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十章最後的孫冶方
1979年年底，也就是布魯斯去協和醫院探望孫冶方的那一次，他剛剛動完一個大手術，醫生用了將近5個小時的時間，從肝區割下一個用四寸盤子裝滿的大腫瘤。孫冶方虛弱之極，健康狀況十分不樂觀。他當時唯一的願望是，把那本醞釀了十多年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寫出來。
他向中科院經濟所點名要幾個熟悉他的理論的學者來協助他完成此書。
很快，經濟所派出了一個由吳敬璉、張卓元等組成的7人寫作小組來執行這個重要的任務。他們在協和醫院附近的北京飯店租了一個套房，每天到病房與孫冶方交談，進行錄音和記錄。吳敬璉回憶說，那些日子，孫冶方的病房成了“思想搶救室”，每次他們去的時候，一到門口就能聽到貝多芬交響曲的聲音，那種洋溢著樂觀和不屈意志的旋律是孫老最喜歡的。
一個叫鄧加榮的研究者在《孫冶方傳》中記載了孫冶方的忘我工作狀態：“上午下午，朝朝暮暮，不斷地有人來談，不斷地有人送來初稿，他則今天準備口述材料，明天閱改已經記錄整理出來的初稿，超常地勞作，超常地運轉在推理和斷言之間，讓神思和心血如同一盞膏油將盡的孤燈吱吱發響地煎熬著燈芯……除夕夜晚，儘管已經發現小腿浮腫和心口陣痛，他還是沒有休息，上午做過腸胃造影后又俯到案上修改《價值和價值規律》一章的提綱。春節只休息兩天，在大年初三那天，他又重新拿起筆來……”
過了一個冬春，寫作組整理出了15萬字的大綱，一共有20多章。
接著，孫冶方出院。再接著，工作陷入難堪的泥潭。
陷入泥潭的原因是，從孫冶方到寫作組都發現了孫式理論的矛盾點。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經濟學界就有越來越多的人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狀況感到不滿，開始尋求建立新的理論體系。在這方面，孫冶方的勇氣和成就無疑是最大的。
對於孫氏理論體係與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根本區別，當時論者有兩個觀點：一是他所倡導的“過程論”，也就是從生產過程的分析開始，進入到流通過程，再到總過程的論述方法；二是他的以價值規律為核心的理論闡述，第一次把價值提高到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範疇的地位。不過，吳敬璉有自己的理解，他認為孫冶方理論體係與傳統理論體系的分歧，根源在於二者對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關係的認識有著巨大的差別。
傳統的經典理論把整個社會看成一個由中央行政機關統一指揮的大工廠，由此產生了否認企業在經濟上的獨立性、否定商品貨幣關係和價值規律作用的做法，滋生了作為社會經濟細胞的企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受損等弊端。
孫冶方則從一開始就抓住了舊體制的這一核心問題，試圖以他所說的價值規律為核心重建新的理論體系。他想要建立的是一個以資金量的簡單再生產為界限，“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經濟體制。根據他的設計，企業不再是社會這個大工廠裡的只具有技術獨立性的車間，而成為具有經濟上的相對獨立性的經營主體，“由於相互間進行交換的千千萬萬個企業都是獨立核算的企業，所以它們的產品交換，必須是等價交換”，由這裡出發，伴隨著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總過程的進行，價值概念由抽像到具體、由簡單到復雜地展開，最後回到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這便構成了孫冶方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
按孫冶方的以上設想，要寫出一部結構嚴密、邏輯一貫的《社會主義經濟論》似乎沒有太大的理論困難。可是，在事實上，它卻怎麼也走不通。早在1960年10月，孫冶方就打算按《資本論》的程式編寫這部教科書，他組織了一個近40人的寫作班子，攻關兩年，竟無功而返。到1964年，作為民主主義者的孫冶方已經深感他的思想與現行體制的矛盾。他曾說，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自己寫文章經常是思如泉湧，一揮而就，甚至可以站在排字房的門口，寫一頁，排字工人排一頁；而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寫文章變得很難，有時候一篇文章要寫幾個月，怎麼也寫不出來。隨後他被批判入獄，在牢中面壁七載，日日苦思，默寫85遍腹稿，自以為已想通所有關節，可瓜落蒂熟，但是卻沒有想到還是拓進艱難。
這種致命的痛苦對於孫冶方來說，甚至大於軀體的病痛。對於同樣經歷過這種思想掙扎的吳敬璉來說，他對孫冶方的思想苦悶感同身受。儘管他是孫冶方的晚輩，卻一樣是因為嚮往民主自由而投身到對國民黨政權的抗爭和新中國的建設中，早年都是一個刻骨銘心的民主主義者，而後來的現實和形成的體制卻與他們的理想格格不入。
吳敬璉發現，孫氏理論存在巨大的、難以自圓其說的內在矛盾，突出地表現在他的商品——價值觀上。
孫冶方提出要用等價交換原則去處理和調節生產單位之間、地區之間的關係，“把價值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可是價值概念只適用於有商品交換和生產的社會形態中。要想分析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價值範疇，就得分析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關係，而承認社會主義條件下存在商品關係，又與馬克思以來的經典理論相矛盾。於是，巨大的矛盾就出現在了孫冶方的理論體系裡，用孫冶方自己的話說，他一方面“反對自然經濟論”，主張“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另一方面又“反對商品經濟論”，反對市場調節。
吳敬璉在《論孫冶方的經濟理論體系》（寫於1984年9月）一文中，描述了孫冶方的痛苦與徘徊——一方面，他作為一個長期從事經濟領導工作、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對現實經濟生活有較深入了解的經濟學家，痛切地感到，按傳統理論組織的經濟不可能順暢地運行，不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會帶來一系列矛盾，並造成極大的社會浪費，因此決心創造一套不同於斯大林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理論體系；另一方面，他作為自青年時代就接受蘇聯傳統理論教育的經濟理論工作者，不能完全擺脫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束縛，表現了理論上的某種不徹底性……他一方面大聲疾呼，經濟體制的設計必須順應客觀經濟規律，另一方面又力求論證這些做法不僅並不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在公有製條件下商品貨幣關係將要消亡的論斷相矛盾，而且是與之完全吻合的。
為了達成這種“吻合”，孫冶方甚至提出了“兩種價值”的理論。所謂“第一號價值”是由市場供求決定交換價值，它反映具有不同經濟利益的主體間的關係，只存在於“商品經濟”中。 “第二號價值”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定義的價值，它是生產一定使用價值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消耗，它只是計算的工具。這種計算的目的在於促使所有的企業節約社會勞動，它不需要通過市場的價格波動來起作用，也不反映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的關係。從表面上看，這個理論解決了有價值卻沒有商品的邏輯矛盾，可是，它無法解決實際存在於兩種模式之間的矛盾。
吳敬璉回憶說，孫冶方一度對自己的“兩種價值”理論很是滿意，認為是個“利器”，可是一接觸實際問題，矛盾就暴露得十分明顯，不得不一再進行修正，最終，兩種價值的劃分變得十分模糊，無法確定。譬如有一次，他們討論產品調撥問題，從東北向華東調撥糧食或石油，由於東北基地的價格低，所以存在吃虧的現象，其問題的癥結在於不同地區和企業之間的經濟利益，那麼，這其間的價值關係，是“第一號價值”還是“第二號價值”？顯然是前者，而不是後者。
孫冶方的理論體系還存在著眾多類似的矛盾點。譬如，他非常重視流通問題，然而，所謂流通是指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孫冶方卻堅持一個理論前提，即社會主義經濟裡既沒有商品，又沒有貨幣，說“我們必須把流通同商品脫鉤，離開商品來尋找交換和流通的必要性”。這樣一來，理論又跑進了一條死胡同。
按吳敬璉的這些分析，孫冶方的兩難，其實是理論前提上的兩難，《社會主義經濟論》的創作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時間很快到了1982年。 2月，孫冶方因肝癌擴散再度住院，眼看來日無多，他提出加快創作的進度。 7月，他帶著寫作組一行人前往青島，住進海軍療養院“閉關”寫作。吳敬璉和張卓元均帶著子女一起隨行。在黃海之濱，日昇月落之間，伴隨著海浪拍打礁石的聲音和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孫冶方為自己的理論建構做最後一次沖鋒。由編寫組分頭寫作的章節都已寫出，但怎樣把這些“部件”聯結成一個邏輯一貫的體系？編寫組一遍接一遍地推演討論，可是仍然寸功難奪。
青島歸來之後，孫冶方似乎已經意識到了任務不可能完成。吳敬璉回憶說，孫冶方此後曾多次對他談及，對那一套計劃體制絕不能修修補補，而必須推倒重來。 1982年11月，臥床不起的他在病床上口授，由吳敬璉和張卓元執筆寫出一生的最後一篇文章《二十年翻兩番不僅有政治保證而且有技術經濟保證》，對中國經濟的成長性表達了無比的樂觀，同時也沉重地指出，“必須對舊管理體製做出重大的根本改革”。
一個月後的12月9日，他親筆寫下遺囑：“我死後，我的屍體交醫院作醫學解剖，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留骨灰，不開追悼會。但不反對經濟所的老同事，對我的經濟學觀點舉行一次評論會或批判會，對於大家認為正確的觀點，希望廣為宣傳；但同時對於那些片面的、以致錯誤的觀點，也希望不客氣地加以批判，以免貽誤社會。”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術史上，孫冶方是一個比顧準更大的悲劇。
顧准在離開這個冰冷世界的時候，儘管被徹底地遺忘和拋棄，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經找到了正確的答案，他所遺憾的僅僅是不知道光明的一天何時到來，而他確已等不到那一天。可是對於孫冶方而言，這位充滿了理想主義氣質、無比聰慧、富有勇氣和正直的人，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為之傾注了所有心力和熱情的理論大廈竟然建立在一片無法承重的沙灘之上。人世間悲劇的慘烈，莫過於此。
與東歐的布魯斯和錫克相比，在理論天賦上毫不遜色的孫冶方有著更多的遺憾。
跟他觀點酷似、一見如故的布魯斯後來對“蘭格理論”，以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布魯斯模式”進行了深刻的檢討，終而揚棄了“市場社會主義”。在1989年，他和另一位波蘭裔英國經濟學家K·拉斯基合寫《從馬克思到市場：社會主義對經濟體制的求索》一書，在書中他明確指出，把資本市場排除在外的“市場社會主義”以及他自己的“包含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模式”——“分權模式”，是一種“有缺陷的模式”。此外，他從東歐教訓中得出這樣的結論：經濟體制改革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條件，政治改革靠撤換領導人解決不了問題，必須從制度上採取措施，才能保證不再回到舊軌道上去。而經濟改革往往因為觸動某些當權者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們的反對。歸根結底，改革是政治和社會問題，人民大眾的態度和反應非常重要。在轟動一時的《從馬克思到市場》一書中，他徹底修正了自己的改革模式和理論，一方面承認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但同時又對公有製與市場經濟的兼容和結合表示懷疑，從而轉向民主社會主義。
離開中國後的錫克也在不斷修正自己的理論。 1989年，東歐爆發“天鵝絨革命”，錫克再一次投身於祖國的公共生活，他歸國擔任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民選總統哈維爾的經濟顧問，後來他又返回瑞士，繼續研究“當傳統的社會主義體制終結以後，改革的問題不復存在，什麼是最好的國家道路”。 1991年，錫克出版《今天的社會主義：正在改變內涵的社會主義》一書，將社會主義與自由、民主、人道主義聯繫起來探討。與布魯斯所選擇的一樣，錫克最終從市場社會主義走向了民主社會主義。
吳敬璉在晚年的口述史中甚至還將孫冶方與同輩經濟學家薛暮橋進行了比較。他說：“孫冶方是一個傳統的共產黨員，其實，顧準、李慎之都是這樣的人，為國為民，毫無私念，為了真理，不怕任何的打擊，這點非常可貴。但是在理論上，孫冶方甚至沒有達到薛暮橋那樣的高度，暮橋到底是搞經濟理論出身的，從經濟學原理上來說，暮橋那種觀念更先進。”
儘管如此，吳敬璉仍然認為，孫冶方是新中國第一代經濟學家中最傑出的代表人物。他追求真理、勇於自我批判的精神，光明磊落的高尚人格，足以讓後來者從中汲取到比學術更為偉大的力量。吳敬璉對女兒吳曉蓮說，我一生做過的最慚愧的事之一，就是在60年代初批判過孫冶方；而一生中最讓我感動的事之一，則是孫冶方出獄後對我不計前嫌，再次重用，甚至以後事相託。
顧準和孫冶方的行事和風骨，無疑大大地影響了吳敬璉的一生，讓他找到了可以追慕的方向。他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來表達對兩位師友的景仰。士風浩蕩，亦剛亦柔，道之所在，夢寐以求。在後來的很多年裡，吳敬璉言行一致，敢言敢為，不為名利所誘，對後輩學人多有提攜，這些風格自是顧孫遺風的衍及。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孫冶方的理論創新擱淺是一個像徵性事件，它意味著一代經濟學家試圖在計劃經濟體系內構建市場化環境的努力徹底失敗。不過它也帶來了一個“意外的遺產”，那就是，使得中國經濟較早地脫離了“市場社會主義”的路徑，走上一條體制外增長的道路。晚年的吳敬璉在《“市場社會主義”與中國經濟改革》（2005年）一文中對此進行了敘述。
自70年代末期開始，中國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然而成效一直不彰，儘管嘗試了多種方式，企業搞活的任務卻始終無法達成。正是在這種情形下，決策層改變了改革的“主戰場”，從城市國有經濟轉向農村的非國有經濟，這主要在三個方面展開：一是農村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二是對外開放，大量引進國際資本；三是在南方建立“特區”，實行改革開放的“地區推進”。正是這些體制外力量的成長讓中國經濟的格局煥然一新。
吳敬璉總結說，中國曾經按照“市場社會主義”的思路進行過向國有企業放權讓利、擴大它們在市場調節下的自主權的試驗與探索，但是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改變戰略以後，改革才進入了逐步前進的正軌。這一戰略在實質上是把重點放在創造使私有部分得以自下而上地成長起來的條件上，而不是國有企業自主權的擴大上。這是中國經濟能夠順利發展起來的關鍵。在這樣一種戰略安排下，中國改革突破了蘇聯教條和對國有製的崇拜。
當然，這些即將發生的事實都已是孫冶方所無法看到的了。
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變化，讓吳敬璉和他的同事們既產生了巨大的亢奮，同時也陷入了空前的迷茫。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的啟動，國家的面貌日新月異，復興的列車已經轟轟開動；另一方面，新的矛盾和困難層出不窮，而我們在經濟理論上的準備卻顯得那麼蒼白，“蘇聯模式”的破產、孫冶方經濟理論的碰壁，以及對東歐改革經驗的揚棄，意味著中國經濟改革將走向一條充滿了冒險氣息的陌生道路。
可是，何去何從，路在何方？
1981年5月，在送走錫克之後，吳敬璉等人深感要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理論上的貢獻，需要尋求較之“政治經濟學”更堅實的基礎。他們一邊協助孫冶方整理書稿，一邊向經濟所提出，希望到西方國家學習經濟學。他們的請求得到了批准。 1982年年底，趙人偉去了英國牛津大學，1983年的1月，吳敬璉得到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前往新古典經濟學的重鎮——美國耶魯大學。
是年，他已經53歲。
1983年2月22日下午，孫冶方在北京去世。當周南在電話裡把這個消息告訴大洋彼岸的吳敬璉時，他緊緊地握著話筒，著薄薄的嘴唇，久久說不出話來。這是繼顧準去世之後，他又失去了一位精神上的導師。孫冶方把身後的學術文稿整理工作交給了他們這些晚輩，而他卻深深知道，這條學術道路已經走到了盡頭，傾注了一個卓越生命的全部熱情與時光的結論竟是“此路不通”。
窗外，美國東海岸的星空清澈如洗，他的內心卻黯淡到了極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