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二章弱不禁風的激進少年

少年吳敬璉，是母親鄧季惺的反對派。 他自幼體弱多病，父親給他起了個小名叫“長明”，祈求他能夠“長命”。曾有醫生說他活不過一歲，鄧季惺心憂如焚。吳竹似出殯時，按當時民俗，子女應披麻戴孝在出殯路上一步一磕頭，鄧擔心兒子吃不消，堅決反對，其護犢心切可見一斑。 因國事動盪及身體虛弱，一直到大學畢業，吳敬璉的讀書生涯都是斷斷續續的。 1936年，6歲的吳敬璉進南京山西路小學讀書，僅一年，就因抗戰爆發停學西遷。到重慶後，他被送進了巴蜀小學，這是大後方教學質量最高的小學之一。當時的四川省主席王瓚緒任小學董事長，“航運大王”盧作孚當校董，國學教師中有葉聖陶這樣的名人，連當時常駐重慶的共產黨代表周恩來都來作過演講。吳敬璉的同期學生中便有著名報人鄒韜奮的3個子女，其長子鄒家驊（後更名鄒家華）後來當過國務院副總理，次子鄒家騮（後更名鄒競蒙）和吳敬璉同班。在節假日時，鄧季惺常常帶著子女外出參觀，比如去山洞裡的軍工廠等等，這使得在戰火中長大的吳敬璉從小就關心社會和國家命運。

1941年，小學畢業後，吳敬璉考進重慶南開中學，這又是大後方的一所模範學校，創辦人張伯苓是民國時期與蔡元培齊名的大教育家。張伯苓教學強調“三育並進而不偏廢”，特別注重學生的人格教育和道德教育。晚年吳敬璉仍清晰地記得，在新生開學典禮上，張伯苓所作的《我為什麼要辦南開》的演講。吳敬璉在一篇紀念文章中寫道：“我雖然只在南開念過兩年書，但南開給予我的基本訓練方面的影響，卻是極其深遠的。除語文、數學等功課外，從邏輯思維、語言表達，公民課上關於如何開會、如何選舉、如何表決的訓練，直到每座樓進門處鏡箴上的'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的儀態要求，都使我終身受用不盡。總之，就我的親身感受而言，南開教育之所謂'高貴'，指的並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無人和頤指氣使，而是對於德、智、體、美四育並進的高素質要求。”

吳敬璉體弱，總是在養病，缺少鍛煉，因此第一學年就因體育成績不好差點被南開中學除名，他向學校保證每天晚上跑步800米，加上優秀的數學成績，學校才勉強同意他留下。可是沒多久，他就得了肋膜炎，不得不休學一年，第二年重念初一。在他的兩年級同學中，有經濟學家茅于軾、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 1943年，鄧季惺到成都開辦《新民報》成都版，吳敬璉又隨母轉學，插班進了一家名叫高琦初中的基督教教會學校。兩年後，吳敬璉考入金陵大學附屬金陵中學，就讀高中部。不久抗戰勝利，國民政府和大批機構遷回南京，《新民報》總部和金陵中學都一起南下。一個十分有趣的細節是，一直到很多年後，吳敬璉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得悉，當初與他在同一個年級（不同班組）讀書的學子中，有一人名叫厲以寧。他們後來一個被稱做“吳市場”，一個是“厲股份”，為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兩位最重要的經濟學家。

小學和中學時期的吳敬璉並沒有表現出對經濟學的興趣，他最熱衷的事情是拆裝鐘錶，而“科學救國”是他的理想。 少年時期的吳敬璉最喜歡理工科，他的數理化、生物等功課都非常好，當實業家的外公以及律師母親，都認定唯有科學和實業才能救國，希望這個聰慧的男孩能夠走上科學家或工程師的道路。吳敬璉心靈手巧，喜好鑽研，平日在家時，總是把各種鐘錶、機械都拆開來看看，倒騰一番後再裝起來，這讓他很有成就感。更讓他開心的事情是，他還有一個“科學迷”舅舅。 鄧季惺的六弟叫鄧友海，他對政治、新聞之類毫無興趣，卻無比痴迷於科學。他畢業於西北工學院的紡織機械系，還到英國留過兩年學，回國後在重慶一家絲織廠當廠長，平時就常常住在大姐家裡，把自己關在房間裡裝拆各種東西，搞實驗，做工程。有一段時間，他瘋狂地迷上了發明製作滾珠的最新辦法，反複試驗卻始終無法成功，以至於全家人絕對不能在他面前提“滾珠”兩字。吳敬璉自幼無父無兄，自然對這位六舅舅無比崇拜，整天跟在他的屁股後面裝東拆西，不亦樂乎。十來歲時，他最朝思暮想的東西是一隻裝有各式各樣工具的木箱子，當時名叫“雙手萬能”。 13歲生日時，母親真的給他買了一個，這讓他幾乎興奮了一年。

他對科學和機械的愛好保持了一生，甚至在日後的困頓時刻，這成了他聊以自慰的手段。在“五七幹校”時期，他當過瓦工和電工，自學過木工，還業餘為人修理自行車和收音機，他對最新的科技動態始終非常敏感，對高科技產業十分重視，近年來長期擔任國家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副主任的吳敬璉對於高新技術的專業指示常使內行人士感到驚詫。這些都得益於孩提時培養起的那些興趣，後來竟成了他的經濟研究中重要的領域。 一直到讀中學的時候，吳敬璉仍然不改“科學救國”的夢想，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那時，我的理想是科學救國和實業救國，以為依靠聲、光、電、化，就可以發展起現代工業，抵禦洋人的堅船利炮和貨物傾銷，建設富強的中國。至於要依靠什麼樣的社會制度來實現這種理想，我卻幾乎完全沒有思考過。”

後來的吳敬璉，之所以沒有如願以償地當上一名優秀的科學家或工程師，而成了經濟學家，竟還是因為身體羸弱。 17歲那年，吳敬璉被確診患上了肺結核，因為父親吳竹似死於此疾，大姐剛進大學也染上了肺結核，這自然讓母親鄧季惺無比緊張。吳敬璉的學業停停讀讀，上學又休學，成了一個無奈的病號。 1948年，吳敬璉以同等學力報考金陵大學，他選擇的是自己最喜歡的電機系。可是考上之後，馬上就因病不得不又一次休學。此刻，他意識到，憑自己現在的身體條件根本無法從事艱鉅的科學實驗及野外考察，理工科的夢想就此破滅。 就這樣，在再次復學的時候，他乖乖地選了文學院。他在口述史中說：“其實我不喜歡文學，但是文學院裡面有其他的東西，比如說經濟學，後來我就選了經濟系，這個學問與實業救國好像還有那麼一點兒關係。”

日後這位傑出的經濟學家，就是這樣病怏怏、半情半願地“入門”了。 回過頭來說青年吳敬璉的政治立場。在這方面，他比信仰法律和改良的母親要激進得多。 他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是從1946年的一系列政治衝突事件開始的。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與共產黨在重慶談判，達成《雙十協定》和《停戰協定》。但是，雙方摩擦不斷。國民黨內的右翼極端派更是肆無忌憚，不斷蓄意挑釁。 1946年1月10日到31日，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問題、憲法草案問題、軍事問題等五項協議，政治民主化、實施憲政等話題被重新提起，人民以為“和平民主新階段”即將到來，吳敬璉也滿懷希望，以為可以遂科學救國和實業救國的心願了。

2月10日，重慶各界舉辦慶祝政協閉幕的群眾大會，並推選郭沫若、馬寅初等20餘人組成大會主席團，李德全為總主席，李公樸作總指揮。當日，國民黨特務衝進會場，以主席團推選不當為由大打出手，郭沫若、李公樸、陶行知、章乃器和新聞記者及勞協會員60餘人被打傷，釀成震驚全國的“校場口流血事件”。當時，吳敬璉正在重慶，親歷了這一慘案。 接著過了10來天，又傳出國民黨特務要在2月22日的“反蘇大遊行”中製造事端，並揚言要搗毀《新民報》、《新蜀報》和共產黨的《新華日報》。吳敬璉清晰地記得，21日夜間，全家很緊張，陳銘德等人都離開了報館。第二天，遊行隊伍經過《新民報》報館所在的七星崗時，並沒有發生打砸事件。但是，一群有組織的暴徒搗毀了《新華日報》和民盟機關報《民主報》營業部。

吳敬璉一家遷到南京後，1946年6月，國民黨軍隊調集百萬大軍準備向解放區大舉進攻，內戰眼見一觸即發。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決定組織反對內戰大會，各界經過協商，推舉馬敘倫、胡厥文等20人組成和平請願團，赴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願。 6月23日，上海市5萬餘人在火車站廣場召開群眾大會，歡送代表赴南京請願。代表團到達南京下關車站時，忽然有上百名“難民”蜂擁而上，把代表們包圍起來，圍困長達5個多小時，接著發生暴力襲擊，團長馬敘倫被毆打，學生代表陳震中被打成重傷，隨行採訪的《新民報》採訪部主任、著名女記者浦熙修被暴徒揪掉一半頭髮，血流滿面。那天晚上，吳敬璉的大姐吳敬瑗隨媽媽去探望浦熙修，看到慘狀深受刺激，回來後便大口吐血。

隨著國共談判破裂，內戰爆發，國家再陷亂局。 《新民報》秉持一貫的反戰立場，嚴厲批評國民政府，深為國民黨所嫉恨。在隨後的幾年內，上海版和南京版被停刊，成都版被查封，重慶版被騷擾破壞，諸多編輯、記者或被捕殺，或遭毆打。陳銘德——吳家子女一直叫他“伯伯”——是一個性情十分溫和的人，非常善於處理各方關係，是一個公關高手，平日從未與人紅過臉。但有一次，他的妻舅、擔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的鄧友德勸告他盡量少批評國民黨政府，否則有可能遭到毒手，吳敬璉見他漲紅了臉，憤怒地大聲呼道：“你讓他們拿槍打死我吧。” 這一系列活生生地發生在眼前的事情，讓吳敬璉對國民黨政權徹底絕望。他認為，母親的憲政理想是虛幻的、軟弱的，必須通過革命的方式才可能拯救苦難的中國。這時候的他，經常因病休學在家，便利用大量的空閒時間讀書，他從生活書店的《青年自學叢書》中，讀到了馬克思的《資本論》、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高爾基的以及《魯迅全集》和巴金的小說等等。這其中，最讓他著迷的是19世紀末的俄國哲學家、革命家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他的那本充滿了革命激情的小說《怎麼辦？ 》是第一本影響了青年吳敬璉世界觀的著作，書中的主角、年輕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拉赫美托夫更是成了他的偶像。正是在這樣的閱讀中，一位“科學迷”變成了拉赫美托夫式的左翼激進青年。

臥病在床的吳敬璉還真的為革命做過一些具體的工作。他的二姐夫關在漢原來是《新民報》記者，後來轉到美聯社，最後當了法新社駐南京辦事處主任。他在和談期間一直和中共代表團保持著密切聯繫。代表團撤退後，也利用外國通訊社記者的身份為共產黨做些工作。吳敬璉就跟他合作，他天天躺在床上秘密收聽延安廣播，然後由關在漢以外國通訊社的名義發表出去。有一次，陝北新華廣播電台用記錄速度廣播了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吳敬璉一字一句地把它記錄下來，複寫多份在熟人中傳播。 1947年年底，國民政府舉行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的選舉，陳銘德和鄧季惺兩人都決定出馬參選，他們的一些參加共產黨外圍組織“小民革”（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朋友，如張平江、譚惕吾等非常支持鼓勵。而在家庭內部，為了是否參選的事情，卻幾乎吵翻了天。吳敬璉和關在漢堅決反對，認為這是與反動勢力同流合污，鄧季惺“相信法治到了迷信的程度”。而國民黨的擁躉、鄧季惺的三弟鄧友德也表示反對，在他看來，鄧季惺進立法院就是要去跟國民黨作對。處在中間的陳鄧左右都不討好。這一景象幾乎就是當時民間立憲人士在中國的一個縮影，稍稍拉開一點，竟還可以看到30多年前梁啟超、鄧孝可等人的尷尬。 事實上，早在1946年9月，陳銘德就在《新民報》的重慶版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記述了中間者的困頓，他寫道：“時至今日，一切都是打的局面，種種都是亂的特徵，我們站在中間來辦報，談和平、談民主，來反對內戰內亂，當然是不識時務……我們雖然明知這條中間道路是一條左右不討好的道路，但為了明是非，辨真偽，為了代民立言起見，本報立場將始終如此做法。” 或許正是基於這樣的認知，陳鄧決意參選。陳銘德競選國大代表順利當選，鄧季惺競選立法委員則遭到抵制，她被國民黨剝奪了提名候選的資格。強硬的鄧季惺當即以自由人身份競選。她的選區在四川，國民黨以散發傳單、羈留投票人等辦法百般阻撓。鄧季惺則親下基層，四處演講拉票，《新民報》同仁更是不遺餘力，歷時三月，最終竟突出重圍，高票當選。在當時的600多名立法委員中，像鄧季惺這樣無黨無派者，幾乎絕見，她成了各黨紛紛拉攏的對象，鄧卻公開表示，暫不參加任何政黨組織，僅以報人身份參政。 獨立的鄧季惺在立法院果然不見容於各方。進入1948年之後，勝利的天平傾向了共產黨，國民黨軍隊在前線節節敗退，這時候，發生了“鄧季惺大鬧立法院”的事件。 6月17日，人民解放軍攻下開封，國民黨派出空軍悍然轟炸開封市區，導致無數平民傷亡。 6月24日，國防部長何應欽在立法院秘密會議上作中原戰局報告，多位河南籍立法委員涕淚控訴。鄧季惺聯絡30多名立委提出臨時動議，譴責對開封的轟炸，並要求嚴禁轟炸城市。第二天，南京《新民報》刊登了立委質詢和鄧季惺等臨時動議的詳細內容，一時，舉國嘩然。在當日的“立法院”院會上，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們紛紛以“洩露軍事機密”為由控訴鄧季惺，十多個人叫嚷說：“共產黨尾巴已經伸進立法院，一定要徹底追查，把潛伏在本院的奸類清除出去！” 等到鄧季惺上台發言的時候，台下仍然是叫囂和噓聲不絕，未等她開口，就有人大喊：“滾下去，滾下去。”鄧季惺一臉秋霜，毫無表情地站在台上，冷冷地觀望四周，靜待發言。接著就爆發了她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的一場互罵，此事波及全國，史稱“《新民報》洩密事件”。 這一事件之後，國民黨終於將《新民報》視為眼中之釘，非除之而後快。 7月9日，蔣介石親自寫下手令，宣布永久查封《新民報》南京版。接著有消息稱，當局已決定將鄧季惺逮捕並移交“特種刑事法庭”治罪。 10月，鄧季惺在友人黃苗子代購機票的幫助下，倉皇逃亡香港，兩個月後，完成了善後事宜的陳銘德也化名出走。 從此，這位以“改良立憲”為終身理想的大律師、絕代女報人被“逼上樑山”，與國民黨政權徹底決裂。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意味著改良主義思潮在中國的“死亡”。而這一切，顯然是她的兒子吳敬璉所願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