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曾經說過，個人魅力型的領導者俱有超凡的能力，具有特別的天賦且喜歡應對挑戰，任正非就是其中一個，他讓人神秘難測，他涉獵面廣，熟讀毛選，言談邏輯嚴密、出口成章，演講極富煽動性。他在內刊發表的許多文章已經成為很多員工的必讀物，他有領導者的睿智又有孩童般的天真，他粗獷豪放又寬厚仁慈，他是華為無可爭議的精神教父。
偉大領袖毛澤東不僅威嚴，更有濃厚的人情味，他是和藹可親的長者，平易近人；他親切的微笑，溫暖人心。
他“培養”的“好戰士”，任正非也是一個很低調的人，基本上沒有跟媒體正面接觸過。想見任正非的人很多，但是能見到他的人寥寥可數，這不免讓他產生了很多神秘感，他不喜歡張揚，他沉浸在自己營造的世界中，從自己的實踐中獲得精神滿足，而不在意外界社會的任何褒揚或詆毀，某種程度上，任正非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個最高精神境界。但是任正非畢竟是人，不是神。在他神秘的背後，發生著很多充滿了人情味的故事。
因為是行伍出身，任正非雷厲風行，執行力非常強，這是華為能發展到今天的重要保證。任正非具有強大的人格魅力，對人才非常愛護，因此，華為能夠聚集大批精英，為華為的迅猛發展提供了人才保證。在經營企業的過程中，任正非採取了異常靈活、開放的態度，對西方先進的技術、管理模式積極汲取、借鑒，使得華為的技術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展，華為的管理水平躍居中國企業的前列。
同時，任正非又是性情中人，情商很高，在剛毅的外表下，其實深藏著一顆敏感而柔弱的心，對於為華為的發展付出重大犧牲的華為同仁，任正非充滿了感激，講述到動情處，任正非甚至會潸然淚下。對於社會底層、對於弱者，任正非非常容易同情，並勇於幫扶。
任正非，不修邊幅，像個老工人，挽著袖子，講起話來大大咧咧。見他第一面，感覺他像一個大老粗，雷厲風行的軍人本色，批評起人來總是火辣辣的，絲毫不留情面。再見他第二面，又猶如一個寬厚仁慈的長者，充滿著睿智，有時又天真得像個孩子。
任正非的強勢和強悍，人人皆知。任正非的脾氣很壞，在華為他是人們見過的最為暴躁的人，多位曾在其手下工作過的人都有過被罵的經歷。曾與任正非共事的李玉琢在其《我與商業領袖的衝突和合作》中這樣紀錄到：“任正非的脾氣很壞，是我見過的最為暴躁的人。我常看到一些幹部被他罵得狗血噴頭（高級幹部尤甚）。有一天晚上，他陪一位電信局局長吃飯吃到9點。在回來的路上我問他回公司還是回家，他說回公司，有乾部正在準備第二天的匯報提綱（第二天李鵬要到華為視察）。我陪他一起回了公司。到了會議室，他拿起幾個副總裁準備的稿子，看了沒兩行，'啪'地一聲扔到地上：'你們都寫了些什麼玩意！'於是罵了起來，後來把鞋脫下來，光著腳，像怪獸一樣在地上走來走去，邊走邊罵，足足罵了半個小時。”
以前李一男，地位僅次於任正非，一旦做錯什麼事，就會被罵個狗血噴頭，甚至還會挨腳踹。在一次工作會議上，任正非對他的財務總監說：“你最近長進很大，從特別差變成比較差了。”
任正非批評人更是直言不諱，不留情面。一次，在公司高層會議上，他指著常務副總裁鄭寶用說：“鄭寶用，一個人能頂10000個。”然後又指著另一位副總裁說：“你，1O000個才能頂一個。”還有一次，他對財務總監說：“你最近進步很大，從很差進步到比較差了”。
但在私下跟兒子通電話的時候，任正非的聲音會極其罕見的“溫柔至極”。
任正非是軍人出身，經常和員工講毛澤東、鄧小平，談論三大戰役、抗美援朝，而且講得群情激奮；他經常滿臉鬍子碴兒，甚至在非常奢華的五星級酒店吃自助餐的時候，也依舊是一幅狼吞虎咽的樣子；他一般不太理人、說起話來又滔滔不絕，時不時會說出出人意料的見解。
任正非的偏執也是出了名的，不過偶爾的時候，他也會拐下彎。 2005年11月份，某財經雜誌作了一期有關華為國際化的封面報導。其封面用了一張從國際圖片社買的照片，照片中的任正非臉上溝壑縱橫，雙眼飽含憂患。任看後很不高興，他不願意讓自己的形像出現在媒體上，尤其是在雜誌的封面上。後來任身邊的人說這張照片拍得不錯，他又轉怒為喜。過了幾個月，華為新聞中心打去電話，說要封面上那張照片。
任正非秉性耿直，說話很衝，曾讓很多人下不了台。 1997年，他到北京出差，想順路“見一下大企業的領導”。見誰呢？聯想柳傳志是一位。有人同時還推薦了曾經為中關村標誌之一的四通段永基。任正非說了一句讓人大吃一驚的話：“敗軍之將，不見也罷！”天津有位副市長訪問華為時曾向任正非討教：“為了幫助企業發展，你認為政府應該做些什麼？”任正非的回答也讓在座的人大吃一驚：“政府對企業最大的幫助就是什麼也不要做，只要將城市的路修好，公園和道路旁邊的花草種好，這就是對企業最大的幫助！”
有時候，他的強勢也會帶來一些出乎意料的結果。 2008年8月中旬，華為在中國電信CDMA網絡招標中報出6.9億元的低價，大大低於其他對手如阿朗（140億元）、中興通訊（70多億元），這種自殺式報價讓其他競爭者目瞪口呆。據說，6.9億元超低報價並非任正非本人所願，而是在重壓之下，具體執行過程中“動作變形”所致。直到最終報價前，其並不了解具體報價，以至“被媒體曝光後，任正非大怒”。
万科董事長王石稱，任正非“對工作環境的營造是相當有品味的”。 1996年1月，華為旗下的一個子公司總部辦公室搬遷到深意大樓，學建築出身的任正非幾乎每天都會到正在裝修的深意大廈轉轉，甚至連廁所該放哪裡，總裁辦公室該用那間，都一一過問。以至於之前的安排常常被任正非當場否定，搞得裝修人員不知道該聽誰的。
這是你所知道的任正非？沒錯。
將任正非從神一樣的雲端上請下來，只是為了證明一個真理：人無聖人，偉大的領導者也都是凡人，其領導力也是一步步成長起來的，卓越如任正非者，亦然如斯，更何況，任正非的局限之處並沒有妨礙自身優秀特質的強大彰顯。
1987年創辦華為時，任正非已經43歲；1994年之前，華為有時連開工資都有困難；1992年，在研製C＆C08機的動員大會上，任正非站在5樓會議室的窗邊對全體幹部說：“這次研發如果失敗了，我只有從樓上跳下去，你們還可以另謀出路。”言語間充滿了悲壯。
到了2005年，在世界電信運營商前50強中，華為名列第22位；2007年，華為超越北電，進入全球通訊設備製造前五強；2008年，預計華為銷售額將達到230億美元，同比增長近44%，這一數字已接近愛立信。與此同時，華為還公佈，有72%的合同銷售額來自海外市場，成為名副其實的跨國公司，從而開創了中國公司以“自有品牌”衝擊海外市場的最快紀錄。在華為的巨大壓力下，愛立信總裁思文凱也很沒有靜氣和定力地公開批評華為的增長方式。
其實，任正非對此早有認識。早在2008年5月31日，任正非就在公司內部表示，“我們處在一個電子產品過剩的時代，而且會持續過剩，過剩的商品決不會再賣高價。以光傳輸產品為例，七八年降價了二十倍，市場經濟的過剩就像絞殺戰一樣。絞殺戰是什麼呢，就如擰毛巾，只要擰出水來，就說明還有競爭空間，毛巾擰斷了企業也完了。只有毛巾擰乾了，毛巾還不斷，這才是最佳狀態。”
在給華為EMT（核心管理層）及部分產品線高管的一封郵件中，任正非轉發了美國《財富》發表的一篇名為《思科準備過冬》的短文，並鄭重地對此文寫下按語：“思科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當然我不是在激勵人們，而是在警示人們，他們比我們更感知市場競爭的艱難與殘酷。思科比我們聰明，他們對未來的困難，早一些採取了措施，而我們比較麻木而已。”
其實相對於大多數企業的表現，任正非一點都不麻木。
任正非脾氣暴躁在華為是出了名的，親朋好友和華為高層都曾被他罵得很兇。但對於普通員工，他卻是和藹可親的長者，對他們反映的問題很關心。一次在電梯間，華為幾個年輕的科級幹部開始抱怨公司為什麼不在基地設一個財務系統，害得他們老為出差報銷的事奔波，累得喘不過氣來。電梯到7層——總裁辦公室所在地，一個挽著袖子的“老工人”從電梯角落裡不發一言地閃了出來。大家頓時傻眼了，面面相覷，“完了”。但是就在十幾天以後，員工們發現，盼望的基地財務系統建立了。員工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溫暖，“任總最關心人”，“任總處理事情最公正”，“任總最講義氣”……
1998年，任正非在公司內部的一次會議上半開玩笑地說，以前一直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在部隊裡很難得到晉升，朱建萍(當時華的宣傳部部長)就直言不諱地說：“怪不得你在部隊裡得不到提拔，像你這樣壞的脾氣肯定很難與領導處好關係。華為人之所以可以容忍你火暴的脾氣，只是因為你是老闆而已。”誰知任正非不但沒生氣，反而一臉苦笑。
一位華為員工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當時他還只是一名普通員工，有一次，出差回來在機場看見任正非，當時任正非也剛出差回來。他本想當做沒看見就算了，可是任正非卻走過來和他熱情地打招呼，還問他家住在哪兒，還先把他送回家然後自己才回家。事後，他非常感動。
曾任華為副總裁的胡紅衛深有體會地說，任正非待人好是發自內心的真心期望別人好。每年都有好多有志青年離開華為，自立門戶。任正非對離開的人從不設卡，而是以積極的態度支持他們，默默地祝福他們。
1999年張曉從華為辭職，創立深圳立言卓翻譯有限公司，第一張大單就是華為的。張建國創立的益華時代管理諮詢公司，長期為華為進行員工培訓。羅濤創立深圳華榮科技有限公司，承接華為的製造業務。 “沒有華為就沒有我們創業的成功”，這是很多離開華為、自主創業的人的肺腑之言。
任正非雖然脾氣暴躁，不苟言笑，但是在他的內心深處，有著細膩的情。他渴望真誠，心與心的情感交流，看似堅強，背後卻是柔情似水。 《北國之春》是任正非最喜歡聽的一首歌，每當聽到這首情歌時，他就會禁不住熱淚盈眶。
在《北國之春》中，任正非流露出了自己細膩的情感：
“當一個青年背井離鄉，遠離親人，去為事業奮鬥，唯有媽媽無時無刻不在關懷他，以至城裡不知季節已變換，在春天已經來臨時，還給他郵來棉衣禦嚴冬。而我再沒有媽媽會給我寄來折耳根(魚腥草)、山野菜和臘腸了，這一切只能長存於永恆的記憶。兒行千里母擔憂，天下父母都一樣，擔憂著兒女。我寫的《我的父親母親》一文，日本朋友也譯成了日文、英文讓員工傳閱，他們誤認為我是孝子。我是因為沒有盡到照顧父母的責任，精神才如此內疚與痛苦。我把全部精力獻給了工作，忘了父母的安危，實際上是一個不稱職的兒子。
“一個人離開家奮鬥是為了獲得美好的生活，愛情又是美好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愛情就像獨木橋一樣，人家過了，你就不能過。離家已經五年，在殘雪消融、溪流淙淙的時候，面對自橫的獨木橋，真不知別人是否已經過去，心愛的姑娘可安在。那種惆悵，那種失落，那種迷茫，成功了又能怎麼樣？
“棣棠叢叢，朝霧濛濛，靜靜的水車、小屋，與陣陣無憂無慮的兒歌聲相伴的是父兄的沉默寡言。我們多數人能去讀大學，都是父兄默默奉獻自己的結果。他們含辛茹苦、一點一點地勞動積攢，來供應遠在他鄉孤立無助的遊子，他們自身反而沒有文化。他們用自己堅硬的脊梁，為我們搭起了人生和事業的第一個台階。
“但願他們別太苦了自己了，愁時相對無言也沽兩杯薄酒。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他們，千萬不要嫌棄他們，千萬不要忘記報答他們。由此我想到，我們每一個人的成功，都來自親人的無私奉獻，我們生活、工作和事業的原動力，首先來自媽媽禦寒的冬衣，來自沉默寡言的父兄，故鄉的水車、小屋、獨木橋，還有曾經愛過你但已分別的姑娘……”
有一年年終，在公司7樓小會議室裡集體大合唱，任正非坐在前排。聽著員工們唱著雄壯的革命歌曲，不禁淚流滿面。有時候，任正非看到員工們表演、唱歌，甚至到深圳市民俗文化村參觀，都會勾起他對以往激情歲月的回顧，腦海中浮現出參軍的日子和創業前夕的掙扎歲月。
1997年2月12日，華為市場部秘書處主任楊琳在海南旅遊時因車禍遇難，華為副總裁張建國、朱建萍等人立即飛往海南處理善後事宜，上至任正非下至市場部門的同事都表現出沉痛心情，這是許多企業所做不到的。
任正非不勝悲痛，專門寫了一篇紀念文章。 1997年，任正非在《悼念楊琳》一文裡深情地寫道：“華為的光輝是由數千微小的瑩火蟲點燃的。瑩火蟲拼命發光的時候，並不考慮別人是否看清了他的臉，光是否是他發出的。沒有人的時候，他們仍在發光，保持了華為的光輝與品牌，默默無聞，毫不計較。他們在消耗自己的青春、健康和生命。華為是由無數無名英雄組成的，而且無數的無名英雄還要繼續湧入，他們已在創造歷史，華為的光輝歷史，我們永遠不要忘記他們。當我們產品复蓋全球時，我們要來紀念這些為華為的發展貢獻了青春與熱血的螢火蟲。”在文章中，他自述了楊琳在華為工作的幾年裡沒與她說過幾句話，沒與她談過一次心，是他最大的遺憾。
1998年，華為員工呂曉峰前往非洲的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開拓市場，在突尼斯遭遇了一場空難。不幸中的萬幸，他幸運地活下來了。任正非聽說後，抽空親自去醫院探望呂曉峰。聽說他的大衣被損壞了，親自陪著他上街去買新衣服。這讓他頓時熱血沸騰，後來登在《華為人》報上，很多人都被感動了。
關於任正非的個人感情，華為大多數老員工能給出的描述是曾離異，後有再婚，詳情不明。在華為老員工中流傳著一個小範圍的版本：個性率真的任正非曾在一次閒聊時感嘆生活無常，愛情不測，年輕時滿腔熱情，但感情失意，功成名就後，愛人已經遠去。
華為是一個以高技術為起點，著眼於大市場、大系統、大結構的高科技企業。以它的歷史使命，它需要所有的員工必需堅持合作，走集體奮鬥的道路。否則個人的聰明才智就會很難發揮，並有所成就，企業也難以獲得成就，甚至影響生存。因此，任正非要求員工要相互合作，避免單兵作戰，避免個人英雄主義，要在集體奮鬥中實現自己的價值。
此外，任正非也強調華為的領導要有溫情，與員工打成一片。在華為，領導請下屬吃飯在華為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也是從公司創業之始就流傳下來的傳統之一。創業時期任正非曾給所有的部門經理髮經費，讓經理請下屬吃飯，基本上每星期一次。這實際上是一種團隊溝通的模式，進而增強員工凝聚力。任正非專門為此說過：鐵軍的領袖要關心下屬，領導不請也得請。公司的大門對員工是完全敞開的。人來歡迎，人走歡送，如果再來還歡迎。在華為有許多二進公司或三進公司的老員工，足以見證華為的胸懷與魅力。
幽默是一種藝術，能帶給人輕鬆舒適的感覺。馬克·吐溫是風靡全球的幽默大師，他的作品詼諧幽默、談笑風生、嬉笑怒罵、諷刺鞭撻。馬克·吐溫曾在聖弗蘭西斯克《呼聲報))編輯部任職，六個月之後，突然被總編炒了魷魚。總編解釋說：“因為你太懶，而且一點也不中用。”馬克·吐溫笑著回答：“啊，你真蠢得可以了，你要用六個月時間，才曉得我太懶而不中用，而我是進來工作那天便知道你了。”
不了解任正非的人都認為，他脾氣粗暴，整天就會板著臉教訓人。其實跟他談起話來也是幽默風趣、平易近人的。
早期任正非經常對幾十個員工說，今天改善伙食，熬點豬尾巴湯啊！大家拽著豬尾巴吃得挺開心。每個新人進來後，大家請客吃的也都是這些，久而久之，也就愛上這口了。
任正非主張踏踏實實做事，反對不切實際的空想，對此，他幽默地說：“我們的戰略規劃辦，是研究公司3-5年的發展戰略，不是研究公司10年、20年之後的發展戰略，我不知道公司是否能夠活過20年，如果誰要能夠說出20年之後華為做什麼的話，我就可以論證：20年後人類將不吃糧食，改吃大糞。”
1996年，任正非聽取完生產計劃和銷售計劃工作匯報後，送給生產計劃主管和銷售計劃主管每人一雙工作靴。大家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不知老總這樣做有何用意。任正非笑著說：“以後，你們要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
1997年，華為在7樓食堂召開駐深員工的全體大會，說著說著，任正非突然冒出一句：華為的高層都長得醜，你看李一男，還有胡厚昆，長得多醜啊！你們站起來給大家看看。那兩位還真像模像樣地站起來讓大家瞧了瞧。 2000人的會場頓時氣氛輕鬆了下來，大家都開心地一笑，他自己也像個孩子似的笑了。
任正非經常說：“華為要鬆土、翻新，種子是我們自己種的，外部請來的專家、引進的流程就像投射進的陽光，如果我們離開這片田地，能從外面撿回來玉米，但也許最開始播下的種子就死了。”
對於華為融入國際化潮流，任正非曾經風趣地說過一句名言：“你到別人家做客，就不能摳腳丫子。”他強調華為人要重視實踐能力，不要一味讀死書，“茶壺裡煮餃子，倒不出來就不算餃子。”
在華為員工大會上，任正非提問：“2000年後華為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大家回答：不知道。任正非告訴大家：“是錢多得不知道如何花，你們家買房子的時候，客廳可以小一點、臥室可以小一點，但是陽台一定要大一點，還要買一個大耙子，天氣好的時候，別忘了經常在陽台上曬錢，否則你的錢就全發霉了。”
後來有人問任正非，當初為什麼要選擇通信領域，他只是笑著說：“那時我們很幼稚。”
有一次，天津一位副市長來訪問華為，看到華為蒸蒸日上的業績，他想向任正非討教，問道：“為了幫助企業發展，你認為政府應該做些什麼？”出人意料的是，任正非的回答驚動了在場的所有人：“政府對企業最大的幫助就是什麼也不要做，只要將城市的路修好，公園和道路旁邊的花草種好，這就是對企業最大的幫助。”如此不給領導面子，真讓人為他捏了把汗！
2001年，楊元慶來華為參觀時，楊元慶表示聯想要加大研發投入，做高科技的聯想，任正非以一位長者的口吻對他說：“開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要做好投入幾十個億，幾年不冒泡的準備。”
近幾年來，任正非頻頻出訪海外，他的英語水平在對話中不斷地“突飛猛進”，回國後偶爾會講一些西方式的幽默，逗大家樂一陣子。
任正非演講很受人歡迎，流利的口才、幽默的藝術，每次上台前人們都熱烈鼓掌。他總是說：“你們別鼓掌，再鼓掌我就走了。”
親情，是每個人都無法割捨的情感。親情就是親人之間的那種特殊的感情，不管對方怎樣也要愛對方，無論貧窮或富有，無論健康或疾病，甚至無論善惡。它有兩個特點：一是互相的，不是單方面的，母愛是親情，愛母也是親情；二是立體的，不是專指母女情，也不是專指父子情，如父子(父女)情，母子(母女)情，手足情(兄弟姐妹)，祖孫情(祖輩與孫輩)……
中國幸福學對親情的定義是：親情就是親人之間的感情，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感情，兄弟姐妹之間的感情這些都是親情。父母對子女的親情是愛其強，更愛其弱，一個斷了腿，又瞎又聾的孩子，父母愛他會更加倍，而愛情就不然矣，愛情乃愛其強，不愛其弱。父母對兒女愛護的時間太久，太久。從兒女呱呱落地，到長大成人，一直延伸到兒女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無不十指連心。親情的定義就是人們渴求為親人付出一些或全部所有的思想。
但親情對於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來說，又有另一種詮釋。海爾總裁張瑞敏說過：“企業家就是為了企業不要家”。
任正非不同於張瑞敏，他事業忙碌，但對家人始終牽掛，起草《華為公司基本法》時針對其中“愛祖國、愛人民是我們凝聚力的源泉”的表述加入：“愛公司、愛自己的親人”以做到實事求是。
任正非有一個溫馨的血親家庭，那裡有父母的關愛，有兄弟姐妹的無私幫助。憑藉這溫馨的家，在商場奮力拼搏之餘，他一顆疲憊的心找到了棲息的港灣。
任正非的女兒和妹妹在華為工作，都把名字改掉了。女兒名牌大學碩士畢業，其他幾位親戚都是本科以上，他們在華為沒有特權，口碑都非常好。他們處事低調，也不張揚。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任正非的影響。
任正非以自己的言傳身教，教育了自己的親人，做人要踏實，不張揚，依靠自己的努力發展自己。
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長我育我，顧我複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人世間最恆久的莫過於父母親情，最讓人刻骨銘心的莫過於父母親情。
傳統中國人有著強烈的家庭意識，孝悌是維繫傳統中國社會倫理的主線。雲：“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弟子入則孝，出則悌。”在中國，孩子就是父母生命的延續，父母對孩子奉獻了無私的愛。父慈子孝，羊有跪乳之恩，鴉有反哺之孝，溫暖的家庭為一顆沒有著落的心找到停泊的港灣。
任正非清晰地記得，當年“文革”的艱苦歲月總算熬到盡頭的時候，他的父親也終於等來了解放。 1984年，任父75歲才退休。在任正非創業初期，父母為了省錢，過著艱苦的生活。飽經滄桑，還沒來得及享福，父親就悄然離去。 1995年，父親在昆明街頭的小攤上買了包軟飲料，由於保鮮設備不好，老人抵抗力又差，喝後就腹瀉不止，最後全身衰竭而死。
父親的去世讓任正非感覺到了世界的黑暗。
2001年，任正非隨當時的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出國訪問，訪問剛剛結束就接到公司的電話，母親遭遇車禍的厄運傳來。他匆匆忙忙連夜趕到昆明，看著躺在病床上的母親，奄奄一息就等盼兒歸，他的心碎了。
雙親的相繼去世，給任正非留下了無限的遺憾。過去，經常不是忙就是出差，一次次錯過了陪父母的機會。父母盼星星，盼月亮，可就是不見兒子回來。可惜人生苦短，他們等不了那麼久了，相繼撒手人寰，從此讓沒有盡到孝道的任正非留下了終生遺憾。
父母的愛是最無私的，他們不會跟孩子計較什麼。母親經常打電話跟他嘮叨：“你又出差了”，“非非你的身體還不如我好呢”，“非非你的皺紋比媽媽還多呢”，“非非你走路還不如我呢，你這麼年紀輕輕就這麼多病”，“非非，糖尿病，參加宴會多了，壞得更快呢，你的心髒又不好”……這嘮叨的背後是多麼濃厚的親情啊！在母親臨死之前，還把一筆錢交給妹妹，說是等著給兒子急用。
由於沒有盡到兒女的孝道，對父母的離去，任正非內心感到十分愧疚。他寫下了這樣的話：“華為有了規模發展後，管理轉換的壓力十分巨大，我不僅照顧不了父母，而且連自己也照顧不了，我的身體也是那一段時間累垮的。我父母這時才轉去昆明我妹妹處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奮鬥就會有犧牲，華為的成功，使我失去r孝敬父母的機會與責任，也犧牲了自己的健康。
“回顧我自己已走過的歷史，捫心自問，我一生無愧于祖國、無愧于人民，無愧于事業與員工，無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對不起父母，沒條件時沒有照顧他們，有條件時也沒有照顧他們。
“爸爸媽媽，千聲萬聲呼喚你們，千聲萬聲喚不回。”
人世間最深的痛莫過於親人的離去，任正非經歷了雙親的逝去，痛苦萬分，他一把淚水一把辛酸寫下了《我的父親母親》，以祭奠雙親。
任正非的父母對其影響是巨大的，對此，他在《我的父親母親》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父母的不自私促使任正非忘我地工作，父母的謹小慎微使任正非也處處謹慎，父母對知識的渴求使任正非堅定知識就是力量的信仰，父母對事業的忠誠讓任正非理解了要奮鬥就會有犧牲。
在中國傳統的士大夫心目中，立功、立言、立德是他們的最大追求；血脈相承和名垂青史是他們最大的願望。因此，作家書以告子弟。毛澤東對子女的教育別出心裁。他把毛岸英、毛岸青送到莫斯科大學學習。毛岸英回國後，又把他送到農村下地勞動，他甚至還給自己兩個女兒改姓李。他教育孩子們要踏踏實實、自力更生、不斷進步。
作為毛澤東的“學生”，任正非的家教與毛澤東極為相似。
由於華為的工作千頭萬緒，任正沒有時間照顧孩子。他在兒子任平很小的時候，就讓鄭寶用來當任平的老師。多年之後，鄭寶用對那段經歷仍然記憶猶新：當時任平非常調皮，經常在外邊闖禍。因此，除了正面說服教育之外，鄭寶用甚至可以動用皮帶“說話”。
周圍大部分人都或明或暗地寵著他，為了任平的前途，1994年任正非把他送到中國科技大學，與科大少年班的學生一起讀書。
為什麼選擇科大而不是北大、清華，或者培養了包括鄭寶用、李一男在內大批華為高層的華中理工大學呢？這個謎底在1997年任正非會見來訪的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楊叔子的時候被揭開了。在談到中國大學的教育問題時，任正非拿科大與華中理工做了一個比較。他認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中國大學裡的學生都普遍缺乏“懸樑刺股”的吃苦精神。而只有在科大，不僅晚上各個教室燈火通明，還能夠經常看到佔不到座位的學生在路燈下讀書的情景。由此他感嘆道：“中國之大，只有科大能夠容得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任平到合肥讀書之後，任正非也沒有忽略對他的教育。任正非每年幾乎都會在走訪合肥辦事處的間隙來和老師交流，了解兒子學習和生活的情況，並要求所有老師嚴格要求任平。 1997年，任正非了解到任平經常藉用華為合肥辦事處的車輛，他當即給時任市場部副總裁的徐直軍以及合肥辦事處主任劉京青打電話。他還給人力資源部寫批示：“合肥辦主任某某，如果你以後再把辦事處的車借給任平，我就處分你，你在合肥不能給他任何好處。”
此外，任正非每年幾乎都會在走訪華為合肥辦事處的間隙去和科大少年班的老師交流，了解兒子的學習和生活情況，並要求所有老師都要像對待其他學生一樣嚴格要求任平。
2000年之後，任平去英國攻讀MBA，假期回來與朋友們聚會的時候，偶爾對父親的嚴格管教大倒苦水：和他一起在英國讀書的中國學生有很多都是有“家庭背景”的，生活上“揮金如土”，在賭場中一天就是數万英鎊的輸贏，很多人都成了當地賭場和銀行的VIP客戶，有專門的勞斯萊斯接送。他則顯得寒酸了許多，更像眾多寒門學子中的一員，沒有資格享受當地賭場和銀行的貴賓待遇和豪華轎車，甚至連國外的汽車保險都覺得貴得難以承受。
回國後任平在華為短期工作，後自己創辦企業，效仿父親走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