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楊度赴京參加經濟特科考試之前，楊鈞和代懿便考取了湖南官費留日生，日後在中國近代史上很有名氣的陳天華、楊昌濟也在這批留日生中。楊度以學長的身份在餞別宴會上發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說，鼓勵他們學習新知，為團體謀公益，以“新吾中國，救吾中國”作為留學的最高目標。與一年前的反對態度大不相同，這一次，王闓運對楊鈞、代懿的出洋是支持的，一方面是日趨開放的大勢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楊度東洋半年回來後器局更為開闊對他的啟發。何況對代懿和楊鈞，王闓運從來沒有寄予第一流人才的期望，他認為讓他們在東洋學點實用的技藝回來，或許在今後的亂世中於養家糊口更為有利。
楊度回到石塘鋪後，看到了近日弟弟從東京寄回的家信。信上說他們在日本一切都很好，都進了日文補習學校。楊鈞還頗為得意地誇耀他已經可以和日本人作些簡單的對話了。湘綺樓上，楊度將特科兩次考試的情況向先生作了禀報，王闓運也覺得難以理解，安慰學生不必過於沮喪，在家里安心住一段時間，且待形勢的變化。
這天，湘潭縣衙門派人給王闓運送來一封急信，原來是夏壽田托折差帶回湖南的。他告訴先生和摯友，京師官場中已捅出了所謂“樑頭康足”事件的內幕，並說御史胡思敬最近又上了一封措辭嚴厲的奏摺，指責楊度與明末牛金星以舉人叛從李闖情事相同，罪實倍之，現已逃離出京，很可能已回湘潭原籍，請旨密令湖南將楊度鎖拿歸案，以為儆戒云云。夏壽田催楊度趕快到日本去，再不走就晚了。
楊度讀罷信，冷汗淋漓。
朝廷竟然荒唐到如此地步，令閱歷甚豐的湘綺老人都大出意外。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對楊度說：“你乾脆到日本去算了，一則避避風頭，二來也藉此機會多結識些朋友。這一年多來，不少有為年輕人都去了東洋，今後中國的指望，或許就在這批人身上，你多結識他們，對事業會大有好處。另外，代懿和重子初次出國，一定會遇到很多困難，你去後也可以照應照應。”
午貽和先生的看法都很有道理，楊度決定再度出走扶桑。
李氏得知兒子的決定後，黯然說：“你去東洋，娘不阻擋你，只是叔姬出嫁了，小三子留學了，娘的身邊沒有一個人，連說句話都沒人聽。”
楊度說：“娘，兒給您老人家僱一個丫環來如何？”
李氏說：“鄉里小戶人家的，僱什麼丫環，等你日後當了大官再說吧！”
楊度頗覺為難地說：“娘，那怎麼辦呢？要不，反正代懿也不在家，乾脆讓叔姬回來住吧！”
“傻兒子，哪有出嫁的女兒長住娘屋的道理！”李氏輕輕地笑了一下，愛撫地望著兒子說，“你今年都二十八歲了，難道沒有想過要給娘找個媳婦，添個孫子嗎？”
聽了母親這句話，楊度半晌做不得聲。從歸德鎮剛回來的那幾年，常有提親的人上門，他都謝絕了，他一心想的是金榜題名後，再來洞房花燭夜。不料那一年，金榜無名，卻邂逅靜竹。從那以後，美麗的江南少女便深深地進入了他的心靈。儘管他懷著萬分惆悵離開了京師，但他心裡總是癡痴地想著，自己與靜竹是定了情的。江亭畔那闋小小的《百字令》，潭柘寺裡那塊不起眼的斷磚頭，就是他們的百年信物，作為彼此間情感交融心心相印的象徵，它們的價值，遠遠不是世俗的黃金白銀所可比擬的。五年裡，他摒棄了一切旁念，死死地相信，他和靜竹一定會有重逢的一天，他不能背棄自己的誓言，把人生最珍貴的那份情感送給另外一個女人。
他萬萬沒有料到，而今靜竹卻已長臥西山，他們今生已是天人永隔，無緣結連理枝了。現在，應是理智地處理這件事的時候了。母親的話是有道理的，二十八歲的男兒也是該成家了。這次是避名捕之禍出走，還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國，留下母親一人長年在家孤零零的，確為做兒子的不孝。好吧，就算為母親娶一房媳婦吧！但時間倉促，哪裡去找一個合適的人呢？
李氏說：“中路鋪黃波老先生，你是知道的，人品學問都很好。他的第二個女兒，你們也見過面。這妹子也和我們叔姬一樣，眼界高，一般人看不上眼，到了二十歲還沒出嫁。前兩個月，有個媒人提起了你，她倒是一口同意了。我說你到京城趕考去了，等你回來再說。”
楊度想起來了，那年在黃家吃春酒，是見過黃家的二小姐的。姑娘雖然說不上很漂亮，也還端端正正，知書達理的。楊度想，自己當時並未怎麼留意她，看來她是留意自己了，不然，何以別的人都不同意，獨獨願意嫁到我楊家來呢？楊度笑著對母親說：“她同意，怕是以為我去趕考，會中個進士、翰林回來，若是知道我不但沒考上，還要避難出洋的話，她一定不同意了。”
李氏想想也是的，現在和兩個月前截然不同了，黃家還願意結這門親嗎？思忖好長一會，她對兒子說：“這樣吧，叫你三舅到黃家去一次，探探他家的口風。如果還是同意的話，你就拜了堂後再出洋。”
楊度只得點頭應允。
第三天，三舅紅光滿面地回來了，興奮地對外甥說：“你就準備做新郎倌吧！黃老先生說，朝廷現在是昏聵到頂了，否極泰來，清明時刻的來到不會太久了。辦了喜事後，晳子只管放心出國去，家裡事都交給仲瀛。晳子榜眼公雖沒做成，名聲已是傳播天下了，今後一定會做大官的。只要那時富貴了，勿忘糟糠之妻就行了。”
未來老岳丈的這幾句話，給遭受意外挫折心情抑鬱的楊度很大的安慰。他想，有如此明達之父，必有賢惠之女，靜竹雖然去世了，幸而有人可以代替她。
黃老先生親自選定了一個黃道吉日。這天，石塘鋪完全按照祖輩傳下來的儀式，為這個喝過洋水又即將再去喝洋水的新郎倌舉行了隆重熱鬧的婚禮，黃家的仲瀛二小姐則從這一刻起，成了楊家的塚婦。
半個月後，楊度告別母親、妻子、妹妹和湘綺師，背上一個簡單的行囊，並特意將馬福益所贈的那把倭國古刀佩戴腰間，依依不捨地離開了石塘鋪。
楊度再次踏上東京土地時，距他前次離別僅僅只有十個月。他沒有想到這麼短的時間內就會重來日本。然而就是在短短的十個月裡，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界，卻出現了巨大的變化。
首先是人數的激增。去年十月，楊度回國時，留日學生不過五百人左右，而現在已多達一千二百餘人。國內腐敗的政局刺激了眾多有志青年來東洋尋求救國真理，這是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朝廷的鼓勵。今年春天，張之洞奉朝廷之命，制定了一個獎勵留學的章程。章程上說，留學回國的學生，視成績優次，將賜以拔貢、舉人、進士、翰林等出身，並加以錄用，授予官職。也有不少人是受這種驅使來到日本的。
其次是留學生愛國熱情的空前高漲。無論是激烈的主張排滿的革命派，還是溫和的擁護光緒帝的保皇派，都肆無忌憚地集會結社，侃侃高談自己的觀點，言談之中，洋溢著滿腔救國救民的激情，就連專門為祿利或為學習某種專業技術而來的人，也不能不捲入其中，傾聽別人的政治主張，發表自己的國是意見。相對於國內的沉悶而言，日本的留學生界如同一鍋沸水。這個巨大的轉折點就是三個多月前的拒俄運動。
沙俄是一個掠奪成性的侵略帝國。早在十七世紀五六十年代，它就開始了對中國東北的侵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又不斷強佔中國邊界，霸占了中國大片領土。庚子年它是八國聯軍之一。根據光緒二十八年簽訂的中俄交收東三省條約，第二年四月是沙俄從中國東北撤軍第三階段的最後期限。但沙俄不僅不撤兵，反而增兵南侵，又突然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項要求。
這年二月，日本東京《時事新報》發表號外，登載沙俄駐日公使的談話，說什麼“俄國現在政策是斷然取東三省歸入俄國版圖”等等，此事引起了留學生的極大憤慨。四月二十九日，東京留學生界在神田錦輝館召開全體會議，決定立即成立拒俄義勇隊，當即就有一百三十多人誌願參加，另有五十多人表示願在東京本部工作，還有十二名女學生簽名參加護理事務。這些熱血青年堅決表示：“誓以身殉為大砲之引信，喚起國民鐵血之氣節。”兩天之後，義勇隊改名為學生軍，準備回國開赴東北前線。
留學生的行動嚇壞駐日公使蔡鈞。他對朝廷說留學生名為拒俄，實則革命。清廷與日本當局相勾結，嚴令解散了學生軍。此事對日本留學生刺激很大。本來大部分留學生只想拒俄，並非要革命。現在朝廷將拒俄與革命混為一談，倒使不少學生清醒過來：不革命則無以拒俄。於是以黃興、陳天華、秦力山、吳樾等人為首，在學生軍的基礎上組織軍國民教育會，其宗旨為“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民族主義”，採取“鼓吹”、“起義”、“暗殺”三種形式與朝廷作鬥爭。就這樣，留日學生們的政治熱情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與此同時，各種宣傳愛國思想的報刊雜誌相繼誕生。
楊度記得，他離開東京時，留學生界的報刊只有《國民報》、《新民叢報》以及他和黃興等人創辦的《遊學譯編》等三四家，而現在又冒出了《湖北學生界》、《大陸》、《浙江潮》、《江蘇》等一系列刊物，還有一批以通俗語言寫成的小冊子，如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楊毓麟的《新湖南》，宋教仁的《滅漢種策》，秦力山的《革命箴言》，朱德裳的《中國魂》等等，在留學生中廣為散發，影響極大。
楊鈞和代懿到達東京後，經過一段短暫時間的日文補習，分別進了弘文學院和陸軍學校。楊鈞很用功，半年後便能用日語談話了，空餘時練字治印。他的治印技藝很快傳遍了留學生界。知道哥哥要來，他在飯田町為哥哥找了一間寓所。
寓所主人是一對老年夫婦。老頭名叫田中龜太郎，老太太叫和子。有一個獨生子叫田中君代。田中君代的太太是橫濱一個富商的女兒，於是他住橫濱協助岳丈經營商務。田中龜太郎十分喜愛漢學，尤嗜好中國的書法篆刻。他能講中國話，因治印與楊鈞認識，結為忘年交，情願以半價出租給這位小友。
楊度住進龜太郎的家，見兩間房子收拾得整整齊齊，老兩口慈祥和氣，又看到他們的書房裡懸掛著中國字畫，書架上擺著不少中國線裝書。田中龜太郎時而用日語，時而用漢語與他談話，楊度心里高興，彷彿此處就是家鄉似的。
下午，田中龜太郎用中國傳統飲食招待楊度兄弟和代懿。飯後，楊度將母親親手做的布鞋交給弟弟，把楊莊母子的合影交給代懿，又把那包豆豉紫蘇姜分成兩半，一人拿一半。二人接過來自故國親人的禮物，歡喜無盡。三郎舅說了一個通宵的話，從家事說到國事，從中國說到日本，一直到窗口發白才躺下睡覺。
楊度重到日本的消息，很快便在東京留學生界傳開了。去年楊度在日本弘文學院求學時，留學生們認為他是一個勤勉聰慧的書生。許多留學生半年尚未入日語之門，楊度三個月便過了語言關，然後便是整日整夜地啃著日文原版書籍。歷史、地理、哲學、文學、法律，什麼書都讀，且過目不忘，令同學們欽慕不已。除開讀書外，大家並未見他參加多少政治活動，都以為他是專門做學問的書呆子。誰知畢業前夕，他卻以敢為天下先的勇氣，一人與嘉納反复辯難，竟然使得這位日本教育界的權威語塞。彷彿一匹驟然衝出的黑馬，令東京留學生界刮目相看。然而，正當大家都想與他結交時，他卻突然回國了。不久，《遊學譯編》出版，刊出了楊度洋洋萬言的序文。文章從培根、笛卡兒、孟德斯鳩、盧梭、亞當·斯密、達爾文、斯賓諾莎談到孔子、左丘明、司馬遷、孔尚任、李鴻章、黃遵憲，從歐洲說到美國，從日本說到中國，論學術，論教育，論軍事，論實業，論理財，論內政，論外交，論歷史，論地理，論時論，論新聞，論小說，學問之淵博，見解之深刻，議論之犀利，愛國情感之深厚，為留學生文章中所罕見。大家這才認識到貌似書呆子的楊度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胸中彷彿蘊藏著古今中外的一切學問。弘文學院的人以做他的校友而自豪，外校的人以不識他而遺憾。朝廷開經濟特科為日本留學生界所矚目，且應試人中也有回國的留日生，當楊度高中一等第二名的消息傳到東京時，大家又為之驚嘆，不久“樑頭康足”的消息也傳進來了，大家愈加看出了朝廷的卑鄙。現在，楊度避難再來東京，寓居異國的留學生們誰不想見見他？短短幾天裡，飯田町田中寓所人來人往，絡繹不絕，許多人是第一次見面，大有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的味道。楊度慷慨豪放，熱情坦率，給初次見面的人很好的印象。
黃興、劉揆一這兩個老友也來了。還帶來了一個廣東人胡漢民。楊度見此人很有才氣，極樂意與他交朋友。四人在一起暢談了半天。黃興還在弘文學院繼續學業，劉揆一到東京後換了幾所學校，後來也進了弘文學院，與胡漢民同班。他們建議楊度再進弘文學院。究竟在日本學什麼好，楊度一時尚未拿定主意，想想弘文學院情況熟悉，暫且掛個名字在那裡也好，就答應了。
留學生對讀書大多很隨便，學校管束也不嚴，楊度在弘文學院掛名後，便在飯田町寓所貪婪地閱讀這幾個月來出版的各種報刊雜誌。
十月，梁啟超從美洲遊歷回到橫濱。梁啟超自戊戌政變時逃到日本，已經整整五年了。當年出逃的那些驚險情景，深深地刻在他的腦海裡，每當他閉目略作休息時，那一幕幕的場面便會不期而然地浮現在眼前。
八月初六這天，梁啟超在譚嗣同的房間裡說話。那時，梁住粉坊琉璃街新會邑館，譚住半截胡同瀏陽會館。兩地相隔很近。他們幾乎天天見面，談新政，談學問，遇到意見相左時，兩人都會大聲激烈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常常弄得面紅耳赤，但彼此之間從不存芥蒂。這天的談話沒有爭吵，近日政局的種種惡象，使他們對變法的前途懷著深深的憂慮。正說著話，譚嗣同的僕人神色慌張地破門而入，急促地說：“三公子，大事不好了！外面的人都在說，皇上被太后抓起來了，南海會館已被抄，幸而康先生已去上海，不然就要抓起殺頭了！”
譚、梁一聽，知道西太后已先下手，新政徹底失敗了。梁啟超趕緊起身說：“復生，事情已萬分危急了，我與日本使館代理公使林權助有一面之識，我們趕快到日本使館去，請求他們保護。”
譚嗣同面色不改，仍坐著不動。
“快走吧，抄了南海會館就會馬上來抄瀏陽會館，晚了就逃不成了。”梁啟超抓起譚嗣同的手催道。
譚嗣同似乎早有預料似的，慢慢地說：“我一直想救皇上，看來皇上已不可救了。現在要救南海先生，也沒有辦法救。我活在世上，已沒有事情可做了，只有等死。”
梁啟超急道：“哪有等死的道理！留得人在，自有成功的一天。快走吧，復生！”
譚嗣同依然平靜地說：“你說的有道理，對天下事，應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決心。但我早已作了打算，我願意一死殉皇上，殉國家。中國變法從來未有流血者，有之，請自嗣同始！”
梁啟超深為譚嗣同以死殉國的犧牲精神所感動，他緊握著好友的手說：“這樣的話，讓我和你一起流血吧！”
“不！”譚嗣同堅決反對，“你趕快到日本公使館去，伊滕博文這些日子正在北京觀光。他是個大英雄，對我們的事業向來是支持的。你請他致電日本駐上海領事，趕快救南海先生！”
梁啟超答應了一聲，便離開瀏陽會館，來到東交民巷日本使館。這時已是午後兩點鐘，代理公使林權助正和來華旅遊的前任首相伊滕博文飯後聊天。林權助得知有一個中國青年匆忙來訪，便出門相見。見面之後，才知是梁啟超。他見梁面色蒼白，一臉悲壯之色，知有大事，忙領他進了後面的一個房間。梁啟超開門見山地說：“請給我一張紙！”
林公使拿出一張紙來，又遞給他一支自來水筆。梁啟超接過紙筆，刷刷寫下：僕三日內即須赴市曹就死，有二事奉托，君若猶念兄弟之國，不忘舊交，許其一言。
林公使笑著說：“梁君，出了什麼事，這樣嚴重？你不要寫了，就用口說吧，我可以與你用中國話交談。”
慌急之間，梁啟超竟一時忘記了林公使是個中國通。他拍打著腦門說：“我糊塗了！”
林公使用玻璃杯子端了一杯白開水過來，梁啟超喝了兩大口說：“公使先生，中國出了大變故，太后囚禁了皇上，抓捕新政官員，我也馬上就會被抓，最遲三天內就會被殺頭。我的生命早就獻給了我的國家，殺頭毫無所惜，現在只是請你出面解救皇上，保護皇上龍體不受傷害。康有為先生目前正在上海，請你電告貴國駐上海領事館，想法搭救康先生。我要求的就是這兩件事，懇請你們幫忙。”
林公使並不知道中國出了這等大事，驚詫之餘，果斷地表示：“可以。梁君，你說的這兩件事，我決意承擔。不過，你為什麼要去死呢？你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變了，什麼時候都可以到我這裡來，我一定救你！”
梁啟超聽了這幾句話，悄悄地流下了兩滴感激之淚，說：“好，謝謝你了，伊滕博文先生那裡，也請公使代我轉達此意。”
“伊滕前首相就在客廳，你去見見他吧！”
梁啟超見林公使答得如此堅決，覺得沒有必要再去與伊滕講了，何況他還有許多事情須立即料理，便說：“我不去了，我要趕緊回寓所。”
說罷，急急忙忙離開日本使館。梁啟超回到寓所，趕緊將幾捆來往信件燒掉，又將文稿雜記等一律焚毀，然後將書籍和日常衣物匆匆整理一下，到了斷黑時，提起一個皮箱出了門，再次來到日本使館。使館門前亂糟糟的，趁著混亂之際，他飛快地跑了進去。林公使把他安置在一間小房子裡，然後去和伊滕博文商量。伊滕說：“梁啟超這個青年是中國寶貴的靈魂，救下他，是做了一件好事。你出面想個辦法，讓他逃到日本去。到了日本後，我來幫助他。”
第二天，譚嗣同在瀏陽會館靜坐了一天。他摹仿父親的手跡，假冒了幾封父親給他的信。信上大罵他不該辦新政，並聲明與他斷絕父子關係。譚嗣同知道自己的事必定要牽連到父親，身為巡撫的老父到時便可以藉此而減輕責任。到了傍晚還不見有人來抓他，便將自己的詩文手稿和一疊家書放進一口小木箱裡，提著這口小木箱來日本使館會梁啟超。托樑啟超替他妥為保管。梁啟超要他留在使館裡不要到會館去了。譚嗣同再次堅決地謝絕，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先生生死未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
說罷二人相與擁抱而別。
這時，恰好日本駐天津領事館領事鄭永昌正在使館裡，林權助便和鄭永昌商量了一個逃跑路線和接頭的辦法。
次日，鄭與梁化裝成外出打獵的樣子，背著兩支雙筒獵槍，使館的汽車把他們送到前門火車站。二人上了車後，林又給有關方面掛了電話。他們在天津站下了車。剛一出現在月台，梁啟超便被一個人認出來了。那人立即告訴天津站的巡邏人員，巡邏員馬上跟踪他們。當發現有人跟踪時，鄭急中生智，帶著梁跳上海河岸邊的一條帆船。這時已是深夜十二點鐘了。鄭拿出十塊銀元給船老闆，請他趕快開船去塘沽。帆船開出不久，巡邏員坐了一隻小汽船追了上來。當時塘沽的上游方向停泊著日本的軍艦，下游方向停泊著日本的一隻商船，巡邏員以為他們會逃向商船，遂在商船旁邊等著。就在這時，帆船開到軍艦邊，按照預先約好的信號，鄭領事挽著白手帕，艦長把他們接上了軍艦，立即啟航。就這樣，梁啟超僥倖地逃到了日本。不久康有為通過英國的幫助逃離虎口也到了日本。在伊滕博文和首相大隈重信的照顧下，梁啟超和康有為在日本住了下來。梁為自己取了一個日本名：吉田晉。康也取個日本名：夏木森。
後來，梁啟超得知六君子被殺於菜市口的噩耗，心中悲憤不已，尤其是譚嗣同能逃而不逃，甘願以一己之流血來喚醒國民的崇高獻身精神，更令他又敬又嘆。為了紀念譚嗣同，紀念他們所共同建立的那番為國家和人民造福的轟轟烈烈的新政，梁啟超含淚撰寫了著名的《譚嗣同傳》，刊登在他主辦的《清議報》上。這份報紙傳到國內後，引起了輿論界的巨大反響。
五年來，梁啟超除受康有為之命在日本及檀香山、新加坡、澳洲等地建立保皇黨組織外，他的絕大部分精力是用來辦報紙，以此來喚起民眾，鼓吹自由、進步、民主、民權、憲政等一系列新思想。他先在東京辦《清議報》，繼而去橫濱辦《新民叢報》，又辦《新小說報》。他所主辦的《新民叢報》風靡海內外，是所有報刊雜誌中最受中國民眾尤其是知識青年所歡迎的宣傳品。賦閒在家的黃遵憲寫信給梁啟超，說《清議報》遠勝《時務報》，《新民叢報》又遠勝《清議報》。 《新民叢報》上的文章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為人人筆下所無，卻又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
梁啟超學識淵博，精力過人，除辦報寫政論文章外，他還寫了不少學術著作。古今中外的各種流派思想，傑出人物，都在他的研究範圍之內。梁啟超成了日本留學生心中的偶像，大家出自內心地敬仰他，願意與他交往。一段時期裡，孫中山與梁啟超過從甚密。梁表示贊成孫的革命主張，甚至有意將兩派合為一個會，推孫為會長，樑自任副會長，只是由於康有為的堅決反對沒有實現。正是從那時開始，康梁之間的思想分歧便越來越大了。
梁啟超回到橫濱，得知楊度已來到東京後，便作書一封。信上說：五年未曾晤面，時常想念，知已到日本，不勝欣慰。本欲到東京來把酒暢談，無奈外出日久，報館事務繁多，一時不能抽身。過幾天是明治節，特為邀請令兄弟郎舅同來橫濱過節，以慰雲樹之思云雲。梁啟超不知楊度的寓所，便將信寄給住在東京的王照，託他轉給楊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