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七、政治生涯再次跌入低谷

1975年10月，整頓形成全方位的發展態勢。鄧小平進行整頓，本來是按照毛澤東說的“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文藝要調整”等指示辦的，有些領域的整頓，如文藝調整，還是在毛澤東的親自批示下啟動的。但是，整頓的深入，不能不觸及到“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和政策，逐漸發展到對這些錯誤進行系統的糾正。這種發展趨勢，既遭到“四人幫”的猖狂反對，也為毛澤東所不能容忍。這種深刻的矛盾終於在1975年11月爆發了。 1975年全面整頓的成效是明顯的。整頓開始後，一些地區武鬥逐步減少，大部分地區社會秩序趨於穩定，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迅速轉向回升。這一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4504億元，比上年增長11.9％，實現了周恩來力爭在1975年基本改變長期依靠租用外輪的被動局面的夙願。

整頓的成效和形勢的好轉，使廣大干部群眾進一步看到了希望。當年9月20日，患癌症已到晚期的周恩來在手術前對鄧小平說：“你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強得多。”整頓進一步促進了人們思想的覺醒。對“文化大革命”抱懷疑態度的人們，不約而同地把國家命運與自己肩負的責任聯繫起來。 整頓中，不僅出現了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教師李春光的大字報、詩人郭小川的萬言書，還在8月出現了來自四川雅安地區一位“小人物”的《獻國策》。 這份《獻國策》出自一位叫李天德的知識分子。李天德1956年考入重慶大學，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農村勞動期間，又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骨幹”，被捕入獄，判處五年徒刑。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再次受到衝擊，1967年被以“反革命”罪判處六年徒刑。 1975年5月，他用22頁方格稿紙寫下《獻國策》一文，表述自己“擔負國家之重任”的想法。 8月，他賣去蚊帳、箱子和鋁鍋，湊足路費前往北京。到京後，他給中共中央、朱德委員長各寄出一份《獻國策》，又闖新華門想見鄧小平面呈《獻國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現行反革命罪逮捕。

就在這時，在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中也出現了具有相當衝擊力的上書。這是由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惠憲鈞、柳一安和黨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呂方正四人聯名寫給毛澤東的兩封信，信的內容都是反映遲群在清華大學的問題。 這兩封信，都是經鄧小平轉給毛澤東的。劉冰等人為什麼要給毛主席寫信呢？因為，當時清華大學的負責人遲群和謝靜宜乾了不少壞事情。這兩個人是作為解放軍某部軍宣隊的負責人進駐清華大學的。他們做了一些工作，也乾了不少壞事。特別是在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充當江青的特使奔走四方。他們還掌握“梁效”班子，大寫黑文，影響惡劣。遲群原是解放軍某部宣傳科副科長，謝靜宜是個機要員，小人得志，十分猖狂。遲群自以為有功於“四人幫”，在四屆人大上不當副總理，也要當教育部長。沒想到四屆人大繼續由周恩來組閣，鄧小平負責主持日常工作。遲群野心落空，於是牢騷滿腹，消極怠工，酗酒胡鬧，影響極壞。但因為這個軍宣隊是毛澤東親自派出的，別人也不敢奈何他。

劉冰是個老幹部，實在看不下去了，為了對黨的事業負責，就同另外兩個人一道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反映遲群和謝靜宜的問題。信是經過鄧小平轉送給毛澤東的。黨員有向黨的上級組織和任何領導人反映問題的權利，向毛澤東反映問題，也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可是，卻引起了毛澤東的誤解，作了不符合實際的批示。 毛澤東批示的大意是，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的狀，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清華大學黨委擴大會議於11月12日擴大到1700多人，學習、討論毛澤東的指示。 18日，清華大學召開全校大會，揭發批判劉冰和周榮鑫等人“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會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相繼貼出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公開點名批判劉冰和周榮鑫。

從此，形勢急轉直下，整頓走向低潮。 11月，“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由清華、北大逐步推向全國，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至此中斷。 1975年的整頓是以悲劇性的結局而告終的。從11月開始，沒有幾個月時間，鄧小平就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受到批判。走在整頓前列的萬里、張愛萍、胡耀邦、周榮鑫，也被說成是鄧小平的“四大金剛”、“黑干將”，成為“四人幫”在各單位“上掛下聯”、進行批判的重點人物。各部門、各地區貫徹整頓精神的大批領導幹部被關押揪鬥，有的被撤職降薪，有的被開除黨籍。僅七機部在1976年4月，在北京的廠、所以上單位領導班子就被改組了80％。 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是“四人幫”、毛遠新及其親信密切配合、加緊活動的階段。 9月27日，毛遠新向毛澤東作了一次重要匯報。毛遠新說：“對文化大革命，有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兇一些。對文化革命怎麼看？成績是七還是錯誤是七，有分歧。劉少奇還要不要批了？”“現在不大提了，一講就是三項指示為綱，我不同意。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是綱。”講三項指示，“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搞上去了”。他表示：“擔心中央，出現反复。”

10月中旬，當毛澤東把鄧小平轉呈的劉冰等人的信給毛遠新看時，毛遠新當即為遲群辯護，理由是遲群“在執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線上是比較堅決的，十個指頭七個還是好的”。沒隔幾天，清華大學人事處負責人就在遲群指使下，於10月25日給毛澤東寫信，狀告周榮鑫“千方百計地要否定科教組幾年來的工作”，“已在全國特別是教育戰線產生了很壞的影響”，還想把遲群“從政治上搞臭，組織上搞倒，把他從教育部門領導班子中趕出去”。也在10月，王洪文與上海市革委會負責人和文化部劉慶棠等人密談說：“要密切注意清華、北大動向，那裡有大事。”要“振奮精神，準備鬥爭”。同月，王洪文還授意上海市民兵指揮部炮製了一個將人武部、民兵指揮部、人防辦公室、復員退伍軍人辦公室“四合併”的方案。

11月2日，毛遠新又向毛澤東匯報。他說：今年以來，在省里工作感覺到一股風，主要是對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怎麼看？主流，支流，十個指頭，三七還是倒三七，肯定還是否定。劉少奇的路線還需不需要繼續批，似乎不大提了。工業現在主要強調加強企業管理、規章制度，但工交戰線主要矛盾是什麼？擔心弄不好又回到文化革命以前。似乎主要矛盾是不敢抓生產，所以唯生產力論也不能批判了。農業、財貿戰線也有類似問題。教育革命主流、成績是什麼？主席關於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現在還對不對？朝陽農學院的路子對不對？工人階級永遠佔領上層建築領域對不對？文藝革命，主流、支流是什麼？文化革命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條戰線的修正主義路線，還應不應該堅持下去？文化革命以來的一些社會主義新生事物還應不應該熱情支持？強調要選有經驗的、敢管的、不怕被打倒的人擔負重要工作，提法是否全面？主席講的三條還講不講，第一條就是搞馬列還是搞修正主義，還應不應強調？他還說：“一些同志到一起總是議論文化大革命的陰暗面，發牢騷，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場災難似的”；“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不提文化革命以來一些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比如教育革命、文藝革命、老中青三結合。今年以來，沒有聽他講過怎樣學習理論，怎樣批《水滸》，怎樣批修正主義”。

當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情況時，毛澤東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並說：“文化大革命是乾什麼的？是階級鬥爭嘛。”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都在麼？小生產的影響，貪污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劉、林等反黨集團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他說鄧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毛澤東的這些話，清楚地表明了他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根本原因。 從總體上看，導致1975年鄧小平在政治上“翻車”的原因，既不在於劉冰等人寫了一封反映問題的信，也不在於鄧小平沒有戒急用忍，根本的原因在於1975年的歷史環境。

1975年，持續九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經使黨內的“左”傾錯誤發展到極端，中國社會看不到光明的前景和希望。鄧小平進行整頓，是想改弦易轍，把黨和國家的工作轉入經濟建設軌道。而這樣的努力，根本無法在1975年的歷史環境中進行下去。仍在黨內佔據主導地位的“左”傾錯誤、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的影響，以“四人幫”為代表的極“左”勢力的存在……具有這些時代特徵的歷史環境，將鄧小平領導的整頓壓縮到有限的範圍之內，整頓很難最終扭轉局面，取得成功。在這種歷史環境中，試圖通過整頓，把黨和國家工作轉入經濟建設軌道的努力，是注定要以悲劇的形式中斷的。 當然，在這一悲劇性結局形成的過程中，在毛澤東逐漸對鄧小平失去信任時，他對鄧小平這位得力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在處理上還是留有餘地的。一開始，他並不想立即批判鄧小平，而是採取幫助的態度。 11月2日，他指示毛遠新：找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到我這裡談一下，你當面講，不要吞吞吐吐，開門見山，把意見全講出來。毛澤東想讓鄧小平接受毛遠新的意見，作個自我批評。他不想讓跟鄧小平冰炭不容的“四人幫”插手此事，不安排他們參加政治局會議，並叮囑毛遠新不要把政治局內部正在發生的事情告訴江青。他真心希望鄧小平接受意見，作個自我批評，把目前的政治格局維持下去。毛澤東當時的身體狀況，已使他不願意立刻打破精心安排好的政治格局，再進行一次重組了。

但是，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與毛遠新發生的“爭論”卻表明，鄧小平與“四人幫”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在11月2日晚的政治局會議上，當毛遠新按照毛澤東指示作了“開門見山”的發言後，鄧小平駁斥了毛遠新對當前形勢的描述。他說：“你的描述，中央整個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而且是在所有領域都沒有執行主席的路線，這個問題可要再考慮考慮，說毛主席為首的中央搞了個修正主義路線，這個話不好說。”他對自己的主要工作做了簡略回顧，說：“我是從今年3月九號文件後開始抓工作的，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從九號文件以後是什麼路線，我主持中央工作三個多月是什麼路線，可以考慮嘛，上我的賬要從九號文件開始算起。從九號文件以後，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這可以想想嘛。對九號文件以後的評價，遠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壞實踐可以證明。”最後，他申明：“昨天（1日）晚上，我問了主席，這一段工作的方針政策是怎樣？主席說對。”

作為追隨毛澤東革命幾十年的老部下，鄧小平以及他們那一代人對毛澤東的折服和敬重，是與幾十年革命生涯的理想和對黨的信念聯繫在一起的。 “文化大革命”發動後，他們雖然對毛澤東的做法持有異議，但對毛澤東的敬重並未改變。基於這種幾十年形成的發自內心的情感，要鄧小平接受毛澤東的意見，在1972年檢查“錯誤”，甚至在1973年11月批判周恩來的政治局會議上作批評發言，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鄧小平接受毛遠新的意見，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些“踩著別人的肩膀上台”的人冰釋前嫌，“團結合作”，卻是難以做到的。 11月20日，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開會，專門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會前，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主持這次會議，希望中央作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評價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這一次，鄧小平還是沒有順從毛澤東的心願。他接過毛遠新傳達的毛澤東曾將重新工作的老幹部比作“桃花源中人”的話茬，回答：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一個月後，鄧小平承認：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 “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認識問題。鄧小平坦率承認思想認識分歧。這不是一般領袖與部下、多年戰友的分手，而是在國家前途問題上兩種政見的分道揚鑣。 197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打招呼”會議。參加會議的有130多位在黨政軍機關負責工作的老幹部。會上宣讀了毛澤東審閱批准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正式提出“反擊右傾翻案風”問題。文件在談到劉冰等人的信後，又說：“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 1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擴大傳達到黨政軍各大單位負責人，要求在黨委常委中傳達討論，正式向全國提出“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問題。 1976年2月，鄧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讓他“專管外事”。但在同時也保留了他的黨籍。毛澤東的這一態度限制了江青等人把“批鄧”升級的企圖。 1976年3月，“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全國大規模展開。鄧小平再一次受到公開批判，他的政治生涯第三次跌到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