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群傳說中的人們。他們低調、冷靜、圓潤，像一枚枚形狀迥異卻功能相近的金幣。他們都不可思議地富有，在絕大多數人看來，那些財富只有用想像的方式才可能被消費掉。 他們是一個國家中最富的那個人，這個人，整個國家只有一個。在這個商業主導一切的社會中，這已不僅僅是一個金錢數字的概念，而更帶有像徵和寓言的色彩。於是，對這一族群的解讀，便超出商業經略的範疇，而更帶有生命審視的意味。在過去的這段時間裡，我和我的助手以《福布斯》最新公佈的2005年全球富豪榜為依據，對30個國家和地區的首富進行了一次“故事整理”，我們所得出的一些印象和結論，可能在很多人讀來會感到一點點的意外。 美國作家愛倫堡在評論俄羅斯女詩人茨維塔耶娃時說：“她盡一切努力使自己默默無聞。”這句話用在很多首富的身上似乎更加合適。

有時候，首富們的低調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2004年，德國的阿爾布萊希特兄弟資產總和達到411億美元，其中哥哥卡爾以230億美元躍居全球第三富豪。而人們發現，關於兩兄弟的最近一次採訪是在1953年，而最近刊登過他們照片的報紙是在16年前出版的。唯一被大家知道的是：他們中哥哥卡爾如今已83歲，弟弟特奧也已經81歲。 西班牙首富阿曼西奧·奧爾特加·高納是另一個把自己裝在套子裡的歐洲老頭。這位鐵路工人和家庭婦女的兒子現在已經成了世界時裝界財富總值第二的有錢人，他所經營的時裝連鎖店開在全球最繁華的都市大道上，可是在幾乎所有的西班牙報紙上都沒有一條關於他的新聞，他也從不在媒體露面。有人好不容易找到他的兩張照片，其中一張是2003年關於他旗下的一家公司上市的一個報導，另外一張是關於這家公司股票上市之後的報導配圖，而更有趣的是，這兩張照片上胖胖的奧爾特加穿的竟然是同一件衣服。

在亞洲的日本，曾經以775億美元的股票市值超過比爾·蓋茨當過一天“全球首富”的軟銀總裁孫正義如今已風光不再，他的資產縮水98％，目前僅為15億美元，而替代他的卻是一位55歲才接上班、從來不在媒體拋頭露面的茶酒商——三得利集團的總裁佐治信忠。即便在日本，他也算不上是一個公眾人物。 在絕大多數的現任首富中——特別是在歐洲大陸，低調似乎是他們共同的性格特質。跟很多人的想像完全不同的是，他們往往不是定居在倫敦、巴黎這樣的大都市，而是常年生活在一些不知名的小鄉村和小城市裡。他們幾乎從不參加群星閃耀的派對或嘉年華活動，儘管這些奢侈光鮮的活動很多是由他們的公司組織或出錢主辦的。他們也很少出現在諸如“財富論壇”、達沃斯企業領袖年會這樣的商業盛會中，世界很少聽到他們宣講自己的財富智慧，或為自己著書立說——“不著文字”似乎是一條不成文的“首富傳統”，20世紀初的美國首富洛克菲勒便在遺囑中嚴厲禁止後人為他寫傳記。他們只是默默無聞地一天一天把自己的財富數字累積上去，讓那些金光閃閃的金錢擋住任何投向他們的好奇的視線。

與低調相伴的是生活的簡單和節儉。一度被認為財富很可能超過了比爾·蓋茨的瑞典首富坎普拉德是宜家的創辦者。這位農場主的兒子、第二代德裔移民用一生的時間打造出一個令人生畏的家具連鎖帝國。人們對他的描述是這樣的：坎普拉德從來缺乏光鮮的外表，他沒有時髦的服飾、昂貴的手錶和豪華的轎車，出門旅行總是坐經濟艙。如果公司為他預訂了昂貴的東西，他會非常惱火。在宜家總部吃工作午餐，他會從自己的錢包裡掏出鈔票付賬。他喜歡喝酒，但不一定要昂貴的，一瓶廉價的威士忌能讓他更加愉快。他會開著老式的沃爾沃汽車到處亂竄，或坐著公交車去菜場淘廉價蔬菜…… 在今天的首富群體中，像上世紀60年代的世界首富亞里士多德·奧納西斯那樣的人物已經被雨打風吹去了。這位“世界船王”在1968年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後，十分轟動地迎娶了他的遺孀杰奎琳，而在地中海小國著名賭城摩納哥遇到財政困難時，奧納西斯甚至試圖吞併摩納哥，更是讓世界嘩然。

今天，那些傳媒眼中的傳奇人物，在首富這個部落中已是另類。很顯然，過分的招搖、明星的氣質、對公共事務的熱衷對於財富的累積往往是一些負數。意大利的貝盧斯科尼是首富中少有的政治明星，據他說，自他步入政壇，司法界已經對他的商業活動展開了數十項調查，起草了87份針對他和他的商業利益的法律文件，司法官員為此造訪其家族企業的辦公室達470多次，僅是關於他的法庭聽證會就舉行了1500多場。 印度尼西亞的華裔首富林紹良是另外一個例子。他早年與當時的總統蘇哈托關係密切，取得種種專營權利，時稱舉世無雙的紅頂商人。林氏資產一度高達160億美元，號稱“世界第八富豪”。然而，蘇哈托下台後，林紹良日漸失勢，再經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重創，林氏集團風雨飄搖，目前儘管仍是印尼首富，其資產卻已縮水至10.3億美元。

“公司從優秀到卓越，跟從事的行業是否在潮流之中沒有關係，事實上，即使是一個從事傳統行業的企業，即使它最初默默無聞，最後也可能邁向卓越。”基姆·柯林斯在《從優秀到卓越》中發現的這條公司定律在對首富們的觀察中仍然有效。 從首富們所從事的行業來看，他們似乎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特別受到上天的眷顧。他們所進入的行業，並不存在太高的門檻。在30個首富中，有4個是開連鎖店的，3個是做傳媒的，2個是賣啤酒的。如果說有什麼經營秘訣的話，“專業背景下的全球化”、“渠道為王”和“核心資源壟斷”是造就今日首富的三個謎底。 在一百乃至數十年前，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土地曾經是誕生巨富的最大溫床。在每一個商業國家和地區崛起的初期，土地價值的成倍飆升，都催生過一位又一位不可一世的首富。香港的李嘉誠、馬來西亞的郭鶴年家族、新加坡的郭令明家族都是這一模式的產物。即便在老牌的商業帝國英國，在倫敦市中心擁有幾百畝土地的威斯敏斯特公爵也曾長期盤踞在首富的寶座上，直到兩年前才被轉入英國國籍的俄羅斯神奇小子羅曼·阿布拉莫維奇超過。在1990年，從事房地產業的日本西武集團創始人堤義明以160億美元的身價赫然成為世界首富，這位出身卑微的“妾生子”在20年裡先後購買了六分之一的日本土地，集團資產市值1650億美元。當時，正是日本經濟如日中天之際，東京及周邊三個地區的土地價值，竟超過了美國所有國土的市場總值加上紐約證券交易所全部美國上市公司的市值總和。

而今天，因土地增值而資產陡增的創富神話，在那些商業成熟國家和地區已經成明日黃花。在2005年度的歐美首富中，沒有一個是以房地產為主業的。在亞洲地區，顯赫一時的堤義明在年過七旬之後因財務詐騙案鋃鐺入獄。而華人富豪中，除了菲律賓首富陳永栽的發跡與房地產關聯不大外，其餘均與地產淵源頗深。時至今日，那些轉型較好的如李嘉誠，算得上與時俱進，財富增長勢頭不減，其他的都豪氣不比當年，資產長期徘徊在20億美元上下，難有長進。這些華人首富的年齡也普遍比歐美地區的偏大，如果沒有特別的機遇或者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其被其他新貴超越似乎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 除了亞洲地區之外，在當今歐美各國的首富中，幾乎沒有一家是多元化的財團。相反，專業背景下的全球化是一個流行的趨勢。

在過去20多年裡，全球化的策略使得一些並不出眾的傳統公司一躍而讓人望塵莫及。 喜力啤酒原本是一家瀕臨破產的荷蘭公司，1971年，弗雷迪·海涅根出任公司總裁，他富有遠見地預見到了歐洲統一市場即將出現，喜力啤酒走出荷蘭，成為第一個實施跨國發展戰略的歐洲啤酒公司。今天，喜力已經是世界上最多不同國家的人在共同享用的啤酒。 與喜力公司相似，瑞典的宜家、法國的歐萊雅、西班牙的Zara、日本的三得利，包括韓國的三星，正是因為及時而長久地堅持了跨國戰略，成就了公司的一代霸業。據稱，在歐萊雅公司中，其員工來自45個民族，4.8萬名員工中，3.6萬在法國以外；在400名高層管理人員中，有40個西班牙人、70個意大利人、40個德國人和35個英國人；在8000名經理人中，有2000人享有股票期權。這就不難理解，為何歐萊雅的人員流動率相當低：員工平均服務時間為14年。

與全球化特徵相關的是，那些專注於提高渠道能力的公司正散發出前所未見的財富魅力。 “渠道為王”的生存和擴張理念，在商業世界中已經一再地被證明。 如果零售業巨頭沃爾瑪公司的創始人山姆·沃爾頓能活到今天，他的資產將是世界首富比爾·蓋茨的兩倍。在今年《福布斯》的全球富豪榜上，沃爾瑪家族佔去了從第十到第十四共五個席位。瑞典首富、宜家創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排名第六，德國首富、阿爾迪連鎖超市創始人卡爾·阿爾布萊希特排名第八。在這個富豪榜上，前20名頂級富豪中有9名是連鎖零售商，其比例之高，堪稱赫然。而在30個各國首富中，則有5位連鎖零售商，其中包括中國內地的新任首富——鵬潤國美的黃光裕。在過去的一年中，僅英格瓦·坎普拉德一人的資產便增多了45億美元，而這個數字超過了當今商界風頭無人可比的韓國首富李健熙的所有資產，後者領導的三星集團已經是全球成長性最好的綜合性電子企業。

這些連鎖零售商所具備的不可匹敵的競爭能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第一是現代連鎖商業所產生的規模效應，第二則是快速應變的創新能力。西班牙首富阿曼西奧·奧爾特加·高納創辦的Zara服裝公司從來不為自己的連鎖店投放一分錢的廣告，但他卻聘用了200名設計師，每年推出的時裝款式多達2萬餘種。 “壟斷是暴利唯一的源泉”，這條猶太商法迄今似乎仍未失效，而稍有進步的是，壟斷的意義正更為廣泛化和“商業化”。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無數巨商通過與政權的聯姻或交易，強權擁有礦山、鐵路、航船及主要農產品的專營權，從而血腥地完成了原始積累，並成為一國之首富。而隨著國家製度的健全及商業文明的進步，這條暴富路徑越來越變得不可能。在當今所有的首富中，唯一與資源型壟斷有關的大概就只剩下兩個，一個是南非的奧本海默家族，他們控制了全球鑽石資源的70％；另一個則是中國澳門地區的何鴻森，他掌控了當地的賭博業。

而其他的各國首富則無一例外地通過完全市場競爭的手段，在各自的主營行業中保持著絕對優勢的市場份額，形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壟斷效益。美國首富比爾·蓋茨的微軟公司基本上完全控制了全世界電腦的桌面系統，意大利首富掌握著全國商業電視80%的市場份額，澳大利亞首富控制了全國80％的雜誌市場，加拿大首富壟斷了報刊市場的70％以上，新任印度首富則擁有世界年鋼鐵產量的6%。 近10年來，IT產業的勃興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產業革命，它正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改變著我們的生活。但是，讓人驚奇的是，在30個國家和地區的首富中，只有三位半是以IT為主業的，一個是最著名的比爾·蓋茨；另一個是印度維普羅公司的創始人阿齊姆·哈沙姆·普雷姆吉，雖然在今年，他的財富被同胞米塔爾超越，但他的公司仍然是印度最知名的軟件公司，他的服務客戶名單上擁有包括數十家全球500強企業在內的眾多公司；還有一個是中國台灣的郭台銘，他領導的鴻海集團是全球贏利第一的電子專業製造服務廠商，在“房產大王”兼“保險大王”蔡萬霖去世後，他的資產已超過王永慶而居全島之首；那半個則是墨西哥的首富卡洛斯·薩利姆，這位65歲的黎巴嫩移民在10多年前用1760萬美元買進了墨西哥電話公司，IT業的發展帶動了電信產業的勃興，如今這家公司已經戲劇性地增值到200億美元，佔據墨西哥證券交易所總資本的40％。 在21世紀的今天，首富對國家經濟的實質性影響已非當年可比。在1901年，當時的美國首富是安德魯·卡內基，他所領導的美國鋼鐵公司資本達到14億美元，相當於彼時美國流通貨幣的三分之二。在今天，除了某些極端貧困的國家，那種能夠一手壟斷國家經濟命脈的“絕對富豪”已經很難出現了。在過去的幾年裡，俄羅斯總統普京與以霍多爾科夫斯基為首的“七寡頭”之間的搏命角斗，便是一個商業製度雛形初現的國家政權對此的一種本能式抵拒。 成為一位首富大概需要多少時間這是很多人所關心的。 我們研究了30個國家和地區首富後得出的結論，是足以讓所有人都充滿信心的：這30個人的父輩沒有一個是首富！三代以上的豪門世家不到兩成，其家族產業為鑽石、啤酒、服裝、媒體；兩成左右是第二代創業，父輩完成了公司的原始積累，傳到子女手中則攀上了事業的頂峰；另外，中產階級出身的占到了四成左右，他們是個人奮鬥的典範；而還有兩成則是出身極其卑微，如礦工、小店職員、移民、不名一文的“窮王子”，甚至走私販子。 也就是說，如果機緣湊巧、天縱奇才，任何人從現在開始都有可能成為一個國家的首富。 往往是在一些發展中或轉型期國家，容易發生一些戲劇性的財富暴增事件。第一個被印上中國內地首富標識的牟其中在某種意義上便是一個遊走在法律邊緣的貿易販子，他把四川的滯銷罐頭販賣到俄羅斯，換回幾架後來一一掉下來的飛機。但在當時，只有像他這樣的灰色商業活動才有可能在中國迅速地聚斂起相當的個人財富。 如今已是英國首富的阿佈在並不遙遠的1989年，還是莫斯科機場的一個走私販子，“他的包裡裝滿了萬寶路香煙、香奈爾香水等違禁品，為了把這些東西帶上飛機，他可真沒少費勁兒，鋌而走險地跟警察和安檢人員鬥了大半天智力才闖關成功”。 這樣的故事太過粗劣，但是卻發生在所有的體制轉型國家中。這些首富的出沒，為年齡普遍偏高的首富榜注入了一股異樣的氣息。 而事實上，在2005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除了俄羅斯的年輕寡頭們之外，還冒出了一些新的面孔。他們的出現似乎預示著新的財富理念正隱隱生成，新的創富通道正悄然打開。 在歐洲，沒有哪個富豪比40歲的瑞士首富埃內斯托·貝爾塔雷利更迷人了。 他出生於豪富世家，祖父的公司在20世紀初創辦，並且早早成為了歐洲最有聲譽的生物製藥企業；他10歲開始跟隨其父親接觸商界，被周圍的人認為前途無限，17歲時幫助公司製作年度預算，31歲時正式接替父親成為整個家族企業的國際公司的CEO；他不僅富有，而且擁有才華，年輕，英俊，風度翩翩，先後取得哈佛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和波士頓大學理學士學位，一份歐洲華爾街期刊把他稱為“瑞士產業王朝的皇儲”；他第一次率領內陸國家的帆船隊參加世界上最知名的美洲杯帆船比賽就贏得冠軍，不僅讓該項賽事在150多年後第一次重返歐洲，還把它從吞噬金錢的無底洞里拉了出來，改造成一場贏利豐厚的賽事…… 如果說埃內斯托·貝爾塔雷利的故事太過炫目而缺乏戲劇性，那麼沙特阿拉伯的現任首富、48歲的阿勒瓦利德·本·塔拉勒卻是另一個十分出人意料的“阿拉伯故事”。 塔拉勒是沙特阿拉伯上千名“酋長王子”中的一個窮小子。當他23歲開始做生意的時候，手頭只有1.5萬美元的起家費。他先是利用自己的關係和手中不多的資本，做起了貿易代理和承包生意。之後他利用手中積累的資本，陸續建立了幾家公司，並與外國公司在沙特搞合資企業。接著，他及時預見到政府依靠石油美元實施的高福利政策，將大大刺激國內的房地產市場，就在首都利雅得買下了兩大塊地產。這些土地成為他走向地產的開始，而到今天，他已成為沙特阿拉伯首都最大的私有地產擁有人。 29歲那年，接連成功的塔拉勒又把觸角伸向金融界，成為連年虧損的沙特阿拉伯聯合銀行最大的股東，並在幾年後使它成為沙特贏利最高的商業銀行。他的股份遍及所有商業領域，有他參股的公司包括花旗銀行、新聞公司、可口可樂、百事可樂、麥當勞、迪斯尼、蘋果、摩托羅拉、美國在線—時代華納、福特、亞馬遜、EBay、柯達、施樂等一系列國際知名企業。目前塔拉勒的資產高達237億美元，名列2005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的第五位。 今天的塔拉勒除了一身的阿拉伯服飾外，他的身上已經很難嗅出沙漠的氣味了。連“股神”巴菲特都在一封信中謙遜地說：“有時候，他們管我叫華爾街的'塔拉勒'。” 剛剛當上台灣首富的郭台銘則是華人巨富的希望。新的全球富豪榜上，他的資產已經超過87歲的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而一躍登頂。在此之前，華人巨富們的成長有著太多土地炒作、權錢交易、資源壟斷的色彩，而郭台銘憑一己之力，在列強環伺的IT領域脫穎而出，使今日台灣成為全球信息科技產品代加工產業的中心。他與沙特阿拉伯的塔拉勒、墨西哥的卡洛斯·薩利姆，當然還包括11年前已經登頂的比爾·蓋茨等成為首富群體中的科技和資本新貴。 當財富已經遠遠超出了個人的消費和享受之後，它的擁有者將如何處置，這是一個比創造這些財富更為艱難的課題。 從來沒有人因為富甲一時而長久地被人們懷念，相反，人們常常提起的是他對待財富的態度及相關的細節。當代商業調查公司的奠基者喬治·蓋洛普博士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人們對歷史上有些人物念念不忘，有時並非由於他們的政績如何、戰功多大、擁有多少財富，而只因為他們的有些性格上的細微特點。” 現在正被我們仰望著的這30個首富，在性格上確實非常像一枚硬幣：低調、堅硬、圓潤，貌似不近人情。他們中間，只有一位（以色列女首富）有過三次婚姻經歷，五位有兩次，其餘均為一次。家庭的穩定與和諧，看來始終是財富得以循序累進的前提。擁有歐萊雅的法國女首富利利雅娜常對她的朋友們說，維持了50年的美滿婚姻才是她一生中最大的財富，相對於財富而言，婚姻對於一個女人才更有意義。 “在沉默之外，這個家族所追求的是生活中的樸實無華以及明慧睿智”，這個評論適合利利雅娜，也適合很多首富家庭。 在這30個首富中，沒有科學家，沒有作家、藝術家，甚至沒有出名的藝術鑑賞家。如果一定要算一個的話，就是意大利的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這位少年時在音樂船上賣過唱的富豪兼總統，在2001年曾出過一張他的情歌專輯。首富很少是某一領域的專家，前任英國首富威斯敏斯特公爵便對自己有個“最好的描述”：雜而不精，什麼都懂點，什麼也不精通。或許，這種雜家的職業姿態使得首富們能夠把更多的精力集中於財富本身。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不避諱對文化和品位的輕視。澳大利亞的首富帕克·克里是一位與默多克齊名的傳媒大亨，他坦然承認，自己“喜歡電影和體育，藐視藝術性的、高雅的東西。討厭文學和美術，認為去悉尼歌劇院聽場音樂會純粹是活受罪。從不讀書，因為從小就有閱讀困難症，書房裡放著的是大量的電影錄像帶”。 如果一定要為這些富豪尋找一個共同的精神特質的話，那就是他們無一例外地將財富與慈善結合在了一起，無論是發自內心的，還是做給世人看的。 一半以上的首富是他們國家中最大的慈善捐贈人。比爾·蓋茨已經宣布，將在身後將名下資產全部捐獻給慈善基金，只為三個子女各留一千萬元美金。關於他對慈善的皈依則有一個未經考證的小故事：蓋茨在40歲成為首富後，要求捐款的信件像雪片般飛來，但蓋茨一概不理，這令他父母十分難堪。老蓋茨後來回憶說，他母親和我一直勸告他，作為一個好公民，一定要多為社會做些事。但蓋茨聽不進去，有時媽媽的嘮叨讓他不耐煩，他就還嘴：“媽媽，我有一個公司要管理。我為社會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讓這個企業成功。”促進蓋茨根本轉變的是1993年秋天，他和妻子梅琳達等人到非洲旅遊，當地人民的極度貧困激起蓋茨心靈的震顫。回國後，蓋茨馬上建立了基金會，開展慈善工作，以前那個被譏為一毛不拔的“吝嗇鬼”開始大筆捐贈。 有人曾經用馬斯洛的生命需求理論解釋富人們的慈善舉動。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則認為，在中產階級仍很落後的國家，都曾有一個鮮明的特徵，就是盛行不擇手段地通過賺錢牟取私利，這幾乎是一個無法超越的階段。而成熟商業社會的標誌則是，人們從物質的追逐中脫離出來，開始去發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形而上的價值。一個國家如此，任何個人也不例外。 在韋伯那本結構並不嚴密卻影響極其巨大的著作中，他第一次揭示了“禁慾主義”新教倫理與商業精神的淵源關係，他論證了為什麼很多企業家畢生為積累財富而奮鬥，但他們對這筆財富的消費卻不感興趣。韋伯認為，那種源於達爾文宿命學說的生命觀念，使得那些人勤儉、自律、誠信、清潔，對單純娛樂非常厭惡，而對勞動的熱愛則成了“上帝感召中的使命感”，他稱之為“新教精神”，這正是現代西方經濟成功的精神起源。 韋伯的這些論述在這些首富身上得到了最生動和準確的體現。如果要用卡爾·馬克思的話來表述，那麼，這些首富則用一生實踐了他的這句名言：“勞動是人的本質，真正的本質。”事實上，自從工業革命以來，物質世界已經變得越來越豐富和不可思議，而人類在精神層面上的需求則面臨越來越急迫和嚴厲的考問。一百多年來，幾乎所有的財富擁有者都被迫直面這樣的困擾。 20世紀初的美國首富安德魯·卡內基由一個紡織女工家的窮小子成長為一代鋼鐵大王，他在晚年把絕大多數時間都投入到了慈善和宗教事業之中。今天，你在美國到處可以看到卡內基捐建的圖書館、博物館。與他同時代、一手打造了華爾街的美國金融家J． P．摩根在晚年大量購買藝術品用於捐贈，死後僅留下數千萬元美金，當洛克菲勒得知這個數字後說：“摩根都算不上是一個富人。”而洛克菲勒在商場上是一個小氣、冷酷無情的人，但在晚年，也捐出了絕大多數的財產，在遺囑中他說：“死而富有是一種恥辱。” 卡內基、摩根和洛克菲勒是幸運的，他們終身沉迷金錢遊戲，享受到了其中的刺激、驚險和快感，然而在臨死之前，他們終於找到了遊戲的答案。 財富是什麼？我們可以用財富去買到什麼？生命中有沒有比金錢更重要的東西？ 這些問題，橫亙在每個人的面前，任何人的一生都繞不過去。在這一點上，你、我和首富，正是處在同一條答題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