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幽靈

這本書敘述一個非凡的秘密警察，一個陰影般的險惡幽靈，他的生活體現了20世紀中國所具有的、在封建式的多變個性與難以逾越的職業紀律之間的平衡。曾經既是個有自覺意識的遊俠又具有現代組織才幹的戴笠，想通過樹立起一種適於統治充滿共和政治陰謀的拜占庭式世界的個人英雄主義，創造出一個新的自我。 他的這個自我並非僅僅從實用出發，而是中國的新精英們在1911年廢除帝制後所採用的一系列新型職業中的一個，這些職業包括銀行家、記者、律師、家庭主婦、軍官、女演員和醫生等。這些新穎的身份反映了現代中國在形成過程中的許多取捨：國家企圖以自身來取代家庭的努力、舊科舉制度廢除後對職業教育的普及，以及取代那些隨著帝王時代儒家體系的消亡而破落的儒生——文官們的新興社會階層的出現。

戴笠來自於這樣一個背景：作為閉塞的“中等縣城”裡的精華，這些年輕人離開了世代居住、樹陰稀疏的村子，為升官發財而奔向繁華的沿海城市。這群年輕的冒險家們好比社會棄兒，雖然缺乏引導，但卻雄心勃勃，受著“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民族使命的驅使。儘管許多人無力實現這種使命，而戴笠卻能克服某種城鄉間的巨大差別——在具有低頭不見抬頭見的個人關係的鄉村世界與一個更加廣闊、充滿職業責任和冷冰冰的專業知識的領域之間的差距。 在前者的後面是等級制，這種意識處處體現在戴笠對他特工部下的家長作風之中。與戴笠對待下屬的冷漠態度十分不相稱的是戴笠廣泛的個人關係網：從家鄉江山縣至省會然後到上海、廣州及最終的南京；從河裡的舢板至汽船最終到飛機；從“江湖”好漢的小股密探，到受過高級訓練的特務和使用電子竊聽的先進間諜行業；從與中國的幫匪及惟利是圖之徒結夥，到與英國特工和美國戰略情報局情報官員們為盟。

這種延伸部分是由於中國新的城鄉差別，在戰時尤其如此。戴笠最初在中國的城市環境裡找到了作為一個特工頭子的落腳點，那裡成了他的部下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白色恐怖階段進行綁架、酷刑和暗殺的理想環境。當時的軍閥混戰集中在鐵路、河流和城市方面。但抗日戰爭使戰地從城市轉移到了農村，並“從空間和時間上被分散了”。戴笠在城市裡的對手們離開了上海的弄堂深處，集中精力在內地的農村根據地開展新形式的鬥爭，包括群眾動員、經濟戰、滲透、顛覆和宣傳。 戴笠對這種變化表示歡迎，儘管這使他在對付共產黨的鬥爭中竭盡了全力，絞盡了腦汁。特別是，作為一個能幹的領導人，他具有包容對立面的能力。憑著個性的力量，戴笠從自己在軍隊裡的勁敵手中贏得了對國民黨鄉村武裝力量的控制，並製定了一系列後勤計劃來迎接即臨的內戰（爆發於1946年，他死的那年），從而再次成功地克服了戰略轉變。

戴笠對自己個人領導作風的依賴具有一些短處。首先，這經常引起他與國民黨內勁敵之間的爭鬥，弄得兩敗俱傷，消耗了自己的元氣。其次，為迎合蔣介石，同時也為了在那些具有他所缺乏的戰地經驗的老資格軍事將領眼裡擺脫自己的自卑感，他採用了誇張的軍事作風來訓誡下屬。第三，這使他不能把權力下放，也使他無法信任把信息落在紙上，來形成真正現代的情報組織中常見的“檔案”。相比之下，他更相信自己驚人的記憶力。第四，這使他無法欣賞他的頭號敵人毛澤東所具有的更加戲劇化甚至是不修邊幅的政治風度。 然而，最終還是戴笠不達目的死不罷休的毅力和狡猾機敏，而非政治偶然或官僚政治的需要，在那個革命的時代把他推上了中國政治的頂峰。當然，社會進程和經濟發展永遠是重要的世間變化的原因，但政治絕非只是附帶現象。儘管有一種群眾創造歷史的虔誠觀念，個別男女生動而強大的個性一直是我們所了解的歷史當中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