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之後，我又打算創作一部描寫上流人士生活的電視劇，《哈特夫婦新冒險》應運而生，並於1979年開播；艾倫·斯班林和倫納德·戈德堡擔任製片。我們還幸運地請到了羅伯特·瓦格納和斯蒂芬妮·鮑瓦絲擔綱主演。這部劇播出後很是轟動，持續播了五年。
我在做其他項目的過程中，還是會時時想起有關心理醫生的那個故事。這個念頭揮之不去，似乎那位心理醫生在強烈要求我賦予他生命。我自覺沒有足夠的創作小說的能力，不過為了擺脫心理醫生這個包袱，我決定還是把他的故事給寫出來。
那段時間裡，上午我向一位秘書口述小說的內容，下午我則恢復了製片人的身份，忙我的電視劇。
小說終於完稿了，我不知道該拿它怎麼辦。我不認識什麼文學經紀人。 我給天才小說家歐文·華萊士打了電話，他是我的好朋友。 “歐文，我這裡有一部小說稿，應該交給誰？” 他說：“先拿來給我看看吧。” 我把稿子給他送了過去，等著他回電話說：“不用再交給誰了。” 但是，他在電話裡說的卻是：“我覺得很精彩。寄給我在紐約的經紀人吧。我會通知他的。” 書名最後定為，前五家出版社都拒絕出版。第六位閱讀者是威廉·莫羅出版社的編輯希勒爾·布萊克。 我的經紀人打電話過來，“威廉·莫羅出版社有意向出版你的作品，他們會預付一千美元。” 我一下欣喜若狂。我寫的書馬上要出版了。威廉·莫羅肯定不會想到，只要書能出版，其實我很樂意倒貼他們一千美元。 我說：“太好了。” 希勒爾提出要做幾處小改動，我很快就搞定了。 1970年，出版了。就在書出版的當天，我內心惶恐不已。我深信這本書肯定能夠打破出版界的紀錄：只能賣出一本。我對此深信不疑，於是趕緊跑到比弗利山書店，自掏腰包買了一本回來——時至今日，我依然保留著這項傳統。 按照慣例，新書面世之後，作者要在全國巡迴宣傳，讓公眾知道你的書在書店有售了。作者們上電視、舉辦簽名會、出席文學聚餐等活動，以此來宣傳自己的圖書。我打電話給希勒爾·布萊克。 我說：“我只是想告訴你，我非常樂意出席巡迴宣傳活動。我可以上你們安排的所有電視節目，我……” “西德尼，你沒必要搞巡迴宣傳。” “什麼意思？” “除了好萊塢，沒有人認識你。不會有人邀請你的。這事就算了吧。” 我可沒法就這麼算了。我給一位公關人員打了電話，跟他說了自己目前的處境。 他說：“不要擔心，我會幫你搞定的。” 他安排我上了約翰尼·卡森的“今夜秀”、“墨福·格里芬脫口秀”、“大衛·福斯特脫口秀”等十來個電視節目。 他還安排我去加利福尼亞帕薩迪那的亨廷頓酒店出席了一次文學聚餐活動。活動的程序是：先由各位作者簡要介紹自己的作品，然後用餐，最後出席活動的人們到屋子後面的售書處買書，再到簽售台找作者簽名。 當天跟我一起坐在簽售台上的有威爾·杜蘭和愛麗兒·杜蘭，他們窮畢生經歷撰寫了《世界文明史》，向大眾普及世界歷史知識；弗蘭西斯·加里·鮑爾斯，他寫的是自己駕U-2偵察機被擊落的經歷；格溫·戴維斯，著名小說家；傑克·史密斯，《洛杉磯時報》一個很受歡迎的專欄作者。 午餐結束後，讀者們到售書處買好書，然後排隊找自己喜歡的作者簽名。威爾·杜蘭和愛麗兒·杜蘭面前的長隊一直排到了屋子的另一頭，傑克·史密斯面前的人數也差不多。加里·鮑爾斯和格溫·戴維斯面前也都是一列長長的隊伍。 只有我的面前一個人都沒有。我的臉都紅了，只好掏出一個記事本，假模假式地寫著什麼東西。我真希望能有什麼辦法讓我逃離現場。其他作者面前的隊伍越排越長，我卻只能閒坐在那兒，在記事本上亂塗亂寫。 似乎過了無限久的時間之後，我聽到了一個聲音：“謝爾頓先生？” 我抬起頭。我面前站了個小老太太，她說：“您的書叫什麼書名？·” 我說：“。” 她笑著說：“好，我會買一本的。” 她這麼做只是出於同情罷了。 那是我當天賣掉的唯一一本書。
幾週後，我飛到紐約去見威廉·莫羅出版社的社長拉里·休斯。 拉里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已經售出一萬七千冊，現在已經重印了。” 我盯著他，“休斯先生，我創作的一部電視劇，每周有兩千萬的觀眾。一萬七千這個數字對我來說實在沒什麼可興奮的。” 的書評出來了，我又驚又喜。基本上都是肯定的評論，《紐約時報》的評論是最高的：“是本年度當之無愧的最佳推理小說。”當年年底，我獲得了愛倫·坡獎提名。
回到好萊塢後，我繼續《南茜》的編劇工作，不過創作一部新小說的念頭開始縈繞於胸。從經濟效益來說，並不成功。事實上，我們所花的宣傳費用超出了售書所得的收入。我之所以想寫小說，有一個比金錢更為重要的因素：我在小說創作中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感。 為電影、電視劇或是戲劇寫劇本都是一個與他人協作的過程。即便你是單獨編寫劇本，你也得受到演員、導演、製片人、配樂的牽掣。 小說家卻可以天馬行空、率性而為。沒有人會在你耳邊絮叨： “我們把地點從山谷改成山頂吧……” “佈景太多了……” “我們把這裡的台詞刪掉，用音樂來表現……” 小說家本人就身兼演員、製片和導演的職責。小說家可以自由地創造完整的天地、可以在時光中任意穿梭、可以隨心所欲地讓筆下的角色擁有軍隊、僕人或是莊園。對於小說家而言，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 我決定再寫一部小說，其實我當時壓根就沒有指望新小說能比多賺錢。我需要一個精彩的構思，我想起了在RKO時被多爾·沙裡拒絕的那劇本，《獻給維吉尼亞的蘭花》。決定就以這個故事為素材。我把劇本改編成了構思精巧的小說，名字則成了。 一年後，小說出版了，它徹底改寫了我的人生。雄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五十二週。創造了一個奇蹟，暢銷全世界，可謂盛況空前。 比衣·凡克特預言我會名揚全世界，這句預言終於實現了。
小說終於完稿了，我不知道該拿它怎麼辦。我不認識什麼文學經紀人。 我給天才小說家歐文·華萊士打了電話，他是我的好朋友。 “歐文，我這裡有一部小說稿，應該交給誰？” 他說：“先拿來給我看看吧。” 我把稿子給他送了過去，等著他回電話說：“不用再交給誰了。” 但是，他在電話裡說的卻是：“我覺得很精彩。寄給我在紐約的經紀人吧。我會通知他的。” 書名最後定為，前五家出版社都拒絕出版。第六位閱讀者是威廉·莫羅出版社的編輯希勒爾·布萊克。 我的經紀人打電話過來，“威廉·莫羅出版社有意向出版你的作品，他們會預付一千美元。” 我一下欣喜若狂。我寫的書馬上要出版了。威廉·莫羅肯定不會想到，只要書能出版，其實我很樂意倒貼他們一千美元。 我說：“太好了。” 希勒爾提出要做幾處小改動，我很快就搞定了。 1970年，出版了。就在書出版的當天，我內心惶恐不已。我深信這本書肯定能夠打破出版界的紀錄：只能賣出一本。我對此深信不疑，於是趕緊跑到比弗利山書店，自掏腰包買了一本回來——時至今日，我依然保留著這項傳統。 按照慣例，新書面世之後，作者要在全國巡迴宣傳，讓公眾知道你的書在書店有售了。作者們上電視、舉辦簽名會、出席文學聚餐等活動，以此來宣傳自己的圖書。我打電話給希勒爾·布萊克。 我說：“我只是想告訴你，我非常樂意出席巡迴宣傳活動。我可以上你們安排的所有電視節目，我……” “西德尼，你沒必要搞巡迴宣傳。” “什麼意思？” “除了好萊塢，沒有人認識你。不會有人邀請你的。這事就算了吧。” 我可沒法就這麼算了。我給一位公關人員打了電話，跟他說了自己目前的處境。 他說：“不要擔心，我會幫你搞定的。” 他安排我上了約翰尼·卡森的“今夜秀”、“墨福·格里芬脫口秀”、“大衛·福斯特脫口秀”等十來個電視節目。 他還安排我去加利福尼亞帕薩迪那的亨廷頓酒店出席了一次文學聚餐活動。活動的程序是：先由各位作者簡要介紹自己的作品，然後用餐，最後出席活動的人們到屋子後面的售書處買書，再到簽售台找作者簽名。 當天跟我一起坐在簽售台上的有威爾·杜蘭和愛麗兒·杜蘭，他們窮畢生經歷撰寫了《世界文明史》，向大眾普及世界歷史知識；弗蘭西斯·加里·鮑爾斯，他寫的是自己駕U-2偵察機被擊落的經歷；格溫·戴維斯，著名小說家；傑克·史密斯，《洛杉磯時報》一個很受歡迎的專欄作者。 午餐結束後，讀者們到售書處買好書，然後排隊找自己喜歡的作者簽名。威爾·杜蘭和愛麗兒·杜蘭面前的長隊一直排到了屋子的另一頭，傑克·史密斯面前的人數也差不多。加里·鮑爾斯和格溫·戴維斯面前也都是一列長長的隊伍。 只有我的面前一個人都沒有。我的臉都紅了，只好掏出一個記事本，假模假式地寫著什麼東西。我真希望能有什麼辦法讓我逃離現場。其他作者面前的隊伍越排越長，我卻只能閒坐在那兒，在記事本上亂塗亂寫。 似乎過了無限久的時間之後，我聽到了一個聲音：“謝爾頓先生？” 我抬起頭。我面前站了個小老太太，她說：“您的書叫什麼書名？·” 我說：“。” 她笑著說：“好，我會買一本的。” 她這麼做只是出於同情罷了。 那是我當天賣掉的唯一一本書。
幾週後，我飛到紐約去見威廉·莫羅出版社的社長拉里·休斯。 拉里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已經售出一萬七千冊，現在已經重印了。” 我盯著他，“休斯先生，我創作的一部電視劇，每周有兩千萬的觀眾。一萬七千這個數字對我來說實在沒什麼可興奮的。” 的書評出來了，我又驚又喜。基本上都是肯定的評論，《紐約時報》的評論是最高的：“是本年度當之無愧的最佳推理小說。”當年年底，我獲得了愛倫·坡獎提名。
回到好萊塢後，我繼續《南茜》的編劇工作，不過創作一部新小說的念頭開始縈繞於胸。從經濟效益來說，並不成功。事實上，我們所花的宣傳費用超出了售書所得的收入。我之所以想寫小說，有一個比金錢更為重要的因素：我在小說創作中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感。 為電影、電視劇或是戲劇寫劇本都是一個與他人協作的過程。即便你是單獨編寫劇本，你也得受到演員、導演、製片人、配樂的牽掣。 小說家卻可以天馬行空、率性而為。沒有人會在你耳邊絮叨： “我們把地點從山谷改成山頂吧……” “佈景太多了……” “我們把這裡的台詞刪掉，用音樂來表現……” 小說家本人就身兼演員、製片和導演的職責。小說家可以自由地創造完整的天地、可以在時光中任意穿梭、可以隨心所欲地讓筆下的角色擁有軍隊、僕人或是莊園。對於小說家而言，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 我決定再寫一部小說，其實我當時壓根就沒有指望新小說能比多賺錢。我需要一個精彩的構思，我想起了在RKO時被多爾·沙裡拒絕的那劇本，《獻給維吉尼亞的蘭花》。決定就以這個故事為素材。我把劇本改編成了構思精巧的小說，名字則成了。 一年後，小說出版了，它徹底改寫了我的人生。雄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五十二週。創造了一個奇蹟，暢銷全世界，可謂盛況空前。 比衣·凡克特預言我會名揚全世界，這句預言終於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