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逮捕共產黨人

不應當誇大共產黨人的本領，而完全貶低秘密警察不時獲得的毀滅性的成功，儘管我們的主要數據源之一——“變節”的沈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得到改造後出版的文字使我們得出這個印象。 比如，1933年5月國民黨秘密特工偵收到一份關於詩人兼兒童故事作家應修人（他在蘇聯呆了幾年，回中國後一直在為共產黨做地下工作）秘密約會的情報。當這位左聯成員作家為一個秘密使命到崑山附近的一個樓房時，那裡武裝警察正在等他出現。在緊接著發生的搏鬥中，他被從窗戶裡拋出去摔死。應修人是上海左翼文化界第七個被秘密警察非法殺害的人士。 但一般說來，上海站的特工越跟共產黨地下特工打交道，就越怕接近或逮捕他們。這些特工的謹慎是有道理的。曾經是共產黨員的特工們有時會發現，當他們企圖與以前認識的共產黨人結交的時候，他們有被當做叛徒挨打或被殺的危險。上海站行動組副組長王克全有一次在浦東工廠區碰到兩個以前在他手下工作的人。為了說服他們跟他一起加入特務處，王就把他們帶到一個僻靜處，想勸說他們，結果被他們用自己的槍打得半死，直到巡邏的警察來到把那兩人嚇走為止。從此以後，王克全像其他許多“叛徒”一樣，為保全自己再也不敢與以前認識的共產黨員接觸了。

沈醉本人在一次逮捕共產黨人的事件中開始認識到與共產黨地下黨鬥爭的危險。那是在1935年夏天的一個晚上，他帶領十幾個特務去江灣地區逮捕一組在那裡召開秘密會議的共產黨人。他們在接近開會地點時被發現了。這組共產黨員立刻分散開來，只剩一個人用槍在後面抵擋這些秘密警察。一陣槍戰後，沈醉的胸部被這個共產黨員射中。雖然槍傷得到痊癒，但沈醉從此終身帶著這個傷疤。 沈醉痊癒後，當年冬天又攜帶兩名特工去曹家渡逮捕一名有共產黨嫌疑的作家。因為嫌疑分子是個文人，似乎不顯得有什麼威脅，所以當他們在房東的協助下進入他的房間時，大家都非常放鬆。這位作家請他們允許他穿上衣服，快要離開時，他突然拿起一頂帽子從裡面掏出一個手雷，然後拔掉上面的保險栓。這時誰也不敢掏槍。而這位作家同時向門口靠近並突然關上了燈。接著是砰的一聲。特工們都肯定是他扔下了手雷，便趴下躲避，但並不見爆炸。當他們打開電燈時才發現，這個作家已經不見了，而他們卻被鎖在房裡。等沈醉和他的特工們終於破門而出時，附近的工廠正是換班之時，人群中根本無法再找到這人了。

對上海站的人員來說，扣押散發反日宣傳品的“進步”學生或突襲出售親蘇文學刊物的書店，要比偵捕一個知名的共產黨人安全得多。根據沈醉一方面的敘述，1932——1935年他在上海站通訊組的幾年裡，30多個“直屬通訊員”中沒有一個是共產黨幹部，而且一共也只有兩個人不過是共產黨外圍組織的成員。沈醉說，他在上海的6年中不知道有任何滲透到共產黨組織成功的例子。 軍統上海站的這一失敗，不斷地刺激著戴笠。一次他在召集上海站區長、書記和組長在四馬路的杏花樓吃晚飯時發脾氣說：“這樣搞下去，我們工作要垮台。你們怎麼連一個共產黨的組織都打不進去？” 戴笠的指責顯然反映了蔣介石的牢騷，儘管國民黨秘密警察非常成功地迫使某些共產黨關鍵人物變節。後來這兩人也都不會忘記：到了1931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已經從法租界全部轉移到了江西的崇山峻嶺，而上海站對此卻一無所知。這是一個情報工作上的巨大失敗，即使後來他們對涉嫌國民黨政權敵人的綁架和暗殺風潮都無法予以彌補。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國民黨反間諜的成功無意中調節了共產黨內部的權力結構，從而為1935年遵義會議後毛澤東上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打下了基礎。這是因為，蔣介石的秘密警察切斷了共產國際上海局與莫斯科共產國際常務委員會之間的電信通訊，“（中共）中央委員會完全孤立於外部世界，這對黨在今後的發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當這孤立持續到1936年決定共產黨和工人黨發展戰略戰術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時候，它甚至體現出了更加巨大的意義。”儘管王明在向代表大會闡述中國必須結束內戰，而毛則得以自行其是，積聚力量，形成了一個新的鄉村戰略，最終使他戰勝了蔣介石和蔣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追隨者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