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九章東歐來的經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中，蘇聯與中國是分量最重的兩極，東歐各國則是重要的一翼。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東歐各國開始進行各自的經濟試驗，形成了所謂的“匈牙利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羅馬尼亞模式”以及“捷克模式”等等，其基本理論模式被通稱為“市場社會主義”。
“市場社會主義”是由波蘭裔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1904~1965年）最早提出的。蘇聯的命令經濟體制在20世紀20年代以“戰時共產主義”的怪異形式建立起來後不久，它的低效率弊病便已暴露出來。以此為背景，20世紀20至30年代在西方國家發生了“社會主義反對派”與“社會主義同情派”之間的激烈爭論。
在這場被稱為“社會主義論戰”的爭論中，自由派經濟學家哈耶克以信息機制無效率為主要理由，論證社會主義經濟的不可行性。當時流亡美國、在密歇根大學任教的蘭格則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一個新的、日後被稱為“蘭格模型”的理論模式。他在1936年發表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一文中，將馬克思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放到了一起，主張由計劃機關模擬市場，在國有製下，引用競爭力量改善經濟運行效率。在這種體制中，生產資料歸國家或集體所有，而資源配置則遵循市場規律，因此兼具了公有製與市場運行的雙重特徵。按蘭格的看法，在這種頗為“唯美”的體制中，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就能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樣，達到最理想的狀態——“帕雷托最優”。
蘭格的這一理論模式繼續遭到哈耶克的批判。後者以《社會主義的計算》等3篇論文，論證“蘭格模式”在現實中行不通，認為這是一種“致命的自負”。直至晚年，蘭格還致力於研究控制論和計算機在經濟計劃上的使用，而不改“計劃經濟有效”的初衷。他在最後一篇論文《計算機和市場》中寫道，由於發明了電子計算機，“如果我今天重寫我（1936年）的論文，我的任務可能簡單得多了。我對哈耶克和羅賓斯的回答可能是：這有什麼難處？把聯立方程式放進一台電子計算機，我們將在1秒鐘內得到它們的解，市場過程連同它的繁瑣的試驗似乎都已過時。我們大可以把它看做電子時代以前的一種計算裝置。”總之，蘭格至死都認為，用國家計劃配置資源應當是和市場配置具有相同效率的，在沒有電子計算機的情況下，計算速度太慢，只好由國家計委用模擬市場的辦法來規定價格而已。吳敬璉曾經評價蘭格與哈耶克之爭說，“這場爭論一直在理論討論和改革實踐中迴響”。
進入20世紀60年代之後，蘭格的“市場社會主義”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風行一時，各國的經濟改革基本上是這一模式的變型。
於是，當70年代末期，中國的經濟學家們把目光投注到東歐的時候，馬上就發現了“市場社會主義”。而讓他們驚喜的是，這個模式似乎並不陌生。按吳敬璉的看法，在中國學者中，孫冶方的經濟思想與之頗有神似之處。
正如我們之前已經敘述過的，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在運行不久之後，就出現了類似蘇聯那樣的弊病。孫冶方在1956年提出要把“計劃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便是尋求突破的大膽設想，而其基本理念正是，在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中，提高利潤指標的地位，以此發揮企業的能動性。由此，他設計了一個“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模式，簡單來說，就是在保持國家所有製和國家對投資的計劃管理的條件下，給予企業在日常經營上的自主權。由此可見，孫冶方的模式與蘭格的“市場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在1964年，他的這一主張被當成是“修正主義”而遭到了嚴酷的批判。如果從理論根源上看，“極左”理論家康生說他想當“中國的利別爾曼”倒也不算是“冤枉”。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孫冶方得到平反，中國的許多經濟學家和絕大多數經濟工作領導人開始認同他的經濟思想，認為應當把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和提高企業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在意義重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全會《公報》便明確提出，“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從此，“放權讓利”成為中國企業改革的重要主題。
正是在這樣的改革共識和大背景下，中國學者驀然發現，在過去的10多年裡，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實一直在進行類似的改革試驗。這自然讓他們頓生知音之感並很振奮，以為有“經”可取。
1978年11月底到1979年1月，孫冶方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家考察團，走訪了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與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學家進行了數次交流。當時還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場景，在一次座談中，南斯拉夫的學者說：“我們的經濟改革有很多地方是從你們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那裡學來的，是他的一些思路給了我們啟發。”這時，考察團團長宦鄉指著在座的孫冶方說，“這就是孫冶方同志”，現場一陣驚喜，南斯拉夫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紛紛起身，同孫冶方握手，表達崇敬之情。
後來在無錫的會議上，孫冶方專門做了一個考察報告。他特別欣賞南斯拉夫的企業自治制度，在那個國家有2.5萬個“聯合勞動基層組織”，相當於一個車間或分廠，是一個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直接面對市場，通過市場來協調企業之間的產供銷合同。孫冶方舉例說，我國的物資部門派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大使館出面聯繫其相應的單位出來接待，結果被告知，該國已經沒有物資供應這類機構了。中國方面很吃驚，問：“如果工廠缺乏動力和原材料由誰來解決呢？”他們回答：“如果這個工廠連動力和原材料供應還沒有解決，那麼這個工廠就不用辦了。”孫冶方認為，這種由市場來配置資源的“以銷定產”模式大大好過“以產定銷”的計劃模式。
1979年11月，於光遠和劉國光等人考察了匈牙利。他們這次考察得還要細，在3個星期裡舉辦了21次座談會，接談了參與匈牙利經濟改革的經濟學家、相關經濟部門的領導以及工廠經營者等等，分別形成了3份調查報告。匈牙利的經濟改革從1962年開始，其間頗多曲折也很有成效，特別是該國經濟學家對短缺經濟的研究與對策，引起了中國學者的極大興趣。
僅僅走出去考察，是遠遠不夠的，還得把專家請進來。從1979年年底到1981年年初，中國先後請來了兩位重量級的東歐經濟學家，他們是已加入英國國籍的波蘭經濟學家弗·布魯斯和瑞士籍的捷克斯洛伐克經濟學家奧塔·錫克。
1921年出生的布魯斯（1921~2007年），曾任波蘭計劃委員會研究部主任、經濟委員會副主席，參與起草了1956年波蘭經濟改革方案，是“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被認為是蘭格理論的重要傳人。他提出的“含有可調節市場機制的中央計劃經濟”模式，被稱為“布魯斯模式”。來中國之前的1972年，布魯斯因呼籲民主改革而被放逐，被迫逃亡英國，擔任牛津大學的客座教授。他是受中科院經濟所的正副所長劉國光、董輔邀請來華的。趙人偉和吳敬璉參加了接待的準備工作，趙人偉全程陪同。
據記載，1979年的最後一天，社科院經濟所四樓會議室擠滿了人，布魯斯在這裡宣講東歐經濟改革的經驗及其對中國改革的借鑒意義。會前，趙人偉執筆擬定了一份問題清單，油印出來提交給布魯斯。這張清單上的問題表達了中國經濟學家心中的困惑所在：
（一）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大體上有多少種？這些模式各有什麼利弊？你認為從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哪一種模式更值得我們作為經濟改革的借鑒？
（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如何利用市場機制？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市場機制和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市場機制有什麼區別？對西方經濟學界有關“市場社會主義”、“混合經濟”和兩種社會經濟制度“聚合趨同”等說法應如何評價？
（三）企業的自主權擴大到什麼程度比較合適？如在計劃、資金、物資、勞動、價格等方面，應給企業多大權限，才能使企業獨立自主地處理問題，又不至於造成全社會的盲目性？從東歐的經驗看，有沒有一個大體的理論界限和數量界限？
（四）經濟改革的步驟有沒有一定的規律性？採取什麼步驟比較順當？特別是改革應當怎樣起步？我們這裡有以下幾種看法：（1）從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2）從組織公司即擴大公司的權限開始；（3）從調整稅制和物價開始；（4）從改革計劃體制開始，即從減少指令性指標入手。根據東歐的經驗，從哪裡著手比較合適？
（五）成立公司以後，公司與企業之間、公司與公司之間、公司與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應如何調節比較好？特別是政府應如何領導或指導公司的經濟活動？成立公司後工業城市的經濟應如何組織和管理？
（六）對經濟管理中的“經濟方法”和“行政方法”應如何看？實質是什麼？彼此的關係如何？
（七）社會主義公有製是否應該採取國家所有製的形式？蘇聯和南斯拉夫有完全不同的評價，你認為哪種看法比較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情況？
（八）對蘇聯1965年以來的經濟改革和1979年的改革新決議應如何評價？
（九）南、匈各國經濟都比較重視市場機制，但都存在消費過度、通貨膨脹、外貿逆差、外債增多、赤字預算等通病，應如何解釋這些問題？如何克服這些毛病？
（十）為什麼蘇聯、東歐各國都存在基建戰線過長的問題，雖然經過改革也沒有解決這些問題？
布魯斯當然無法解答上述的每一個問題，他按自己的思路談了對經濟改革的認識。
他認為，經濟決策有3個層次：一是宏觀經濟決策；二是企業決策；三是家庭決策。蘇聯和東歐的經濟發展則有3種模式——“蘇聯模式”、“匈牙利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布魯斯傾向於“匈牙利模式”，也就是只在宏觀層面集中，不在企業和家庭層面集中。
在1979年的當下，布魯斯的那些觀點在吳敬璉和趙人偉聽來，非常耳熟，他們告訴布魯斯，在中國，有一位經濟學家的觀點與他非常相似，他就是孫冶方。布魯斯所提出的“分權模式”，和孫冶方的“大權獨攬、小權分散”模式幾乎如出一轍。在吳、趙的陪同下，布魯斯去協和醫院看望了病中的孫冶方，兩人用俄語交談，一見如故。
趙人偉等將布魯斯的講話整理出來，報送黨中央和國務院，引起了高層的重視和極大的興趣，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出面和他交流經濟改革意見。布魯斯當時的身份既是一位經濟學家，同時還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和流亡者，中央高層並不避諱，可見求賢與思變之心切。正是因為布魯斯訪華的成功，接著促成了另外一個流亡經濟學家的到來。
奧塔·錫克（1919~2004年）是一個比布魯斯更“敏感”、名氣也更大的人，他是一位老共產黨員，也是捷文版《資本論》的譯者。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杜布切克發起了“布拉格之春”改革，提出要創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會主義模式”，“再也不允許用黨的機構代替國家機構、經濟領導機構和社會組織”；要保證集會、結社、遷徙、言論和新聞自由，取消書報檢查制度；實行社會主義的多元化政治體制，充分發揮市場作用。這個改革綱領中的經濟部分便由錫克主導，他時任主管經濟改革的副總理，被稱做“捷克經濟改革之父”。這場改革被蘇聯認為有脫離社會主義陣營之嫌疑，便於該年的8月20日悍然出動華沙成員國的軍隊進入布拉格，逮捕捷共和政府領導人，釀成轟動世界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在西方學界，這一事件被認定為“冷戰”和蘇聯集團解體的轉折點。錫克當時正在南斯拉夫訪問，因而倖免於難，他隨後流亡瑞士，在聖加侖經濟社會大學任教。
錫克比布魯斯有更豐富的行政管理經驗，在西方流亡呆的時間也已長達10年，所以，他的思想更接近西方經濟學家。流亡期間，他相繼完成《民主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第三條道路》等多部論著，反思“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實質，尋求在西方自由市場和“蘇聯模式”的命令經濟之間的第三條道路。錫克在華講學期間，吳敬璉全程陪同。他先後講了7次，還去上海、蘇州等地訪問。每一次錫克講學之後，吳敬璉和中央編譯局的榮敬本都做出一份1000字的簡報，送給社科院領導，再由他們上達國務院領導。國務院主要負責人看了簡報以後，認為錫克既有改革理論，又有實際經驗，很值得從他那裡學習，並要求組織一次經濟領導幹部與錫克的座談會。
在經濟改革的理論上，錫克較之布魯斯，更趨於自由化。
在當時，價格改革難題——這其實也是中國80年代經濟改革的主題之一——正困擾著中國。錫克在座談中提出，中國的價格改革可以效法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即先全面調整價格，接著在一年後全面放開價格，先調後放，建立自由價格製度。在討論中，曾經在建國之初當過物價委員會主任的薛暮橋提出，價格改革是很難計算的，因為它們之間彼此影響，互為因果。奧塔·錫克說，可以用投入產出表，經過多次計算得出各種產品的生產價格或資金、勞動“雙渠價格”。這套價格當然不會很準確地反映市場價格的程度，但是比較接近，再根據計算出來的價格作一次全面調整，就可以保證第二年放開時震動比較小。吳敬璉說，錫克的建議以及與中國學者的討論，“使中國經濟學家開始接觸到一些真正改革實務層面的東西了”。
國務院主要負責人對錫克的建議非常重視，當即決定建立國務院價格問題研究中心，由薛暮橋、馬洪負責，聘請錫克推薦的捷克專家介紹當年他們如何計算“影子價格”的經驗，研究制定調整價格和進一步放開價格改革的方案。後來，奧塔·錫克推薦了兩位專家到中國來開講習班，培訓物價改革人員。
布魯斯和錫克的講學，給吳敬璉帶來很大的震動。他原本以為改革就是一系列政策的調整，而布魯斯和錫克卻告訴他，經濟改革不是個別政策上的改變，而是從一個系統變到另一個系統。東歐改革的經驗教訓已經表明，一攬子改革優於單項改革，而成功的改革必須要有一個寬鬆的經濟環境，否則很容易在中途發生經濟波動。這些觀點成為吳敬璉日後為中國改革出謀劃策時所長期堅持的理念。
此外，布魯斯和錫克還帶來了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忠告，他們再三告誡中國的同行們：“經濟體制改革要以社會體制改革為條件，必須從制度上採取措施，才能保證不再回到舊軌道上去。歸根結底，改革是政治和社會問題。”對這層意思的理解，中國的經濟學家到更遲的時候才有所感悟。
這兩位東歐經濟學家的到來，讓吳敬璉和他的朋友們建立了一個新的學術研究方向，那就是進行比較經濟學的研究。他與榮敬本和經濟研究所負責人劉國光、董輔等下決心，在中國創立比較制度分析學科，對各種經濟系統進行比較，從而尋找中國的改革之路。在後來的幾年裡，他們組織翻譯了眾多比較經濟學和世界各國的經濟學著作及文章，還在1985年創辦了《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誌，吳敬璉、趙人偉和榮敬本擔任主編。這些引進和比較研究工作，為中國改革經濟學的成熟別開一番天地。
不過，對東歐經濟學家的思想進行細研之後，中國的學者卻陷入了更大的困頓，那就是，他們的改革理論儘管各有新意，然而並沒有徹底地跳出計劃的大框框。比如，布魯斯把價格看成國家可用來調節經濟的槓桿，而這樣一來，價格就會失去它的參數作用，變成一個可以由行政機關決定的指標，所有生產者都只能作為一個被操縱的工具。錫克的價格改革方案似乎也有“死穴”，他把宏觀的總量計劃分得非常細，細到在財政預算中的各種經費、行政費、投資、人頭費、集體消費等等，這才能保證需求分配的均衡，而這在吳敬璉看來，又與原來的計劃有什麼區別呢？更重要的是，從實際的改革成效來看，東歐經濟並沒有得到本質性的改造，各國仍然是困難重重。
1981年冬，吳敬璉和榮敬本合作完成了一篇題為《布魯斯和錫克的經濟模式述評》的長篇論文，對60年來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模式進行了詳盡的敘述和評價。他們認為，自1930年全盤集體化的“斯大林經濟模式”確立以來，社會主義經濟的模式問題一直是政治經濟學理論未曾解決和有待探索的一個課題。 20世紀5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第一個突破了“斯大林模式”；到50年代中後期，東歐各國相繼進行了深度和角度各不相同的改革，這些改革模式最終都無法用成功來定義，對於中國改革來說，它們有借鑒的價值，卻無法“拿來就用”。
由此，兩位頂級的東歐經濟學家的到來，在中國刮起了一陣研究改革理論和實際措施的旋風。然而，中國的學者們似乎仍然沒有找到理想中的那個可以化腐朽為神奇的“魔方”。東歐經驗既讓吳敬璉和他的同事們失望地看到了巨大局限性，同時也突然觸摸到了一種新的可能性。
那麼，中國式改革的出路在哪裡呢？
就是在這樣的時候，一個更急迫的任務出現在了吳敬璉的面前：孫冶方的生命即將走到終點，必須要把他那個打了85遍腹稿的論著及時地搶救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