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齡回國交差後，楊度開始為中國未來的憲政精心構思藍圖。他詳細地分析了行君憲制度的幾個主要國家的憲政，找出他們各自的長處。比較來看，他認為最適宜中國國情的是日本的憲政，中國的憲政應多采取日本的成法。又設想中國實施憲政應分為三個主要步驟：第一步召開國會，第二步製定憲法，第三步推行憲政。完成這三個步驟大致需要五年的時間。
正在這時，國內傳來驚人的消息：五大臣啟程的那天，車廂裡發生爆炸事件，行刺者為安徽桐城籍革命黨人吳樾。吳當場被炸死，載澤、紹英受傷，五大臣打道回府。楊度很擔心考察之事因此而流產，寫信給熊希齡，要他設法促使此事早日成行。兩個多月後，五大臣再次啟行。這次紹英不去了，以順天府丞李盛鐸代替。又因吳樾行刺一事，朝廷急建巡警部，袁世凱推薦徐世昌任該部尚書。於是徐也不去了，改以山東布政使尚其亨代替。楊度這才放了心。
不久《中國新報》正式創刊，楊度的《金鐵主義》在該報上連續刊載，引起很大反響。 《中國新報》辦得有聲有色，很快便成為與保皇黨的《新民叢報》、革命黨的《民報》鼎足而三的大報紙。楊度的名氣更大了。到了這年十一、二月間，日本留學生界裡又出了一件大事。
十一月二日，日本文部省應清廷的請求，頒布了一份《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限制留日學生的活動。同時，日本報紙還低毀中國留學生“放縱卑劣”。此事激起了所有留日學生的公憤。全體留日學生團結一心，決定罷學回國。身為總會幹事長的楊度認為全體罷學回國不合適，他一面以乾事長的名義向日本政府遞交抗議書，一面又以個人的名義與日本政府交涉，企圖說服日本政府修改這個規則。
不久，留學生界領導層內部又出現了分歧。宋教仁、胡瑛、秋瑾等人成立了學生聯合會，主張自辦學校。以汪精衛、胡漢民為首的學生維持會主張忍辱負重，繼續求學。
這時，有一個熱血澎湃的青年，見分歧不能彌合，又感於國事多艱，決心以一死來喚醒國人的覺悟，遂毅然於十二月八日在東京大森灣蹈海自殉。此人就是《警世鐘》、《猛回頭》的作者、華興會同盟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民報》撰述人，三十一歲的湖南新化籍革命家陳天華。
陳天華憤然投海的事在日本在國內引起了巨大的震動，有些留學生埋怨楊度在這個事件中態度不夠堅決，有人甚至揚言要殺掉他。楊莊姐弟得知後很擔心，一再勸說哥哥暫時避避風潮。於是楊度離開東京城，到鄉間住了兩三個月，直到大家的心情都平靜下來後才回到田中寓所。
轉眼到了夏天，五大臣在海外遊蕩了七八個月，提著一箱箱裝滿了各式各樣奇器巧具、衣料、皮鞋、首飾、香水，以及自己完全看不懂的洋文原版書報回到了上海。熊希齡再次東渡日本找到楊度。楊度的兩篇文章《中國憲政大綱應吸取東西各國之長》及《實施憲政程序》，早已恭恭正正謄抄完畢。兩篇文章加起來約有五萬多字，博採眾論，規畫精詳，熊希齡看了很滿意。和楊度一起再去見梁啟超，誰知這位梁才子根本還沒動筆。楊度責備他爽約，他笑嘻嘻地說：“不要緊，二位在橫濱寬住十天，我把文章趕出來，決不會比皙子的差。”
熊希齡啼笑皆非，然事已至此，再無別法，只有等他筆下出東西，但眼下如何向五大臣作交待呢？
楊度給熊希齡出了一個主意：“你請載澤領頭向朝廷上個折子，說東南士民得風氣之先，於立憲多有卓識，宜應趁此機會用十天半月時間召集官紳會議，並深入里巷實地考察，為立憲多做一點實務。上海十里洋場，夠他們花天酒地一些日子了。如果有雅興，還可以到蘇州、杭州一帶走走，半個月時間他們只會嫌少不會嫌多。朝廷也會覺得他們言之有理，定會允准。待到梁卓如的文章一出來，你就趕快乘船送到上海去。”
熊希齡只得照此辦理。十天后梁啟超拿出了《東西方各國憲政之比較》，也有三萬餘字，洋洋灑灑，縱橫自如，是一篇典型的飲冰體論文。熊希齡如獲至寶，連夜乘船回國。
楊度期待著朝廷會按他設計的程序先召開國會，結果大失所望。慈禧太后毫無召開國會之意，卻召開了一個御前會議，參加者為醇王載灃以及各位軍機大臣、政務大臣、大學士，並特命直隸總督袁世凱參加。會議決定先改革官制，以廓清積弊明定責任為宗旨，待官制改定之後再議憲政事。
於是成立了一個官制編制館，設在恭王府之朗潤園，特派鎮國公載澤，大學士世續、那桐、榮慶，貝子載振，大臣奎俊、鐵良、張百熙、戴鴻慈、葛寶華、徐世昌、陸潤庫、壽耆、袁世凱為編制大臣，又派慶王奕劻，大學士瞿鴻機、孫家鼐總司核定。陣營龐大，規格很高，可謂鄭重其事。然而議起事來卻十分棘手，因為衙門的存與撤，直接關係到該衙門宮員去與留的切身利益。
先議軍機處。坐在主位上的慶王奕劻及大學士瞿鴻機都是軍機大臣，大家都不便開口，冷清的場面使得眾位大員們都很尷尬。實在挨不下去了，左都御史張百熙首先發言打破僵局，說軍機處乃雍正爺由內閣中分設，取其接近內廷，每日入值，承旨辦事較為密速，相承至今尚無流弊，自毋庸改變。張百熙剛一說完，載澤、世續、那桐等人都表示同意，眾人不好再說什麼了。奕劻的兒子載振於是建議，改革官制有許多事要辦，軍機處不如暫不議，先議別的。眾人也只好同意。
再議內務府。內務府大臣世續端坐不語，眾人大眼看小眼，也不說話。大學士那桐說，內務府管的是大內事務，外官不清楚，不好議。於是內務府也不議。理藩院尚書壽耆說，內務府既然不議，太監事也不能議，因為它牽涉到老佛爺和各位太妃、皇后、皇妃，臣子們豈能插嘴，此事宜由老佛爺來定。眾大員一致同意。
工部尚書陸潤庫說，內務、太監既不議，則還有一事不能議。大家問何事。陸潤庫說，八旗牽連到所有的王公貴族，事關重大，弄不好得罪元老勳舊，老佛爺也會頭痛。眾人都說是。於是八旗亦不議。
狀元出身的孫家鼐說，翰林院設於順治元年，二百多年來沿襲不改，向為儲才養望之地，更為大學士出身之所，為天下士人所仰慕，若撤了翰林院，會使士人寒心失意。翰林出身的瞿鴻機、張百熙、徐世昌、陸潤庫等立刻擁護。翰林院遂亦不議。
就這樣議了十來天，除了五不議外，什麼名堂都沒議出來。企圖有番作為的袁世凱、徐世昌很著急，擔心如此議下去會一事無成。他們尋思，必須有人提出一套較為系統的改革方案，才可能扭轉會議的散漫習氣。這天晚上，袁世凱邀請徐世昌、戴鴻慈、張百熙、葛寶華等人到自己的寓所商議。大家議出了一套初步方案。
次日會上，袁世凱先發言。他以一種帶兵統帥的威嚴果斷，一掃十天來的懶怠、鬆懈、客套、虛偽之風，開門見山地提出他的中央官制改革的設想，擬設軍機處和十一個部。其中外務部、學部、吏部依舊，巡警部改為民政部，戶部改為度支部，原財政部併入該部，原太常、光祿、鴻肪三寺併入禮部，原兵部改為陸軍部，將練兵處、太僕寺併入該部，刑部改為法部，工部併入商部，改為農工商部，新設郵傳部，專司輪船鐵路電信郵政，理藩院改為理藩部。
大家議了一番，也提不出多大意見。有人建議將大理寺改為大理院，也通過了。
關鍵是官員的安排。袁世凱提出每部設尚書一員，侍郎兩員，不分滿漢。眼下這個時候再分滿漢畛域，顯然違背時代潮流，沒有人敢發表反對意見。慈禧不願意將滿人的權利拱手，讓給漢人，她正要藉不分畛域之機多安排滿員，遂表示同意。
中央官制定了後，以鐵良為代表的滿人強硬派欲趁此機會削掉漢人的權力，鑑於各省督撫自湘淮軍興起後漢多滿少的現狀，力主削減督撫之權。身為直隸總督的袁世凱竭力反對。爭爭吵吵議不出個結果，最後不了了之。
清政府改革官制的舉措遭到日本及西方各國的冷嘲熱諷。革命黨人堅信必須把這個不可救藥的朝廷推翻掉，否則中國不可能有出路。
這個時候，最富有鬥爭傳統的湖南又出現了有利於革命暴動的大好時機。
入夏以來，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陰雨連綿，洪水暴漲，尤以湖南遭受洪災最為嚴重。湘中湘北一帶一片汪洋澤國，淹死者三四萬，災及者四十多萬，災情之重，為有清二百餘年來所僅見。地方官紳不但不賑災，反而乘機哄抬糧價，囤積居奇，致使搶米風潮此伏彼起。積壓在貧苦人民心中的怒火，已是一觸即發了。
五月下旬，陳天華的遺體運到了長沙，同時運來的還有另一位湘籍青年志士姚宏業的遺體。二十多天前，他因憤於反動官紳阻撓籌辦中國公學，在上海投黃浦江而死。兩具烈士的遺體在素來重意氣敬英靈的長沙古城引起了軒然大波，在省商會會長禹之謨的領導下，長沙闔城學生穿制服行喪禮，萬餘人整隊送至岳麓山安葬，場面至為悲壯感人。
湖南官場一片驚駭，對禹之謨恨之入骨。一個月後，禹之謨參與湘鄉學界反對鹽捐浮收的風潮，湖南巡撫下令將禹之謨逮捕入獄。清政府與人民為敵的面目充分暴露了。去年馬福益因再次籌備起義被官府逮捕殺害，早就想為大龍頭報仇的哥老會眾，圖謀藉此人心浮動的時候重舉義旗。所有這些情況，為遠在東京而密切注視湘省動態的黃興、劉揆一等人所掌握。兩人計議後，派劉道一回國聯絡會黨並策劃湖南新軍一起行動。
劉道一回到湖南後，很快與哥老會頭目龔春台和華興會成員姜守旦聯繫上了，約定於舊曆十二月底衙門封印時舉事。不料，起義前夕，龔、姜之間出現分歧，互不買賬。龔自號“中華民國革命軍南軍先鋒隊都督”，姜自號“新中華大帝國光復軍都督”。劉道一運動新軍一事，也未取得效果。
十一月上旬，龔、姜先後提前起義。義軍聲勢浩大，戰事順利，很快佔領了萍鄉、瀏陽、醴陵交界的幾處重要集鎮。消息傳到東京，同盟會本部的領導人都很激動，動員骨幹迅速回國支援。就在這批人陸續回國的時候，起義失敗了，劉道一慘遭殺害。同盟會的革命家們悲憤已極，劉揆一更是痛不欲生。他痛定思痛，和淚寫了八首哭弟詩，一併在《民報》上發表。兄弟情、戰友義盡溢於篇中，人人讀之皆愴然涕下。孫中山、黃興等人也紛紛寫詩挽悼。
楊度也接到家鄉來信。信上還說，正在長沙周氏家塾讀書的道一夫人曹莊，聞丈夫遇害後也自縊身亡。楊度讀後唏噓不已。他雖然不贊成革命暴動，但敬重劉道一為國獻身的偉大精神，也深為其夫人殉夫殉國的義舉所感動。他不顧《中國新報》不談革命、只言立憲的辦報宗旨，毅然在頭版刊登了他自己寫的挽詩，以表達對故人的悼念：
不少革命黨人原來對《中國新報》在革命與保皇之間所持的中庸態度不滿，看了這首詩後，覺得楊度還是自己的同志。
在回國聲援這次萍瀏醴起義的同盟會會員中有兩個特殊的人物，他們是孫毓筠和胡瑛。離開東京之前，孫中山在牛達區寓所宴請他們，指示孫毓筠去南京運動江蘇新軍，胡瑛去武漢策動日知會。
孫毓筠現正擔任同盟會總部庶務總幹事。這個職務在同盟會初成立的時候為黃興所任，其地位僅次於總理孫中山，在總理離職時可代行其職權。黃興在年初離開日本去香港、新加坡一帶，與當地同盟會支會商議在中國南部起義的事，於是庶務總幹事一職便由原任評議部評議員的孫毓筠擔任。
孫毓筠乃安徽壽州人。其先世為山東濟寧州人，因荒年逃難來到壽州城外，見當地有一棵出奇高大的柳樹，認定此地風水好，可發後人，便在此定居下來，將此地取名為大柳樹村。孫姓逃荒者有兩個兒子，他叫長子學做生意，叫次子讀書。心裡盤算著無論是發財還是做官，他家裡都沾得上。
大柳樹村的風水果然被相中了。長房以販布起家，傳到第三代便家道殷富，買了上百畝好田。二房代代讀書，到了第四代，出了一個三年一遇的天下第一人，他就是狀元出身的現任大學士孫家鼐，人稱壽州相國，把個孫氏家族引進了清華高貴的門第圈。
孫毓筠是長房的第六代。他見族叔祖位高望重，十分羨慕，乃發憤讀書，十八歲考中秀才。考了一次舉人未中，孫毓筠便不耐煩再熬光陰，反正家裡有的是錢，就納資捐了個同知，有了個從四品的官銜。他還不甘心，又加碼捐了個正四品道員。他尋思著只要哪裡有缺，再送上二三千兩銀子，便是一個八面威風的現任道台大人了。久候無缺，他又在家裡迷上了佛經。一部《楞嚴》、《圓覺》迷得他如醉如痴，想起塵世的千般煩惱萬種辛苦，他幾次要披髮入山做和尚。老母嬌妻苦苦哀求，才不得不打消這個念頭。
去年吳樾謀炸五大臣、殺身成仁的壯舉贏得許多血氣方剛的青年的稱讚，人們視之為當代的荊柯、聶政。吳樾人雖死去，名聲卻播於九州。孫毓筠儘管是富家子弟，養尊處優，但社會的弊端，朝廷的腐敗，他也看得很清楚。從吳樾雖死猶榮的輿論中，他看出革命是順人心合潮流的正義行為，於是決定擯棄做滿人官僚、釋氏門徒的想法，一心一意去走革命之路。
孫毓筠一旦下了決心，便採取斷然的行動。他變賣家裡的良田，在壽州辦起了一座小學校，聘請老師向學生進行民主革命的教育。他生性揮金如土，從家裡掏出大量銀錢支援附近境遇困難的反清志士，從而結識了大批朋友。他又要妻子汪鈺帶兩個兒子到日本求學。今年三月他自己也來到東京，參加了同盟會，並捐款十萬銀元充作革命經費。孫毓筠對革命的熱情，贏得了孫中山及同盟會其他領導人的尊重，大家都推舉他為庶務總幹事。
孫毓筠到南京後便設法與新軍取得聯繫。當時江蘇新軍的番號為第九鎮，裡面有許多革命志士在活動，也有不少士兵和下級軍宮同情革命。孫毓筠見第九鎮基礎很好，放鬆了警惕，很快便暴露了身份，被官府抓了起來。
孫毓筠抱著一死成仁的心願等待官府對他的審訊判決。但奇怪的是，官府卻對他的待遇很好，將他安置在南京城內一個花園別墅裡，身邊還有兩個人招呼。每天好酒好菜地送上來，還有一間書房供他讀書寫字，一切都不亞於壽州家裡的貴公子生活。惟一不同之處，就是院牆外有人持槍守衛著，他不得邁出大門一步。孫毓筠好生奇怪，但從不問身邊的人，每天看書寫字喝酒吃肉，心裡既不多想，便也活得安閒自在。
這樣地過了將近一個月，孫毓筠成仁之念逐漸削弱，對生命對妻兒的眷戀日益強烈，然而他卻不願以自首來換取自由，他認為那是可恥的行為。他也猜想，這種非同一般的待遇中必有一個究竟，院牆之外或許正在進行著某種不平常的活動。
是的，孫毓筠的分析沒有錯。他的捲宗由南京巡防營呈送到兩江總督衙門時，因出國考察憲政有功，剛從湘撫任上擢升為江督的端方便親自審閱。
端方字午橋，是一個精於宦術的滿洲正白旗人。庚子年，慈禧逃難到西安，那時他正做著陝西巡撫。他看準時機，對難境中的慈禧百般逢迎討好，親率軍隊日夜拱衛在她的身邊。端方的忠誠贏得了慈禧的歡心，從此成了慈禧的親信。出國、擢升，便都是慈禧後來對他的酬謝。
鑑於革命黨排滿行動得到漢人普遍支持的現實，考察回國之後，他給慈禧上了一道請平滿漢畛域的密摺，建議改定宮制，除滿漢缺分名目，撤各省旗人駐防，以示朝廷放心漢人；廢止滿漢不通婚的規定，允許滿漢自由聯姻，融合滿漢為一家，使革命黨無機可乘。他的這道密摺，得到慈禧的默認。他盡力做到與漢大員保持較為友好的關係，並看出袁世凱是漢大員中最出類拔萃的人物，日後前途無量，便與袁私下訂了婚姻，將長女許配給袁的第五子克權，一旦滿漢不通婚之規定廢止，便將女兒送進袁府。袁世凱自然也巴不得結下這門親事，滿口答應。
打開卷宗，孫毓筠的壽州籍貫，立即引起了端方的警覺：孫家鼐也是壽州人，此孫與彼孫是否為一家？他拍了一封電報給孫家鼐，問孫毓筠是否華族？回電很快到了南京，然則答非所問：“此子頑劣異常，請嚴加管束。”
端方拿著這封電報仔細推敲：“此子頑劣異常”這句話，顯然是長輩指責晚輩的口氣，無異承認了他們之間的同一家族的關係。 “請嚴加管束”這一句貌似嚴厲，實際是叫他網開一面。因為對於煽動軍隊造反的革命黨，早已超出了“管束”的範圍，應判處殺頭的極刑。到底是狀元，電文回得既意思明白，又不落把柄，端方很是佩服，他要藉此案來取悅這位漢員中的大老。
就在這個時候，東京同盟會總部也在積極設法營救孫毓筠。有人提出，楊度為五大臣出國考察寫察報，端方為五大臣之一，他與楊度一定有往來。楊度既然能夠在《中國新報》上發表悼念劉道一的挽詩，也一定會願意請端方赦免孫毓筠。
孫毓筠離開東京後接替其庶務總幹事一職的是宋教仁。黃馬起義失敗後，宋教仁從武漢逃到上海，在去日本的船上結識了楊度。宋教仁長相英俊，談吐倜儻，二人在船上一見如故。於是宋教仁來找楊度，請他幫忙，並指出孫毓筠與孫家鼐的關係。楊度一口答應。
其實，楊度與端方毫無私交可言。原定的五大臣，他僅與徐世昌有過一面之識，後來徐並沒有出國，真正出國考察憲政的五個大臣，楊度一個也不認識。楊度之所以答應給端方寫信求情，有幾層考慮。
一來同盟會乃是由於他介紹孫黃相識後的產物，東京總部的主要領導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對同盟會有感情。二來宋教仁親來求他。楊度的性格，凡別人有急難之事來求他，不管自己有沒有能力幫得了忙，總是先一口答應下來，再想辦法。何況孫毓筠毀家辦學興教育，就憑這一點，楊度看定孫是一個胸襟不俗的人，他也樂意傾力相助。三來他要以此檢驗端方對他的態度，買不買他的人情，由端方的態度可以推測到其他四位出國大臣對他的態度，甚至還可以推測到整個清廷對他的重視程度。四則大學士孫家鼐是孫毓筠的族叔祖，這是一個可以利用的關係，且送一分情誼給他，日後保不了有可用之處。
楊度提筆作書，不談孫毓筠加入同盟會的事，也迴避他此番回國的目的，大談特談孫賣田產辦小學的事，稱讚他是響應朝廷廢科舉辦學堂的號召，是愛國愛民的表現，且本人出身世家，學問優長，乃國家有用的人才。信的末尾說：
端方接到這封信後很是高興。楊度的才學他早已知道，見這個有學問的憲政專家將他視為伊藤、坂垣式的人物，便也就以這兩位東洋名相自許，企圖通過楊度和孫毓筠與海外留學生搭上聯繫，網羅其中的人才，組建自己的班底，日後好乾一番大業。
端方懷著這種心思，親筆給楊度回了封信：“孫生文理通順，門第清華，當秉高誼，求人於輕。”
正因為有如此復雜的外間交易，孫毓筠才得以舒適地生活在小院落裡，而這種舒適的生活，又正是端方軟化孫的鬥志的一個重要手段。
這天午後，孫毓筠午睡剛起，一個五十來歲的中年人，滿面春風地走了進來，對他說：“小貴，你不認識我了吧，我是你的鄉親杜宗路呀！”
孫毓筠疑惑地看著來人，一口道地的壽州話是不錯，但面孔卻陌生得很，名字也未聽說過，最奇怪的是，他怎麼知道我的乳名？孫搖了搖頭。
杜宗路在他身邊坐下來，依舊笑著說：“小貴，你自然不會認識我了。我離開壽州那年到過你家，你還只有七歲，一晃二十年過去了。我昨天從蘇北迴南京，聽說午帥軟禁的是你，大吃一驚。你雖然長成大人了，但五官輪廓還是跟小時候一個樣，我一眼就認出來了。”
杜宗路滔滔不絕地講著，孫毓筠的腦子裡卻總想不起這個人來：“你認識家父？”
“豈只是識得，我們還是很要好的朋友哩！令尊比我大八歲，我一直把他當兄長看待。說句不好意思的話，我手裡缺錢的時候，令尊大人還常常周濟我，我至今仍然很感激他。”
孫毓筠的父親為人慷慨，親友們在銀錢上凡有所求，都肯幫助，這個性格也傳給了兒子。孫毓筠見他說得真切，相信他是父親的朋友，說：“這樣說來，我該叫你杜叔了。”
“不敢當！”杜宗路說，“我行三，你就叫我杜三吧！”
“那怎麼行！”孫毓筠說，“杜三叔，你現在哪裡供職？”
杜宗路也不再客氣了，笑著答：“因為鄉試落第，我離開了壽州，經人介紹到祁門縣衙門學做師爺，以後又去績溪、青陽做師爺，做了十來年，不甚得意。後來聽說午帥是滿洲三才子之一，最愛才，於是就去投奔他。那時午帥還在直隸做道台。我辦的第一件公文就得到午帥的賞識，從那以後跟了午帥已十年。每有機會，他都保舉我，我現在已是五品銜的候補知府了。”
孫毓筠笑著說：“師爺做到這個位置也真不低了。”
“這全靠午帥的恩典。”杜老三說，“孫少爺，你何苦放著富貴公子不做，卻硬要往枉死城裡鑽？這次幸好遇到憐才的端午帥，若碰到別人手裡，早已沒命了。”
孫毓筠已明白了，這個杜老三是端方派來的說客。假若這個說客是一個月前來的話，他會毫不客氣地轟之出門。但現在，一種強烈的對生的渴望，促使他歡迎說客的到來。孫毓筠並不是一個卑污的小人，他不願為活命而當叛徒。這些天來，他在心裡盤算過，最好是既能走出囚室，同時又不失氣節，只是他一時想不出一個好主意。
“我並不是一心要鑽枉死城，因為國家弊病太多了，非要有人起來動員大家革除這些弊病不可！”
“孫少爺，你是一個憂國憂民的青年，我很敬佩你。我們這個國家的確弊病很多，要革除。”杜老三態度十分誠懇。 “現在朝廷也看出了這個問題，從太后到令叔祖孫中堂到袁帥、午帥都在力求設法革除國家的弊病。午帥很欣賞你的志向，卻為你所選擇的方式而遺憾。”
孫毓筠不做聲，靜靜地聽著。杜三知他的心思在動，繼續勸道：“孫少爺，午帥有心要保全你，他不能當面跟你談，特為叫我來給你通個消息，只要你承認所主張的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種族革命，午帥就會向朝廷奏請寬免你。”
孫毓筠說：“杜三叔，你可能不知道，政治革命、種族革命我都主張。在兩種革命的次序上，我認為只有先進行種族革命，即推翻滿洲人的朝廷，然後再進行政治革命。”
“小貴呀，你叫我杜三叔，我不敢當，但我畢竟比你痴長二十多歲，我今天以兄長的身份開導你，請你聽我幾句。”杜三輕輕拍著孫毓筠的肩膀，以一種親切的父執態度說，“你是漢人，我也是漢人，你要從滿人的手裡光復漢人的政權，我何嘗不理解？不瞞你說，二十多年前，我和令尊大人在壽州老家就經常談滿漢之間的問題，也談曾國藩、左宗棠等人是不是漢奸的問題。滿漢之間的民族衝突，從滿人入關以來就一直存在著。二百多年來，漢人中的不少傑出人物，遠的不說，近世如林則徐，如陶澍，他們都忠心耿耿地為滿人的朝廷辦事，又如令叔祖壽州相國也是朝廷的干臣，難道他們都是追求富貴而忘記了祖宗的叛臣孽子嗎？不是的！小貴呀你還年輕，還不太懂世事，大哥我明年就五十歲了，見的事多了。大哥我對你說句實心話，皇帝由哪個民族的人做不是主要的，關鍵是要政治清明。滿人中的康熙、乾隆，比起歷代漢人中那些英明君主來說都不遜色，而漢人中的隋煬帝、明武宗也決不會比同治帝、光緒帝高明。既然滿人朝廷願意立憲，我們為何不促使它一起把這件事辦好，非要進行種族革命把它推翻呢？小貴，你想沒想過，一旦行種族革命，雙方必定是大開戰爭，遭殃受罪的還不是老百姓嗎？”
孫毓筠的反滿革命思想本不十分堅定，聽了杜三這番話，也覺得有道理，口裡沒做聲，頭不自覺地點了幾下。杜三高興，繼續說：“你知道嗎，你的朋友楊度特為從東京寫信給午帥，請午帥寬免你。”
孫毓筠在東京久聞楊度大名，但從未見過面，更無交往，談不上朋友。不料楊度此時從萬里之外致書端方，孫毓筠對楊度頓生感激之情，覺得楊度真正是個好人，難怪能在東京留學生界中有很高的威信。
“午帥說，像楊度這樣的人才確確實實是為國為民著想的人。他只談政治革命，不談種族革命，他對天下大勢的看法可以稱得上真知灼見。午帥希望你不要辜負了好友的一番厚意。”
楊度致書說情一事給孫毓筠很大的震動。他對杜三說：“杜三叔，你去告訴端中丞，我要好好想想。”
“是要好好想想，什麼時候想通了，就告訴大哥我一聲，大哥一定替你幫忙。”
杜三說完出了門。
孫毓筠在舒適的小院落裡整整想了一天一夜，他想了很多很多。
假若這次策劃新軍成功，起義發動了，把個南京城鬧得天翻地覆，自己或戰死或被捉殺頭都值得，因為那將作為一個壯烈犧牲的暴動領袖而播於人口。而現在事情未成，就這樣悄沒聲息地被處死，那就太不值得了。若能活下去，就應該力爭活下去，政治革命也罷，種族革命也罷，總之都是革命。放棄種族革命而不放棄政治革命，也不能算背棄革命，因而也就不能算叛徒。既不變節，又能得寬免，為什麼不干呢？再說，杜三的話也不無道理，並不一定非要行種族革命不可，政治革命或許才是中國真正的出路。今後出去了，一定要去拜見楊度，當面請教救中國的道理。想到這裡，孫毓筠終於拿定了主意，他要身邊侍候的人向端方察告願寫供詞。端方見杜三遊說成功，立即派人送來一套名貴的文房四寶以示關懷。
孫毓筠花了十來天時間把自己這些年來的思想做了一番清理，寫了一份長長的供詞。他先敘述自己的家世，然後寫由科舉功名轉向佛學研究，再由佛學研究轉向種族革命，繼而終於明白了政治革命才是救國的正確選擇。最後他向端方建言，以改良政治來達到富國強兵的政治革命派，固然大有人在，而以推翻滿人政權實行種族革命的人士也不少，為朝廷計，為午帥計，對行種族革命的人不宜株連太甚，否則將激起更大的反抗。寬赦革命黨人，才是消弭禍變的辦法。為了讓朝廷和端方更加放心，他在供詞的結尾部分錶示，此番獲釋後，他將披髮入山重新研究佛學，妻兒財產既無所戀，世事紛爭亦不再與聞。
端方依照這份供詞向朝廷報告，鑑於孫犯已改變立場，宜從輕處罰，判囚禁五年。實際上，端方在總督衙門後花園裡收拾一間小房子，將孫毓筠安置在這裡讀書。杜三告訴孫毓筠，應將端午帥有意保全的良苦用心告訴族叔祖。於是孫毓筠寫信給孫家鼐，詳告一切。同時又給楊度寫了一封信，向他致以謝意，並表示出去後一定拜他為師鑽研憲政。而此時的楊度，正面臨著生命航程中的又一次重大轉變。按“左鍵←”返回上一章節； 按“右鍵→”進入下一章節； 按“空格鍵”向下滾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