一聲聲極輕柔、極縹緲的歌聲散在海上：“到頭這一身，難逃那一日。百歲光陰，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卻是殷離在睡夢中低聲唱著小曲。
……殷離唱了這幾句小曲，接著又唱起歌來，這一回的歌聲卻是說不出的詭異，和中土曲子渾不相同，細辨歌聲，辭意也和小昭所唱的相同：“來如流水兮逝如風，不知何處來兮何所終！”她反反复复唱著這兩句曲子，越唱越低，終於歌聲隨著水聲風聲，消沒無踪。各人想到生死無常，一人飄飄入世，實如江河流水，不知來自何處，不論你如何英雄豪傑，到頭來終於不免一死，飄飄出世，又如清風之不知吹向何處。
此歌與下面這首歌相呼應，貫穿全書：
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唯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憐我世人，憂患實多！
金庸對“明”字情有獨鍾，虛構了一個呼風喚雨的“明教”。蝴蝶谷中“明教”群豪大會時，就飄揚著這首歌，歌聲撓人，迴盪不絕……
從起，金庸越來越意識到所謂好人、壞人沒有絕對的標準，人也不是一分為二、好壞分明的，從這部作品開始越來越明顯。
惡人中也有善的一面，善人中也有壞的方面，不過佔的比例較少而已。 ……正邪、好惡難以立判，有時更是不能明顯區分。人生也未必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惡是不能楚河漢界一目了然的。
峨眉派掌門滅絕師太、週芷若，華山派掌門鮮于通，崑崙派掌門何太衝，正可以邪，金毛獅王謝遜，邪中有正。人並不是因為門派、地位等的不同而產生“好”或“壞”的，武林中的正、邪之分，不同民族之爭，以人性以外的標準所得出的結果，常常與現實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 “正派”的滅絕師太以正義等不容置疑的名義可以殺人不眨眼，連最心愛的徒弟紀曉芙也不放過，僅僅因為她愛上了“邪派”的楊逍，不肯遵命殺他。離開左派陣營，在香港獨立創業的金庸對此有著越來越深的體驗。老朋友梁羽生對此不以為然：
既然是“人性”有“共通的邪惡”，既然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那也就難怪要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了。在中，金庸著力刻畫了正派人物之“邪”，有狠毒殘忍、濫殺無辜的峨眉掌門滅絕師太，有品格卑劣的崑崙掌門何太衝，甚至少林寺的“神僧”當張三豐來和他們交換《九陽真經》之時，也曾使用了詭詐的手段。正派之“邪”到了“六派圍攻光明頂”而發揮得淋漓盡致。總之是要給讀者一個印象，正中有邪，邪中有正，不論正邪，人性中都是有邪惡自私的成分。
1961年仍是《明報》困難的一年，金庸不斷發動武俠小說攻勢，同時連載兩部武俠小說，與“神鵰”“倚天”同時，短篇武俠小說相繼登場。
5月1日，開始在《明報》連載，與安排在同一版面，當天“神鵰”已連載到709天，到5月28日刊完，“神鵰”還沒結束。
的故事很簡單，名聲顯赫、高深莫測的“太岳四俠”不過是外強中乾、名不副實的草包，逍遙子滑稽可笑，臨危之際還念叨著“朝聞道，夕死可也”；“夫妻刀法”只有彼此回護、心心相印才能發揮出威力……全篇圍繞爭奪刻有重大秘密的鴛鴦刀而展開，謎底揭開，不過是“仁者無敵”四個字而已。
當年10月，開始與同時連載，安排在另一副刊版面，到11月結束。這是金庸1960年為電影公司創作的一個劇本，圍繞著高昌古國一張蠱惑人心的迷宮地圖展開，在血腥的拼殺和無情的陰謀、赤裸的慾望下，伴隨著“或纏綿誘人，或辛酸感人，或淒慘動人”的愛情故事——
一個偶然的機會，李文秀的父母得到這張神秘地圖，因此慘遭同門殺害。通靈的白馬聞到水草的氣息，冒著漫天風沙將昏倒在馬背上的李文秀馱到哈薩克人居住的草原。美麗的草原，善良的老人（實際上是一個為躲避師父追殺而易容的青年），使她漸漸淡忘不幸的慘劇，她學會了哈薩克語，在恬靜的牧歌中開始新的生活。哈薩克青年蘇普的出現卻打破了她止水般的心靈，愛恨情仇，又在草原上演繹成一出悲劇……
“如果你深深愛著的人，卻深深地愛上了別人，有什麼法子？”李文秀回答不了，《可蘭經》也回答不了。即使得到了寶藏又能怎麼樣？她帶著無數的問號，帶著無盡的痛苦回到中原。
《明報》同時連載金庸的兩篇武俠小說，就是想緊緊抓住他的“死黨”讀者。表面寡言木訥的他內心卻很堅韌，這一個性類似他筆下的郭靖。為了報紙的生存，他不辭辛勞，一手寫社評，一手寫小說，常常同時連載兩部作品，幾乎成了“寫稿機器”。這是《明報》最艱難的時期，也是他一生最艱難的時期。他所心儀的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提出“挑戰與應對”，一種文明如此，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他和沈寶新及其他《明報》同人愣是將一張幾乎沒有什麼前途的小報苦苦支撐了下來。
《明報》內容有所豐富，人手也增加了。 1960年，發行量增至13600多份。自1961年1月起，《明報》又請權威的馬評家簡而清（簡老八）、簡而和兄弟主編馬經專欄（以後又請狗評家汪昆以“識途老狗”的筆名寫狗經），以迎合市民的口味。體育專欄也請體育界消息最靈通的馬兆華主持。
7月16日，他發表社評《本報進行加強國際新聞》說：
從明天起，逐步加強國際新聞，嚴格遵守公正無私、不左不右的立場，擁護中國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
明報雖為小報，但博大有容，不害怕、不拒絕任何方面的意見。本報本身的評論，則以“預見和分析”為兩大目標。
1961年，《明報》日銷量上升到22000多份，與《超然報》等小報相比，發行量也不算太低，雖然離大報的目標還非常遙遠。這年5月20日《明報》兩週年時，查良鏞寫下《忠心耿耿，報答“死黨”》社評，回顧兩年來的艱辛和歡喜，又一次堅定了兩年前立下的宗旨，決心公正無私、努力不懈地為讀者服務。颱風襲港，報紙發行量和平時完全一樣，一份不少，靠的就是“死黨”，有的人即使當天不上街，第二天也要補買。發行部經常做的業務之一是補報紙，有讀者到日本或英國旅行，少看了三個星期，要求補齊。
香港報界有一句老話“挨得就得”。如果說《明報》是金庸的武俠小說支撐起來的，誠然沒有錯，最初的三年，武俠小說、馬經、電影消息以及他短小的評論，對香港新聞的詳盡報導，都算是特色。被譽為“銅筆鐵算盤”的沈寶新也在不斷摸索、改變報紙的經營手法，拉攏廣告客戶。他說自己是“頂硬上”，印刷、發行、廣告一腳踢，第一年有過每天工作十八到二十小時的紀錄。過去的一年，《明報》的日發行量增加了9650份左右，廣告收入也增加了（雖不及發行的增加速度），總收入也相應增加，全部用在改進報紙的內容上。查良鏞在社評中說：“我們當然不是永遠不賺錢，而是：忠心耿耿／報答'死黨'／報紙辦好／來日方長。”他知道，《明報》的時代還沒有到來。
註釋：
《明報》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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