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一章從明尼蘇達出發
這本皮裝小冊封面上，鑲著“Daylogue”這樣的生僻字眼，裡麵包含5年的行事歷，一天一頁，每頁五格，每本售價1.5美元。這類版式的小冊子，適合簡潔洗練的記事，而非漫無邊際的抒情。它或許是哈里·布萊克門討來的生日禮物，又或是他在某個聖誕夜收穫的意外驚喜。無論是何緣由，1919年12月30日，布萊克門11歲生日幾週後，他開始在這本冊子上記事。
這事本來沒什麼好說的。許多孩子都記日記，日復一日，敘述他們年少時的憂傷與夢想。很快，這些夢想或被實現，或被遺忘。然後，大部分流水賬被鎖進抽屜，束之高閣。但是，哈里·布萊克門沒有中斷這一過程。
第一篇日記的開頭頗為平常：“陽光普照，雪後初融。”接著，他以令人驚嘆的翔實筆觸，持續記錄著日常生活，周遭變化。每頁的格數很快捉襟見肘，不夠他寫，他只好先在冊內記上幾筆，再用家裡的打字機補記每日的所思所想、重要事件。他用數百頁篇幅，記敘了自己在人生不同階段，與各種考試鏖戰的時光：中學、大學、法學院、聯邦法院法官助理招錄、律師執業考試。一開始，他在父親商舖的信箋紙上打字，紙張抬頭是“科溫·布萊克門，果蔬批發商”後來，打字紙變成律所用紙。他行文儒雅工整，從不馬虎敷衍。透過日記，我們可以讀到他的焦慮與滿足，他的賽場激情與浪漫冒險，以及“大蕭條”期間，父親的黯然神傷與兒子的憧憬期許。
“我成名了。”1936年，他如此寫道。這年他28歲，即將成為一家律所的合夥人。 “雖然進展緩慢，但該來的終究會來。”此後，日記頻率漸漸變低。因為作者的時間，大都耗在各類稅法難題與房產爭議上，他經常得在辦公室挑燈夜戰。此時，距離他開始在日記上自說自話，已有17年。 17年來，這種獨白從未間斷。
一般來說，只有那些事先預料到，或期望自己有朝一日飛黃騰達的人，才會持之以恆，勤寫日記。但是，這樣的推測，還是無法解釋布萊克門的所作所為。他的日記，彷彿是受某種內在衝動驅使，試圖描述一個充滿傷感、疾病、死亡，昏暗而無序的世界。這種衝動，在他漫長的一生中反复呈現，激勵他記下自己聽過的音樂會、讀過的書、看過的電影。 24年最高法院大法官生涯中，他持續記下各類“重要大事記”從孫兒出生到蘇聯解體，無一遺漏。最後，或許也是這種衝動使然，他決定將所有記錄捐給國會圖書館，這些記錄可不止判決意見、案件備忘錄、官方信函那麼簡單，還包括高中的親筆簽名簿、法學院的課堂筆記、蜜月期間的旅館收據和大量日記。為整理、歸檔布萊克門文獻，工作人員用了一年多時間，光目錄就有300多頁，終於使“布萊克門的世界”井然有序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1908年11月12日，哈里·布萊克門出生在伊利諾伊州納什維爾市，那是他外婆的家，24年前，布萊克門的母親也出生在同一間屋子裡。他的父母在中央衛斯理學院邂逅，這所學院是密蘇里州沃倫頓市一家小型衛理公會派教會學校。婚後第十個月，哈里就出生了。哈里出生前，父母住在明尼蘇達州的聖保羅市。但是，那年夏天，父親科溫·曼寧·布萊克門為了自己的批發生意，一直在外奔波，母親西奧·休吉利·路透·布萊克門只好回娘家待產。
路透家族當時正沉浸在喪子之慟中。西奧的哥哥哈里是家族最引以為榮的兒子，一年前剛剛死於肺炎。哈里·路透是位出色的鋼琴師，曾在柏林師從於著名演奏家、作曲家、指揮家特雷莎·卡瑞諾女士。哈里在與導師赴澳大利亞、新西蘭舉行音樂會途中，不幸病逝。卡瑞諾女士為此專程趕到納什維爾，慰問哈里的父母，哀悼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青年。西奧·布萊克門一直沒有從哀痛中恢復過來。她決定用哥哥的名字，為自己的新生兒命名，並打算從幼年就培養小哈里學習鋼琴。不過，明眼人很快看出，這孩子並沒有演奏天賦。雖然他承襲了對音樂的愛好，年輕時即鍾愛在合唱團引吭高歌，而且，終其一生都對音樂會保持著濃厚熱情。
不久，災難再次擊中布萊克門家族。西奧·布萊克門的二兒子出生未滿兩天，就不幸夭折。這對一位年輕的母親與妻子來說，實在是莫大的打擊。第三個孩子貝蒂1917年降生時，西奧·布萊克門已經患上憂鬱症。哈里早年的日記中，曾描述過母親的病情。即使全身無恙，她也能在床上一躺就是好幾週。最終還是時間撫平了她內心的傷痛。西奧·布萊克門活到93歲，生命的後30年一直寡居，並見證了兒子宣誓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場面。她晚年寫給哈里的信，仍洋溢著樂觀情緒，以及對兒子成就的嘉許之情，偶爾還會向他提供一些智慧箴言。
布萊克門本人也常被間歇性憂鬱困擾，而且與周遭變故無關。高中畢業前的那個秋天，他在日記中寫下，自己剛剛當選為高年級學生會主席。這可是項了不起的成就，更說明他受到同學的尊重與認同。他同時當選為學生委員會主席，還是市演講賽冠軍、城際游泳比賽冠軍。在班上，他的學習成績也一直名列前茅。 1924年11月21日，當選主席還不到兩個月，他卻在日記中寫道：“我到底是怎麼了，身心俱疲，毫無底氣。我必須克服這些。”
數年後，儘管哈里沉浸在與大學同學一起上課，一起看電影的歡樂氣氛中，情緒卻仍會大起大落，波動得厲害：“我最近總在想，如果我突然消失，世界也未見得有什麼損失，我實在是碌碌無為，一事無成。”
他早期的日記中，常包含對身體狀況的抱怨——背疼、眼疾、感冒，等等。但真正把他送進急診室的疾病，卻是14歲那年的一次盲腸炎，這也成為他終身難忘的一次體驗。 1923年3月21日，他以“我的病痛——盲腸炎”為題，寫了篇5頁紙的札記。文章開頭說道：“3月8日凌晨，右腹部的一陣劇痛將我驚醒……”11年後，妹妹患上盲腸炎時，哈里獲准在一旁觀看手術進行。 “他們開始手術時，我實在不忍心看著小可愛蜷著身體忍受痛苦。”他在日記中寫道。不過，他對手術過程的好奇，很快戰勝了之前的拘謹，他說：“她的盲腸不大，3英寸長，一支鉛筆大小，色澤粉紅，明顯發炎，沒想到這麼一個小玩意兒能帶來那麼大的麻煩。”他盛讚14歲的貝蒂是位模範病號：“我從她身上看到了毅力與勇氣。她可真是一位堅強的好妹妹。”
終其一生，布萊克門都對自己經歷過的那場手術印象深刻，3月8日也成為一個對他意義非凡的紀念日。 “8年前的今夜，我被抬上聖約翰醫院的舊手術台。”1931年，時為法學院學生的他寫下這句話。 3年後，他又寫道：“11年前的今夜，我的右腹被割開，這可真是段罕有的體驗。”1988年3月8日，當他得知自己在聯邦最高法院的同僚桑德拉·戴·奧康納剛剛做完盲腸切除手術，迅速派人送去一封親筆信，信中寫道：“咱倆可謂同病相憐，65年前的今天，我生平第一次做手術，盲腸切除給我留下一個6英寸的傷疤。當我被人抬上救護車時，我能感覺到母親的擔憂，他怕我一去不返。那時醫生用乙醚進行麻醉，我可一點兒都不喜歡那玩意兒。”
布萊克門在代頓市的布拉夫地區長大，這是聖保羅附近的一座城市，昔日繁華已一去不返。 1910至1920年代，許多愛爾蘭移民在此定居。不過，布萊克門家族祖上並沒有愛爾蘭人。布萊克門的母親是德國後裔，她的父親3歲時被從普魯士的海森-拿騷帶到美國。父親科溫·布萊克門的先祖是新英格蘭移民。布萊克門的祖父與外祖父都參加過南北戰爭，而且都在聯邦軍隊服役。祖上的經歷，曾喚起小哈里對那段歷史的莫大興趣，可令他遺憾的是，祖父們都不大願談及自己的戰爭體驗。
在凡巴登小學附屬幼兒園內，哈里·布萊克門與沃倫·伯格相遇了。伯格比哈里大14個月，倆人被分在同一年級。兩個男孩的家隔著6個街區，上主日學時也是同班。布萊克門後來回憶：“我的家境雖然不好，但伯格家裡還要困難些。”兩個貧寒之家相處融洽，孩子們也經常相互串門。哈里與沃倫，加上另外兩個鄰家男孩，約翰·弗朗西斯與布瑞格斯·羅伯茨·丹姆克羅格，組成了“四人對抗小組”經常一起運動、嬉戲。四人當中，伯格體能最好。男孩們逐漸長大，運動項目也從壘球變成了網球和高爾夫。布萊克門與伯格組成的網球雙打組合實力強勁，他後來寫道：“有時打得興起，哪怕旁邊有女孩觀戰，我們也會脫掉上衣。”哈里與沃倫讀不同的高中，但他倆經常一起運動、遠足、釣魚，友誼也與日倶增。暑假時，兩人還一起做過夏令營輔導員。當他們遇到自己的女孩後，常帶著女伴一起去看電影。
哈里後來考入機械藝術高中，當時的照片顯示，他是一個頭髮中分、戴著眼鏡、神情嚴肅的年輕人。 “西奧多·羅斯福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在一篇題為《高中生的理想》的作文中寫道。在聖保羅當地報紙《先鋒報》與《快報》贊助的高中生憲法主題演講比賽中，哈里力拔頭籌。這場比賽的評委之一約翰·桑伯恩在拉姆齊地區法院任職，是位真正的法官。布萊克門在總結陳詞中說：“惟有那些願為自由生，亦願為自由死的人協力推槳，我們偉大的'國家之舟'方可破浪疾行。”當地一份報紙報導哈里獲勝的消息時，還援引了他的開場白：“憲法生生不息！它歷久彌新，儘管面臨種種挑戰，卻仍是一個新國家的希望與堡壘！”報紙評價說：“這演說棒極了，讓我們想起了丹尼爾·韋伯斯特。”
1925年春天，當屆450名畢業生中，布萊克門以第四名的成績畢業。他與班上許多同學一樣，希望進人明尼蘇達大學學習。畢竟在本州讀書，經濟上要划算得多。當時，哈里的父親仍在創業，家裡的經濟境況尚不穩定。兩位高中英文教師認為哈里人才難得，替他申報了哈佛獎學金。獎學金委員會由來自明尼蘇達哈佛倶樂部的四位律師組成，每年只授予一名學生獎學金。 7月底，哈里才獲悉自己得到了這筆獎學金。那年夏天，他經家裡一位朋友介紹，正在一家農場小店打工。 “我終於夢想成真了。”收到哈佛倶樂部的通知後，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的手都在顫抖，激動得快寫不了字。”這筆獎學金有250美元，包括100美元貸款，必須在畢業後3年內還清。如果他成績穩定，這筆錢足夠支付學費，但生活費必須另想辦法。報紙宣布此事時，說他得到這筆獎學金“實在是實至名歸”
16歲的哈里，乘坐一輛配備16張臥舖的大巴離家遠行，目的地是他從未到過的芝加哥，然後在那裡轉火車，趕赴波士頓。對他和家人而言，這很可能是一次漫長的分離。因為缺錢，大學四年、法學院三年的聖誕假期，他都未必能回家。由於人學報到太晚，哈佛已無新生宿舍供應。他與兩名來自洛杉肌，面臨同樣窘境的新生被迫走上坎布里奇街頭，試圖找一家便宜公寓租住。他後來在日記中記敘了這段經歷：“終於有一位女士問我們晚上打算睡在哪裡。我們只好告訴她，我們也不知道可以睡哪兒。於是她收留了我們，屋裡還有一名老先生同住。她打好地舖、鋪好毛毯，我們才感覺好多了。我們躺下後，那位84歲的老先生與我們閒聊，說這房子是1640年蓋的，破爛不堪。半夜裡，我們每兩個小時被凍醒一次。但至少這一夜是免費的。”第二天，布萊克門得知還剩一間可供5名新生同住的宿舍，便迅速辦理了人住手續。
哈里不太適應哈佛的氣氛。這所學校的學生多來自英格蘭地區的預備學校，中西部公立學校的畢業生僅佔少數。凡是家境貧寒或缺乏人脈的學生，很難融人本校社交圈。不過，哈里並不嚮往那些自己未曾擁有過的東西，他熱衷於參加校園合唱團，偶爾還在外面兼職修車，一周能賺上15美元。後來，他還接了一份數學家教。這年十二月，他致信哈佛倶樂部的讚助人：“對於你們為我所做的一切，我真不知該如何致謝。時光飛逝，我每天都獲益良多。我相信一切都會有好的結果，更不會妄自菲薄。希望一切越來越好。”
夏天來臨時，布萊克門回到聖保羅市。他兼職替人裝玻璃、送牛奶，與沃倫·伯格的友情也日漸深厚。伯格白天打工，晚上在明尼蘇達大學法學預科班上課，閒時常與哈里一起打網球。哈里返回坎布里奇時，伯格特地請假去火車站送他。這樣的分離讓哈里內心五味雜陳。離家前夜，他和母親都哭了。 “今年與去年不同的是，我真正認識到家的含義，”他在日記中寫道，“總體來說，一切還算不錯。去年，一切倉促而來，令我不知所措。在懷俄明州、明尼蘇達州和波士頓間匆匆去留。但是，今年就不一樣了，我要與世上最親的家人和世上最好的朋友分離，這實在令人難過。”
大學生活逐漸明朗、舒展。學業的挑戰，並非生活的全部。他偶爾也會和合唱團同伴結伴出遊，第一次到華盛頓特區、第一次經朋友介紹與女孩約會，還有第一次赴紐約春遊。哈里熱愛各類現場表演，百老匯之行令他目不暇接。他得到一張齊格菲爾德歌劇院的門票，“劇院富麗堂皇，香氣瀰漫，設施齊全。表演雖好，但略顯冗長，有不少好聽歌曲，如《老人河》、《不得不愛那個人》和《我為何愛你》最後一首尤為動聽。”
大四畢業在即，哈里曾短暫有過學醫念頭，但申請醫科需加修幾門課程，他思慮再三，最終作罷。申請法學院就相對簡單了，更易通過，日後工作也有保障。他的父親一直遺憾沒讀過法學院，家裡的書架上，迄今堆積著許多舊法律書。 “那年頭，人們總愛說，如果你不知道未來該干什麼，就讀法律吧，至少這門學問不會傷害你，而且無論你以後做什麼，它始終對你有益。”哈里後來回憶道。他的朋友沃倫·伯格也有相同打算，並已為攻讀法學院準備了一年。布萊克門的在校成績，完全符合哈佛法學院入學要求，他也將法學院作為自己的惟一選擇。
不過，布萊克門仍擔心經濟壓力。為避免拖欠更多債務，他決定休學一年，教書補貼家用。此事經由布萊克門的母親之口，傳至伯格耳中。伯格以長輩口吻，給哈里寫了封語重心長的長信，鼓勵他“堅守至最後”布萊克門的日記，對這件事記敘得非常詳細，“我剛讀了伯格一封來信，長得像本書似的，不過對我在大考前保持良好心境，頗有幫助。”倆人後來一直通信，但這封寫於1929年3月18日，勸他“堅守至最後”的信，卻是哈里珍藏的伯格的第一封來信。 “在這裡，我見到過許多怀揣雄心壯誌或遠大理想的人，他們受到外界薪水誘惑，”內心常常焦灼不安伯格寫道，“這些人往往在離開學校一兩年後，就不再碰法律書了。我不是說這樣的事情一定會發生在你身上，但提醒你一下，總不是壞事。”伯格自己也曾動過離開法學院的心思。 “經過去年秋冬的風暴與黑夜，”他補充道，“我一直對那些規勸我不要放棄的人們心存感激。”
兩位童年好友的通信持續了數十年，直到他們年屆不惑。布萊克門非常信任伯格，後者也經常以鼓勵與讚揚相回應：
六月擠占了你不少心力，但一定得大於失。我希望，也確信你四年的苦讀與不懈努力終將有所回報。與成就相比，你付出甚多，很少有人能理解你的艱辛，你背井離鄉，遠離家人與舒適生活，而到遠方求學。你勤工儉學，成績始終名列前茅。我可以體會到你的努力，也了解你四年來的坎坷顛簸。即便無人為我們的努力喝彩，我們仍應堅守目標。相信我，老伙計，我非常欽佩你的毅力、決心與努力。過去這些年，我們每天都更接近自己設定的遙遠目標。相信你離自己生命中的高峰，已經不遠了。
哈里保留這封信，或許是為激勵自己，因為對他來說，哈佛法學院的生活讓他頗為沮喪。本科時代的悠遊度日，被法學院裡的激烈競爭取代。最恐怖的是考試——“三名男生在考試時當場暈倒”他用“太恐怖了”來形容證據法科目的考試——他本人的成績也乏善可陳。他未能進入法律評論編輯部。幾份兼職更擠占了他的學習時間。第一年平均成績67分，在班上排名中等，他試圖改善這一局面，第二年卻只拿到66分。 “這真是一段慘不忍睹的時期，”1931年夏天，在聖保羅市收到學校寄來的成績單後，他如此寫道：“這是我第一次高估自己，真不知道自己從何時起，又因為何事，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獎學金、法律評論編輯崗位，甚至未來的工作，現在看來都希望渺茫。唉，算了，生命總是充滿失望，我得慢慢習慣這些。”一位教授後來對哈里解釋說，法學院評分標準非常嚴苛，很少給A或B。他後來給自己下了一個可憐兮兮的評語：“總體來看，66分或許算不錯的了。”
陰霾之中，也有亮色。布萊克門所在的團隊，在“埃姆斯競賽”中取勝，這是哈佛最具知名度的模擬法庭辯論賽，辯手們多圍繞上訴法院審理過的案件進行法律辯論。到第三學年，布萊克門已通過打各種短工攢夠了錢，經濟壓力減輕了許多。當屆451名學生中，他的成績排名第120位，幾乎是最頂尖的前四分之一了。不過，這樣的成績，對在哈佛數學係以最高榮譽畢業，併入選“美國優等生榮譽學會”的布萊克門來說，多少是有點兒失望的。以至於多年之後，他仍對自己在哈佛法學院的成績耿耿於懷。 1978年70歲生日時，大女兒南希送給他一本《哈佛新鮮人》(One L)，這是本講述哈佛法學院新生艱難求學經歷的書。作者斯科特·圖羅是一位年輕的哈佛畢業生，應南希之邀，以簽名書相贈。布萊克門回信致謝：“你的確敏銳地捕捉到了法學院的生活氣息，並以辛辣筆觸描述出那種焦慮不安、緊張激烈，而且令人不適的感覺，”布萊克門告訴圖羅，“當然，法律教學有它的獨特之處，標準高，要求嚴，需要紮實基礎和對人性的深刻洞察。這是一門綜合全面的藝術，你必須學會靈活思考，彈性理解，明白這個世界上並沒有全黑或是全白。這也是我後來在審判席上領悟到的。”
1932年，布萊克門從哈佛法學院畢業，回聖保羅市待業。他只用了一個週末時間複習，就輕鬆通過了明尼蘇達州的律師執業考試。他隨後致信剛剛調任聯邦上訴法院的約翰·桑伯恩法官，申請成為他的法官助理。 8年前，正是這位桑伯恩法官，在高中憲法主題演講比賽上，將第一名判給了哈里·布萊克門。時值“大蕭條”時代中期，司法預算十分緊張，桑伯恩法官會不會僱傭法官助理，尚是未定之數。幸運的是，那年八月，布萊克門的申請終於被批准，只是原來2400美元的年薪被削減為2200元，布萊克門絲毫不以為意，他寫道：“2200美金已經不錯了，新的生活開始了。”
桑伯恩法官是美國第八巡迴上訴法院的七位法官之一，這家法院所轄甚廣，管轄達科他、明尼蘇達、阿肯色等七個州的上訴案件。法官們主要在聖路易斯市辦公，偶爾也巡迴辦案，在各州均擁有辦公場所。
履任之初，布萊克門的主要任務，是為複雜棘手的版權案、財稅案撰寫案情摘要。他工作起來非常緊張，並被眼疾、頭痛困擾，法官對他也態度冷漠。一個月後，他在日記中寫道：“法官今天對我說了兩個字：早安。爸爸說，這可能意味著'還有兩週'，就要讓我滾蛋了！”很快，與法官的交往，成為布萊克門生命最具意義，也最令他獲益的關係之一。桑伯恩法官成為他的良師益友、人生楷模。由於桑伯恩膝下無子，對布萊克門視同己出，常常免費讓他享用自己和太太在聖克羅伊河附近的周末休閒屋。
18個月的法官助理生涯，使年輕的哈里撐過了“大蕭條”時期最難捱的一段時光。他終於有望進入律所工作。不過，布萊克門仍和父母同住，家庭負擔依然很重。科溫·布萊克門的水果批發鋪已經倒閉，他從當地銀行與保險公司接下一系列兼差，擁有“市場代表”、“地區經理”等一串漂亮頭銜，收入卻很不穩定。在布萊克門的日記和退休後的口述歷史記錄中，都不乏對父親的批評：“他非常固執，不對任何事情妥協，和大家都處不好。”布萊克門回憶說。即使到了晚年，在父親去世50年後，他仍對父親持家無道的事忿忿不平。
“今天一早，爸爸找我要300美元，我知道這一天總會到來的。”布萊克門在1933年9月27日的一則日記中寫道，“我當然會給他，但這影響到我自己的計劃，還會影響我的婚事。我完全被家庭負擔拴住了。還要負擔貝蒂讀書，但是……我從沒見父親能超過別人，他永遠在為迫在眉睫的賬單發愁。”
兩年後，他在日記裡，提到父親正面臨失業壓力：“父親說，工作難保是因為糟糕的經濟環境，但我覺得，他又在為自己的牢騷找藉口。他的道德觀過於僵化，單獨來看，他那些道德觀都沒問題，但是，當你身處窘境，只求保住一份工作的時候，這些道德觀卻什麼忙也幫不上。這類衝突的存在，說明這個社會存在問題，但這些問題確實無法解決。接下來該怎麼辦，我也不知道。”
當布萊克門為家庭生計犯愁時，沃倫·伯格已在聖保羅一家律所執業，並準備與埃爾維娜·斯坦龍伯格結婚。因為兩個好友住在同一城市，他倆已久未通信，布萊克門偶爾會在日記中提到兩人何時共進午餐，以及飯局上的高談闊論。伯格的婚禮在新娘的娘家舉行，布萊克門擔任伴郎。 “與往常一樣，身邊朋友結婚時，總會'觸動'我，”他寫道，“婚禮神聖肅穆，眾人皆大歡喜。它證明潔身自好，傾其所有去珍愛一個人是多麼可貴。生命中總得有一些事情值得你去珍惜。”不過，布萊克門自己對婚姻的興趣，還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他時常約會，也會帶年輕女孩兒回家過夜，偶爾會在日記中記敘這些。但他顯然不打算向其中任何一位求婚。
儘管在家鄉的生活並不如意，布萊克門還是拒絕了可以離開明尼蘇達州的誘人機會。這個機會來自法學院老同學查爾斯·懷贊斯基。懷贊斯基是位傑出的年輕律師，擔任過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的助理。當時，他剛剛結束助理工作，正在羅斯福政府擔任勞工法律顧問，這也是勞工部最高階的法律職位。布萊克門在法官助理任上剛滿一年時，懷贊斯基寫信邀請他赴華盛頓工作。考慮到自己再當6個月助理，就有可能在本地律所謀到一份職位，布萊克門婉言謝絕了這個機會。一年後，1935年4月，懷贊斯基又來信了。他強調，這次的機會更加有趣，不僅要處理日常行政事務，還可以時常與位於日內瓦的國際勞工組織聯絡。 “只要你到華盛頓來，就有機會接觸浩瀚有趣的法政領域了。”他說。
這一次，布萊克門的確深受誘惑，他也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告訴了懷贊斯基。 “我該怎麼辦？”他在日記中追問。但是，他最終還是選擇拒絕。這也正好反映了布萊克門行事謹慎、趨避風險的個性。此時，他已在聖保羅市最好的律所，瓊奈爾、道瑞斯克、弗萊徹、道爾斯&巴克爾事務所（Junell,Driscoll,Fletcher，Dorsey&Barker)工作了兩年。雖然懷贊斯基許諾，去華盛頓工作後，薪水會比現在的每月200美元多上幾百塊，但是，在那裡待上一兩年後，又能去幹什麼呢？ “若我甘願冒險，自然會欣然接受你的邀請，但我現在左右為難，怕之前的努力半途而廢。”1935年5月2日，他在給懷贊斯基的回信中說道。
這段插曲意味著，布萊克門對人生道路作出了非此即彼的選擇。懷贊斯基後來在波士頓擔任了54年聯邦地區法院法官，於1986年去世。布萊克門告訴他的遺孀吉塞拉，懷贊斯基的去世將他“帶回1934年以來，一直在自己腦海中縈繞的問題”布萊克門在悼詞中說，當時“內心反复掙扎”才拒絕了懷贊斯基的邀請，“我經常想，如果我決定接受，以後又會怎樣？那實在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
布萊克門在律所稅務部門工作。他接手的第一樁業務，就是起草一起最高法院案件的訴狀，當時距離開庭不到一周，由於時間緊迫，他放棄週末，熬夜加班。這起案件的當事人為前妻設立了一個贍養費基金，卻總被課徵聯邦所得稅。此人認為，既然前妻從基金受益，就應由她承擔稅負。第八巡迴上訴法院駁回了他的訴訟請求。布萊克門與另外兩名高級合夥人，代表這位客戶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本案定於1935年10月14日開庭。這是他第一次來到最高法院，這座法院曾經偏居國會山一側，幾經波折，才擁有屬於自己的獨立建築。大法官們在這起名為“道格拉斯訴威爾卡斯案”(Douglas v.WiMcuts)的案件中，一致裁定維持上訴法院判決，要求那名客戶依法納稅。
布萊克門對快捷的工作節奏頗覺疲憊。在參加完一起上訴案件的辯論後，他在日記中寫下：“忙到下午5點，我才發現今天穿的兩隻襪子竟不是同一雙。總之，今天實在是太糟糕了！” 當然，緊張之餘，他並不缺乏各種調劑：與伯格夫婦一起餐敘、滑雪、打網球、壁球、橋牌、聽交響樂。他花了702.14美元，買了自己第一部車：一輛雙排座的福特，他將這輛車命名為“小可愛”在此期間，他在專業上的聲望日隆。 1939年，他升任初級合夥人，1943年成為正式合夥人。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樓
在此期間，布萊克門實現了結婚成家的心願。 1938年8月，他在網球場邂逅了年輕的多蘿西·克拉克。那個夏天的周末異常炎熱，布萊克門與一名球友連戰三局，正口乾舌燥，在熱浪中喘氣。這時，他們注意到遠處有兩個女孩正在對打。單打實在太耗力氣，兩人決定邀請對方打“混雙”多蘿西·克拉克是本地一位商人的秘書。 “她的腿可真漂亮！”布萊克門後來說。那天下午，他們打完網球後，還一起去游泳。布萊克門與克拉克交往了3年多，直到她有天偶染小恙，他才在病榻前向她求婚。兩人於1941年6月21日喜結連理，婚後遷人一座新公寓，從那裡步行幾分鐘就可到達哈里所在的律所。隨後幾年，他們的三個女兒陸續出生：南希，1943年；莎莉，1947年；蘇珊，1949年。
布萊克門的客戶之一，是梅奧診所（Mayo Clinic)，這家診所的總部位於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東南部70英里的羅切斯特。事實上，他後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處理與梅奧診所相關的法律事務上，如提供稅務、房產方面的建議，或者為部分醫生提供個人法律服務。 1949年，診所管理層決定聘請他出任首位駐院法律顧問。這就意味著，他將不再是一名律師，成為這家資產過百萬的非營利法人的一名高管。他認真思考了數週，與妻子赴羅切斯特考察了居住條件、女兒人學情況後，最終決定接受這一職位。搬家後，他與社區居民相處融洽，也很受醫生們歡迎。
布萊克門後來坦陳，在梅奧診所的9年，是他執業生涯中最為愉悅的一段時光。在他主持下，診所進行了自梅奧兄弟1919年建所以來的首次資產重組。無論是醫療事故，還是公共關係，他都提供過專業建議。外科醫生的晚間餐敘，診所員工的月度聚會，都喜歡邀請布萊克門參加。他會認真傾聽醫生們的最新研究進展，分析可能存在的隱患，有時甚至觀摩手術或醫療實驗的過程。 “我發現自己觀摩的手術越多，就越能為醫生們提供更好的建議。”他後來寫道。布萊克門對社區事務也很熱心，1955年，他當選為扶輪社羅切斯特分社主席。
布萊克門從私人執業律師變身為公益機構高管期間，沃倫·伯格也在完成自己的人生轉型。伯格從1930年代起，就積極參加明尼蘇達州共和黨的活動，最終走上了全國性政治舞台。 1952年，伯格以代表身份，參加了在芝加哥舉行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成為明尼蘇達前州長哈羅德·史塔生的支持者。在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將軍與羅伯特·塔夫脫參議員爭奪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資格的激烈競選中，伯格替艾森豪威爾爭取到明尼蘇達州代表的支持。大選勝利後，作為回報，艾森豪威爾任命伯格為司法部助理部長，執掌民權事務部。在那裡，他將領導180名政府律師，處理與聯邦政府有關的各類重要訴訟。
1953年，趕在艾森豪威爾就職典禮之前，伯格抵達華盛頓。兩個老朋友之間的通信已經中止了近20年，這時卻很快恢復。伯格當時仍是聖保羅市一家著名律所的合夥人，加人新政府後，他的薪水將大幅縮水。 “這個決定雖然艱難，但在所難免。”1月8日，他致信布萊克門說，“我們都深知在彼此心中，始終有一種召喚，我們誰都避不開。你選擇離開律師行業，捷足先登，走上一條更能令你發揮所長的道路。現在，輪到我做出選擇了。”從此，伯格再未回明尼蘇達州生活過。
註釋：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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