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三、勤工儉學的收穫

1920年10月的一天，一位法國警官在他的名冊登記本上記下了“鄧希賢”這樣一個名字的時候，驚訝地看著的眼前這位中國青年。是的，他不僅是這一批共88位搭乘“盎特萊蓬”號海輪的乘客中最矮的一位，而且也是他們之中最年輕的一位。這一年，鄧希賢才剛16歲，孩子似的圓圓的臉龐，梳得一絲不亂的長發。 鄧希賢首先登上岸，在岸上組織他的同胞們，協調他們的行動。他早已將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將所有人分成了9隊，每隊約10人；行李也按小隊分成了9堆，以便他們一隊一隊地上岸並通過海關的檢查。 鄧希賢已經顯示了他出眾的組織和管理的才能。 但是，現實常常令人大失所望。 當初鄧文明捨得將自己的長子送到遙遠的異國他鄉，是想讓他能讀更多的書，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識，有一個很好的前途。

當初鄧希賢和他的伙伴們遠離家鄉和父母親朋，為的是能夠走出那個限制著他們身心發展的小環境，為自己也為祖國尋求一條嶄新的道路。 然而在這裡，鄧希賢卻不得不與黑人、西班牙人和阿爾及利亞人一起在工廠里幹粗活。所謂的“勤工儉學”已經只剩下了“勤工”，哪有時間和財力去學習呢？ 不過，事物總是辯證地存在的。雖然鄧希賢沒有機會和時間學習書本知識，但是這種繁重複雜的工場勞作使他對於工人階級有了切身的認識；這也使他結識了年紀較大、較為成熟的中國共產主義者，這些無疑都為他最終成為一個徹底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奠定了基礎。 在這些日子時，鄧希賢還學會了有關鉗工活兒的主要技術，這些本領後來在“文革”中下放時再次發揮了作用。

1924年，鄧希賢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從這一年起，鄧希賢就成了共產黨組織的正式成員。 他到了巴黎，當鄧希賢踏上這座城市的道路時，他已經決定要做一個職業革命家了。 如果把《新青年》雜誌看成是介紹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方針的信息刊物的話，那麼，由中國共產黨支部和青年團共同出版的新半月刊雜誌《赤光》則是一本具有鬥爭性和宣傳性的刊物。它的目標是“聯合民眾反對中國的軍閥政府，以及聯合國際力量反對帝國主義”。在這裡，鄧希賢認識了一位著名的學生領袖、黨的最初的領導者——周恩來，並從此結下了深厚的同志友誼。 鄧希賢在出版的15期刊物中，一個人就撰寫了37篇文章。他甘於在幕後做長期的努力，並且毫無怨言。他的書法功底在這裡顯示了應有的作用；他用靈巧的手和嫻熟的書法藝術把一個個字刻在蠟紙上，然後在一台簡陋的印刷機上印出。在戈德弗魯瓦大街17號二樓周恩來的房間，一期期充滿戰鬥性的《赤光》迅速準時地發行著，它在旅法革命者中爭相傳遞，成為點燃革命烈火的星星火炬。

在這個新的崗位上，鄧希賢開始更加努力地工作，除了給同事們分派寫作任務外，同時還審校文章和親自撰寫文章。 當然，他仍然沒有放下他樂於從事的手工活兒，依然認真仔細地把成千上萬的字刻在蠟紙上。他刻的每一個筆劃都非常漂亮、清晰；而對於印刷工作，他也做得同樣出色，以至於人們都認為，每期刊物都是用鉛字印刷出來的。 鑑於這一傑出的工作，鄧希賢被親切地譽為“油印博士”。 用蠟紙印刷的《赤光》引起了約1500名“勤工儉學”者、學生們和華籍工人們極大的興趣，他們也從這一刊物犀利的文章和精美的刻印中初步認識了這個叫作鄧希賢的年輕的編輯。鄧希賢寫的文章不是綱領性的政策條款，而是以強烈的精神力量號召人們向虛假報導有關中國局勢以欺騙人們的卑鄙行為作鬥爭。

這是當時一篇文章的摘錄：“……青年黨自稱是旅法華人的領路人，而且要拯救中國。在他們的節日慶祝會上，演奏了美妙的音樂，表演了迷人的舞蹈，大家都輕快地跳著舞。如果人們想想，家鄉到處都在進行戰爭，那麼要把這個10月10日多彩的夜晚當作旅法華人的喜慶節日，只是一種偽善。在這樣的局勢下，人們怎能在這五光十色的首都裡的晚會上呆下去呢？”其飛揚的文采與年輕人的豪氣從中可見一斑。 1925年5月底，遠方祖國的一個悲劇性事件很快傳來了巴黎。 “五卅慘案”使得上海和巴黎的中國心聯結到了一起，跳動在一起。旅法共產黨號召所有在法國生活的中國人起來為自己的生存權利而鬥爭，《赤光》雜誌發表了標題特刊：“向屠殺上海人民的帝國主義劊子手作鬥爭！”

在國難當頭的時刻，法國巴黎的28個中國組織一致同意舉行一次“反對歐洲帝國主義的遊行示威”。共同的危難使有著共同血脈卻持不同政見的人們團結在了一條戰線上。 浩大的鬥爭行動終於觸犯了法國當局和北洋政府，隨之而來的是逮捕和嚴厲的遣返浪潮。 秘密警察和間諜日夜監視著中國共產黨在法國的總部，法國保安局已與上海的法租界警察制定了秘密的搜捕計劃。 但是他們的反應顯得遲鈍了點——當警察闖進了卡斯泰耶大街3號小旅店的5號客房裡時，鄧希賢已離開法國邊界幾個小時了。法國警察推測“油印博士”一定在這里居住過，因為他們發現了油墨、滾筒以及幾包印刷專用紙。 年輕的鄧希賢在法國度過了整整5年的光陰。想當初，他是作為一個滿懷理想和熱望的16歲的熱血青年踏上了西渡的輪船，他來到法國，只是為了學習嶄新的知識和技術：他是作為“勤工儉學”者而來到歐洲的。

但是當他離開這片充滿異國情調的土地的時候，他究竟有些什麼樣的收穫呢？法語，歐洲見聞，西方國家的本質，還有就是共產主義的真理，無產階級的階級感情。另外，他還喜歡上了法國巴黎的甜而香軟的小麵包，以及學會了打牌——這兩個嗜好甚至一直保持到晚年。 歷史是無從假設的。但是我們可以這樣來說：到達馬賽港時，鄧希賢還只是來自中國西南腹地的一個沒見過多少大世面的中學生，假如他能夠按照原本的理想被里昂大學錄取，假如他只是一直在學習而不是一直在和外籍工人們勞作，遭受飢餓和剝削，那麼，未來的歷史很可能就只會有一位姓鄧的科學家，而非常遺憾地失去了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 應當感謝歷史，是它使得年輕的鄧希賢在離開法國去往共產主義的大本營莫斯科時，已經變成了一名在言語和行動上都有所作為的共產主義職業革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