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礪者，磨難中得到砥礪也。磨難同時也是磨練，它在消耗大量體能、創傷創痛身體的同時，也鍛煉人的體魄，錘煉人的意志。從某種意義上講，磨礪是一種文化，磨難則是一種財富，少年磨礪和磨難尤為如此，而這種文化和財富的積累過程，總讓人回味。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幾筋骨，餓其體膚……”。它道出了一個真理，一個成功的人士，必定在其成長的時候經受過多次的苦難，得到了多次的磨礪。如：周文王被而演《周易》，孔子不得志而作《春秋》，屈原被逐放而作《離騷》、左丘明失明而作《國語》，孫臏受害而編《兵法》，韓非被囚而作《說憤》，蘇軾經歷“烏台詩案”的貶謫，留下萬古的詩篇《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這些成功人士所經歷的遭遇，非一般人能所忍受的，但他們憑藉著驚人的意志，排除萬難，最終名留史冊，供後人學習。因為磨礪，生命的光彩怦然而現；因為磨礪，人們更加成熟，成就了自我；因為磨礪，磨去了年少輕狂的棱角和愛衝動鋒芒。

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從小就經歷了戰爭與貧困的折磨。任氏兄妹7個，加上父母共9人，生活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維持。當時家裡每餐實行嚴格分飯制，以保證人人都能活下去。任正非上高中時，常常餓得心慌，也只能用米糠充飢。他家當時是兩三人合用一條被蓋，破舊被單下面舖的是稻草。他高中三年的理想只是吃一個白面饅頭！可以想見，任正非青少年時代是在怎樣的貧困中度過的。生活的艱辛以及心靈承受的磨難，成就了少年任正非隱忍與堅定的性格。他感慨：“我能真正理解活下去這句話的含義！” 任正非能夠成為一個行業的巨頭，與他小時候經受的苦難和磨礪有著極大的關係。 任正非，一個叱吒全球的人物，他是哪里人居然不為人知，這不是很奇怪嗎？如果不是他的《我的父親母親》，這一切還都是謎。任正非在文中說，他的老家是貴州浦江，但沒有具體說是浦江哪裡。浦江那麼大，究竟哪裡才是他的老家呢？

一些有心人決心揭開這個謎底，到浦江去尋訪。但是尋訪了一天，依然沒找到答案。正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與一位老鄉交談的時候，意外得知任正非的老家是浦江縣黃宅鎮治平片任店自然村。據說，為查證任正非的老家的詳址，浦江有關部門用了兩年時間。 這些人馬不停蹄立即趕往任店村。在那裡，他們遇到了任正非的堂哥任希平。通過交談得知，浦江姓任的人不多，是祖上從東陽遷移過來的，姓任的在浦江主要分佈任店等5處。浦江有關部門曾到他家了解任正非的情況，但任正非出生於貴州安順鎮寧縣，從小就不在浦江，任正非的父親1944年離開老家後，就一直沒有回來過，也沒把他們在貴州的情況告訴老家人，他們自然不知道任正非的父親就是任摩遜，於是回答不知道有這個人。後來，有關部門又一次來調查時，說到任正非的父親是任摩遜，屬狗的，在貴州工作了很長時間。這時，他妻子才想起以前伯母（任摩遜的元配夫人，一直在浦江生活）經常說起伯伯是屬狗的。

原來，由於戰爭逼近，任摩遜就職的兵工廠後來遷到了貴州桐梓。在貴州，他和任正非的母親程遠昭成了家。任摩遜比程遠昭大17歲，當時結婚時任摩遜34歲，程遠昭17歲。兩人育有二子五女，任正非是老大。目前，任正非和弟弟任樹錄分別任“華為”的總裁和總監，任正非還有兩個妹妹也在“華為”工作。 任希平說，任正非的父親叫任摩遜，出生於浦江，但一生中大多數時間在貴州從事教育工作。 據任氏宗譜記載，任正非的父親字摩遜，1910年11月16日出生，1934年畢業於北平民大經濟系，1934年至1935年在浙江定海水產職業學校任教，1937年至1944年在412工廠（兵器廠）會計處任會計，由於他在北平民大求學時參加了共產黨，在日偽勾結反共時期被嚴加追捕。

1944年，任摩遜送家眷回鄉定居，但國民黨特務隨即跟踪而至，結果誤捉了他人。第二天，他裝病托村里人用皮龍（類似於轎子）抬到鄭家塢火車站，就此悄然離鄉，直至1995年5月才攜妻回過浦江。當年6月，仙逝於貴州。 至今還在世，今年97歲的任店村人任成紐當時就是抬皮龍的人之一。 任希平說，他們的祖父任三和是醃火腿的大師傅，在當時的浦江遠近聞名，家境也很不錯。任希平一家現在住的是一個四合院，院子裡的門窗都雕了花。任希平說，前幾年用松樹做的門、窗、“馬腿”等都被白蟻蛀光了，現在剩下的只有杉樹的雕花門窗了。為了雕這些花，據說他們請花匠做了整整三年。 據任店村人說，任正非父親在浦江娶過兩個老婆，最早的一個是分娩時去世的。和第二個老婆吳氏結婚後，生下一子一女，任正非同父異母的哥哥已於上世紀90年代去世，還有一個嫂子在浦江。

早年，有一位和任摩遜一起在貴州工作的浦江人到任店探親時，說起過任摩遜。當時，浦江老家還派人去貴州找任摩遜。任摩遜一直每個月寄10元生活費給老家的元配夫人，直至文化大革命他被關進牛棚。 1995年，任正非陪父母到浦江時，逛了浦江縣城，在塔山公園拍了照片作留念，但沒有回任店老家。對此，浦江任店老家人估計，任正非父親不回老家，自有他的難處。任正非到浦江僅此一趟，那回陪父親回浦江，是為了卻老人家的一大心願。至於任店，任正非一趟也沒去過，任正非的兩個妹妹任淑紅和任正黎也多次到老家探親過。她們認為，任正非在任時基本上沒時間去老家的，可能要等到退休以後了。 至此，任正非的籍貫及家庭情況才水落石出，祖籍是貴州東陽，後遷徙到浦江縣黃宅鎮任店村。任正非出生及長大的地方是貴州安順鎮寧縣。任正非的祖父任三和，是浦江遠近聞名的醃火腿的大師傅。父親任摩遜大學畢業，共產黨員，曾在貴州某兵工廠會計處任會計，後從事教育工作。母親程遠昭，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師。任正非兄弟姐妹7人，他是老大。

任正非的家族並非文化世家，爺爺任三和是做金華火腿的鄉間廚師，他的子女們除了任正非的父親任摩遜外都沒有讀過書。任摩遜1910年出生，由於執著要求才獲准讀了書，也是家中唯一一個讀過大學的文化人。 1931年任摩遜進入北平民大經濟係就讀，在求學期間正值日本入侵東北，救亡運動高漲，和很多熱血青年一起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由於父母相繼病逝，1934年任摩遜差一年沒有讀完大學，回到老家後曾在職業學校任教。 抗日戰爭時期，任摩遜在同鄉的介紹下到位於廣州的42廠任會計，這是一家生產防毒面具的兵工廠。他身在兵工廠卻認同共產黨的觀點，積極宣傳抗日，組織讀書會，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後來讀書會中有相當多的人解放後成為高級幹部。由於戰爭，工廠經廣西輾轉遷到貴州桐梓。 1944年任摩遜送家眷回鄉定居，避開特務追捕後悄然回到貴州，自此長期在異鄉生活，直到1995年才回到闊別半世紀的家鄉觀光，不久去世。

在貴州，任摩遜和任正非的母親程遠昭結了婚，育有二子五女，任正非是老大。 1944年，任正非出生於貴州安順地區鎮寧縣山區。這裡屬於喀斯特石灰岩地形，風景優美，著名的黃果樹大瀑布就坐落在那裡，然而經濟非常落後。 任摩遜沒有與共產黨地下組織建立聯繫，但政治立場上一直站在共產黨一邊。貴州解放後他加入土改工作隊進入貴州少數民族山區，冒著冷槍開展工作，後又參與籌建學校，擔任了多年的專科學校校長。在此期間，他不計較升降得失，拼命工作，完全把學校當成了自己的家。工夫不負有心人，學校的教學質量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升學率達到了90%多。他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中去，一干就是幾十年，培養出了不少優秀幹部，而他自己依舊地位卑微，但是他從來不計較什麼。

任摩遜非常愛好讀書，喜歡獨立思考，稍有空閒就給孩子們講一些科學家和文化名人的故事，並鼓勵孩子們努力學習，將來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材。 雖然任摩遜較早參加進步活動，但因為自己的非無產階級出身和在國民黨兵工廠幹過並不受信任，歷次政治運動中都要接受改造，反復交代思想問題，直到1958年才被批准入黨。 任正非的母親是中畢業後，做了一名很普通的鄉村教師，除按時完成教學任務外，還堅持自學，最後被評為中學高級教師。她的學生中有不少是省、地級幹部和優秀專家，他們對任母的教學責任心印象深刻。 任母一生陪伴丈夫在貧困山區從事教育事業。夫妻倆謹言慎行，埋頭忘我工作，以至於無暇顧及孩子。 任正非的父母是處於當時社會底層的學校教員，無法給予孩子財富和事業上的幫助。他們留給孩子的是對知識的熱愛，以及為人父母的舐犢之情。

很多人天真爛漫的少年時光無憂無慮，充滿稚氣，充滿美好的幻想，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然而，任正非的少年時代卻是灰色的。 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知識分子都是“臭老九”，不僅工資收入微薄，而且受人鄙視，與現代社會知識分子的待遇大相徑庭。任正非兄妹七個，加上父母共九人，全家靠父母微薄的工資生活，毫無其他來源，父母還要給老家的家眷寄生活費。那時候全國經濟困難，糧食嚴重短缺，那一點點存糧連全家人填飽肚子都不夠。貧困的景象連後來來抄家的造反派都目瞪口呆。 任家當時2-3人合用一條被蓋，破舊的被單下面舖的是稻草。本來生活就十分困難，但是兒女一天天在長大，衣服一天天在變短，而且孩子們都要讀書，開支很大，每個學期每人交2-3元學費，到開學交費的時候，父母就發愁。經常要到處向人借錢來維持，而且常常藉不到，因為別人也一樣困難。但他們始終秉持“自己再苦也要孩子有書念”的思想，想方設法籌集學費讓孩子們上學。

就在這樣艱難困苦的情況下，任正非讀完了小學初中。按理說，初中畢業在當時已經是知識分子了，可以有一個很好的出路了，而他又是家裡的老大，早點工作也能減輕家裡的負擔。但是，父母都是很明智的人，他們不但讓任正非上高中，還要供他上大學。 貴州地處高原，經濟欠發達，尤其山區俗稱“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分銀”。 “大躍進”運動開始後由於農村大辦公共食堂，高徵購，使得糧食極其緊張。 1960年貴州已出現嚴重的飢荒現象，省委卻向上匯報：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佔總數80%，被譽為“紅旗省”，要求全國學貴州“一律照此辦理”。 1961年，貴州這個大辦食堂的紅旗省不得不實行包產到戶，城鄉面貌才得以緩解。 但是，任正非上高中的時候，又趕上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國家實行嚴格的配給制，一切憑票，最少的時候一年每人只發0.5米布票，幾斤糧票，兄妹七人哪能夠用！因此，直到高中畢業，任正非都沒有穿過襯衣，即使炎熱的夏天也只能穿著冬天時的厚外套。而且，因為缺少食物，飢餓和死亡時刻威脅著人們。任正非天天飢腸轆轆，哪裡有心思讀書啊！因此，高二時他補考了。 母親意識到缺衣少食對孩子的影響，因此臨近高考的後三個月，母親經常早上悄悄塞給任正非一個小小的玉米餅，因此他才能安心複習功課，考上大學。任正非後來感慨地說：“如果不是這樣，也許我也創辦不了華為這樣的公司，社會上可能會多一名養豬能手，或街邊多一名能工巧匠而已。這個小小的玉米餅，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我無以報答他們。” 困境讓人變得現實，高中三年，任正非最大的理想就是吃上一個完整的白面饅頭。最終幫助他實現這個夢想的是畢業前夕一個家境不錯的同學的請客，那次他拿到了2/3個白面饅頭。那大半個饅頭他吃了整整兩天，每頓飯都吃上一口，然後再裝進口袋。 任正非快高考了，有時在家複習功課，餓得實在支撐不住了，就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著吃，被父親碰上幾次，他們心疼了。那時家裡窮得連一個可以上鎖的櫃子都沒有，糧食用瓦罐裝著，但他決不隨便去抓一把，否則弟弟妹妹們都要挨餓。 任正非考上大學那年，需要自帶被褥，這可難倒了父母。後來母親想了一個主意，那時正趕上學生畢業，母親就撿回畢業學生丟棄的破被單縫縫補補，洗乾淨做好，讓他帶上才得以度過了五年的大學生活。在此期間，母親還一次送給他兩件襯衣，他深知這來之不易，激動得熱淚盈眶。 可以說少年時期的任正非並沒有鴻鵠之志，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個白面饅頭。餓得多了，方法也多了，上山採一些紅刺果（就是綠化用的那種），把蕨菜根磨成漿，青杠子磨成粉當做食物。有時候妹妹採幾顆蓖麻籽炒一下當花生吃，一吃就拉肚子。後來又在山上荒地種了一些南瓜，以及將美人蕉的根煮熟了吃…… 父親有時外出參加會議，還有機會適當改善一下；而母親卻負擔沉重，除了自己的工作，還要生活、煮飯、洗衣、修煤灶，還要教育七個孩子……什麼都乾，消耗這麼大，自己卻從來不多吃一口。 為生存所迫，全家人想方設法尋找食物，種南瓜，採野果，煮菜根，實行嚴格的分餐製，同舟共濟度過難關。任正非認為正是父母的無私才保證了所有子女能夠生存下來。 這段忍飢挨餓的人生經歷使任正非養成了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的好習慣，擺脫了奢侈和招搖，養成了樸實無華的心態。他說：“我的不自私是從父母身上學到的。華為這麼成功，與我不自私有一點關係。” 告別了懵懂無知、飢寒交迫的少年時代，撲面而來的就是火熱激情的青年時代了。 青年時代是美好的，是人生中的黃金季節。青春，又是那麼動人的字眼，多少人因為它而努力拼搏，最終功成名就；又有多少人因為它瘋狂虛耗，到頭來一事無成。 是碌碌無為，虛度韶華？還是踏踏實實，拼搏奮鬥？這取決於自己。是成為笑傲天穹的精靈，還是成為陸地上平庸的小丑，一切的一切還是由自己決定。光陰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趲少年。光陰何其短暫！光陰何其寶貴！當人們還沒省悟過來之時，時間老人早已蹣跚地走過了一個又一個人生巷口。倘若不抓緊時間，奮鬥進取，拼搏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那麼我們將會是一個既可悲又可憐的人。因為我們的人生畫卷是如此的空白，如此的缺乏光彩。本來應該由我們塗抹的畫卷，卻因為虛度光陰而被白白地棄用。 鑄劍師十年磨一劍，為的就是“劍快至倚天”的境界。削髮如泥者，利也。漫長的十年，在鑄劍師眼裡是那樣短暫，因為他早已將歲月忽略，遺忘，在自我構築的碉堡中精心研究鑄劍。可以這樣說，他沒有浪費光陰，他可以自豪地說，“為了一劍活十年，我無怨無悔！” 人生在世，不外“奮鬥”二字。作為一個頂天立地的人，要無怨無悔地走完自己的人生歷程。若干年後，當步入暮年，我們可以對自己說，“我的青春沒有虛度，我的人生終於有所成就，我高興，我自豪。”這是一個理想的結果，事實上許多人到老的時候，往往感到很失落，很無奈。青春無悔對他們來說只能是個謊言。中年無所建樹，讓他們後悔莫及。凡世沒有後悔藥，一錯過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人生之悔莫過於此。 雷鋒說：“青春呵！永遠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屬於這些永遠力爭上游的人，永遠忘我勞動的人，永遠謙虛的人。” 告別了滿懷期望的父母親，告別了荒涼蕭瑟的小村子，告別了透風漏雨的老房子，告別了吃糠咽菜的苦日子，任正非踏上了對美好未來不懈求索的道路，前方的路是怎樣的呢？ 青春是人生的花季，活力充沛，激情盎然，年輕就是資本。青年人朝氣蓬勃、奮發努力，正是大有作為的好時候。然而，任正非沒想到，剛步入青年時代，就遇到了史無前例的大運動。 19歲那年，任正非沒有辜負父母的期望，考上了重慶建築工程學院。他想，現在終於可以如飢似渴地飽覽群書，一展宏圖了。然而或許是生不逢時，也或許是蒼天捉弄，平靜的生活隱退了。隨之而來的是“文革”的“天下動亂”，任正非及家人都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 運動一開始，各地都以“三家村”為模式找靶子。那時一些會寫文章、有獨立的政治思想的黨的領導幹部，被指責為與當地潮流不合拍的“靶子”。教育界首先遭遇“文革”的災難，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運動中，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有歷史問題的人……都在劫難逃。全國上下都運動起來，“抓革命促生產”。各地大揪“走資派”，無情地批鬥，全國籠罩在“恐怖”之中。 父親雖然較早參加革命，但由於其出身問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要接受無數次審查。父親一生謹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從不亂發言，而是埋頭做學問，因此，平安度過了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傾”及1964年“四清運動”。但沒有小難，必有大難。父親在早期革命隊伍中算是有文化的，有教學經驗，是領導幹部，符合“靶子”標準。他最早被揪出來，關進了“牛棚”。父親的同事、原學校的書記黃宣乾是老革命，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殺了。 被當做“靶子”的父親受盡了殘酷的折磨。那時弟弟妹妹們年紀小，在父母身邊，他們直接感受了各種屈辱和打擊。他們經常趴在食堂外面的玻璃窗邊上，看著父親挨批鬥，嚇得渾身發抖。站在高高的台子上，父親頭戴高帽，滿臉塗黑，雙手反捆，還被人拳打腳踢，甚至被踢倒在地……有時，和幾百個“走資派”掛著黑牌，被裝在卡車上游街。 任正非當時在外地上大學，對家中的情況不太了解。關於家裡的情況，是同班同學從父親學校出來串連的學生中了解到再轉告給他的。在大串連中，任正非收集了許多傳單，寄給母親。記得當時傳單上有這樣一段領導講話：“幹部要實事求是，不是的不要亂承認，事情總會搞清的。”母親把這段話藏在飯里送給父親，後來父親說，這張條子救了他的命，他才沒有自殺。至於父親為什麼沒有自殺，母親後來說，他是為了家裡的七個孩子。他一死，就成了自絕於人民的“罪人”，在當時的嚴酷環境下，孩子們背上這個沉重的政治包袱，一輩子該如何生存。為了無辜的孩子們，父親忍受百般折磨，最終沒有選擇自殺。 當時，任正非在大學裡正如飢似渴地讀書長知識，外面是什麼情況他沒有工夫理會，因此沒有直接感受到家庭的不幸遭遇，母親來信從來不會跟他講。她只是說：“要相信運動，跟黨走，要劃清界線，爭取自己的前途……黨的政策是歷史問題看現實，出身問題看本人，你不要受什麼影響。” 1967年重慶武鬥激烈時，任正非扒火車回家。因為沒有票，在火車上挨了上海造反隊的打，補票也不行，硬是把他推下火車；也挨了車站人員的打，回家還不敢直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下車，而是在前一站青太坡下車，步行十幾里地回去。半夜回到家，父母見他回來了，怕人知道，受牽連，影響孩子的前途，來不及心疼，就讓他走。父親脫下他的一雙舊皮鞋交給兒子，第二天一大早就打發任正非走了。臨走時，父親說了幾句話：“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你要學，不要隨大流。”“以後有能力要幫助弟弟妹妹。” “文革”中，任正非家裡的經濟狀況比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更困難。中央“文革”小組為了從經濟上打垮“走資派”，下發文件控制他們的生活費，人均標準生活費不得高於15元。各級造反派層層加碼，真正到手的平均才10元左右。 由於父親的問題，全家都要跟著“背黑鍋”，受盡了旁人的白眼和侮辱。由於父親遭批鬥，弟弟妹妹們的入學資格一次又一次地被取消，無法接受高等教育，任正非也無法加入紅衛兵，更不能入黨。他回憶說，雖然也參加了紅衛兵運動，但始終不是紅衛兵，因為父親受審的影響，哪一派也不批准他參加。 任正非後來回憶這段心酸的歷史說，“我當年穿走父親的皮鞋，沒念及父親那時是做苦工的，泥里水裡，冰冷潮濕，他更需要鞋子。現在回憶起來，感覺自己太自私。” 正是父親的激勵，給正處在轉折點上的兒子指明了方向，猶如一盞明燈，照亮了未來的路。一顆浮躁的心最終找到了歸宿——“知識就是力量”。 據任正非回憶，回到重慶，已經是“槍林彈雨”的環境。但是，他硬是不為所動，把電子計算機、數字技術、自動控制等課程自學完。家人也開玩笑說，沒什麼用的東西也這麼努力學，真是很佩服、感動。他還結交了西安交大的一些老師，那些老師經常給他一些油印的書看。另外，他還把樊映川的《高等數學習題集》從頭到尾做了兩遍，學習了邏輯、哲學，還自學了三門外語，當時已達到可以閱讀大學課本的程度。任正非知識淵博，見解獨到，在他的講話中旁徵博引，一針見血，可以略見一斑。 在那個年代，要想保持獨立的人格，擁有自己的追求，缺乏恆久的定力是很難做到的。然而，任正非卻做到了。在“槍林彈雨”的“文革”歲月，任正非“兩耳不聞窗外事”，他有著自己獨立的追求，並為此默默地努力著。 任正非曾說，“'文革'對國家是一場災難，但對我們是一次人生的洗禮，使我政治上成熟起來了，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書呆子。”經歷了“文革”的人生磨難、家庭蒙辱，任正非逐漸成長起來了。 任正非對那些改變了人類命運的科學家們的崇拜和敬仰，也是在那個時候形成的。這種崇敬和對知識的追求也最終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任正非青年時代就十分崇拜貝爾實驗室，仰慕之心甚至超越愛情。他對貝爾實驗室的歷史瞭如指掌：“貝爾實驗室對人類做出了偉大貢獻，這裡產生過七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1997年訪美參觀貝爾實驗室時，他破例在此合影留念。 在“激情燃燒的歲月”裡，很多人都為一時流行的東西去奔波。但是好景不長，這段歲月轉瞬即逝，美好的幻想破滅了，而人已不再年輕。最關鍵的時候錯過了，想挽救已無回天之力了。 在人人都想成名、抓住媒體乘機火一把的今天，全社會瀰漫著浮躁情緒，他的這種定力直到現在仍不減。這才是難能可貴的崇高境界。 在六七十年代，大學畢業生那可是真正的天之驕子，國家還統一安排工作，到哪都是備受歡迎的人。哪像現在，大學生遍地，碩士生滿街，剛畢業就失業，為了一份工作擠得頭破血流。 任正非既是幸運的又是不幸的。幸運的是大學畢業成為一名天之驕子，不幸的是“文革”方興未艾，看不清前方的路。 按學制任正非本該1967年大學畢業，然後分配工作。由於“文革”造成的混亂，到1968年6月67屆大學畢業生才開始進行分配。這次分配堅持面向基層的方針，畢業生一般都必須先去當普通農民和普通工人。但任正非畢業之後就直接應徵入伍，成了當時受人羨慕的解放軍戰士。 一首《咱當兵的人》唱出了二十世紀六七十時代人的追求。綠軍裝、綠軍帽，保家衛國，“做英雄好兒女”，在那時是很值得自豪的事情。 當時的中國主流價值由工人、農民和軍人所主導，對於受過大學教育的任正非來說，選擇從軍是最現實的選擇。而且經歷了“文革”中那些稀奇古怪的事，目睹了父母親大半生因沒有通過思想檢查而錯失發展機會，任正非得出了一個基本經驗，那就是“一個人再有本事也得通過所在社會的主流價值認同，才能有機會”。 想法雖好，但任正非也有一些小小的擔心，參軍需要政審，也就是說政治面貌一定要合格，否則一切免談。父親曾經給國民黨做過事，還因此受過批鬥，就憑這一條，參軍的希望就不大。 說來也是出於僥倖，任正非父親的問題沒有作出明確結論，當時整個中國已經有千千萬萬幹部被打倒，任正非就顯得不孤立了。任正非的好學給他加了不少分，部隊需要技術兵，任正非得以穿上了軍裝，成為基建工程兵部隊的一員。直到1982年以副團級幹部身份轉業，他在軍隊裡度過了人生最好的14個年頭。 軍隊是個大熔爐，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不管是仍在軍界發展還是轉業的，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出了很大的成就。曾經有人統計過，中國最早的經濟特區深圳，成功的企業家中轉業軍人比重佔了絕大多數，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蹟！ 任正非當時並沒有意識到成為一名軍人會給自己以後的人生帶來那麼大的影響，他的想法其實很簡單：鍛煉自己。 任正非所屬的部隊為基建工程兵部隊，它成立於1966年，是解放軍的一個新兵種，負責擔負國家基本建設重點工程和國防施工任務。周恩來總理勉勵他們“勞武結合，能工能戰，以工為主”。這支部隊後來發展到10個軍級單位，總人數近50萬人，成為國家基建戰線上的一支突擊隊。 入伍不久，任正非所在部隊奉調參加一項代號為011的軍事工程，這是六十年代國家在西南地區進行三線備戰建設的重點工程之一，建設戰略大後方的軍用飛機和航空發動機製造廠。工程就位於任正非的家鄉貴州安順地區，這使他非常興奮，雖然因為忙於施工不能隨時回家。 對於20多歲的年輕人來說，激情是永不枯竭的，這段艱苦的國防施工記憶使得任正非的內心充滿了英雄主義的悲壯情懷，雖然並不是現實的廝殺，但同樣是金戈鐵馬，攻城拔寨，這使他日後不自覺地將創業的艱辛與戰爭等同起來，以謳歌將士的方式稱讚華為市場部的員工們：“沒有他們含辛茹苦的艱難奮戰，沒有他們的'一把炒麵，一把雪'，沒有他們在雲南的大山里、在西北的荒漠裡、在大興安嶺風雪裡的艱苦奮鬥；沒有他們遠離家人在祖國各地，在歐洲、非洲的艱苦奮鬥；沒有他們在燈紅酒綠的大城市，面對花花世界而埋頭苦心鑽研，出污泥而不染，就不會有今天的華為。吃水不忘挖井人，我們永遠不要忘記他們。” 機會總是給有準備的人。因為沒有荒廢自己，在動盪中堅持刻苦學習，任正非在部隊中迅速表現出了良好的科技素養，有多項技術發明創造，兩次填補國家空白，得到了領導和戰友的一致認可。部隊在艱苦的環境裡開展工程建設，陸續完成了包括總裝廠、飛機洞庫、試驗場地在內的幾十個建設項目，這些項目分佈在貴州至安順公路兩側的山溝裡，綿延400多公里。 1970年011自行研製生產的第一架飛機試飛成功，中國航空工業增添了新的成員，逐步發展成為今天的貴州航空工業集團。任正非以他的智慧和汗水，為國家建設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這段經歷也為任正非以後創立華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軍隊給予了任正非很多，可以說，任正非的性格特徵與這段軍旅生涯密切相關。在部隊裡，任正非養成了寵辱不驚的心態。他在部隊時努力工作，有很多技術創新和發明，只是因為父親的“政治原因”，使得他多年與應的表彰無緣，也不被批准入黨。即使是他所領導的戰士們每年都大批立功受獎，他這個領導者也從未受到過嘉獎。對此，任正非說，“我習慣了不得獎的平靜生活，這也培養了我今天不爭榮譽的心理素質。” 客觀地說，任正非也並非一次獎勵也沒得過，那就是安慰性的“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除了文化知識的學習之外，任正非也非常注重政治學習，他把馬克思的《資本論》等著作熟讀多遍，而研讀最深的還是“文革”時四卷本的《毛澤東選集》。 在華為，任正非雷厲風行的作風，說話直來直去，脾氣暴躁、不留情面；華為的軍事作風和唱軍歌的傳統，無不打著軍隊的烙印。 改革開放後，在新政策的呼喚下，飽受飢餓和貧窮的中國人開始想盡快“填飽肚子”，趕快發家致富。於是，告別貧窮、走向富強，成為那時全中國人的夙願。 改革開放“春雷轟隆一響”，整個中國沸騰了。政策給予每個人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於是人人都行動起來了。 20世紀80年代是“下海”的時代，各行各業的人紛紛“下海”，抓緊在“第一時間”撈到“一條大魚”；80年代是淘金的時代，各行各業的人都爭取想在最快的時間內淘到“第一桶黃金”。 80年代是“冒險”的時代，是“冒險家的樂園”。 “下海”的“下海”，“淘金”的“淘金”，遠離貧窮，趕快發家致富成為最大的動力。許多人膽子大，敢去做，抓到了“大魚”，淘到了“黃金”，錢袋鼓起來了；更有很多人“葬身大海”、“賠兵又折將”。 這就是80年代，“財富至上”的80年代！整個社會的空氣中都飄著一股“海鮮”的味道，“知識無用”，只有賺大錢才是根本。在這樣的氛圍中，淡泊名利、寧靜致遠，自然就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聖賢”的事了。 粉碎“四人幫”以後，任正非兩次填補過國家空白，又有技術發明創造，合乎時代需要，“標兵”、“功臣”……獎勵雪片似的向他飛來，但是他還是熱不起來，許多獎品都是別人代領回來的，又分給了大家。 家庭的熏陶，對知識的渴望，讓任正非不為所動，孤獨地追求著他的與時代“格格不入”的夢。他嚮往貝爾實驗室的卓越，欽佩愛因斯坦的智慧，羨慕IBM公司的先進……“I HAVE A DREAM”，他孤獨地奮鬥而且執著地追求著。 靠激情維持的歲月是不能長久的。隨著時光無情地流逝，“文革”那段歷史被送進了“博物館”。 1976年10月，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思想開始解放。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順利召開，改革開放“春雷轟隆響”，“文革”一去不復返了。隨後撥亂反正，糾正假錯案，中國發展進入了新軌道。 此時，任正非剛過而立之年。三十歲風華正茂，正是大有作為的“黃金時代”。許多卓有成就的人都是在三十多歲時開始成功的。生活得到了保障，他逐漸開始在一系列活動中嶄露頭角。在新時期，他意氣風發，積極準備做出一番成績。 但接下來發生的事讓他始料未及。 “文革”中，任正非與立功受獎的機會無緣，“在我領導的集體中，戰士們的三等功、二等功、集體二等功，幾乎每年都大批湧出，而唯獨我這個領導者，從未受過嘉獎。”粉碎“四人幫”以後，生活翻了個個兒。當時，中央軍委提出要重視高科技的作用。他兩次填補過國家空白，又有技術發明創造，合乎時代需要，一下子“標兵”、“功臣”……部隊與地方的獎勵排山倒海似的壓過來，他一下子成了獎勵“暴發戶”。 父親的冤案終於得以平反，任正非也入了黨。一次，部隊首長在談話中說，“任正非是自己人”，於是部隊派人到地方了解他父親的情況，結果是沒什麼特殊情況。地方得知部隊派人下來了，不敢怠慢，於是父親就被平反了。他在《我的父親母親》中提到：“在兵種黨委的直接關懷下，部隊未等我父親平反，就直接去為查清我父親的歷史進行外調，否定了一些不實之詞，並把他們的調查結論，寄給我父親所在的地方組織，我終於入了黨。” 更大的榮譽接連而至。 1978年3月，任正非出席全國科學大會，那年他33歲。 6000人的代表中，35歲以下的僅有150多人，而且他還是軍隊代表中少有的非黨內人士。後來，他又作為代表出席了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父親把他與黨中央領導合影的照片，配了一個大大的鏡框，掛在家裡，全家引以為豪。 在羅瑞卿同志逝世前三個月，任正非還有機會聆聽了他為全國科學大會軍隊代表發表的講話，說未來十幾年是一個難得的和平時期，要抓緊全力投入經濟建設。那時他還年輕，缺少政治頭腦，並不明白其中含意。過了兩三年大裁軍，整個兵種全部被裁掉了，他才理解了什麼叫預見性的領導。 經歷了“文革”的磨難，總算苦盡甘來了。但是好景不長，危機又向任正非襲來。 “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時代的主題已不再是“戰爭和革命”，而是“和平與發展”。這一宣言開了中國大規模裁減軍隊的先河，任正非不得不面對這一殘酷的現實。 裁軍給任正非和他的家人帶來的茫然是可想而知的。他已經習慣了多年的軍隊生活，雖然物質簡樸但不用操心自己的生存問題，離開軍隊實在是依依不捨。由於任正非本人是部隊裡的技術骨幹，部隊非常希望留住他，準備分配他去一個軍事科研基地。按慣例，任正非事前被安排帶全家到基地參觀，並且參觀後允許選擇去留。 任正非多年兩地分居，這次重新安置倒意外地是全家團圓的一次機會。他把兩個孩子都帶到基地，小兒子還不懂事，看到周圍的山區覺得很新奇很好玩，到處亂跑，可是稍大一點的女兒卻說了一句：爸爸，這地方好荒涼啊。 聽到女兒的話，任正非頓時心情複雜：從軍多年，沒給孩子多少父愛，實在不希望再對不起孩子；另一方面，離開軍隊又依依不捨，割捨不了十幾年的生活方式。終於，親情的選擇在心裡佔了上風。也許，任正非離開軍隊還有其他一些原因，但女兒的一句話無疑給了他很大的衝擊，於是他毅然決然地放棄了這次安置，決定轉業。 1982年，38歲的任正非從軍隊轉業到深圳，在當時深圳最好的企業之一——南油集團工作。 深圳，曾經是一座只有六條彎曲街道的邊陲小鎮，人口不足3萬，清一色的低矮平房和茅草房，最高的樓不過六層，周邊是一片荒坡野嶺。但是它臨近香港，一河之隔就是已實現經濟騰飛的東方之珠。 1979年4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對廣東省領導人說：“還是辦經濟特區好，過去陝甘寧就是特區。中央沒錢，你們自己去搞，爭取殺出一條血路來。”於是便有了南海邊的“那個圈”，小鎮深圳被列為我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成為全國乃至全世界矚目的焦點。 深圳迅速崛起，沉睡的山丘被推平、荒溝被填平，來自全國各地的建設者在這里平地建起了一座現代化的花園式城市，一畝畝良田、一個個漁村迅速變為高樓大廈，國貿大廈建設工程中三天一層樓的速度被概括為“深圳速度”，迅速震撼全國。 “深圳速度”引發了中國社會的一場觀念革命，“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成為中國改革發展大潮中的最強音。一時間，全國的人都在談論充滿生機的深圳，談論那裡遍地黃金的傳說。 轉入地方後，任正非才發現，軍隊裡那種淳樸的作風與現實情況簡單是天壤之別，商品經濟大潮中唯利是圖、陰謀算計的伎倆，讓他一時難以適應，更無駕馭它的能力。如此一來，他淳厚朴實、耿直的秉性也就免不了栽跟頭。由於看不慣一些部門領導得過且過的行為，他豪情滿懷地給老總立“軍令狀”，要求將旗下的一個公司交給他管理。然而熱情換來的只是冷漠，他的要求沒有獲得批准。瞬間，他的心變得瓦涼瓦涼的。 老總為了安慰任正非，讓他到下面的一家電子公司任副總經理。正是在那裡，四十多歲的任正非遭遇了人生的第一個“冬天”。 由於習慣了部隊慷慨與坦誠的環境，對一些商業陷阱毫無防備，任正非做一筆生意被別人騙了，200多萬貨款收不回來。 80年代末，200萬元人民幣不是一筆小數目（按當時貨幣的實際購買力不亞於2009年的1個億），當年內地城市月工資平均不到100元。 在這種情況下，任正非在令人羨慕的大國企南油集團待不下去了。此時的任正非下有一兒一女要撫養，上有退休的老父老母要贍養，還要兼顧6個弟弟妹妹的生活，正值所謂“上有老下有小”、青春不在、未來尚長的中年之際。想必那時的任正非對人生的坎坷無比傷感。 之後，任正非開一個電子公司，但是結果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美好，收益不大，只能在生存線上徘徊。 這一系列的不順直接導致了任正非的家庭出現了不和諧的音符。他的夫人是四川某省長女兒，在任正非轉業的時候就已經是南油集團的高層了，而任正非混得很一般。任正非比較愛家，自己轉到深圳後，也把家人都接來深圳住。父母和弟妹們的到來，讓家庭矛盾與工作矛盾開始有了糾葛。這段原本圓滿的婚姻不得不以解體告終。任正非曾感嘆過生活無常，愛情難測，年輕時滿腔熱情但感情失意，功成名就後愛人已經遠去。 當兵出身的人最大優點是敢於打硬仗，啃硬骨頭，吃苦耐勞；但缺點也是明顯的，如不適應商品經濟，領導與服從意識濃，抑制個性發展等。為了支援特區建設，當時國務院、中央軍委曾調基建工程兵兩萬人到深圳執行基建任務，次年他們被集體轉業改編為地方國有建築企業。脫下軍裝的建設者們面對市場經濟中的如林強手和不規則競爭，由於思想意識跟不上、服務意識差、不熟悉環境，一度幾乎無飯可吃。 來到這座新興城市的任正非似乎也沒有完全適應過來，面對花團錦簇的外部世界他的雄心被本能地激發出來，但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途徑。 一個曾經豪情滿懷、自信堅強的人混成這樣，這種打擊落在一般人的身上，估計早就一蹶不振了。但是，任正非不是一般人，他沒有時間去感傷，家庭的責任、事業的急迫，令任正非走上了一條下海幹實事的道路。就這樣，處於中年危機之中的任正非被逼無奈開始創業，華為誕生了。就這樣，深圳少了一個國企幹部，中國多了一個高科技企業的“教父”。 這幾年，挫折成了任正非的伙伴，隨影而行、揮之不去。到了“山窮水盡”、無路可走的情況下，最後的“撒手鐧”也許就是冒險，“賭一把”了。正是無處可以就業，所以他才被迫重新走上通信行業這一塊屬於自己的優勢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