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部改良家族

“一棵植物，就其本身而論，是無足輕重的。它構成風景的一部分，因某一機緣而在這裡落地生根。朦朧的微光，沁涼的寒風，每一株花朵的閉合——這些並不是因，也不是果。” 德國思想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對植物的思考宛若對每一個人生的描述。人們對自己的出生、國家和時代別無選擇，一切因果，其實就是命運而已。生命之絢麗或平淡，在很大程度上竟取決於環境和性格的造就。生是別無選擇的，而命則可以被改變，這正是生命的精彩所在。 換而言之，在現代文明史上，如果脫離了時代和國家的背景，任何一個人的經歷都是蒼白而沒有意義的。 很多年後，回望吳敬璉那充滿了動盪和戲劇性的人生，也許要從這樣的一個場景開始。 1903年，大清帝國風雨飄搖的時刻，一艘海輪從上海港緩緩駛向遙遠的日本橫濱。早在9年前，爆發於中日之間的一場甲午海戰讓中國這個老大帝國蒙受兩千年來最大的恥辱，從此，“一戰而人皆醒矣”，舉國青年為強國雪恥尋求出路，有的呼喚革命，有的力主改良，而“渡洋學日”也成了當時最時尚的事情。就在這艘海輪上，兩位同樣來自四川的青年人相識了，一個是34歲的鄧孝可，全國最大火柴公司之一——重慶森昌火柴廠老闆鄧徽績的大公子，另一個叫吳玉章，是來自四川省榮縣的25歲農家子弟。

因鄉音親切，兩人成了話語投機的好朋友，他們相約到了橫濱後，就一起去拜訪正流亡在那裡的維新立憲派領袖梁啟超。不過，到了橫濱碼頭後，他們卻分道揚鑣了，鄧孝可投奔梁啟超，成為梁最信任的愛將之一；而農家子弟吳玉章則加入孫中山的同盟會，投身於推翻清帝國的民主革命事業中，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元老。鄧、吳都是熱血愛國青年，因階層身份迥異和理念不同而對改變國家前途有了不同的抉擇。 鄧家是四川奉節的一個鄉紳望族，鄧徽績早年在家鄉開採煤礦，遠銷到漢口一帶。 1889年，他遠渡日本經商，與人合辦了一家名叫森昌泰的火柴廠，兩年後，他把整個工廠搬到中國，在重慶建立森昌火柴廠，據《重慶開埠史》記載，這是長江中上游地區第一家近代民營工廠。到1894年，森昌與另一家聚昌火柴廠的工人人數達1200人，約佔全國火柴產業工人的1/3。1907年，森昌又募資開辦寶華煤礦公司，此時的鄧家已儼然是四川省的一個工商大戶。鄧徽績生有兩子，長子鄧孝可熱衷政治，自日本返國後就組織議政社團，呼籲改良，是四川立憲派的領袖之一。在1909年的“立憲運動”中，他當選為四川省諮議局（即當時的省議會）文牘部主事，還出任諮議局機關報《蜀報》的主筆。而次子鄧孝然則追隨父親，管理家業。

1903年，清政府頒布《鐵路簡明章程》，准許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建造鐵路幹線或支線，設立鐵路公司，從此拉開了民間資本投資鐵路的序幕，在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出現全民入資辦鐵路的熱潮，甚至出現了“娟優乞丐亦相率入股”的壯觀景象。四川紳商倡議修建川漢鐵路，鄧家積極入股，鄧孝然當選川漢鐵路公司的第一屆董事，鄧孝可則被選為法部主事。 時光流轉到1911年，清政府見鐵路投資獲利頗厚，便赫然轉變政策。該年5月，當時國內的第一大官商、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宣布將已經民營化的粵漢、川漢鐵路收回國營。在股權回收方式上，明顯欺凌民股，政府只還給民間股東六成現銀，另四成是無息股票，也就是說，投資人不但沒有任何的投資收益，還將承擔四成的損失風險。 “路權回收令”頒布後，各省商民群起反抗，最激烈者，便是四川民眾。川民組織保路同志會，宣誓“拼死破約保路”，參加者數以十萬計。鄧孝可與羅綸、蒲殿俊等人一起當選保路同志會的董事，他一改之前的溫和改良立場，在《蜀報》上撰文《賣國郵傳部！賣國盛宣懷！ 》，十分激烈地寫道：“既奪我路，又奪我款，又不為我造路。天乎！此而欲川人忍受，除吾川一萬萬人死盡，婦孺盡絕，雞犬無存或可耳！否則胡能忍者。有生物以來無此情，有世界以來無此理，有日月以來無此黑暗，有人類以來無此野蠻，而今乃有盛宣懷如此橫蠻以迫壓我四川之人。”據記載，當時川人“得報展讀，涕泗橫流，且閱且哭”。

保路事態迅速惡化。 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蒲殿俊、羅綸、鄧孝可等10人，槍殺數百請願群眾，下令解散保路同志會。被激怒的四川民眾揭竿而起，爆發了“同志軍”武裝起義，圍攻成都。清廷緊急抽調湖北新軍馳援四川，導致武漢空虛，10月10日，在同盟會的策動下，數百新軍發動起義，星火頓時燎原。這便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統治的辛亥革命。督辦湖北和四川鐵路國有事宜的清大臣端方在資州被起事的新軍殺死，策動者之一就是早已加入同盟會的吳玉章。 後來史家公認，鐵路國有化政策以及因此引發的“保路運動”，是清王朝滅亡的直接原因，提出此議的官商盛宣懷被《清史稿》定為“誤國首惡”。 吳敬璉是鄧孝然的外孫，是這個改良世家的血脈延續。

民國建立後，保路有功的鄧孝可出任四川新政府的鹽政部部長，他著力推行改革，提出“就場徵稅”、酌減稅率和自由販運等政策，被認為是近代鹽務管理早期現代化之第一人。他還追隨導師梁啟超籌備組建民主黨，繼續推動中國的“立憲運動”。然而，隨著袁世凱復辟等事件的發生，立憲改良思潮被人民拋棄，暴力革命漸成主流，鄧孝可和梁啟超相繼在中國政壇上被邊緣化。鄧孝可後來輾轉南北，失意消沉，在北京、杭州和上海等地當起了寂寞的“寓公”。 1931年爆發“九·一八事變”時，他異常憤慨，要家人臂纏黑布，上寫白字：“誓雪國恥！不自由，毋寧死！” 隨著鄧孝可在政治上的失勢，鄧家的工商事業也日漸沒落。 1918年前後，森昌火柴廠破產，鄧孝然先後又創辦過織布廠、造紙廠，但都失利。他還當過成都中國銀行的行長。後來，他北上去了東三省，在那裡開墾農場，還投機旗產，簡直算得上是“屢敗屢戰”，樂此不疲。晚年，他與兄長鄧孝可都舉家遷居北京，做起了養蜜蜂的生意。一開始盈利不錯，但很快大家一窩蜂地養蜜蜂，供給一多，價格就跌了下來。吳敬璉回憶，鄧孝然後來成了鄧家子女常開玩笑的對象，鄧孝可的孩子每到小伯家作客，就被逼著喝蜂蜜水，喝多就煩了，便開玩笑說，如果蜂蜜能夠做鞋油就好了。 1933年前後，鄧孝然鬱鬱而終。

鄧孝然生有十子，長女鄧友蘭，後更名鄧季惺，就是吳敬璉的母親。 鄧季惺（1907~1996年）自幼接受現代教育，先在私塾讀書，14歲考入重慶省立第二女子師範，該校教員中有惲代英、蕭楚女、張聞天等人，他們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元老。讀書期間，鄧季惺還與幾位相好的女同學結拜成了金蘭姐妹，其中兩位後來成了共產黨的領導幹部。 1923年，鄧季惺和同學吳淑英結伴離家到江南，先是進讀南京的暨南大學附中女生部，一年後，考入上海的中國公學大學預科。在這期間，她結識了吳淑英的弟弟吳念椿（1908~1931年），他是一個長相清瘦文弱的江南世家子弟。太平天國戰亂時，吳家遷至重慶，他的父親曾開辦江合煤炭公司。吳念椿此時是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學生。兩位花樣少年迅速陷入熱戀，吳念椿因為愛慕鄧友蘭，改名吳竹似，寓意“與蘭為友，似竹高潔”。一年多後的1925年年底，兩人結為伉儷。

1926年年底，吳竹似大學畢業，先是到重慶受聘於四川軍閥、有“四川王”之稱的劉湘所創辦的《大中華日報》，任編輯職。不久，鄧季惺也隨吳竹似回到重慶，她經吳玉章（當時擔任“左派”國民黨的蓮花池市黨部負責人）介紹去巴縣女中任訓育員。上任那一天，正是1927年3月31日，四川軍閥發動了對共產黨人的“三·三一”大屠殺，巴縣一時浸泡在血泊之中。鄧季惺親歷血腥場面，在晚年的回憶文章中，她寫道：“我目睹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的慘狀，心裡雖憎恨軍閥的殘暴，但同時也動搖起來，害怕革命的流血鬥爭。心想我既然沒有決死的心，也不跟反動派同流合污，那麼，不必要參加革命組織，只孤立地終身服務於社會，爭取社會合理、男女平等，也就算相當正義的了。”在她看來，“治民一眾，不知法不可”，“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議；無法議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鄧季惺的這些改良主義思想與伯父鄧孝可一脈相承，她後來投身法律界和傳媒業，正是對此的實踐。

後來，吳、鄧兩人後又到了南京，吳竹似進了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 1929年，他與同事陳銘德相約離職辦報，在劉湘的襄助下，9月9日，一份名叫《新民報》的報紙誕生了。這個報名有雙重來由，一是1905年創刊的同盟會機關報《民報》，正是在這份報紙的發刊詞中，孫中山提出了影響深遠的“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二是梁啟超於1902年創辦的《新民叢報》，在此報的創刊號上，梁啟超以“中國之新民”為筆名，發表了膾炙人口的長篇政論文《新民說》，強調“新民為今日第一急務”，提出“中國改革維新，必自新民始”，中國之新民“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皆有一種獨立精神”和“國民獨具之特質”，其內容包括國民的權利、義務、自由、平等紀律及公德、私德等公民意識。 《新民說》一文被認為是現代中國公民意識的覺醒之作。吳竹似和陳銘德的《新民報》混雜了革命與改良的雙重基因，從一開始就呈現出中間獨立的姿態。

就在《新民報》創刊4個月後，1930年1月24日，吳敬璉出生了。這是吳鄧婚姻的第三個結晶，之前鄧季惺已育有兩女。這時，吳竹似的身體突然垮了，他患上了當時被視為不治之症的肺結核病。為了療病，全家遷到北平靜養求醫，吳竹似住進白塔寺的中和醫院（1949年以後改名人民醫院），鄧季惺則插班進北平朝陽大學讀書——此校正是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她選了法律專業。 1931年7月，吳竹似去世。時年，鄧季惺24歲，膝下三子，長女吳敬瑗5歲，次女吳敬瑜3歲，幼子吳敬璉1歲半。 正是在這淒風苦雨中，陳銘德（1897~1989年）戀上鄧季惺。 1933年1月，陳鄧在北平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禮堂結婚，前來道賀的來賓均拿到一張粉紅色的卡片，上有這對新婚夫婦的署名協議，內容是約法三章：一，婚後鄧季惺將繼續姓鄧；二，她的三個孩子將繼續姓吳；三，婚後實行分別財產製。這三條約定，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可以算得上是驚世駭俗。陳鄧恩愛一世，此後攜手共度56載春秋，而鄧季惺從來被叫做“鄧先生”，而非“陳太太”。

1933年6月，法律學士鄧季惺畢業，從留存至今的畢業照上可見，這真是一位美麗、智慧、堅忍的中國現代女性。晚年的吳敬璉說，對他一生影響最大的人，就是母親鄧季惺。從相貌上看，他繼承了母親東方式的鵝蛋臉型輪廓和精緻細薄的嘴唇。 鄧季惺精力旺盛，辦事井井有條，面面俱到，是一位罕見的行政幹才，而她對女性獨立和法治建設更是有著空前的熱情。大學畢業後，鄧季惺就攜子女回到了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先是在司法行政部工作了兩年，然後辭職掛牌當起了專職律師。當時的《新民報》報館設在南京的鬧市區新街口，一層和二層為編輯部，鄧季惺的律師事務所就在第三層，迎梯而上就是六個大大的黑體字——“鄧季惺大律師”。在這裡，她還和李德全（馮玉祥的夫人，新中國第一任衛生部部長、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曹孟君（王崑崙的夫人）、倪裴君（賀耀祖夫人）等人組織“婦女文化促進會”，提出要進行“女權運動”的實驗。她們創辦了“南京市第一托兒所”，鄧季惺自告奮勇當所長。她還在《新民報》上開辦了《新婦女周刊》，發表《婦女運動的時代性》、《婦女運動與家庭》等大量文章。很快，她成了南京城里相當活躍、很有知名度的女性活動家。

1937年6月，在陳銘德的再三懇請下，鄧季惺正式加盟《新民報》，擔任掌管財務、發行、廣告和印刷業務的經理。很快，她以驚人的經營才幹讓這家中小型報館迅速壯大。在她的倡議下，7月，報館集資5萬元成立新民報股份公司，由之前的“同人辦報”轉變為公司化運營。 7月7日，北京發生“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新民報》隨國民政府內遷到重慶。由於鄧家有極深的四川淵源，加上鄧季惺長袖善舞，報紙事業蒸蒸日上，報社數次公募增資，重慶及成都比較著名的工商企業和銀行幾乎都參與投資。 1941年，《新民報》增出晚報，1943年，在成都推出日報和晚報，到抗戰後期，兩地《新民報》最高日發行量達10萬份，與《大公報》一時瑜亮，並列為後方中國影響力最大的民營報紙。報社內英才雲集，如當時中國優秀的時政評論家趙超構，散文家張友鸞、張慧劍，及暢銷小說家張恨水、知名度極高的女記者浦熙修等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戰勝利結束。當月，鄧季惺就飛赴南京，緊接著轉抵上海和北平，籌辦復刊事宜。越年開春後，《新民報》在三地相繼發刊，至此，報系擁有五社八報，成為現代中國最大的民營報業集團，達到事業空前的巔峰。鄧季惺統領報館經營，如魚得水，成了中國百年報業史上無出其右的“女強人”，報社同仁有詩曰“百劍相隨惟一盾（鄧）”，可見其在報界的地位與威望。 上海版創刊時，鄧季惺親任總經理，在發刊詞中，她讓編者寫上了這麼一段話——“我們願意忠於國，忠於民，但是堅決不效忠於任何政治集團。” 很多年後，她對心愛的兒子吳敬璉說：“這自是我一生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