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再次跟歐文·柏林合作真是令人振奮，而他也是活力不減當年。他手舞足蹈地走進我的辦公室，開心地笑道：“這片子肯定要強過原劇。我們去找亞瑟吧。”
亞瑟·弗里德坐在自己辦公室裡的辦公桌後面。我們進去後他應聲抬起頭來，“這是部大片，公司會全力支持你們的。”
我問他：“你有角色人選了嗎，亞瑟？”
“朱迪，加蘭德演安妮，霍華德·吉爾演弗蘭克，他是個很有才氣的年輕演員兼歌手，路易斯·卡爾亨演公牛比爾，導演是喬治·西德尼。”
我又要跟朱迪合作了，還可以跟路易斯·卡爾亨共事。
亞瑟·弗里德對我說：“我們要讓你飛去紐約和芝加哥看看歌劇是怎麼演的。”
在紐約演安妮的是伊索·摩曼，芝加哥則是瑪麗·馬丁。
“什麼時候？”
“明早九點的航班。”
《飛燕金槍》確實是一場非同凡響的娛樂盛宴。赫伯特和桃樂絲·菲爾茲夫婦的原書引人入勝、妙趣橫生，伊索·摩曼的演繹則是激情四射、熱鬧又招搖。第二天一早，我又飛往芝加哥，去看瑪麗·馬丁的演出。
她的演出是另外一種風格，她演繹的安妮有羞澀可愛的一面，非常地打動人。我面臨的考驗就是要在一個角色中融合她們倆的優點。
創作《飛燕金槍》這樣的熱門劇本自有其困難。我不能離原著太遠，又得讓它適合銀幕表演。許多舞台效果很好的場景在電影中是不適用的，必須構思新的場景。
最大的問題在於第一、第二幕之間的銜接。舞台上，第一幕結束時，安妮離開美國去了歐洲，而第二幕開場時她便已經回到美國了。在屏幕上如何銜接便是擺在我面前的問題。
我可以利用蒙太奇，簡短展示安妮在歐洲各國的情景，或者也可以專注於其中一個國家。這段銜接要長還是短呢？這些都不是我所能決定的，因為拍攝這些場景需要花很多錢。這個決定該由製片人來做。
我往亞瑟·弗里德辦公室打電話，預約了一個時間來討論這個問題。一小時後，他的秘書打電話來取消了預約。第二天我再次約了他。秘書又打電話來取消了。連著三天都是這樣。第三天下午，山姆·韋斯博得來到了我辦公室。
“我剛剛去過亞瑟·弗里德的辦公室。他對你非常失望。”
我內心湧上一股恐慌，“我做什麼了？”
“亞瑟說你到現在一頁劇本都沒交出來。”
“可是我打電話約他討論……”我突然醒悟了過來。亞瑟·弗里德對於討論劇本根本沒興趣，他只對影片的音樂部分——歌曲、舞蹈、女孩子——有興趣。我有種感覺，他無法在腦海裡想像出影片的場景。我想起了他對我的劇本《萬花錦繡》的反應，在劇組其他人講述各自的感受之前，他一直未予評論。
亞瑟·弗里德的才能在於遴選合適的劇本，雇來最佳人選來將其實現。我深呼一口氣。在沒有任何指導的情況下，我自行做出決定，然後著手：撰寫劇本。我寫得很快，希望一切順利。
寫完後，我把劇本交了上去，然後靜候消息。我不知道，最先收到的會是誰的反饋。
第二天，導演喬治·西德尼來到了我的辦公室。
“你是想听奉承呢還是想听實話？”
我一下子覺得口乾舌燥，“實話。”
喬治·西德尼咧嘴一笑，說道：“我太喜歡了！你寫得真是太好了。”他目光炯炯。 “這部片子肯定會大獲成功。”
劇組每一個人都對我的劇本發表了評論之後，亞瑟·弗里德說：“西德尼，你整個調子把握得非常好。”
朱迪錄好了影片的配樂，攝製工作便正式開始了。 沒有戲的時候，朱迪經常來我辦公室聊天。 “戲拍得很順利，是吧，西德尼？”她聽起來很緊張。 “而且很美，朱迪。” “是嗎？”她問道。 我仔細地打量著她，她看起來很緊張。我很好奇，精緻妝容後面的她會是什麼樣子。 我開始聽到一些令人不安的謠言。朱迪總是遲到，台詞也沒背會，拍攝進度一再受阻。她會在凌晨兩點給喬治·西德尼打電話，說自己第二天不一定能趕到片場。 最後，整個攝製工作徹底停了下來。當天，公司就宣布朱迪·加蘭德已經被人替掉了。我很傷心。聽到這個消息我本想給她打電話，可她已經絕望地跑到歐洲去了。 他們原本打算把安妮的角色給貝蒂·加勒特，這位很有才氣的年輕演員出演過我編劇的《大獎》，她的丈夫拉里·帕克斯是《一代歌王》的主演。 班尼·索爾去見加勒特的經紀人。 索爾說：“我們想要貝蒂接下來三部影片的優先簽約權。” 加勒特的經紀人搖了搖頭：“你們只能讓她出演這部片子，沒有優先簽約權。” 拜這位經紀人所賜，貝蒂·加勒特失去了千載難逢的這個角色。最後公司簽了貝蒂·赫特來飾演安妮，片子終於平安無事地拍成了。 拍攝過程中的一天早上，歐文·柏林來到了我的辦公室，“西德尼，我們一起寫一部百老匯音樂劇如何？” 我的心狂跳不已。歐文·柏林的合作就是成功的保證。我盡量讓自己的語氣顯得平靜：“我願意跟你一起寫，歐文。” “好。我已經有一個創意了。” 歐文開始一邊來回踱著步，一邊把他的構思告訴了我。 我瞟了一眼手錶。 我說：“我不想打斷你，可我十二點半有個飯局，現在必須得走了。等我回來我們再繼續討論好嗎？” “你去哪裡？” “比弗利山的布朗·德比飯店。” “我跟你一起坐車過去。” 歐文鑽進我的車跟我一起去飯店，讓他自己的司機在後面跟著，這樣他就可以接著跟我談他的創意，不用等一個小時我吃完飯之後了。我從來沒有見識過這樣的激情。 也是在那天下午，他還告訴我，他要去東洛杉磯，因為有一個年輕歌手要演唱他的一首歌。這就是年過六旬的歐文·柏林，一個正處於創作巔峰期的活力無限的天才。 歲月對他很殘酷。他在九十多歲時患上了妄想症。有一天，天才的百老匯製片人和舞美設計湯米·圖恩打電話給他：“歐文，我想排一部百老匯歌劇，要用到你的幾首歌。” “不行。” 湯米·圖恩很詫異：“為什麼呢？” 歐文·柏林放低聲音：“唱我歌的人太多了。” 遺憾的是，最後我們也沒能寫成那個音樂劇。
寫《飛燕金槍》給我帶來了諸多樂趣，其中之一就是結識了霍華德·吉爾，他人高馬大、身強體壯，說話音色極美，是當仁不讓的男主角人選。霍華德有一場射擊雙向飛碟的戲，所以得練習射擊。我陪他一起去射擊場，我們還進行比賽。 每次都是他贏。 在導演喬治·西德尼的帶領下，片子拍得很順利，後期製作也終於完成了。 1950年《飛燕金槍》首映，各界評論一致驚艷。紐約評論界稱其為“年度最佳音樂劇影片”。 “因為《飛燕金槍》，看電影重新排上了大眾的日程表。” “銀幕上的安妮好過舞台上的安妮。” “向柏林和菲爾茲伉儷致意。轟動之作。” 貝蒂·赫特被評為電影故事獎最受歡迎女演員，我則獲得了美國電影編劇協會的編劇獎。 1950年，《綜藝》雜誌上刊出了歷年盈利最高的影片榜。我寫的三部影片榜上有名：《單身漢與時髦女郎》、《萬花錦繡》和《飛燕金槍》。
我的消沉時期又過去了，於是便得出一個結論：那位說我患有狂躁抑鬱症的心理醫生肯定是搞錯了。我沒有病。我繼續跟多娜·霍樂薇約會，無時無刻不盼望著跟她共處的時光。 有天共進晚餐時，多娜說：“你想見瑪麗蓮·夢露嗎？” 我說：“想啊。” 她點點頭，“我幫你安排。” 瑪麗蓮·夢露是一位性感偶像、超級明星，她的身世非常坎坷：母親是神經病，從小寄人籬下，有過一次失敗的婚姻，欲罷不能地酗酒、吸毒。不過，她身上有一樣別人永遠無法奪走的東西：天賦。 第二天，多娜打來電話，“週五晚上你跟瑪麗蓮·夢露共進晚餐。記著去她的公寓接她。” 然後她把地址告訴了我。 我熱切地盼望著周五的到來。瑪麗蓮當時已經參演了多部熱門大片，有《紳士愛美人》、《願嫁金龜婿》，還有和加里·格蘭特合演的《妙藥春情》。 那個夜晚跟我想像中的大相徑庭。我在約定的時間來到瑪麗蓮的公寓，她的女伴請我進了屋。 “夢露小姐幾分鐘後就出來。她正在穿衣服。” 她說的幾分鐘其實是四十五分鐘。 瑪麗蓮終於從臥室裡出來了，真是明艷不可方物。 她伸出纖手跟我相握，聲音柔媚動人：“很高興認識你，西德尼。我很喜歡你的作品。” 我們去了比弗利山的一家餐廳。 我說：“跟我說說你的事情吧。” 她開始侃侃而談。出乎意料的是，我們談論的主要對象居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等幾位俄羅斯作家。那些話出自這麼一位美貌女郎之口，感覺真是極不協調，就像有兩個截然不同的人在同時跟我吃飯似的。 按我看，她對自己說的東西並沒有真正的體會。後來我才知道，她當時正在同時跟阿瑟·米勒和伊利亞·卡贊約會，這兩位自然都成了她的導師。這個夜晚很愉快，不過我後來再沒有給她打過電話。 此後沒多久，她就跟阿瑟·米勒結了婚。
1962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在我的醫生海·恩格爾伯特家跟他一起吃飯。吃到一半的時候，他去接了個電話，然後回到飯桌邊跟我說：“有個急診。我去去就回。” 差不多兩個小時之後他才回來。 “很抱歉，”他說，“是我的一個病人。”隨後他遲疑了一下，說道，“瑪麗蓮·夢露。她死了。” 當時的她芳齡三十六。
哈里·科恩是哥倫比亞公司製片部主任，我第一次見他是跟多娜·霍樂薇一起。科恩被譽為好萊塢最嚴厲的電影公司老闆。他曾經這樣吹噓：“我是不會得潰瘍的，只會讓別人得。” 據說，他只害怕一個人，那就是路易斯.B.邁爾。有一天，邁爾給科恩打電話：“哈里，你有麻煩了。” 科恩戰戰兢兢地問道：“什麼麻煩，LB？” “我看上了你們公司的一個簽約演員。” 科恩如釋重負，“拿走吧，LB，你想要誰都可以。” 二戰期間，有這麼一種說法：從哥倫比亞辭職去參軍的編劇都是懦夫。 哈里·科恩二十歲剛出頭的時候，有一個密友哈里·魯比。兩個人都在紐約的一輛有軌電車上上班，哈里·科恩是售票員，哈里·魯比是驗票員，兩個人形影不離。 多年後，兩人都去了好萊塢。有天晚上，兩個人帶著各自的女伴聚在了一起，回憶往昔崢嶸歲月。當時的哈里·科恩是一家電影公司的頭，哈里·魯比則是一位成功的詞曲作家。 哈里·魯比說：“有軌電車跟恐龍一樣滅絕了。當年我們在電車上的工作可真是有趣啊。” 哈里·魯比轉頭對著兩個女伴，衝科恩點了點頭，“他每週賺十八美元，我賺二十美元。” 哈里·科恩的臉漲得通紅。 他咆哮道：“是我賺二十美元，你賺十八美元。” 那以後，哈里·魯比再也沒能見著哈里·科恩。
我在幾次宴會上見過哈里·科恩。第一次見他時，他正在大肆詆毀編劇，說他們是如何如何地懶惰。 “我讓我的編劇每天上午九點到公司，跟那些秘書一樣。” 我說：“如果您認為這麼做他們能為您寫出好劇本的話，那您就該轉行了。” “你他媽的懂什麼？” 然後我們就開始了爭辯。下一次，在另外一個聚會上，他又認出了我。他喜歡跟人爭論。他請我共進午餐。 “我在簽一名製片人之前，謝爾頓，”他說，“我都會問問他的高爾夫球桿數。” “你為什麼對這個有興趣呢？” “如果他的桿數很低，我是不會要的。我只要那種一心只給我拍片子的製片人。” 還有一次他告訴我：“你知道我什麼時候會簽一個身價很高的導演嗎？就在他的片子票房大慘敗之後，那個時候他的身價就下來了。” 有一天，我正在哈里·科恩的辦公室，內部通話系統里傳來了公司經理的聲音。 “哈里，多娜·里德也在線上。托尼的劇組要被派到海外去了，多娜想在他走之前，去舊金山陪他。” 多娜的丈夫托尼·歐文是一個製片人。 “她不能去。”科恩說，隨後便轉過頭繼續跟我說話。 一分鐘後，經理的電話又來了，“哈里，多娜非常傷心。她大概要好幾年見不著她先生了，再說我們現在又不需要她。” 科恩說：“我說了不行。” 經理又打來了第三次電話。 “哈里，多娜都哭了。她說無論如何她都要去。” 哈里·科恩高興地笑了，“很好，停了她的薪水。” 我震驚地看著他，心想：我身邊這是個什麼樣的怪物啊！
我讀到了一本非常精彩的小說，喬治·奧威爾的，小說預言了三十五年之後的俄國。書裡描寫的景象非常恐怖。我覺得，這本小說可以改編成一出絕妙的百老匯音樂劇。我給奧威爾去了信，請求得到小說的舞台劇改編權。 我去找多爾·沙裡，告訴他我想改編。自由主義者多爾說：“我看過這本小說，書很好，不過是反俄國的。你不能寫這樣的劇本。” “多爾，它會成為一部重頭音樂劇的。” “你幹嗎不寫信給奧威爾呢，跟他說，你覺得不應該反俄——只要反獨裁就行了。也就是說，不要針對某個國家。” 我想了想。 “好吧，我給他寫信。”我給奧威爾去了信，他回信說： 多爾給我安排了很多事情，讓我忙的團團轉，最後我只好放棄了。
朱迪錄好了影片的配樂，攝製工作便正式開始了。 沒有戲的時候，朱迪經常來我辦公室聊天。 “戲拍得很順利，是吧，西德尼？”她聽起來很緊張。 “而且很美，朱迪。” “是嗎？”她問道。 我仔細地打量著她，她看起來很緊張。我很好奇，精緻妝容後面的她會是什麼樣子。 我開始聽到一些令人不安的謠言。朱迪總是遲到，台詞也沒背會，拍攝進度一再受阻。她會在凌晨兩點給喬治·西德尼打電話，說自己第二天不一定能趕到片場。 最後，整個攝製工作徹底停了下來。當天，公司就宣布朱迪·加蘭德已經被人替掉了。我很傷心。聽到這個消息我本想給她打電話，可她已經絕望地跑到歐洲去了。 他們原本打算把安妮的角色給貝蒂·加勒特，這位很有才氣的年輕演員出演過我編劇的《大獎》，她的丈夫拉里·帕克斯是《一代歌王》的主演。 班尼·索爾去見加勒特的經紀人。 索爾說：“我們想要貝蒂接下來三部影片的優先簽約權。” 加勒特的經紀人搖了搖頭：“你們只能讓她出演這部片子，沒有優先簽約權。” 拜這位經紀人所賜，貝蒂·加勒特失去了千載難逢的這個角色。最後公司簽了貝蒂·赫特來飾演安妮，片子終於平安無事地拍成了。 拍攝過程中的一天早上，歐文·柏林來到了我的辦公室，“西德尼，我們一起寫一部百老匯音樂劇如何？” 我的心狂跳不已。歐文·柏林的合作就是成功的保證。我盡量讓自己的語氣顯得平靜：“我願意跟你一起寫，歐文。” “好。我已經有一個創意了。” 歐文開始一邊來回踱著步，一邊把他的構思告訴了我。 我瞟了一眼手錶。 我說：“我不想打斷你，可我十二點半有個飯局，現在必須得走了。等我回來我們再繼續討論好嗎？” “你去哪裡？” “比弗利山的布朗·德比飯店。” “我跟你一起坐車過去。” 歐文鑽進我的車跟我一起去飯店，讓他自己的司機在後面跟著，這樣他就可以接著跟我談他的創意，不用等一個小時我吃完飯之後了。我從來沒有見識過這樣的激情。 也是在那天下午，他還告訴我，他要去東洛杉磯，因為有一個年輕歌手要演唱他的一首歌。這就是年過六旬的歐文·柏林，一個正處於創作巔峰期的活力無限的天才。 歲月對他很殘酷。他在九十多歲時患上了妄想症。有一天，天才的百老匯製片人和舞美設計湯米·圖恩打電話給他：“歐文，我想排一部百老匯歌劇，要用到你的幾首歌。” “不行。” 湯米·圖恩很詫異：“為什麼呢？” 歐文·柏林放低聲音：“唱我歌的人太多了。” 遺憾的是，最後我們也沒能寫成那個音樂劇。
寫《飛燕金槍》給我帶來了諸多樂趣，其中之一就是結識了霍華德·吉爾，他人高馬大、身強體壯，說話音色極美，是當仁不讓的男主角人選。霍華德有一場射擊雙向飛碟的戲，所以得練習射擊。我陪他一起去射擊場，我們還進行比賽。 每次都是他贏。 在導演喬治·西德尼的帶領下，片子拍得很順利，後期製作也終於完成了。 1950年《飛燕金槍》首映，各界評論一致驚艷。紐約評論界稱其為“年度最佳音樂劇影片”。 “因為《飛燕金槍》，看電影重新排上了大眾的日程表。” “銀幕上的安妮好過舞台上的安妮。” “向柏林和菲爾茲伉儷致意。轟動之作。” 貝蒂·赫特被評為電影故事獎最受歡迎女演員，我則獲得了美國電影編劇協會的編劇獎。 1950年，《綜藝》雜誌上刊出了歷年盈利最高的影片榜。我寫的三部影片榜上有名：《單身漢與時髦女郎》、《萬花錦繡》和《飛燕金槍》。
我的消沉時期又過去了，於是便得出一個結論：那位說我患有狂躁抑鬱症的心理醫生肯定是搞錯了。我沒有病。我繼續跟多娜·霍樂薇約會，無時無刻不盼望著跟她共處的時光。 有天共進晚餐時，多娜說：“你想見瑪麗蓮·夢露嗎？” 我說：“想啊。” 她點點頭，“我幫你安排。” 瑪麗蓮·夢露是一位性感偶像、超級明星，她的身世非常坎坷：母親是神經病，從小寄人籬下，有過一次失敗的婚姻，欲罷不能地酗酒、吸毒。不過，她身上有一樣別人永遠無法奪走的東西：天賦。 第二天，多娜打來電話，“週五晚上你跟瑪麗蓮·夢露共進晚餐。記著去她的公寓接她。” 然後她把地址告訴了我。 我熱切地盼望著周五的到來。瑪麗蓮當時已經參演了多部熱門大片，有《紳士愛美人》、《願嫁金龜婿》，還有和加里·格蘭特合演的《妙藥春情》。 那個夜晚跟我想像中的大相徑庭。我在約定的時間來到瑪麗蓮的公寓，她的女伴請我進了屋。 “夢露小姐幾分鐘後就出來。她正在穿衣服。” 她說的幾分鐘其實是四十五分鐘。 瑪麗蓮終於從臥室裡出來了，真是明艷不可方物。 她伸出纖手跟我相握，聲音柔媚動人：“很高興認識你，西德尼。我很喜歡你的作品。” 我們去了比弗利山的一家餐廳。 我說：“跟我說說你的事情吧。” 她開始侃侃而談。出乎意料的是，我們談論的主要對象居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等幾位俄羅斯作家。那些話出自這麼一位美貌女郎之口，感覺真是極不協調，就像有兩個截然不同的人在同時跟我吃飯似的。 按我看，她對自己說的東西並沒有真正的體會。後來我才知道，她當時正在同時跟阿瑟·米勒和伊利亞·卡贊約會，這兩位自然都成了她的導師。這個夜晚很愉快，不過我後來再沒有給她打過電話。 此後沒多久，她就跟阿瑟·米勒結了婚。
1962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在我的醫生海·恩格爾伯特家跟他一起吃飯。吃到一半的時候，他去接了個電話，然後回到飯桌邊跟我說：“有個急診。我去去就回。” 差不多兩個小時之後他才回來。 “很抱歉，”他說，“是我的一個病人。”隨後他遲疑了一下，說道，“瑪麗蓮·夢露。她死了。” 當時的她芳齡三十六。
哈里·科恩是哥倫比亞公司製片部主任，我第一次見他是跟多娜·霍樂薇一起。科恩被譽為好萊塢最嚴厲的電影公司老闆。他曾經這樣吹噓：“我是不會得潰瘍的，只會讓別人得。” 據說，他只害怕一個人，那就是路易斯.B.邁爾。有一天，邁爾給科恩打電話：“哈里，你有麻煩了。” 科恩戰戰兢兢地問道：“什麼麻煩，LB？” “我看上了你們公司的一個簽約演員。” 科恩如釋重負，“拿走吧，LB，你想要誰都可以。” 二戰期間，有這麼一種說法：從哥倫比亞辭職去參軍的編劇都是懦夫。 哈里·科恩二十歲剛出頭的時候，有一個密友哈里·魯比。兩個人都在紐約的一輛有軌電車上上班，哈里·科恩是售票員，哈里·魯比是驗票員，兩個人形影不離。 多年後，兩人都去了好萊塢。有天晚上，兩個人帶著各自的女伴聚在了一起，回憶往昔崢嶸歲月。當時的哈里·科恩是一家電影公司的頭，哈里·魯比則是一位成功的詞曲作家。 哈里·魯比說：“有軌電車跟恐龍一樣滅絕了。當年我們在電車上的工作可真是有趣啊。” 哈里·魯比轉頭對著兩個女伴，衝科恩點了點頭，“他每週賺十八美元，我賺二十美元。” 哈里·科恩的臉漲得通紅。 他咆哮道：“是我賺二十美元，你賺十八美元。” 那以後，哈里·魯比再也沒能見著哈里·科恩。
我在幾次宴會上見過哈里·科恩。第一次見他時，他正在大肆詆毀編劇，說他們是如何如何地懶惰。 “我讓我的編劇每天上午九點到公司，跟那些秘書一樣。” 我說：“如果您認為這麼做他們能為您寫出好劇本的話，那您就該轉行了。” “你他媽的懂什麼？” 然後我們就開始了爭辯。下一次，在另外一個聚會上，他又認出了我。他喜歡跟人爭論。他請我共進午餐。 “我在簽一名製片人之前，謝爾頓，”他說，“我都會問問他的高爾夫球桿數。” “你為什麼對這個有興趣呢？” “如果他的桿數很低，我是不會要的。我只要那種一心只給我拍片子的製片人。” 還有一次他告訴我：“你知道我什麼時候會簽一個身價很高的導演嗎？就在他的片子票房大慘敗之後，那個時候他的身價就下來了。” 有一天，我正在哈里·科恩的辦公室，內部通話系統里傳來了公司經理的聲音。 “哈里，多娜·里德也在線上。托尼的劇組要被派到海外去了，多娜想在他走之前，去舊金山陪他。” 多娜的丈夫托尼·歐文是一個製片人。 “她不能去。”科恩說，隨後便轉過頭繼續跟我說話。 一分鐘後，經理的電話又來了，“哈里，多娜非常傷心。她大概要好幾年見不著她先生了，再說我們現在又不需要她。” 科恩說：“我說了不行。” 經理又打來了第三次電話。 “哈里，多娜都哭了。她說無論如何她都要去。” 哈里·科恩高興地笑了，“很好，停了她的薪水。” 我震驚地看著他，心想：我身邊這是個什麼樣的怪物啊！
我讀到了一本非常精彩的小說，喬治·奧威爾的，小說預言了三十五年之後的俄國。書裡描寫的景象非常恐怖。我覺得，這本小說可以改編成一出絕妙的百老匯音樂劇。我給奧威爾去了信，請求得到小說的舞台劇改編權。 我去找多爾·沙裡，告訴他我想改編。自由主義者多爾說：“我看過這本小說，書很好，不過是反俄國的。你不能寫這樣的劇本。” “多爾，它會成為一部重頭音樂劇的。” “你幹嗎不寫信給奧威爾呢，跟他說，你覺得不應該反俄——只要反獨裁就行了。也就是說，不要針對某個國家。” 我想了想。 “好吧，我給他寫信。”我給奧威爾去了信，他回信說： 多爾給我安排了很多事情，讓我忙的團團轉，最後我只好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