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特務處在諾林事件中的角色

顯然，諾林事件是三十年代初上海最令人驚訝的間諜案，甚至到了今天它仍是一個神秘的故事。海萊爾·諾林（Hilaire Nuolens）的真名是雅可夫·儒德涅克（Yakov Rudnik），他是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OMS）經驗豐富的特工人員，在上海他以法文和德文教授身份工作，而實際上他在領導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組織部（FEB）。在妻子塔尼婭·諾林（Tatyana Noulens）的協助下，他的職責範圍包括：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CEEI）與中國共產黨（CCP）之間、CEEI與FEB之間、FEB與CCP之間、FEB與遠東其他共產黨之間所有的通訊（不僅有密碼電報，也包括信件、包裹、非法印刷品等）。他必須把從大都會貿易公司收到的匯款分發給FEB、KIM（共產青年國際）、CCP等。公寓和房子，無論是用來居住，還是乾“業務”（用於FEB、其他軍事部門，或OMS的編密碼和存盤這類互不相連的活動），或者是開會（FEB和CCP成員的會議、與信使或與遠東其他共產黨人的會議各自有獨立分開的地點），都得由他來租借。掩護點的地址、郵箱和電報地址也是如此。公寓裡配有家具和傭人，一旦某個特工人員離開後便立即撤銷。去KUTV（東方工人大學）的學生和共產國際的人員，都得經過上海。總之，所有與安置、財經和通訊有關的活動都在諾林的管轄之下。

他持一份偷來的比利時護照到了上海，用的名字是凡·德·克呂森（van der Cruyseen）。他在上海有10個不同的住處，8個郵箱，7個電報地址，兩個辦公室，一家商店和10本儲蓄簿，共有儲蓄50萬元——這在當時是極為巨大的數目，在大蕭條時期尤其驚人。 警方首次察覺到諾林的存在，是從一個叫約瑟夫·獨克勞（Joseph Ducroux）、化名為色基·拉·富朗（Serge Le Fran）的法國共產國際信使從新加坡經過時被警察逮捕開始的。在他的隨身物品中，他們發現了一個電報地址（“Hilanoul，Shanghai”）和一個英租界的信箱號碼。這個號碼是一套複雜的通訊暗號，它後來被發現是由兩套電碼組成：一套用來與在亞洲的共產國際人員聯繫，另一套用來與莫斯科和歐洲的共產國際領導人聯繫。

與此同時，根據他們自己的線索，中國調查人員開始發現共產國際的這個網絡。此案始於在湖北省逮捕了一名共產黨嫌疑分子。他的名字叫關兆南，軍統在武漢的審訊人員反复企圖讓他開口，但他在酷刑下一直拒不屈服，後來南京派了個司法官員說服他給共產黨上海支部寫信，讓他們派信使來與他聯繫。 上海很快答應，並派遣了一個叫陸獨步的人到達武漢，他馬上被戴笠的人帶走。雖然他在拷打下很快招供，但陸所能告訴他們的關於共產黨上海支部的內部情況非常少，因為他只負責黨的外部聯絡通訊工作。於是戴笠決定利用他來引誘其他地下人員出籠，並將這個倒霉的共產黨人帶回上海，讓警備司令部的偵察大隊看管。然後特務們讓陸照常按照他的接頭程序，在南京路的東亞旅館登了記，並給他的哥哥寫了一信，告知自己的近況。

與此同時，上海站的特工們住進了陸獨步的房間和隔壁的房間裡。次日，陸獨步的哥哥陸海防來到了旅館，徑直去了陸獨步的房間，連門都沒敲。一推門，陸海防就看見了在椅子裡睡著了的特工員，他立刻悄悄退出而沒有驚醒那個打磕睡的特工。但隔壁房裡由沈醉率領的特務發現了他，便朝著正在下樓梯的陸海防衝去。陸差一點就溜走了。他混進了擁擠的先施百貨公司，在人群裡不見了。但狡猾的沈醉躲在邊門旁，當這個共產黨員企圖從邊門溜走時，沈醉撲了上去，他拼命掙扎，但沈醉終於給他戴上了手銬。 事實證明逮住陸海防意義重大。首先，他出乎意料地很快就招供了。被捕的當天，他先被帶到上海市政警察局的老閘捕房，幾個小時後又被引渡到警備司令部的偵察大隊。戴笠親自監督審訊。還沒有人碰他一下，光是在他面前擺出刑具，陸海防就自願向軍統出賣了他的上級。他是大家所知道的老共產黨員中，投降最快的一個。其次，戴笠的人不久便發現，他在黨內的職位非常特殊：他是共產國際在遠東的最高領導人的英語翻譯。

沈醉後來說，是陸海防向法國警察出賣了諾林。 其實，是上海市政警察在1931年6月15日，在這個蘇聯間諜的一個位於四川路上的公寓單元里，把他逮捕的。但陸海防的確與特務處的特務們進行了密切的合作，儘管他的妻子咒罵他為“叛徒”。 接著，他又出賣了一名左翼作家聯盟的共產黨員，那是一個正在演電影《自由神》的女演員、綽號叫“黑牡丹”的年輕女士，曾在楊虎和張群支援下去過德國留學。陸把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上級的情況都供了出來，但並沒有太大的價值。一開始，警察對他們的囚犯什麼也發現不了。此人先說自己是瑞士人，叫Germain Xavier alois Beuret，後來又說叫Paul Ruegg。 在這期間，與他被逮捕的妻子的潑辣好鬥相反，洛德·諾林保持了一種寡言而不失尊嚴的態度。開始戴笠不得不向蔣介石坦白他不知道此人是誰，雖然他懷疑此人就是英國人正在尋找的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領導人。最後，諾林和他的妻子被帶到武漢受審，被南京的法院判處死刑。後來改成無期徒刑，但諾林夫婦因間諜罪最終只服刑了五年。日本人佔領南京後，諾林夫婦被釋放出獄自找贖金。他們在上海短暫地再現之後又消失了，也許去了蘇聯。

中國報紙將對諾林的審判稱為“怪西人案”，它使上海的媒介十分著迷。當諾林夫婦在1932年7月2日開始絕食時，宋慶齡和楊詮還有沈鈞儒都去南京監獄探望這對夫婦，然後給政府寫信要求釋放他們。一封信上這麼說：“要是你們拒絕諾林們（被釋放）的要求，迫使他們繼續絕食，全世界革命和自由的輿論將會認為是國民黨殺害了他們。這樣屠殺他們便是與德國的納粹完全一樣了。” 雖然政府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但他們最終還是放棄了絕食，不過諾林夫婦都不承認有罪。他們堅定的態度，使眾人眼裡堅貞不屈的共產黨員形象更加完美了：他們在拷打之下甚至不會吐露自己的姓名。 這一形像後來在小說和故事中繼續存在，尤其是1949年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的作品裡。如《紅岩》描寫了戴笠去世後的秘密特工，描寫了共產黨囚犯面對審訊“面不改色，心不跳”，雙眼射出“冷峻”的目光。

而徐鵬飛（其真實人物是1934——1935年的上海站特工二組組長），在小說裡被描寫成心驚肉跳神經質的樣子，以為只有用突然和極其殘暴的方法，才能使這個秘密特務頭子打亂一個“堅強”的犯人的從容不迫。 徐鵬飛暗自吃了一驚，像突然出現了不祥的徵兆。那種旁若無人的氣派使他感到棘手。他盡力排除湧向心頭的雜念，盤算著：“對付這樣的人，只有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才能搖撼他的意志，摘掉他那顆鎮定的心！” 的確，大多數人在秘密警察酷刑的折磨下遲早會招供。但也許是他們對審訊的經歷早有訓練和準備，共產黨囚犯似乎最擅長的是提供假情報來幫助其他的組織成員躲開。比如，往往一個共產黨特工在偵察大隊受刑，他會假裝透露地方黨組織的地址，但這個地址距離真正的地點有一兩個路口之差。然後秘密警察就會對這個完全無害的地點發動突擊，而那裡與真的地點離得那麼近，使真地點上的黨領導警覺地安全轉移到別處，等到秘密警察察覺出上當，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