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馬關條約》簽署。消息傳到北京，舉國激憤，人心思變。
時值十八省舉人在京會試，三十七歲的廣東南海考生康有為（1858—1927）一夜之間趕寫了萬言書，要求光緒“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在一千二百名舉人的聯署下，遞呈都察院，史稱“公車上書”。
公車不是公共汽車，而是官府的馬車。漢代通過“察舉”選拔官員，地方賢才被推薦去京師做官的，都要由朝廷派公車接迎，故用公車指代舉人。
甲午年“公車們”確實上書了，但同《新華詞典》裡“公車上書”一詞根本不是一回事兒。
原因是康有為的人品實在不敢恭維。
1923年，六十多歲的康聖人跑到陝西去講學，受到陝西督軍劉振華的熱情款待。
在遊覽臥龍寺時，康有為發現一本明代御賜的《磧砂藏經》，眼前一亮，先以金錢動之，再以自己所藏的三本經書交換為誘餌。住持定慧見其是督軍座上賓，不好拒絕，便與之訂約。
誰知急不可耐的康有為當晚就派弟子張扶萬帶著十七輛大車浩浩蕩盪地來到臥龍寺，不但奪走《磧砂藏經》，還順帶搬了兩櫃其他經書。
定慧得知後忙從寺外趕回，已然阻攔不及，眼睜睜看著張扶萬揚長而去。
不久，風聲走漏，各界嘩然，紛紛斥責康有為，要求其退還經書。憤怒的群眾還自發撰寫藏頭詩諷刺道“老而不死是為（賊），國家將亡必有（妖）”，合起來便是“賊妖有為”。
陝西人民顯然低估了南海聖人的心理素質，人行走江湖數十載，以至於江和湖都被污染了。此事拖到第二年開春，覺得竊書不算偷的康有為帶著心愛的國寶溜出了西安。
要不是眾人圍追堵截，在潼關攔下他，國有資產就又流進私人腰包了。
當然，康有為不是孔乙己，能耐遠不止於此。他最擅長的還是講故事，希區柯克見了也自愧弗如。
康有為和梁啟超召集一千二百名舉人在北京松筠庵舉行集會，時為條約簽訂後第五天。
現場群情激憤，台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
康有為出示草就的《上今上皇帝書》，內容包括拒和、遷都、變法。眾人挨個簽名，並於十天后（5月2日）在康、樑的率領下，齊集都察院門口投遞。
而都察院則以光緒已在合約上用璽，事情無可挽回為由，拒絕接受。
戲劇衝突的確抓人，然而，真相卻是，康有為根本就沒去都察院。
清朝人民享有集會的自由。不過，實地考察一番便會發現，松筠庵（楊繼盛故居）巴掌大的地方，容納一千人非常困難。即使勉強擠下，也是人貼著人，且分散於各個房間，何談集會？
唯一可以確證的上書是由梁啟超組織的，只煽動了八十多個廣東舉人，而同一時間陳景華領導的上書則聯合了將近三百名粵籍舉人。康有為自封公車上書的領袖，其影響力卻不過爾爾。
如果表演僅限於此，還可以理解為康有為愛國心切以至於神誌失常。問題是他為了塑造偉光正的形象，不惜混淆是非，抹黑他人，這就給歷史研究工作人為地設置了許多障礙。
首先，光緒蓋璽的日期是5月3日，而在康有為的記載裡，5月2日都察院的人就未卜先知地告訴他說皇帝已經蓋璽。
其次，都察院三個堂官裕德、壽昌和沈恩嘉都反對議和，底下二十多個御史更是輪番上折子，不眠不休。
此外，僅5月2日一天，都察院就向朝廷代奏了十五件來自官員和舉人的上書。試問這般嘔心瀝血主戰的國家機關，有何必要同一個康大砲作對？
整天覺得世人皆醉我獨醒的康有為其實忽略了一點：高層也分左中右。
成立於半年前，旨在架空北洋的戰時機構督辦軍務處（最高軍事委員會）尚未撤銷，五個大佬（復出的奕訢、慶親王奕劻、翁同龢、李鴻藻以及兵部尚書榮祿）裡除奕訢和奕劻主和外，其餘三人全部反對簽約。
這顯然不是康有為所處的層面能夠了解，他也就知道軍機大臣孫毓汶是個主和派。
問題是掃大街的都知道。
當面對內外交口反對，高層莫衷一是的局面時，孫毓汶曾挺身而出、甘做小人，辭色俱厲地催光緒蓋璽，還拿天津海嘯嚇唬人，把皇帝逼得繞殿急走，走了一個多小時，才“頓足流涕，奮筆書之”。
雖如此，康有為的交際能力還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據時任翰林院庶吉士的胡思敬描述：
有為身材高大，鬍鬚修長，目光炯炯射人。初見人時抱拳鞠躬，朗聲大笑，詢問完姓名，依次又問來自何地，有何物產，鄉里的長老、豪傑等事。再三細問，取西洋鉛筆，一一記錄下姓名，藏於夾袋之中……終日怀揣名帖，汲汲奔走，好像失常了一樣。
康有為是在同鄉凌福彭（軍機章京）的介紹下認識的張蔭桓，這也是張蔭桓人生噩夢的開始。
張沒有科舉功名，早年花錢捐了個知縣，全靠實乾一步步爬到高位，結果就遇到了讓他一見傾心的命中煞星：最佳損友康有為。
學問大、口才好、心氣高，招招命中尊師重道的張蔭桓的軟肋，從此，為康有為奔波勞碌，披星戴月……
康有為考中進士，想當狀元，天天求張蔭桓幫他運作，結果被閱卷大臣斥退；康有為想巴結翁同龢，苦無門路，張蔭桓立刻代為引薦。
如此任勞任怨的下場便是受政變牽連，流放三千里，客死異鄉。引為至交的康煞星還在各種場合對張蔭桓為康黨做出的貢獻諱莫如深，恨不得劃清界限。
要不是張蔭桓有寫日記的習慣，無名英雄多半當定了。
更扯的是，張蔭桓遇人不淑也就罷了，還把好友孫毓汶搭了進去。
身兼“位高”與“主和”兩大因素的孫毓汶被康編劇塑造成了大反派：他千方百計地阻撓康有為的行動，在松筠庵集會時派翰林院編修黃某前去砸場。
黃某單槍匹馬，“飛言恐嚇”，居然就嚇呆了剛才還憤憤不平的舉子們。許多人當場請求撤銷簽名，讓人不得不懷疑查無實名的黃某是否便是黃飛鴻。
事實上在1895年，拒和不是少數派報告，而是終南捷徑。
比如翰林院編修王榮商，就因聲嘶力竭地拒和，半個月內跳了兩級，擢為侍講。
當年夏天，康門弟子編寫的《公車上書記》出版，梁啟超作序。序言中隻字不提康有為是公車上書的領導者——蓋因時議未消，當事者眾，忌憚輿論，不敢造假。
而這，才是事實的真相。
真相殺手康有為又開始炒作《公車上書記》，說此書“為人傳抄，刻遍天下”——這可真是高估了國人對時政的熱情。
圖書市場上賣得最好的書永遠是成功學和養生，康有為想逆市而為，其結果便是《公車上書記》一再滯銷。 《申報》上六次聲勢唬人的廣告顯示，兩個月內，該書售價便從兩角跌到四分。
可能你會問，康有為好歹也是搞國學的，為什麼思想品德不及格？
要怪就怪他投錯了胎，生在一個無論你搞什麼先得被當時萬惡的教育體制搞一遍的時代。
從小博覽群書的康有為在廣州府連考三次，十六歲才混了一個秀才文憑。
科海無涯，沒有最慘，只有更慘。就在同一個考場，三戰三北的洪秀全精神分裂，發瘋去找上帝尋求安慰。
由此可見，康有為的心理素質還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這也難怪。據他回憶，自己出生時有異兆（大火赤流星，子夜吾始生）；年輕靜坐時有幻象（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
而這類始終堅信天將降大任於己的人，一般不是待在瘋人院便是顛倒眾生折騰天下。
上天似乎在考驗康有為的耐心，以確定他就是那個“Chosen One”。於是，接下來十三年裡，康同學的身影輾轉出現在廣州和北京的考場，其結果卻是六考六敗。
1893年，毛澤東都出世了，康有為已經三十六歲。擱現在，這把年紀考公務員都不讓報名了。
所幸心力強大，硬是拼了老命再進考棚。
居然，就中了。
此後一帆風順，時隔兩年竟高中進士。
真可謂旦夕禍福轉念間。
其實也不奇怪，縣試（考秀才）和鄉試（考舉人）注重文采，文學天才加點八股訓練便可應付，像梁啟超這種“筆端常帶感情”的一考一個準。
至於中進士、點翰林，則必須學富五車真知灼見，光靠耍筆桿子是糊弄不過去的。因此，不通的舉人隨處皆有，狗屁的進士則不多見。
而康有為的問題在於，積累甚廣，想法很多，文字功底卻並不出眾，故常年困厄於地方。
十年寒窗，康秀才追隨理學大師朱次琦精研宋明理學，進而由儒入佛，旁及西學。在朱老師病死後又四處遊歷，訪名山大川，交鴻儒達官，足跡遠至香港。
英國治下的香港吏治清廉、街道整潔，康有為深受刺激，轉而攻讀為數不多的翻譯過來的西方書籍，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塊吸取知識的海綿。
這些書大多出自上海的廣學會。
由赫德任董事長、李提摩太任總幹事的廣學會在推廣基督教的同時，編譯出版了大量政治、科學類書籍，並發行《萬國公報》，傳播西方自由民主之觀念，呼籲清廷實施政治體制改革。
通過在科場外免費發放和對官員贈書，廣學會影響了一大批社會精英。 1894年，李鴻章作序、李提摩太所著的《泰西新史攬要》風行全國，僅四川一省就有十九種盜版。
同時，廣學會經常舉辦有獎徵文，命題廣泛，無所不包。康有為參加過一次，得了個末等獎。
但很明顯他的志向不在新概念作文大賽上。 1888年，康有為再次上京，參加順天府鄉試。
開考前，三次登門求見內閣大學士徐桐（1819—1900）。
徐桐家住東交民巷，離各國使館很近。康有為但凡腦子正常點，看見他家門口貼著的一副對聯“望洋興嘆，與鬼為鄰”，也該知道和自己不是一路人。
曾任同治帝師的徐桐極端守舊，《清史稿》說他“惡西學如仇”。並且極端昏聵，曾言“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於此”。
聽說有個國家叫美利堅後又不高興了：“我大清什麼都美，美國有什麼可美的？我大清什麼事都順利，美國有什麼可利的？我大清軍隊無堅不摧，美國有什麼可堅的？”
作為道光年間的進士、倭仁的弟子，徐桐在學術上的造詣遠遜其師，亦不如李鴻藻和翁同龢。整天拿著一本《太上感應篇》晃來晃去，常遭同僚恥笑，只因資歷老年紀大，倒也沒人管他。
兩個頭腦不太正常的人碰到一起就是出鬧劇。
徐桐拒了康有為三次，又派人來問他究竟有何要緊話說。康有為寫了一封措辭乖張的信，拍徐桐馬屁的同時卻說“七十老翁，復何所求”，指責其屍位素餐。
徐桐被激怒，斥康有為是“狂生”，將其書信擲還。
科場再次失利的康有為開始遍訪京城權貴，兜售他的變法萬言書《上清帝第一書》。
後世論及此疏，多稱其主旨為“要求實行資產階級改良”——就算訓練有素的職業影評人，要想過度闡釋到這種程度，還是很困難的。
上書約五千字，無非外夷交迫、內政敗壞、天災示警的陳詞濫調，以此說明變法的急迫性。問題是新法長什麼樣，怎麼變，康有為全然沒有提及。
按規定，秀才上書必須由國子監代呈。恰好國子監祭酒盛昱是翁同龢的門生，於是，康有為的宏文擺到了翁的案頭。
要不是撞上敏感時期，說不定真能受到清流領袖的賞識。
已和奕譞達成共識的翁同龢在等。再等一年，光緒大婚親政之後，一切都將明了。因此，在這個節骨眼上，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唯願權力能順利交接的他不想節外生枝，就像當年奕訢下台時深感獨木難支的李鴻章所發出的喟嘆：
但冀因循敷衍十數年，以待嗣皇親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變。
當晚的日記裡，翁同龢表明了自己拒絕呈遞康文的原因：
言語訐直，於事無益，只會徒生釁端。
憤青再不靠譜，也比善變的女人可靠。
1889年的大婚拉開了帝后兩黨鬥爭的序幕。
都知道光緒喜歡珍妃，慈禧卻內定了自己的侄女隆裕為皇后。
並且，按理說歸政了就應該搬到專供先皇遺孀居住的慈寧宮去，慈禧卻跑到寧壽宮，權力隱喻不言自明——此宮是乾隆為自己退居太上皇后打造的養老之地。
而且是不交權的太上皇。
朝廷的人事安排也蕭規曹隨，不願交權的訊號再明顯不過。御史屠仁守坐不住了，上了一道詭異的奏章。
十幾年的罵人經驗，文字已玩兒到登峰造極的境界。屠仁守在疏中祭出了屠龍術：太后歸政在即，朝廷政務繁忙，請求明降諭旨，依照高宗皇帝（乾隆）當年訓政的舊例，以後外省的密摺、廷臣的封奏，仍然要寫“皇太后聖鑒”的字樣，懇請皇太后閱覽批示後，方能施行。
表面看切合慈禧心意，實際上屠仁守在御史中素以剛直不阿聞名，砍起人來堪比屠龍刀，江湖人稱“西台孤鳳”。
這樣的人，對曲學阿世不感興趣。
慈禧明白，擺在眼前的是一個圈套。如果同意屠仁守的奏章，意味著自己在悍然挑戰祖制，以后宮女流的身份自比乾隆，拒不歸政；若不同意，則需明確表示自己歸政的同時，也肯放權。
正確答案其實只有一個。慈禧違心地下旨說：
覽奏極其駭異！垂簾聽政乃權宜之計，豈可與高宗皇帝的訓政相提並論？
屠仁守被撤職查辦，但他自爆的目的已經達到，氣得慈禧天天對翁同龢發牢騷：“我的心事他們全然不知。”
但在光緒看來，慈禧根本就沒有資格生氣。早在上一年奕譞病重時，他就懷疑慈禧想謀害死自己的父親。
為此，還專門找翁同龢商量，說醇親王的病御醫無可奈何，朕私下延請的民醫徐某診治後倒大有轉機。誰知宮中竟傳旨，不許醇親王服用徐某所開之藥。
翁同龢倉促間不知如何回答，光緒斷然道：“朕的意思是，仍服徐方。”
迨至大婚，皇帝的不滿終於公開發作。
對包辦婚姻，光緒雖沒有像五四青年那樣勇敢地說不，但在婚後第四天，藉口生病，把原定在太和殿宴請皇后家族的筵席撤銷，將菜餚分賜給京城的王公大臣，一時引發坊間無數議論……
從1894年起，慈禧開始常住頤和園。帝后之爭最終以恐怖制衡的結構固化下來。
事先請示：無論請安、侍膳，還是陪看戲，都是以孝道之名，行控制之實。
事後匯報：光緒有獨立的硃批權、口諭權，但在處置後的第二天必須向慈禧報告。
這就好比皇帝在一座玻璃房里辦公，太后雖在遠處，仍可大致看個清楚。不過必須承認，再透明的玻璃房也有一些暗角。
回到康有為，1888年的受挫實與政治氣候不宜有關。蹭蹬了一年半，一事無成的他頹然離京，臨別之際還口占一詩，其中惡狠狠道：
虎豹猙獰守九關，帝閽沈沈叫不得。
又把賬算到了虛擬的頑固派頭上。
康有為開始考慮轉型，在給刑部主事、著名學者沈曾植的信中寫道：“我無土地，無人民，無事權，為之奈何？或者託於教乎？”
沈曾植見他可憐，一片好心，把王闓運的弟子廖平（1852—1932）所著的《今古學考》借給了他。
結果就輪到廖平倒霉了。
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川人廖平的人生平淡無奇，幾乎只有黑白二色。等遇到康有為，直接全黑了。
廖平早年考秀才拔得頭魁，受到時任四川學政張之洞的賞識，把他調到自己手創的尊經書院著力栽培。
繼任院長是王闓運，廖平跟著他打下了紮實的經學底子。
就在康有為灰溜溜地離京的同時，廖平踏踏實實地考上了進士。
當了個把月內閣中書覺得沒勁，正好已調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創辦了廣雅書院，極力延請廖平。
他想都沒想，收拾行囊上路。
論辦實業，張之洞不如李鴻章；但論精神文明建設，張探花還是銳意進取，既快且狠的。督兩江時，江寧候補知府陳銳曾找過他。
以詩見長的陳銳先找到的是陳三立（陳寅恪之父）。陳三立之父陳寶箴時任湖南巡撫，政聲卓著，和張之洞私交甚好。
陳三立屢向張之洞推薦陳銳，意欲幫好友謀到實缺。可惜傳見前陳銳想多了，覺得詩與駢文皆張之洞所擅，不如專談古文，攻其所短，以達到震懾的效果。
計定入見。張之洞問：“汝善何種文學？”
陳銳：“古文。”
張：“古文習何文？”
陳：“八大家。”
張：“八大家喜讀何家？”
陳：“韓昌黎。”
張：“韓文最喜何篇？”
陳：“《原道》。”
張之洞連聲道：“原道、原道……”
語未終，舉杯送客。
陳三立得到的反饋是：陳銳不佳。
《原道》是韓愈為了揚儒抑佛而作，雖被奉為經典，但主旨異常保守（聖人出而救萬民於水火）。
張之洞的思想顯然不保守。他是保守中的前行者，前進中的保守派。
常年搞意識形態使他對西方的認識比一般的洋務派更深。體用分離讓他敢在教育上實施改革，培育新式人才，輿論相對寬容。但一涉及政治現實，立刻勒馬回韁。
因此，把兩邊各打一棒的張之洞（“舊者因噎而廢食，新者歧多而亡羊”）其實需要的是完全能為己所用的良材。
康有為看完《今古學考》，非常震驚，立刻跑回廣州找到廖平，訴說自己如黃河氾濫延綿不絕的崇拜之情。
廖平面無表情地聽他叨叨完，摸出兩篇草稿，說自己已經推翻了原來的觀點。
康有為搶過稿紙一看，標題是《知聖篇》《闢劉篇》。
治《公羊》的你傷不起。
在遙遠的秦代，始皇進行了“書同文”的改革，盡廢六國文字，統一使用秦國的隸書。
焚書坑儒後，“挾書之禁”的法令規定，民間私自藏書可罪至“族誅”。這就造成了文化斷層。
到了漢初，從春秋戰國流傳下來的“古書”近乎絕跡——除非你扛著洛陽鏟去盜墓。
就算真的挖出來兩本，拿到孔夫子舊書網去曬，望著天書一般的六國古文，恐怕也沒人敢買。
《公羊傳》的情況比較特殊，雖被歸在“今文經”裡（用的隸書），但其思想淵源成形於戰國時的齊國人公羊高。
此人據說是子夏的弟子。 “孔門十哲”之一的子夏被普遍認為是孔子之後最早具有法家傾向的儒家學者。
而這，也深刻地影響了公羊高。
作為家學，公羊學一直口傳心授。傳至漢景帝時，公羊高的玄孫公羊壽將之付諸紙面，定稿出版，是為《公羊傳》。
時至武帝，獨尊儒術，釋《春秋》的比比皆是，又以公羊派和穀梁派為泰山北斗，宛若少林武當。
當年華山論劍，穀梁派高手瑕丘江公敗給了公羊派高手董仲舒。在武帝的欽定下，公羊學從此成為官學。
君之所向，天下趨焉。加之公孫弘以草民之身精研公羊，竟官至丞相，這對讀書人的刺激實在太大了。一時間人手一本《公羊》，以求朝廷供養。
供養之所便是官辦的太學，在裡面混個“五經博士”當，外放內遷均可做大官。久而久之，潛心學術者寡，徵逐名利者眾。
有識之士開始尋求突圍。
比如東漢最牛的學者鄭玄，就因不滿太學裡的官僚主義和課題貧乏，四處求學，遍覽群經，終成一代宗師。
早在鄭玄之前，西漢末年的劉歆（公元前50—公元23）就對這幫學霸發起過猛烈的挑戰。
劉歆是皇室宗親，其父劉向乃著名學者。家學淵源使其素有神童之名，受漢成帝召見後，隨劉向整理國家圖書館的館藏。
圖書館作為人類智慧的寶庫，待久了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奇效。博爾赫斯就因常年擔任阿根廷國立圖書館館長，寫出的作品汪洋恣睢，被稱為“作家中的作家”。
西漢的國家圖書館保存了許多稀世的六國古書。劉歆皓首窮經，先是整理出一本。又將圖書分門別類，撰寫目錄和簡介，搞出一本《七略》，堪稱目錄學始祖。
工作之餘還研究一下數學，將圓周率推衍到了3.15。
最重要的發現是《左傳》。
此書在民間一直有流傳，但影響不大，讀者皆以尋常史書視之。但劉歆不這麼看，他重新校勘了館藏的古本《左傳》，認為終於找到了對付以研究《公羊傳》為生的今文家的利器。
作為今文經學，代代相傳的公羊學其主旨是否發生流變？而且，即使公羊高真是子夏的弟子，隔了兩代人，《春秋》的真義他能洞悉多少？
《左傳》則不然，成書於春秋，作者左丘明是孔子的好友。中有“巧言令色、足恭（以過度謙敬取媚於人），左丘明恥之，丘（孔子）亦恥之”的記載。
誰的可信度更高，一目了然。
劉歆的發難太學裡的腐儒無法回答（“不肯置對”），對他要求把《左傳》列入官學的呼籲更是懼恨交加。於是打出一張“黨同伐異”，將劉歆排擠出了京城。
回到文本本身，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傑出代表《公羊傳》與《左傳》，其間的差別不啻天淵。
《公羊傳》可謂六經註我的典型。
打著闡釋《春秋》的旗號，發揮出孔子做夢都想不到的“微言大義”，不禁讓人想起小學語文課上歸納中心思想的套路。
雖然很假，但實踐證明，在一個充斥著謊言的國家裡，虛偽往往比真實更安全有效。
深諳此理的漢武帝在準備同匈奴開戰時，面對跪阻的群臣，便祭出了《公羊傳》。
他援引的是“莊公四年”的事，《春秋》上記載了一句話：
紀侯大去其國。
寥寥六字，《公羊傳》解釋出了三百多個字……
首先補充了一些史料，說“大去”就是滅國的意思。紀國被齊國給滅了，下手的是齊襄公。
之所以隱去“兇手”的名字，是為賢者諱。齊襄公談不上賢良，但在這場戲裡的表現值得肯定。
他和紀國沒什麼過節，下此“毒手”是為了替祖宗報仇。當年，九世祖齊哀公被周天子下令扔到鍋裡給煮了，原因是周天子聽信了紀國領導人的讒言。
也許你會問，當今紀國的國君又沒得罪齊國啊，襄公把人滅國了，這不是遷怒嗎？
《公羊傳》殺氣騰騰地回答你：“話不能這麼說。要是齊哀公被冤枉時，中央有一位聖明的天子，早把奸佞的紀國領導人給處理了——紀國能傳到現在等於是白撿的。而且，齊襄公在位時，天子仍然昏庸，要搞死紀侯，唯一的辦法便是快意恩仇，滅掉紀國。”
這就是著名的“九世復仇”。乍一看的確符合《春秋》血親復仇的原教旨。但是你信嗎？反正我不信。
齊襄公又不是齊桓公。此公征伐無度，言而無信，跟自己的妹妹亂倫，享國十二年就把衛國、魯國、鄭國打了個遍，滅紀國怕只是嗜殺成性的結果，而非報什麼一百八十年前的世仇。
劉徹引用此例就更可笑了。當年“白登之圍”劉邦確實遭匈奴欺負，但畢竟完好無損地回來了，跟齊哀公被煮成熟肉不可同日而語。
況且，《公羊傳》描述的是先秦封建社會的現實：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齊襄公再不濟也能以“替天子行道”的名義伐紀，劉徹徵匈奴喊喊“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沒問題，搬出《公羊傳》則顯得生拉硬套。
如果和蕭望之的故事對比著看，更顯荒謬。
漢宣帝時，匈奴發生內亂。朝臣議論紛紛，都主張趁此良機狠狠地教訓一下這幫蠻夷。
宣帝拿不准，請教御史大夫蕭望之。蕭是海內名儒，按理說打擊落後文明，維護華夏正統應該責無旁貸，沒想到他拋出三個字：打不得。
蕭望之引述的是《春秋》里關於士匄（gai）的一則事例：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榖，聞齊侯卒，乃還。
晉國的士匄率軍攻打齊國，行至穀這個地方，聽說齊侯翹辮子了，於是收兵回國。
表述非常平靜，《公羊傳》卻又不淡定了，說《春秋》在表揚士匄不攻打正在辦喪事的國家。
以當孔子肚子裡蛔蟲為榮的公羊氏振振有辭道：“玄機就在那個'還'字裡。這是個好字眼啊，真是寓褒貶於一字之中。”
品不出“還”字隱含了什麼愛憎情緒，你也只有怪自己眼拙。 《公羊傳》上的是公開課，不是家教，不會等你揣摩清楚了再往下講。人扯完歷史，圖窮匕見，馬上拋出一句“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這才是要表達的主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蕭望之以“不能趁人之危”勸阻了皇帝打匈奴；漢武帝用“世仇不共戴天”論證了必須打匈奴。同一本書裡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觀點。看來對漢朝人而言，學好《公羊傳》，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論只是一張皮，真相往往出自現實的考量。正因為有劉徹的窮兵黷武打下的基礎，漢宣帝才敢言“王霸雜糅”。
漢匈之爭延綿一百多年，雙方都已打疲，亟須一個轉機。就在蕭望之借公羊之酒澆漢家塊壘的二十年後，昭君出塞，漢匈結好。
如果只因為“能不夠”，“發展”了一下《春秋》的義理倒也罷了。更嚴重的問題是，《公羊傳》為了服務於政治，時不時還夾帶私貨，曲解經義。
比如說“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從《春秋》裡“發掘”出來的這八個字，前四個確實貼合周禮以及宗法制的社會現實。
如果你的母親是國君的正妻，其他兄弟的母親都是側室，那他們會很自覺地退避三舍，不與你爭儲君之位。
像《宮》那樣一群阿哥為了搶皇位打得頭破血流，在《春秋》看來就是沒文化真可怕的樣板。
關鍵是後四個字。先秦時代根本就不存在“母以子貴”的現象，這是漢代公羊家為了迎合權力，在《公羊傳》付梓時添加進去的。
當春秋時，諸侯滿街走，大夫多如狗。只要你是“士”以上的貴族，找個門當戶對的女人當妻當妾都很容易，犯不著去強搶民女。
到了漢代，社會結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異姓諸侯如韓信等早被剪除殆盡，同姓的藩王又不能通婚，皇室需要大量的后宮佳麗，除了去民間海選，別無他法。
這就給了許多原本出身低賤的女人以機會。
例如劉徹的生母王娡。
王娡的父親乃一介平民，王母倒是名門之後，但所謂的“鐘鳴鼎食之家”早已是遙遠的回憶。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王娡進宮前是結過婚的。
考慮到《甄嬛傳》里後宮爭寵的明刀暗槍，劉徹母子受到的非議不難想像。
直到一天，從眾口鑠金中殺出了一條血路的劉徹終於手操權柄、口含天憲。這時，董仲舒拿著一本《公羊傳》跑來告訴他：皇上，母以子貴。
那種與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覺，真是一言難盡……
《公羊傳》的衰落，標誌性事件是東漢的一場辯論。結果是，主治公羊、人稱“學海”的何休敗給了《左傳》專家、有“經神”之稱的鄭玄。
意料之中。
今文家的閱讀量總體上不如古文家。口才再好，沒有論據作支撐，也只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兩相對比，《公羊傳》重政治正確，輕事實考據，嚴定綱紀，愛憎分明，具有強烈的法家意識；《左傳》正好相反，重史實而輕義理，小心求證，客觀陳述，罕見偏激的情緒。
因此，今文學家攻擊《左傳》的說辭是：它不過是一本史書，孔子的精神一點沒宣揚，不配稱“經”！
古文家的回擊不甘示弱：那也比你打著紅旗反紅旗，穿鑿附會，篡亂《春秋》強！
事實上，像羚羊一樣好鬥的《公羊傳》並非一無是處。比如，在復古傳統嚴重的中國提出了震撼的“公羊三世說”。
在研究《春秋》時，公羊氏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孔子也怕文字獄。
根據怕的程度，《公羊傳》把《春秋》記載的十二位魯國國君的世代由近及遠地劃分為所見世、所聞世和所傳聞世。
董仲舒解釋說，所見世就是孔子出生後的襄公、昭公、定公和哀公四個他親身經歷的時代。
所聞世是從襄公上溯的四個時代；所傳聞世是再一次上溯，直至隱公的四個時代。
董仲舒指出：對所傳聞世的壞人壞事，孔子批起來不留情面；對所見世則含蓄委婉。
並流露出變態的欣賞，說這是一種謹慎的處世態度，進能安邦，退能全身。
何休見董仲舒睜眼說瞎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貌似惡人最多的所傳聞世定為“據亂世”，惡人稍少的傳聞世定為“昇平世”，無比和諧的所見世定為“太平世”。
這就指鹿為馬了。
從春秋到戰國，分明是越來越亂，怎麼倒昇平而太平了？
何休也知道漏洞很大，敷衍說所謂的太平世暫時是“文致太平”，其實還比較亂。孔子先把太平的構想畫在紙上，以待來者。
由此可見，在今文家筆下，孔子是一個政治家，作《春秋》的目的是為了發展變革；而在古文家筆下，孔子不過是一個史學家，述而不作，整理國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於是，問題可以簡化為：尊重事實與尊重事理，到底哪一個更重要？
東漢以降，公羊式微。五代之後，士大夫都去玩兒宋明理學了，搞經學的逐漸邊緣化。而《左傳》名為經，實為史，憑藉其紮實的史學功底，影響反倒越來越大。
及至清朝，章學誠甩出一句“六經皆史”，把經學的地位大大降低了。
乾嘉學派尋章摘句的考據癖也是信仰崩潰之後的結果——倘或《春秋》真有那麼多大義，則崖山之變、滿人入關又作何解釋？
然而，萬馬齊喑的局面還是被龔自珍和魏源打破了。
此二人重提公羊，發廖平之先聲。
而廖平顯然將今文家一驚一乍、聳人聽聞的特點發揮到了極致，說走火入魔也不誇張。
《闢劉篇》就是一部陰謀論，說劉歆是史上第一騙，騙了中國人兩千年，他探佚出來的那些以《左傳》為首的“古文經”都是自己一手偽造的，整個一經學妖孽。
《知聖篇》又成了《達芬奇密碼》，把孔子打造為預言帝，說《春秋》不可小覷，你要是把它當作魯國的編年史來看那就白瞎了聖人的一番苦心了。 《春秋》其實是現代世界的一種想像，鄭國代表中國，秦國代表英國，而魯國則是日本，魯哀公就是明治天皇……
當瘋子遇到神經病，歷史便充滿了喜感。
康有為先是故作驚疑狀，責備廖平標新立異以求出名，又以一臉諄諄善誘的過來人表情，勸他焚毀草稿，以免惹禍。
真要信了康有為的話，才是自取其禍。
因為他轉身就剽竊了廖平的觀點，用半年時間趕出兩部怪書——《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
考諸經學史，再也找不到比這兩本更離奇的考了。
第一本是“破”。按照廖平的思路，痛罵劉歆篡改六經。
其實這個問題很好求證，把流傳下來的文獻和出土文物兩相比較即能得到答案。
一些戰國時的鐘鼎器皿上刻著和《左傳》相同內容的文字，按理說已是鐵證如山，康有為卻硬說這些古董都是劉歆私下鑄造，預先埋好以欺矇後人用的——合著沒有碳14鑑定法，想怎麼說都行。
另外，之所以叫“新學”，是為了和王莽篡漢自立的“新朝”聯繫起來。
這倒是事實，劉歆和王莽私交甚篤，而後者在建立起政權後推行複古（周禮）的治國之策，急需古文家的理論資源。
劉歆可謂不二人選。
當學術與權力聯姻後，《左傳》被抬進了太學。
然而，君以此興，必以此亡。 “新莽”如天上的流星，忽然而已；地上的劉歆則受此牽連，死於非命。
其實，“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本是文人的通病，打折出售的康有為又有什麼資格責難待價而沽的劉歆呢？
第二本是“立”。康有為說，劉歆湮滅了聖人的大義，《孔子改制考》則使其重見天日。在這本被康黨門徒譽為“火山大噴火”的書中，孔子成了神。
天神下凡只有一個任務：以布衣之身，托古改制。
康有為以己度人，把孔子塑造成借恢復周禮之名，行變法維新之實的改革家。而且，第一要義便是“張三世”。
在康南海筆下，《春秋》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國，治萬世而非治一時的聖經。因此，孔子早就預測了未來社會的幾種政治體制：據亂世是君主專制，昇平世是君主立憲，太平世是民主共和。
再以今文家素有的主觀性和靈活性，把從民主憲政到婚姻自由等社會改良的各個方面偷天換日地打包進了《春秋》。
梁啟超讚曰：“絀君威而伸人權，夷貴族而尚平等。”
葉德輝罵道：“假素王（無冕之王，指代孔子）之名號，行張角之密謀。”
都是知音啊。
在康有為那兒，孔教只是一塊招牌。從給自己和弟子所取的名號中不難看出，對於孔子，他甚至不怎麼尊重。
康有為自號長素，長於素王。
麥孟華號駕孟，凌駕於孟子之上。
梁啟超號軼賜，軼者，超卓之意也，超越端木賜。
韓文舉號乘參，把曾參當馬騎。
……
客觀來看，康有為先是砸爛了記載著周禮的古文經，告訴你不能回頭；再像搞宗教改革的馬丁·路德一樣，打著尋找基督教原始真義的幌子，號召大家向前走。
確有其進步意義。
首倡三世的何休種下的那顆充滿了烏托邦幻想的種子，艱難輾轉兩千年，終於讓康有為藉屍還魂，生根發芽。
於是，萬木草堂開張了。
第一課，康老師憶往昔崢嶸歲月，說自己原來不當教書匠時，曾想去巴西經營一塊殖民地，以為新中國。
見學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康長素開始洗腦：儒學（經他改造的）是包打天下的通天教義，孔子（康有為版的）是萬世大教主。
因此，“吾輩宗旨乃傳教也，非為政也；乃救地球及無量世界眾生也，非救一國也。一國之亡於我何與焉？”
並時不時拿耶穌之後十三代弟子皆死於傳教的故事激勵學生，以培養他們為了“傳教”不惜犧牲的奉獻精神。
對於康有為不捨晝夜復原孔教的行為，有一種以今度古的弱智解釋——給改革尋找合法的外衣。
說這話的人，幼稚在無法想像晚清輿論之開放。
甲午戰敗，洋務破產，改革已是舉國共識。
如果說徐繼畬和張樹聲對議會制還停留在介紹和借鑒的層面，著名報人王韜則早在1882年就明確指出：
中國欲謀求富強，不必求取他術，只需實行議會制。
1894年，近代第一本時政類暢銷書《盛世危言》刊印，很快洛陽紙貴。
常年從商的鄭觀應（1842—1921）洞悉時弊，在書中大膽放言，呼籲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並提出“實業救國”，發展民營企業，倡議“習兵戰不如習商戰”。
接著筆鋒一轉，堅定地寫道：
政治不改良，實業萬難興。
政治改革的第一條便是仿效英國設立議院。
每當觸及這一核心問題時，總有一些弱智應景地跳出來，不管腦後長沒長辮子，重複著永遠不變且毫無新意的幾個質疑。
質疑一：不符合中國國情；
質疑二：民智未開；
質疑三：開議院容易滋事，引發聚訟。
每每此時，給人的感覺都像是一群太監聚在一起，大談性生活對人體的危害……
太多揮刀自宮的現實，以至於盛世永不到來，危言從未過時。
讀者孫家鼐進獻了《盛世危言》，光緒讀後大為讚賞，立刻著人印刷兩千本散發給省部級高官閱看。一時間，連各個書院的考試都常以《盛世危言》裡的內容為題，影響既深且巨。
由此可見，談民主憲政，康有為大可不必猶抱琵琶半遮面。
鑑於出發點不壞，真實的原因倒也能夠理解：借助孔教的民間基礎譁眾取寵，擴大影響。
這顯然是從不罵人、因為動手能力比較強的孫文所瞧不上的。
1894年6月，這個廣東香山人寫就《上李傅相書》，跑到天津，找同鄉鄭觀應代呈。
鄭觀應轉遞給盛宣懷，在推薦信中寫道：
其說貼近現實，非狂士大言欺世者比。
盛宣懷閱後，在信封上寫下“孫醫生事”和“陶齋（鄭觀應別號）”六個字便轉了出去。
結果可以想見，石沉大海。
每天投書的多達幾十上百，李鴻章豈能一一盡閱？對他而言這只是百分之一的閃失，對孫文來說卻意味著百分之百的轉變。
11月24日，夏威夷首府檀香山。
卑涉銀行華人經理何寬的家中，二十多人一齊起誓：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鑑察！
反清組織興中會宣告成立，楊衢雲任第一任會長。
在袁世凱看來，熱兵器時代，靠搞暴動是搞不垮政府的，能倒逼其改良就算不錯了。至於康有為，鼓動人心而已。意見領袖從來只有兩條出路：被體制招安或被粉絲埋葬。
他要的是兵權。這是最難的，但也是最可靠的。
因為，對付以陰鷙文化立國的清廷，只能用慢藥殺之。
還在前線辦軍需轉運時，袁世凱便給負責後路轉運的盛宣懷寫了一封用心良苦的信，說我患痰喘病久矣，隨潰軍奔逃沒有意義，道義上又難以請求退至後方，辜負相國（李鴻章）的提攜。如果你能幫忙婉言請示，免去世凱的差事回後方，則不勝感激。現在戰事頹唐，你要是籌到了款項，最好招募學徒、延聘教習，為將來改革軍製做準備。如果認為我的話有道理，弟願任監督，必將有以報答。
袁世凱想卸職練兵，可盛宣懷哪有力量決策此事？話顯然是說給李鴻章聽的。
結果被冷冷地拒絕了。
西法練兵，德籍顧問漢納根早就向李鴻章提過。後者屬意的人選顯然不會是背著自己找翁同龢請託的袁世凱，而是時任廣西按察使的淮系官僚胡燏（yu）棻。
胡素以談洋務聞名於政界，曾托好友王修植代擬練兵條陳。
翰林院編修出身的王修植文思敏捷，對西方軍制頗有研究，當時正受李鴻章的委派辦理北洋水師學堂。
他以英國公使的練兵說帖為藍本寫了兩稿，將潤色好的二稿交給了胡。
胡燏棻加了一些痛斥軍隊百弊叢生的套話便上交督辦軍務處，李鴻藻看後非常激動。
冷靜了片刻，他首先想到的問題便是經費。
清廷財政最大的弊端在於沒有一個統一而有效的中央財政體系。
西方國家，稅收先匯入中央，再根據預算撥到地方。大清國則無比混亂，稅收雖由各省徵得，卻因種種臨時性的需要，零碎地劃給底下的道府，借給平級的他省或直接上繳朝廷。
無序的分食法則既導致了驚人的浪費，又使軍隊這個最需要巨額經費餵養的猛獸長期處於飢餓狀態。
國庫羞澀使得胡燏棻的練兵雷聲大雨點小。 1895年3月，在漢納根的指導下，胡在天津馬廠艱難地練成了包括步、炮、馬、工程四個兵種，共計十營四千七百人的“定武軍”，並於當年9月移師位於天津東南六十里的原盛軍駐地小站。
此時，正是袁世凱人生中最困難的一段時期。
首先，朝議不佳。所有人都認為，日軍侵朝，肇始於袁世凱的孟浪。奕訢就曾問及鴻章：
吾聞此次兵釁，悉由袁世凱鼓動而成，信否？
失勢的李鴻章擺手道：
事已過去，請王爺不必追究，橫豎皆鴻章之過。
其次，靠山倒了。從馬關回來，李二先生成了頭號漢奸，國人皆曰可殺。慈禧讓他公款環遊地球，避避風頭，王文韶接替直隸總督。
大頭被徹底晾著。
現成的路只剩下一條：赴浙江，任溫處道。
鑑於溫州人商行天下的傳統，想填滿錢袋，溫處道是一個絕佳的道。
李鴻章的名言“數千年未有之奇局”不單單體現於政治和外交領域。
19世紀60年代，造富產業房地產在上海出現。權力和金錢的互炒下，外灘與南京東路的地價連年翻番，甚至超過了紐約。
瘋狂一時的上海彩票也把灶台邊的婦女推上了街頭，她們被“種一塊銅板，收一兩金子”的口號拖入了虛幻的夢想。
做個富貴無邊、左擁右抱的太平官有何不好？人生不滿百，懷他千歲憂做甚？還不如從歷史的進程中抽身而去，美名罵名，一概不沾，逍遙一世，不枉此生，反正死去元知萬事空……
甲午之敗撼動了清政府禁止民間開廠設企的政策。望著光緒敕令官辦企業“從速變計，招商承辦”的詔書，二十年前的往事浮上了袁世凱的心頭。
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兩年後，歐亞海底電纜遠東段鋪到了上海。
越來越多的西洋商輪像收到了“人傻錢多速來”的短信，紛紛湧入，而本土的沙船業則飽受衝擊，直接歇菜。
道咸之際，沙船運輸一度空前繁榮。自北向南運大豆，從南往北輸漕糧。一艘沙船一年可以來回七八趟，獲利頗豐。上海最盛時，黃浦江灘停泊著五千艘沙船。
不過十年光景，便銳減到四五百艘。放眼望去，幾千條擱淺的木船任憑風吹日曬，自然腐朽。
船主們無力與洋商抗衡，只好期待政府出面交涉。
問題是對民營企業，清政府不打劫就算好的了，你還指望它為民做主？
種種方案裡，只有兩江總督李鴻章的方案頗具眼光。
他採納容閎的建議，用招商集股的方式購買洋輪，組建中國自己的輪船公司。這樣一來，雖然苟延殘喘的沙船業會被徹底擠垮，但完成了產業升級，挽救了朝廷漕運，可謂一石二鳥。
1872年，盛宣懷擬就章程，被李鴻章自詡為“開辦洋務以來最得手文字”的輪船招商局正式掛牌。
即使戶部投入不菲，章程裡對企業模糊不清的定性“官商合辦”還是嚇退了以胡雪巖為首的巨賈。
年底，招商局不得不進行改組，重擬條規，明確了華商的權利：凡持股份，均能分紅。同時，再次強調了官方的絕對領導權。
第二年，李鴻章從外企挖來兩個高管，徐潤（1838—1911）和唐廷樞（1832—1892）。
徐、唐二人作為名震一時的商業奇才，原本分別是寶順洋行和怡和洋行的高級職業經理人。
徐潤幫寶順開闢了上海到長崎的航線，唐廷樞為怡和開通了上海到馬尼拉的航運，成為名噪一時的海上雙開。
徐潤十五歲進寶順當學徒，二十四歲升主賬；唐廷樞早年就讀於教會學校，跟容閎是同學，時人論及，都說他“講起英語來就像一個英國人”。
趁倫敦爆發金融危機，英商拆股收縮之際，李鴻章成功地挖了一回牆腳。
外企待慣了再進國企，看哪兒都覺得山寨。徐、張二人上班第一天就明確提出：局務由商任，不便由官任。
李鴻章用人不疑，任命唐廷樞為總辦，徐潤、盛宣懷為會辦，啟動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承運漕糧，兼攬客貨”的運營方針變為“攬載為主，運漕為輔”，商局股票漸受私人投資者的歡迎，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
招到五十萬兩民間資本後，唐廷樞以一百兩為一股，給票一張，認票不認人。再以收銀日為始，按年支息，“一年一小結，總賬公閱；三年一大結，盈餘公派”。
在此之前，中國企業的組織方式只有獨資與合夥兩種，輪船招商局公開招股，成為近代第一家股份制企業。
規範的管理制度和明晰的公司產權使招商局的市場份額一日千里，在同洋商競爭長江航運時，一舉打敗英國的太古與怡和，又在盛宣懷的奔走籌資下，併購了美國洋行旗昌。至1880年，招商局年盈利已超過一百萬兩白銀，堪稱“官督商辦”最成功的案例。
的乾卦，飛龍在天之後便是亢龍有悔。盛極必衰的宿命似乎永遠也打不破，蓋因這個國家從來就不缺見不得你好的眼紅小人。
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彈劾招商局，說“歸商不歸官，流弊不可勝窮”。
那也比你窮酸好。
已經數不清是第幾輪攻擊。此次尤為強烈，直接要求把招商局收歸國有，上下官員竟一致響應，讓人不禁心生感慨：體制內和體制外還真是兩個星球。
李鴻章上奏死保，疏中隻字不提官方同民資訂立的契約，而是大談民族主義，說一旦朝令夕改，終至決裂，洋人必將竊笑稱快，壟斷長江航運。
這對憤青盈朝的清政府而言還是頗有殺傷力的，嘵嘵眾口總算閉嘴不言。
“四大買辦”已有其二，招商局把目光盯上了太古中國區CEO鄭觀應。
早在1877年，唐廷樞見鄭觀應和太古的合同到期，極力拉攏他入局。太古出高價挽留，鄭觀應猶豫再三，續簽了五年的合同。
1881年，眼看合同又要到期，李鴻章親自出馬，懇請朝廷將鄭觀應“一門好善”的事蹟載入廣東省志予以表彰。
奏片剛剛寫好，盛宣懷就謄抄了副本寄給鄭大善人。攻心術確實厲害，光耀了門楣的鄭觀應一時間感激涕零。
在中國，你不得不承認，有些東西不是有錢就能買的。
問題在於，鄭觀應不是一個純粹的商人，而是有思想的儒商。綜合考慮下，舍外企而就國企，劣勢非常明顯。
首先，太古待他不薄，委以重任。而到了招商局，位置肯定排在唐、徐、盛之後；其次，官督商辦，權操於上，不若太古有合同可恃，無意外之慮；最後，雖然現在蒙李鴻章器重，但官場一向人走茶涼，等掌舵的退休了，政策還有沒有連續性，的確很難說。
不幸的是，鄭觀應的憂慮在日後一一應驗。更不幸的是，從小被愛國主義教育洗腦的他偏向虎山行，選擇了跳槽，就任招商局幫辦。
當然，也有人洞徹世事，死活不上賊船，這就是最後一個大買辦席正甫。
中國版羅斯柴爾德席正甫常年為英國匯豐銀行操盤，清政府向匯豐的借款基本由他經辦。
年薪高達十萬兩白銀，還不算各種回扣，席正甫的生活卻異常低調，關於他的記載一鱗半爪。
雲山霧罩中，席正甫默默地編織了一張龐大的網絡，在上海的外資銀行逐一滲透，形成一股可怕的席家勢力。至1900年，家族資產已逾一千萬兩白銀，相當於修建頤和園的工程總款。
席家祖孫三代始終同官場保持著不卑不亢的友好關係。席正甫和上海道袁樹勳是拜把兄弟，其孫同宋子文是姻親。這樣一個矍鑠的金融世家，熬過了最混亂的年代，卻在1949年畫上了省略號。
但也比1884年就句號了強。
三大買辦齊集招商局，信心爆棚，覺得實現國企私營化不過是分分鐘的事，便著手逼宮，要求國有資本退出。
這就挑戰李鴻章的底線了。
在本朝做生意，官府想查你比查個房還容易。再加上徐潤的人品也不是無可挑剔，曾挪用公款在上海炒房。金融危機一來，房價大跌，無力還款，盛宣懷趁機逼他將股票和房產抵押給招商局，將其掃地出門。
唐廷樞也被李鴻章調去籌建開平煤礦，盛宣懷終於如願以償地登上了“督辦”的寶座。
從此，督辦一職由北洋大臣任免，總管招商局的人事和財務；各地分公司的總辦則由股東推薦改為督辦任命。
官督商辦名存實亡，招商局成了北洋的私產，開始走下坡路。
盛宣懷使出吃奶的勁兒對招商局做國有化改造的同時，明治政府明智地將其最大的輪船國企長崎造船所以驚人的低價轉讓給了岩崎彌太郎。
於是便有了後來的三菱公司。
就在袁世凱徬徨無計時，全國已有近千家洋行，一萬名買辦。他們集中在沿海和長江沿岸，隱然一股左右中國經濟走向的強大力量。
到處是殘垣斷壁，到處是新的契機。路，要怎樣從腳下延伸？
對於大頭，捨棄虛名、安然富足的一生觸手可及。但試問，他又怎麼可能主動放棄挑戰者的身份？
如果這台敲剝天下骨髓、離散天下子女的專制機器下已爬滿了一千名挑戰者，那就把我袁慰庭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誰同黑暗搗亂，誰就擁有光明。
正如百年後的詩人所吶喊的那樣：
千百年來，文人總是奢談仁愛王道、理學心學，殊不知專制不除，在舊有的社會形態下，即使偶有新文化的火花，也不過是剎那芳華，絕無生根發芽的可能。
故，此學彼學，終不若袁世凱用生命去演繹和闡釋的亡清之學。
苦悶的大頭再一次找到老大哥徐世昌。
自從1886年考中進士，徐世昌已在翰林院待了快十年。先是以庶吉士的身份觀政學習，考核通過後授檢討，升編修，再升修撰。
仍然是從六品的芝麻官，還沒實權，仰望天闕，真是宦海無涯。
按理說以徐世昌之足智多謀不該混得那麼慘才對。要怪就怪他命不好，碰到了氣場不合的領導。
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的李鴻藻覺得徐世昌虛偽矯情，非常反感。
這個得承認，不然人最後也不可能混到民國總統的位置。
問題是縣官不如現管，便是日後能當美國總統，辦公室的小領導也能把你掐死在萌芽中。
平心而論，清水衙門翰林院走出過不少人才，卻也培養了很多廢柴。蓋因我國有學問便有學問家，有學問家便有學問，同時則有研究學問家的學問，則有研究學問家的學問家……
用袁世凱的話說就是：
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個半。張佩綸、徐世昌和楊士驤算三個全人，張謇只能算半個。
徐全人被老大壓制，什麼好處都輪不著。窮翰林們最大的好處就是外放省一級的鄉試考官，只要能撈到一任，立刻盆滿缽滿，鹹魚翻身。
一任都當不上的徐世昌只好靠微薄的俸銀生存，每逢三節，給李鴻藻送的“孝敬”不過區區二兩，這又進一步導致了惡性循環……
深感苦海無邊的徐世昌幾番活動，謀求外放地方官，都被他堂叔以“京官雖小，機會眾多”為由所阻，直到難兄難弟袁世凱敲開了他冷清的家門。
這是一次務虛的談話，卻比戊戌變法更務實。
甲午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日本或歐洲，而徐世昌則獨具慧眼地註意到大洋彼岸的美國。
這一年，美利堅的國民生產總值第一次超越大清，躍居世界第一。
大清的GDP倒並沒有摻太多水，但再高也沒用，不過是病怏怏的三高人群罷了。
作為一個當時政以賄成的農業國，大清的GDP就地產生就地消耗，從來不轉化為先進的生產力和人民的生活品質。
美國則不然。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疆域遼闊的工業化民主制大陸國。看看遠交近攻、你撕我咬的歐洲列強，再看看比《黃金三鏢客》大決戰時還緊張的中日俄三國，你就明白只有北美才是世外桃源。
還有比加拿大和墨西哥更友好的睦鄰嗎？核武器出現前還有比新大陸更安全的淨土嗎？
遠離紛爭讓美國成為一座平靜的試驗場，試出了當時世界上最穩固的製度——民主共和，最先進的文化——法治文化。
相比之下，君主立憲國仍依賴強人政治。可強人不常有而戰爭常有，時勢造就了俾斯麥和伊藤博文，德國與日本卻最終無法擺脫二戰慘敗的厄運，皆因體制之病，疾在骨髓，非刮骨去毒不能治愈。
於是，徐世昌判斷，20世紀能取得全球霸主地位的，只能是美國。
貌似不可思議，實則勢所必然。
話題回到袁世凱身上。徐世昌幫他分析了眼前的局勢：要想練兵，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受國家任命。而督辦軍務處五個“常委”裡，奕訢深居簡出，接觸起來有困難；奕劻資歷最淺，不是乾事的料。剩下三人裡，李鴻藻德高望重，門生遍天下（包括張之洞）；翁同龢鐵桿主戰，幫光緒打造精兵的心願比誰都強烈；榮祿是慈禧的人，向以知兵著稱，後黨裡的行家里手。
目標已經很明確，但非常棘手。
姑且不論李鴻藻同徐世昌，翁同龢與李鴻章之間的私人恩怨，李、翁二人本身和袁世凱比起來，就像兩個世界的物種。
然而，為了亡清大業，別說是臉厚心黑，便是臉黑心厚，亦在所不辭。
接下來的一個月，袁世凱要將亡清之學發揮到極致。
徐世昌先找到他在翰林院的同事李盛鐸，此人是李鴻藻親錄的榜眼，對付老學究很有一套。
李盛鐸早年奔走於徐桐門下，徐桐走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
一次，他借住在徐家。明知徐桐對鴉片深惡痛絕，卻故意在床頭放置煙具，並揚言是傳家之寶。
老頭見了當然生氣，把他叫到跟前訓斥。李盛鐸突然一副勞改犯面對攝像機的表情，叩頭認錯，又以極其誇張的動作當場將煙具砸爛，以示浪子回頭。
這下輪到徐老頭慌了：“何必把東西毀壞，不吸就行了。”
李盛鐸搖身一變，成了樣板戲的主人公：“不如此不足以表示恪守師訓，非破釜沉舟不可！”
在小滑頭的撮合下，袁世凱終於見到李鴻藻，遞上了自己精心措辭的《致軍機大臣李鴻藻論甲午清軍敗因禀》。
此禀將“求官六字訣”裡的“捧”“恐”“吹”運用自如，上來便是一句“太夫子大人鈞鑒”。
“夫子”是不能亂叫的，但現實中很多人都在亂叫。倒不是因為吃錯了藥，而是沒有安全感，想通過拜師尋找靠山，藉機上位。
對這種褻瀆師道尊嚴的卑劣行徑，李鴻藻極其反感。於是，知趣的大頭叫他“太夫子”——當我老師的老師總行了吧？
這就把李鴻藻捧上了飄飄然的神壇。
實踐證明，沒有人能對“捧”字免疫。而且正由於比比皆是，太過常見，反倒習焉不察。
乾隆朝才子、《隨園詩話》的作者袁枚曾在翰林院當庶吉士，散官考試時吃了不通滿語的虧沒能留下，外放到江蘇做縣官。
在向自己的老師、以清正聞名的尹繼善辭行時，當過兩江總督的尹老師問他下去以後有什麼打算。
袁枚故作為難道：“也沒什麼打算，就是準備了一百頂高帽子。”
尹繼善很不高興，年輕人怎麼也搞起這一套來了？ （不搞這套你們這些老同志能提攜後進嗎？）
袁枚開始飆演技，說現在社會上風氣不好，都喜歡戴高帽，像老師您這樣不浮誇的又有幾人呢？
尹繼善聽了很高興。袁枚出來後，一朋友問他談得怎樣，他笑道：“很好，帽子已經送出去一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