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文化滲透

出版書籍和文化活動也受到軍統的特別注意，雖然這應當屬於CC派，而且這最終變成了中統局的管轄範圍。一個二組的特務賈謹伯——四川人，經常把“反動”書籍和小冊子帶到城裡的中國區來騙取進步人士的信任（他在出版界有很好的關係），他的報告引起戴笠很大的興趣。這個特務頭子還對鄒韜奮的“生活書店”（他在那里安插了一個特務的兒子當學徒工，想在那裡發展一個長期的暗哨——但這希望被抗日戰爭打破：這個暗哨與他的上司失去了聯繫）以及協助保護過魯迅的“內山書店”特別注意。但軍統無法滲入日本書店——為此戴笠不斷地責怪賈謹伯。 二組的另一個特工崔萬秋（前面提到過，《火炬》主編），他是通過文化界的情報網獲取情報的，而且還向寫擁護政府政策文章的記者們提供津貼。崔的關係之一是張春橋——他曾用“狄克”的筆名寫文章攻擊魯迅。

【注】1935年5月張春橋到上海，服務於復興社特務崔萬秋麾下從事文化運動。 作為住在法租界的二組特工，崔每月有80元的收入加上津貼。沈醉親自上前遞送這筆經費，有幾次他在崔的客廳裡看見女演員藍蘋。崔總是把沈醉領到房子後面的廚房或亭子間，在那裡交接錢和情報，所以沈醉從來也沒有與這女演員互相介紹過。眾所周知，這位演員後來改名叫江青。 雖然，在CC派強迫他們靠邊之前，藍衣社這個更大的組織在上海地區非常成功地滲透到了中學和大學，但上海站本身只是控制了幾所學校。有一個肇和中學是楊虎創辦扶植的。學校裡的一小部分教師直接為戴笠的特工工作。但他們因為跟楊虎——1927年清洗的劊子手，有關係而很難在學校裡影響大部分學生，或者與教育界的進步人士聯繫上。上海站確實在法租界建立了一個無線電通訊學校，但戴笠命令這所“三極無線電傳習所”只能用來訓練無線電報務人員，不能用它來搞特工，特工人員也不能用它來作掩護。

在招生和利用大學生方面，上海站也不太得力。 1934——1935年間，在秘密特務們眼裡，最愛鬧事的大學是暨南大學。於是，除了在暨南大學外面開一家咖啡店作特工活動的掩護外，上海站所能做的僅是把一些裝模作樣好像是在暨南大學學習的南洋華僑學生吸收為特工。這些人對尋歡作樂比對當學生更感興趣，這些半專業的特工經常佩帶手槍來引起年輕女子的注意，他們中最優秀的能棄學加入軍統，成為職業特務骨幹分子。 復旦大學也被認為是一個“反革命”活動的熱點，滲透到其中也非常困難。二組的人吸收了歷史系的教授姚名達為特工。姚和一些學生當了幾年的情報人員。但開始時最有效的間諜活動是通過吃吃喝喝來進行的。在戴笠的命令下，一名前黃埔軍校生陳紹宗和他的妻子一起在大學後門開了一家餐館，這家餐館由於學生多來這兒吃飯而生意興隆。陳曾在大學教授過軍訓，所以他與學生已有一些關係。他利用上海站提供的經費，以慷慨讓學生顧客記賬的方法來擴展這個關係網，這個餐館有兩個小房間，一個用來開宴會或聚餐，另一個常租給學生開會和商量政治問題。陳經常讓他十歲的女兒以招待茶水為名去偷聽學生的談話。然後陳會把她偷聽來的情況寫在飯票上，讓他坐在櫃檯上的妻子交給二組來吃飯的信使。就這樣他收買了一些學生。這些學生又提供一些人的名單，於是秘密特工便不時對名單上的人進行監視。

吳乃憲在1934年當特務處上海站區長的時候，向進步人士滲透的活動倍增。吳本人是黃埔一期生，因為背叛鄧演達而受蔣介石器重。蔣和戴笠後來企圖利用吳來與“第三黨”，即“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建立關係。他們想用這種方法在國民黨內部抵銷對手力量，並以此來靠近仍與統一戰線中的老“左翼”有聯繫的共產黨地下組織。這類活動一般總是在南京特務處總部的直接監督下進行。戴笠在首都的人員獨自與上海的“第三黨”人士建立了聯繫，多少越過了上海站的正規渠道而直接與吳乃憲合作。 吳乃憲在上海站的副手是區書記張師，此人原為共產黨員。戴笠希望通過張的地下工作經歷使特務處能夠滲透到共產黨核心內。那時上海站的經費增加了50%，而且還給增加了一名區“督察”。但吳乃憲和張師像程慕頤一樣都不能吃苦，都不能住到共產黨組織了自衛系統的工人區當中去。吳和他的副手比他們的前任要更謹慎，他們把辦公處從法租界遷到了國民黨控制的南市老西門那兒。然而，因為上海市的中國區域被認為如此骯髒和不衛生，以至於吳和他的助手們都住到了法租界環龍路上的一座秘密住宅里，他們的地址在上海站裡只有兩個人知道。

於是，部分由於上海站領導人的脆弱，他們沒有能夠成功地滲透到共產黨地下組織裡去。但對他們打擊更大的是，至少到1935年他們還不掌有懲治蔣介石敵人的行警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