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章 擴充特務處

這時戴笠已經在中國二十六個城市建立起地區性特務單位、省站和基層的組。在南京租界地區、鐵道通訊組和財政部密查組也有特務單位。 在南昌機場縱火事件和鄧文儀被貶黜後，戴笠不僅接管了南昌衛戍部隊的調查部，而且馬上開始在中國軍隊的所有治安和憲兵機構裡擴展他的特務組織例如在憲兵總部，他設立了梁幹喬和張炎元領導的政訓處。他從自己的特務中任命了“政治訓練員”，安插在各個憲兵連內。各省的保安處還奉命成立諜報股，股長是該地區特務處的頭目。 戴笠最終控制了首都警察廳調查科，它在名義上由趙世瑞領導；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由吳乃憲、翁光輝和王兆槐先後任大隊長；浙江省保安處調查股由翁光輝任股長；京——滬、滬——杭鐵路局警察署由吳乃憲任署長；最後，他還控制了禁煙督察處密查組。而且，到了三十年代末，大多數省公安部門訓練科和偵察隊的重要運作部門都把南京的特務處當做他們自己的“總處”而直接向它匯報工作。

在這個至關重要的改組之後，鄧文儀還是繼續當力行社的助理書記，但他失去了自己在秘密警察領域中的機會，甚至也許失去了對那方面的興趣，而且整個轉向了宣傳工作，1936年，他又當起了復興社的書記長，用他自己赤裸裸的話說，他準備像戴笠成為蔣介石政權的希姆萊一樣，成為它的戈培爾。 “我對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萊只有雨農才夠格”。 戴笠不喜歡被比做希姆萊。在尋找自己合適的角色上，戴笠是個戲劇性的大師。在這個生活階段，他喜歡把自己比做孫子眼中的間諜大師和戰略家：為政治車馬開道，讓國家列車在他身後平穩地前駛雖然後來他發展了一套比較周全、深受儒家影響的關於特工職業道德的理論，但在1934年他的指導思想只有四個要點。他用手跡形式散發給他的同事們四個要點：

1.堅持三民主義； 2.運用推理，講究理性； 3.培養感情維繫； 4.遵守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