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第二十四章“一言毀市”
2001年的1月，也許是吳敬璉一生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個月份。
1月1日，中央電視台播出了2000年“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的頒獎晚會，吳敬璉無疑是最耀眼的獲獎人，在200多萬張選票中他穩居第一，他第一個出場，並得到了最熱烈的掌聲。股評家水皮評論道：“說這個結果出人意料，是因為無論中外，類似的榮譽似乎專屬於在商場上叱吒風雲的企業家，就在本屆評選中，情況也是如此，而吳敬璉是唯一的經濟學家，以一對九，這個結果多多少少是有新意的。而反過來想一想，以吳敬璉、'吳市場'的價值以及吳教授數十年來一貫的人格和學風，其他9位又豈能與之比肩，說難聽點，沒有'吳市場'這樣的市場經濟鼓吹者，又哪有9位今日的風光，這便是情理之中的說法。”
經過一年醞釀，國務院和證監會決定把加強金融監管、打擊證券市場的犯罪活動作為2001年金融工作的重點。 1月9日和10日，證監會先後宣布對兩家叫億安科技和中科創業的上市公司立案偵查，原因是它們涉嫌操縱股價，滬深兩市為之一震。
1月11日，吳敬璉赴上海開會，在飛機機艙裡遇到兩位中央台記者，他隨口問道：“你們去上海採訪誰？”記者答：“就是去採訪你的。”第二天上午，在下榻旅館，吳敬璉就莊家操縱股價的問題接受采訪。就在這次訪談中，他直接將股市比喻成了“沒有規矩的賭場”。
他說：“中國的股市很像一個賭場，而且很不規範。賭場裡面也有規矩，比如你不能看別人的牌。而我們的股市裡，有些人可以看別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詐騙。坐莊、炒作、操縱股價可說是登峰造極。現在中國市場上操縱股價的一類是中介機構；一類是上市公司的某些知情人，即有內幕消息的人；還有一類就是資金的供給者，可以是銀行，也可以是其他的資金供給者。他們共同密謀以後就低價吸納。炒作的辦法大概有兩種：一種是關聯機構互相炒作、互相買賣，買賣非常頻繁，把價格炒上去。另外一種就是由有關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後把股價拉升上去。當他們發現有中小投資者或局外的大投資人跟進的時候，就偷偷地跑掉，把後來跟進的人套住，這時股價就不斷地往下跌。”
在對莊家和基金進行猛烈的抨擊後，吳敬璉的矛頭進而直指中國資本市場的定位，他批評道：“不要把股市變成尋租場，由於管理層把股票市場定位於為國有企業融資服務和向國有企業傾斜的融資工具，使獲得上市特權的公司得以靠高溢價發行，從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錢，從而使股市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尋租場'，因此必須否定'股市為國企融資服務'的方針和'政府托市、企業圈錢'的做法。”
1月13日晚間，中央台《對話》節目重播了溫情脈脈的《感受吳敬璉》。 1月14日晚，中央台《經濟半小時》插出了吳敬璉《評說“莊家”》專題節目。這一節目的播出時間與揭開打擊股市“黑手”的大幕正好重合，這為後來“吳敬璉一言毀市”的話柄提供了“依據”。
1月14日，國務院召開“全國銀行、證券、保險工作座談會”，政府領導人關於必須對觸犯刑律者繩之以法的部署在業界悄然傳開。莊家們倉皇拋盤出逃，導致了1月15日深滬兩市的股價應聲大跌，此後更是連跌3天。中國的資本市場自1999年5月19日之後，一路上行一年半，到此出現了轉折點。半個月前還一片叫好的輿論開始出現分歧，有人在網上把氣撒在吳敬璉頭上，辱罵他，認為他的言論讓眾多投資者損失慘重，是“一言毀市”的罪人。
1月17日，有論者在《金融投資報》上發表《學者的偏激與現實的衝撞——兼與吳敬璉先生商榷》，對吳敬璉的“毀市”言論提出挑戰，第二天，當即有人回敬以《股市下跌與吳老何干》的文章，爭論從此開始。
1月20日，和《財經》同屬一家媒體公司的《證券市場周刊》刊發《股市的花樣年華還有多遠？ 》一文，對吳敬璉的觀點一一進行駁斥。它將吳氏論點歸結為三，一是“賭場論”，二是“全民炒股論”，三是“市盈率過高”。此文作者的觀點是：將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證券市場稱之為“大賭場”，顯然有一些情緒化；“全民炒股”現象並不存在，所謂“全民”應該只是針對較發達城市的居民而言；多數公司的股價高估的問題並非特別嚴重，佔市值24%的績優股的股價存在低估的可能。最後，文章還略帶調侃地設問道：“有人假設，如果吳敬璉出任中國證監會主席，情況會怎樣？”
在整個1月下旬，吳敬璉的名字頻繁出現在全國所有的報紙、網站上。因為事關數千萬人的錢包——當時滬深兩市的開戶投資數為5800萬，這場關於中國股市的爭論很快呈現白熱化的趨勢，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民眾參與度最高的經濟話題論戰。
2001年1月24日，是吳敬璉的71歲生日，也是農曆的大年初一，他在百味雜陳中度過了第一個古稀之年。
春節過後，股市繼續下挫不止，短短4天內跌去8%，稍歇了10來天的論戰炮聲再次隆隆響起。
2月8日，《證券市場周刊》再度發難，刊出一篇“伐吳檄文”，題為《九問吳敬璉》，文稱：“醞釀此篇之前，本來計劃向吳敬璉先生作一個專題採訪，被吳先生的夫人和秘書婉拒，未能成行。現將採訪提綱發表於此，我們等待吳先生的解答，並以期得到各方的有益見解。”
作者提出的9個問題分別是：如果中國股市連一個規範的賭場都算不上，那麼，它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投機者如何創造了社會財富？ “買股票”與“炒股票”的本質區別在哪裡？成熟市場上也有許多“奇奇怪怪的分析”，包括盛極一時的波浪理論等各種技術派分析，您覺得它們是正常的嗎？ “水至清則無魚”，您覺得這句話適用於股市嗎？如何看待美國證券市場的投機性？如果時間能夠倒流，您認為中國的證券市場有沒有一條代價小一點的道路？您曾說自己不炒股票，也不買股票，如果投資者都如您這般覺悟，發展了10年的證券市場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假如您是證監會主席，您能完全貫徹您的理論嗎？
儘管在過去的很多年裡身歷百戰，但面對這種洶洶而來的輿論質問，吳敬璉還是顯得有點措手不及。可是，更大的攻擊還在後面。
2月11日下午，5位經濟學家——厲以寧、蕭灼基、董輔、吳曉求、韓志國聯手在北京科技會展中心召開了一次記者懇談會，與吳敬璉公開辯論，這也將本次“股市大辯論”推到了最高潮。
此五人中，厲以寧時任全國人大常委、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董輔時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名譽院長，蕭灼基時任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吳曉求時任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韓志國時任北京邦和財富研究所所長。
這次懇談會由蕭灼基教授現場主持，而活動的組織者為韓志國，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的經濟編輯室主任，1991年，吳敬璉那篇著名的《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就是在他的大膽支持下發表的。但此時，他成了吳敬璉的猛烈的反對者，在懇談會一開場就說：“現在股市已經到了很危急的關頭，如果這場論戰的贏家最後是吳敬璉，那將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場災難。”所以，“必須約見記者，全面反擊吳敬璉關於資本市場的種種言論”。懇談會上，5位教授輪番發言，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關於“全民炒股論”。董輔的意見是“關於全民炒股，我認為是好事”。吳曉求則反對這種提法，他認為，“全民炒股容易引起決策層的反感，這是具有煽動性、干擾性的用詞”。韓志國認為，“全民炒股是中國迎接經濟全球化的必要實踐，是改革深化與社會進步的突出表現。可以試想一下，沒有全民炒股，國企解困的錢從哪裡來”。
關於“沒有規矩的賭場論”。蕭灼基批評說：“如果一般老百姓那樣說說還可理解，但嚴肅的經濟學家那樣說就不嚴肅，有損形象，令人遺憾。”他進而推演說：“如果把股市當成賭市，那5800萬股民就是賭徒，政府就是賭場老闆，1？200多家上市公司發行的股票就是籌碼，這怎麼也說不過去。”韓志國說，“（持賭場論者），要么是不懂股市，要么就是別有用心”。
關於“市盈率過高”。蕭灼基認為：“看待市盈率要考慮我們是一個資金缺乏的國家，供給不足，而供給不足的商品價格自然會高，還要考慮相關因素，只考慮市盈率不考慮利率是不對的，所以，市盈率很難做國際比較。”董輔則做了比較：“如果比較市盈率，我們比日本的市盈率還要低很多，日本的市盈率要到80倍甚至100倍。”
關於“莊家”。曾經擔任《投資基金法》起草小組組長的厲以寧說：“因為出了幾個莊家就說中國股市一團漆黑，不符合事實……首先必須肯定這幾年投資基金業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主流是好的，不像某些人所說的一團漆黑。”吳曉求說：“何為莊家？按我的理解，莊家就是主力，就是大戶，不能說錢多就有問題。美國市場也有主力，各種基金動輒千億，不是莊家是什麼？主力的作用是保證市場的正常流動，沒有主力，沒有莊家，證券市場只會是一潭死水。”韓志國說：“沒有投機就沒有市場，沒有泡沫就沒有市場，沒有莊家也沒有市場。”
5位教授一致認定，他們與吳敬璉的最大分歧“實際上是要不要股票市場的問題”，在他們看來，中國的股票市場是一個只有10歲的孩子，而且還是一個得了病的孩子。在孩子得了病的時候，不應該把他掐死、扔掉，而應當診斷病因後對症下藥，使他健康地成長。懇談會的主持人蕭灼基在總結時說，“通過這次討論，我認為有10個問題可以達成共識”。這些共識包括：股市不是賭場，不是零和遊戲，是創造財富的重要途徑，發展股市是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國股市不僅有一般功能，還有特殊功能，就是推動國企改革；股市不可能一開始就規範；對市盈率要客觀辯證地看待；股市投機不可避免；全民炒股是好事；對股市要採取關懷愛護的態度，而不是採取簡單責備、打壓、謾罵的態度，等等。
在這次懇談會上，連吳敬璉的動機和專業能力也受到了質疑。吳曉求說：“說股市是賭場，這是一個非常感情化的宣洩，這種概括不是專業化的理性精神，這是一種比較平民化的、感情的宣洩，能博得一般被套的中小投資人的認同。”韓志國針對吳敬璉說的一段話是：“他有一個重大缺陷，即僅僅推崇實體經濟，站在實體經濟的立場評價虛擬經濟，當然越看越不舒服……他內心是反感股票市場的。”
第二天，“五大經濟學家群戰吳敬璉”的新聞登上了全國媒體的顯著版面，它不但非常重要，還帶有很強的娛樂性。
“吳敬璉講'市場'講了這麼多年，為什麼現在卻激發了那麼多人的不滿，問題究竟出在哪裡？這也許是最耐人尋味之處。”一個叫薛涌的美國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
自1月14日之後，吳敬璉就沒有在媒體上露過面，周南幫他推掉了所有要求訪問的請求。這時，他身在上海，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EMBA班講課，每週講4天，每天講7個半小時。這位自小就弱不禁風的肺結核患者到了晚年卻出乎意料地健朗，這連他自己都有點驚訝。發生在北京的輿論風暴當然干擾到了他的心情，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他面對的似乎是亂箭齊飛的狀況，所謂的“是非”，並不像過去那樣的涇渭分明，甚至可能是越辯越糊塗。他不是一個喜歡戲劇化的人。
在5位教授的懇談會開過4天后，2月15日，吳敬璉出現在北京中國大飯店的“香港上市中國公司研討會”上，面對眾多記者的追問，他沒有講話。在做了題為《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的學術報告後，未等會議結束，他便在大會保安及隨行的“保駕”下，悄悄“撤離”會場。不過，在大飯店一個很不引人注目的餐廳門口，正在打手機的他還是被緊追不捨的《中國經營報》記者攔住了。
記者問：“對5位教授聯手開會駁斥你的觀點有何感想？”吳敬璉說：“我沒仔細看。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讓大家來判斷這件事。主要得看意見的正確與否。正確的意見佔上風，就有正面的作用。現在到底誰是正面誰是負面，還得讓大家來判斷……現在不論我說什麼，都會有人批判的，而且是專門針對我說的話。我一說，馬上會有人批判。其實在刊物上，已經有批判了……我也不能再答辯了，因為再答辯的話，我們中國公司在海外市場甚至會完全不行的。”
整個對話只有10分鐘。記者在刊發的稿件中揣測說：“當大多數投資者的利益和中國的股市發生矛盾時，那些既得利益者勢必會維護自己的利益需求，而摻雜了諸多因素在內的中國股市作為新生事物的發展，道理上應該去保護它。但如果為此而損害了中小投資者的利益，這樣的辯論將無任何實質性的推動作用。曲終人散後，它所引發的問題真正解決嗎？此時，吳敬璉的沉默也許有他沉默的道理。”
大凡熟悉吳敬璉的人都知道，這位外表溫潤的南方人其實有著特別倔強的個性，他是不可能輕易放棄或妥協的。就在那段時間，他白天講課，晚上則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撰寫論文和編輯舊作。上海遠東出版社建議他把自己關於資本市場的思想梳理成冊，他同意了這一意見。
3月，全國“兩會”在北京如期召開，身處輿論漩渦之中的吳敬璉已“無處可逃”，他一出現在人民大會堂就被上百位記者團團包圍。媒體報導說：“在政協經濟組的每次討論會上，只要吳敬璉發言，幾十隻話筒和錄音機就遞到了他的嘴前，記者們的大量'圍攻'不僅影響了他的正常發言，也給會議的討論帶來了乾擾。”不堪其擾的“兩會”新聞組只好破例做出了一個安排，它通知全國媒體：9日下午，吳敬璉將在京丰賓館召開一場個人記者招待會。
在招待會上，吳敬璉一坐下來就說：“什麼問題都可以問。”
記者們的核心問題其實只有一個：“您對股市的關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中小股民的利益，但有些中小投資者因為賠錢而指責您，您如何對待？現在最想對股民說什麼？”
吳敬璉答：“有時候現象和本質不是很分得開，從一個時間段來看，莊家的炒作的確會使中小投資者賺錢，但從整個週期來說是不可能的。單純的炒作或者說和投資無關的單純的投機不能創造物質財富，它也就是在不同的所有者的口袋中間再分配。一種最突出的情況就是當大量的銀行資金和政府資金入市，相當多的人都會發財。問題是這個銀行的資金和政府的資金早晚是要還的。它最後落在誰的身上？比如說去年有大量銀行信貸資金入市，可以把股價頂起來，這樣不但莊家可賺錢，中小投資者拿到的錢也不少。但是這個錢是空的，它的背後是什麼？如果是由物質財富做後盾的，政府把這些錢，全國人民的錢拿來了，投進去了，那就是全國人民做了貢獻……董輔教授也說過，'在我國證券市場中進行著激烈的短期投機，這是我們通常說的炒買炒賣。'如果（炒股）是這樣的概念，怎麼創造物質財富？我就不懂。說'全民炒股'是大好事，我不能理解。”
吳敬璉還有感而發地談及了他與一些學者的分歧，他說：“人們常常用兩分法來看待中國轉軌時期的社會矛盾，就是保守派和改革派，這個問題沒有那麼簡單。在改革的戰友之間，一部分人在改革的過程中會發生分化。這裡有認識上的問題，也有利益上的問題。”
在講完這些話後，吳敬璉十分感慨地再次引用了捷克革命家伏契克在中所說的那句名言：“人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可要警惕啊！”
3月20日，吳敬璉南下江蘇，在南京大學做了一場題為“中國經濟發展走向”的講座，繼續闡述他的觀點：“中國股市泡沫經濟是存在的，我依舊堅持我的觀點。莊家是觸犯刑律的，莊家也是觸犯民法的，而且莊家和上市規則也不吻合，但現在誰都不把它當回事，而且在某些大型媒體上還可以公然討論'跟莊走天下'，這種視法律為兒戲的股市現狀太不正常了。別人不說，我歲數大了，不講白不講。”同時，他反對政府用托市的辦法來“拯救”股市。
3月24日，吳敬璉在北京參加《讀書》雜誌社的座談會，再談股市異象及經濟界的腐敗現象。
他說：“大致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逐漸可以看到有兩種極端的傾向：一端是打著改革的旗號主張為少數人弄權發財大開方便之門，實際上是支持建立權貴資本主義，另一端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主張回到集權計劃經濟和“左”的政策。這兩者互相以對方作為自己存在的依據，互相加強。於是，問題變得十分複雜。這兩條道路都是歧路。由於製度變遷有'路徑依賴'的特性，在錯誤的路徑上走得越遠，退出的成本就越高，甚至會鎖定在這個路徑之中。一旦鎖定，就會像諾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所說，除非經過巨大的社會震盪，否則就很難退出了。”
那麼這種複雜的局面，是否因為改革理論的匱乏而造成的？吳敬璉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認為：“在過去的中國改革過程中常常遇到這樣的情況——問題的是非曲直早已昭然若揭，作出正確的結論並不需要很高深的經濟理論素養，但還是作出了有悖於常理的判斷和錯誤的決策，這往往是與論者的利益取向相聯繫的。比如在改革方案的選擇上隱含的是選擇有利於尋租活動的方案還是選擇能夠剷除尋租條件的方案，道理本來是很清楚的，但有些人用各種似是而非的論據來維護前者和反對後者。例如80年代後期關於要不要放開價格的爭論，以及最近幾年關於股票市場的爭論，在我看來大體上都屬於這種情況。”
吳敬璉的這段言論是十分嚴厲的，他的指責對象直指某些著名經濟學家，因此就更招人怨恨了。
也是在3月的下旬，《十年紛紜話股市》一書出版。它不但出現在全國各大書店，甚至還被擺放在街頭的書報攤上，這在之前是沒有出現過的景象。吳敬璉專門寫了長達2萬字的前言《股市七題》，將5位教授與他的爭辯論點分為7個，進行了逐一的反駁。他決定以此作為爭論的總結，從此不再開口。
在這篇前言中，吳敬璉進一步強調了他對股市無序、過度投機和泡沫膨脹的擔憂。他認為，當前中國股市的股票平均換手率太高——2000年上海股市的換手率達499.1%，明顯處於過度投機的狀況，如果沒有投資活動與之並行，單純炒作並不能使物質財富增加。他寫道：“看來我對股市功能定位的設想的確與一些證券專家有原則的分歧。例如厲以寧教授曾經有一個'擊鼓傳花'的傳神比喻，為他心目中的股市定性。他說，股市是可能全贏可能全輸，就像擊鼓傳花遊戲，鼓聲停了，'花'在誰手裡誰就被套了，但是下一輪鼓聲再起的時候你還有機會把'花'傳出去。”他不能同意這種“靠'擊鼓傳花'遊戲就能增加國民財富”的觀點。
他似乎還特別在意吳曉求和韓志國等人對他的動機和專業能力的批判，因而專門就“專業精神”與“平民意識”發表了一番評論。他說：“老實說，我把詰難者指責我過多地為中小投資者講話，有太多的'平民意識'，看作一種表揚，只怕自己的工作當不起這樣的讚譽……經濟學是一門實證科學，經濟學家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是什麼'的問題。然而，經濟學涉及人們的物質利益，因而往往是現實性很強的一門學問，除了揭示事情的真相，在大多數場合還要進一步作應用性的研究，提出規範性的意見。依我看，這便是最起碼的專業精神，而關注社會公正和社會中人的命運也是經濟學家的本分。”
在《前言》的結尾部分，他寫道：“我在前面提到的詰難，有些來自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他們在過去為實現市場經濟改革的共同目標對我提供的幫助和支持至今記憶猶新，回想起來仍然令人感動。不過我總是覺得，爭取建立市場經濟，並不只是為了我們自己，甚至不只是為了我們這一代人。當我們作為時代的幸運兒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時候，不應忘了還有許多平民群眾，他們甚至沒有得到應有的平等機會去謀求體面的生活。當看到一些生活無著的下崗職工拿著自己的微薄積蓄無奈地投身於極不規範的股市而沒有別的出路的時候，我們不覺得自己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麼嗎？”
日後來看，吳敬璉與五教授的這場大論戰，從一開始就注定是沒有結論的戰鬥。雙方的論點互有交集。通過這場論戰，讓一個事實更為清晰地呈現了出來：進入新世紀之後，利益的博弈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超越意識形態，成為觀察經濟政策走向的第一指標。 “改革”這個名詞，有時候已經成了一個可以被利用的工具。在這一點上，吳敬璉顯然是清醒的。
就在經濟學家們激烈爭辯的同時，中國的股市跌宕起伏。在2001年1月急跌之後再現漲勢，幾個月後，股市大盤再現高位，6月14日，上證指數達到2？245.42點，3天后，國務院發布《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由於市場擔心證券供應量急劇增加，再加上股價操縱行為氾濫，內幕交易層出不窮，嚴重打擊了投資者信心，股價由此一路走低，開始了綿綿數載的大熊市，到2005年6月，上證指數跌至998點最低谷，前後歷時整整48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