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〇一我所經歷的延安“搶救運動”

著名的延安整風開始後，1942年6月2日成立了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由毛澤東、劉少奇、康生三人組成。但毛澤東由於事情大多，隻掛了個名，並未具體管；劉少奇是政治局委員，也沒有管。這是康生求之不得的局面。 康生由於善於看風轉舵，取得了毛澤東的信任，當上了中央社會部部長，因而掌握了教育、審查、使用乾部的部分權力。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成立之後，毛澤東對康生說：“總學委的實際工作由你（康生）做。”康生提出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政治秘書們幫他工作，中央同意了。當時我是任弼時的政治秘書，因而也是幫助他工作的人員之一，並分工聯繫西北局和西北聯防司令部的整風和審幹。 開始時，毛澤東還比較關注，他的想法是通過學習、討論，辨明是非，明確方向，就算達到了目的，討論中有人提出錯誤路線的責任是誰的問題，毛澤東在同我的接觸中曾說過：“不過（指追究錯誤路線的責任者），不追究個人責任，弄情思想就行了。”

1942年1、2月，中央各機關開始了整風學習，我有一次同毛澤東一起散步，我又問過中央機關整風學習的目的。他還是講：為了弄清是非，提高認識，接受經驗教訓，不追究個人責任。可是，這時康生已經插手進來了，味道有點變了。不僅對錯誤路線是誰，提出要追究責任，而且對其它一些問題也追究責任。 1942年夏季，康生提出了“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肅反，肅反必然轉入搶救，搶救不成而自救”。這是一個十分陰險的謀略——只要他說誰有問題，即使搞不出任何事實，也讓其“自救”，永遠沒有完。而這一謬論的出籠，是從這樣一件事情引出的： 康生在蘇聯時，本來是緊緊追隨王明的，他們的黨內下發文件都是用“王康”的名義（特別是對我國東北地下黨發文件是用這個名義）。 1937年底，康生回國以後，看到毛澤東的威望和影響大大超過了王明，便搖身一變，把自己標榜為“反王明的英雄”，並極力靠攏毛澤東。用曹軼歐（康生的老婆）的話說：“我們一下飛機，就看到毛主席的陣勢和威望，使我們想到要改變態度。”以後就製造出他們在蘇聯受王明排斥的神話。康生主持整風以後，就想乘機把王明搞下去，卻又不敢妄動，便從統戰部副部長、王明的助手柯慶施下手。柯慶施夫婦被反复批鬥，柯慶施的愛人被迫自殺了，柯仍不能被放過，有一天，中央機關開群眾大會鬥爭柯慶施，這樣的鬥爭會名之曰“搶救失足者”。這次鬥爭會是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富春主持的。鬥爭會從下午一直開到午夜，柯慶施就是不承認自己有問題，“群眾”就是不依不饒，大家都腹內空空，可就是收不了場。康生和毛主度、劉少奇就住在會場——中央辦公廳上面不遠處的一排窯洞。康生聽到中央辦公廳人聲鼎沸，深夜不絕，他來了。他來到大會上講了話，意思是：搶救的時間已經很長了，現在允許自救，大家先回去休息，明天再看他的態度如何，他玩了這樣一個把戲，會散了。事後，他得意洋洋地吹牛：“李富春都收不了場，我給他收了場。”他的幾個“必然轉入”也就在此時出籠了。

任弼時在共產國際時，我曾幫助他工作，1940年回國後，我任他的秘書。此時他的主要任務是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包括對代表資格的審查。 由於鬥爭形勢的艱苦複雜，各地代表來到延安十分不易，所以從1942年起，便有代表陸陸繼續來到延安，大部分安排在中央黨校學習，等候開會。 1943年5、6月間，“搶救失足者運動”已在陝甘寧邊區全面開花，“七大”代表中已有半數人“有問題”。到了1944年初，任弼時告訴毛澤東這樣搞法不行，“七大”還開不開？難道和“特務”一起開黨的代表大會？這樣才把黨代表中的搶救運動停了下來。這些代表中究竟有沒有問題？ 1942年中期，從湖南來的代表中有一青年姓米，人呼“小米”，到延安後在中央黨校學習，人較機敏，那時中央辦公廳需要人，就把他調來楊家嶺、後來發現他說話不對頭，學文件時，他總提出錯誤路線誰負責的問題，負責人找他談話。他承認他變過節，答應了作暗藏的特務，那時並沒有逼他。

河南省委書記XXX，山東人，在延安期間同我有來往，任弼時同我一起審查他的代表資格時，我認為他有問題，因為他被捕後很快就被釋放了。任弼時說我神經過敏，通過了。待“七大”開過之後，他向中央但白，承認自己“失足”過，但沒有乾壞事。 XX，山東省委副書記，也被國民黨特務“突擊”過，組織上不了解，“七大”當選為候補委員，他也向中央作了交代，並要求取消他候補委員的資格，中央同意了。 XXX，福建省某地委書記，青年，也是“七大”後自己坦白的，可他瞎編了一套與特務作鬥爭的故事，也被取消了候補委員的資格。 還有個紀西，是河南豫西的代表，也被敵特“突擊”了。他一直偽裝，我們還重用他，給了他一筆錢，讓他打通西部通往蘇聯的道路，他一到甘肅，便攜款逃跑了。

以外，還有幾個有類似問題的人。 以上說明在錯縱複雜的鬥爭中，與敵特的鬥爭的確是存在的，但絕不像所估計的那麼嚴重。 整風學習中，中央號召幹部下基層鍛煉，我自認為在蘇聯15年，對中國國情缺乏了解，所以更需要下基層。我覺得保衛工作能接觸各種人，能了解幹部和中國的社會，就向任拐時同志提出到保衛部門做實際工作，他同意了。於是1943年1月我被調到陝甘寧邊區保安處一局任局長。調去之前，康生找我談話，他認為西北的干部不純，要我到西北局去成立一個社會部，想把我置於他的控制之下，搞西北局的“肅反”。雖然當時我對他的意圖並未看破，但我認為西北已經有了個保安處，不應該再另搞一套，沒有答應他。但他負責的中央社會部是蒐集敵方情報的中心，所以實際工作還是要聽他的。保安處處長是周興，他每天晚上都要聽康生給他的電話指示，然後通過我去執行（一局是保安局，二局是治安局，三局是行政局，所以保安處的對敵鬥爭全部在一局）。

這年4月的一天，床生要周興和我帶了邊區幹部中坐過監獄和“歷史不清”的名單去見他。康生在名單上圈了200人，叫我們把這些劃了圈的全部抓起來，我粗略看了一下，名單中有“師樹德”的名字，我隨口說出“這是我四弟”。康生一把抓過名單，把師樹德的圈抹去了，我說：“有問題應該抓就抓，不能因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手一擺，嘴裡“嗯嗯”著，然後在“師樹德”名上點了一點（這是送行政學院審查的記號）。我有點茫然，也有點疑惑他打的圈是有根據還是隨心所欲？於是我問：“這些人都有材料？”康生回答得很乾脆：“有材料還要審問？”這似是而非的話，倒使我啞口無言。我想了一下又說：“一下抓這麼多人，保安處容納不下。”他說：“想辦法！”我們領了任務，向下佈置執行。

康生下令大肆捕人之所以得逞，因為有這樣一個歷史背景：4月份，蔣介石把他部署在晉西南的部隊全部撤到陝西韓城、宜川、大荔一線，並聲言要進攻陝甘寧邊區，“因為中共不聽話”。後來知道蔣介石這是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逃離抗日前線，又要掩人耳目而放的風。但當時中央分析：蔣介石這一動作，可能是同日本搏和的一個步驟，便緊張起來。邊區人民也群情激奮，到處集會，聲討蔣介石降日反共的罪行，表示堅決保衛邊區的決心，還把國民黨政府駐延安的聯絡參謀請到大會主席台上，讓他看看邊區人民不可侮！ 康生利用了這樣一個時機，藉口“為了整頓後方，清理陣容”，把“不可靠”的人都抓起來。於是延安一夜之間抓了260人，中央社會部也抓了100人，綏德專區抓了100人，關中也在抓人，以後還在擴大。大約5月份，我又領命到綏德收拾那裡的爛攤子。

綏德地處黃河西岸，綏德的宋家川與山西的軍渡隔河相望，綏德的商人就從這裡往返於秦晉之間。他們的貨源在山西的柳林鎮，而該鎮確有日本的特務機關，經常從商人的嘴裡探聽河西的虛實，但這些商人都是愛國的，從不對日本人說實話，倒是把山西的實際情況不斷告訴我方。 由於國民黨軍隊的逃跑，山西的日本侵略軍構成了對綏德的直接威脅，於是綏德也和延安同時捕人，命令當然都源於康生。這一行動，傷害了一部分民主人士，同時因為打擊面迅速擴大，人人自危，不可終日。李鼎銘從親友那裡了解到他自己家鄉的情況，很有意見，便向林老（林伯渠，當時任邊區政府主席，李鼎銘任副主席）反映。這也就是派我去綏德的原因。 綏德地區的行動是地委書記習仲勳和專員袁任遠親自主持搞的，捕的人都關在專署，審又審不出個名堂，騎虎難下，他們也向西北局和黨中央呼籲求援。大約5月底，我帶了布魯等七八人去綏德。

我們到綏德後，首先停止亂捕人，接著抓緊審問在押的人；弄清沒有問題的，立即釋放。其中有一個唐海，是馬列學院的優秀學員，我教過他，也認識他，我把他找來一問，他便痛哭流涕，說他什麼錯誤也沒有，唯一的錯誤是同一個女青年接過吻。此等案情，當然立即釋放。 工作是白天黑夜連軸轉。一個姓陳的同志說我：“我的天啊！你逼著鬼上樹，一天審的案於比過去一個月都多，一個月比兩三年做的事情都多。”這樣突擊了一個月，綏德、米脂、清澗都安定下來，李鼎銘收到親戚的信，表示滿意，又向林老說了，講了我的好話。 那時，徐向前是軍委成員，又是綏德抗大分校的校長，他很穩重，我們都尊敬他，重大問題都是徐向前、習仲勳、袁任遠和我一起研究，得到徐向前很大幫助。

這時，綏德師範的女學生田家鳳和另一男青年（姓李）還在延安到處做典型報告，其實都是假的，是逼出來的。我們有些同志確實喜歡用誘騙和折磨肉體來逼供。 整頓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之後，就在綏德警備區召開了群眾大會，作了總結。 林老將我在綏德工作的情況向西北局作了匯報，西北局秘書長賈拓夫將我的書面匯報作為典型經驗上報中央並介紹到邊區各地。儘管自己工作中有缺點錯誤，但領導上還是肯定了我對穩定局面、安定人心所做的努力。 7、8月間，國民黨進攻邊區的氣氛已緩和，上級要我回延安匯報工作，我把家屬留在綏德，打算匯報之後還返回綏德。 回到延安，林老要我到邊區政府做了工作報告，李鼎銘副主席出席。工作匯報完了，高崗、康生、任弼時找我秘密談話，要我到關中去查清一件特務案。

任弼時他們同我談話時是這樣說的：“我們對XXX並不懷疑，可是敵特的情報裡老有他，這是怎麼回事？要弄清楚。” 這裡要提一下，軍委二局真是我們的無名英雄。他們對敵人的密碼破譯得非常迅速，所以我們可以及時了解到敵人的各種密電。上述敵特情報就是這樣獲得的。 1943年11月我到了關中，那時關中的“搶救失足者運動”已經是滿城風雨、草木皆兵了，如：說關中軍分區司令員文年生的愛人是“特務”，妻弟也是“特務”，文本人雖說還不是特務，但因“特務”在他身邊，自然不能信任。專員兼保安分處處長江鋒是“特務”，幾個書記、副書記也靠邊了。連關中秦腔劇團的團長，因同XXX關係密切，也被當成“特務”。只剩下副書記段德章和張德生可以商量事。 為了模清問題，我到關中未聲張，但很快有幾件事引起了我的思索。第一件是：父父父已調離關中一年多了，敵人的情報中還有“XXX給情報”的話，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可是為什麼竟會有此情報？ 第二件是：我到關中，在轉角（地名）停了一下，和一個腳夫聊過凡句話，馬上就從國民黨的密電中截收到“賀龍到關中，穿黃呢子衣服”云云，國民黨著實緊張了一下。我一看，穿黃呢子衣服的只有我一個人，那是把我當成賀龍了。可見國民黨的情報並不那麼準確。 經過調查分析之後，把疑點集中到一個人身上。此人名叫楊洪超，家在邊區境內的馬蘭，家庭中人口較多，他本人住在國統區的職田鎮，都是雙方的邊沿地區，來往頻繁。楊洪超是布魯收買了給我們做情報的，他的叔叔是我們的交通，布魯又讓他的叔叔監視他，但是他為國民黨做假情報的事卻不知曉。 淳耀縣保安科長賀生高手下有在職田鎮的人，摸清了楊洪超的住處，一天晚上，由保安分處幹部王天民帶六七個武裝，半夜越過邊界，到楊洪超的家、破門而入，兩口子睡得正香，武裝人員把女人帶到一邊，警告他不許出聲，不許孩子哭，讓楊洪超趕緊穿上衣服跟著走。一家人全都嚇傻了，只有哆嗦的份了。事情辦得很利索，狗都沒有叫一聲。他們經過敵人的崗樓時，可以聽到崗樓上的說話聲，也沒有被驚動。 我在馬蘭附近的正營等候。把楊洪超押到張德生的辦公室，我們二人審問。審問之前，先來個下馬威，把鐐銬往他面前一扔，告訴他這是他的“最後關頭”。楊早已嚇得魂飛魄散了。 問：你給國民黨的情報是哪裡來的？ 答：我編的。 問：為什麼要編假情報？ 答：為了掙錢、騙錢（國民黨特務機關按情報的價值付錢，這是XXX被扯上的根本原因——筆者註）。 問，你給假情報，人家就不查？ 答：他怎麼查呢？我說的都是邊區的事。 問：都什麼人給你情報？一個一個說！ 答：假的，全都是假的，我知道誰的名字就寫誰。 問：文年生的老婆你知道嗎？ 答：她是咱地方上的山東人，誰不知道？ 對他的交代一時不敢完全相信，可是很快從敵方得到了證宴：國民黨特務機關如喪考妣，說他們失去了一位最重要的情報專員；西安派了個師級幹部專程到職田鎮查處此事，並給上司報告說：“中共襲擊了我們，使我們損失一個重要專員，言之令人痛心”。而且此後，確實再也沒有收到國民黨方面有關邊區的情報。 關中大批幹部受冤枉，怎麼收場？於是開了大會，讓楊洪超講話，因為他捏造假情報，害了不少人，意思是說乾部受冤枉，事出有因。在關中兩個月，基本搞清了問題，我於1944年1月回到延安。 我從綏德回到延安，尚未去關中之前，康生召集過一次審千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我和他發生了衝突。參加會議的有晉西北、晉東南、西北地區較高級的干部，在會上要製訂幾條審訊口供的原則。而這時毛主席已經講了重調查研究，反對逼、供、信，我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自己以往做保衛工作的經驗，在會上發言說：“審問時不能用刑。”而康生說：“用刑是可行的。”我說：“不能欺騙誘供、不能利用病情或心理不正常時逼供，套取供詞，要讓犯人說真話。”而康生反駁我說：“照你的說法就沒法審問了。”我說：“用材料嘛！”康生說：“有材料還要你審問？！”我說：“弄出那麼多假的怎麼辦？”他說：“我們逼供而不信，他願意說就讓他說，完了再甄別嘛！”而且威脅說，“如果你認為誰沒有問題那你就對此人簽字具保，負責證明他沒有問題。”這就是一大皂糊塗帳的根源。在會議上，我是孤立的，只好不再作聲。 當時延安的審查對象分在三個地方，認為問題較嚴重的，關在保安處和社會部；其次的集中在行政學院。保安處關押了200多人，社會部（在棗園後溝）關著100多人，行政學院主要是陝北的當地干部，西北局反复證明陝北的干部都是一起幹革命過來的，都了解，沒有問題，但康生仍堅持縣以上乾部都要審查，因為“可能是漢好、是托派”。以至於所有的機關單位搞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那是當時的人都經歷過的。 康生的主意是，坦白交代了的戴紅花、吃白面。在社會部受審查的張克勤，是個20來歲的青年，他根據一本偵探小說，瞎編了自己的“特務”故事，咬了許多人，被作為典型到處作報告，於是假口供更加普遍了。再加上邊區生活苦，監獄更差，承認了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也促使假坦白增多。當然也有堅定的，如孫作賓（曾任甘肅省委書記。當時僅因他侄子孫蔚如是國民黨軍官，康生命我以西北局名義把他從關中“調”來關押的）就始終沒有說過一句假話，吃苦也就最多。 假口供百出，康生得意忘形，同時引起人們越來越強烈的不滿，行政學院受審查的陝北幹部不滿情緒最高，反映到邊區政府，反映到西北局，反映到毛主席那裡。毛主席聽後受到了震動，覺得錯了，問題不小。於是1943年底到1944年初之間，毛主席親自到行政學院向被審查者承認錯誤、承擔責任、脫帽鞠躬、賠禮道歉。隨之又到中央黨校等多處表示了同樣的態度，扭轉了大面上的形勢。 1944年初，我從關中回到保安處，看了全部犯人的交待材料，為取得的“成績”而高興，並很快選出其中最精彩的五六輸送給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不到兩篇就不看了，他覺得像是讀小說。在4月初的一天，他叫周興和我去見他，也叫了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一起到他那裡，整整談了一個上午。直到現在，我仍十分佩服毛澤東引導人思想的本領。他知道我們的頭腦還在發熱，只能慢慢地降溫。 毛：“你們送來的幾份口供，我只看了兩份，不想看了，以後別送了。” “為什麼？” 毛：“寫那些，誰知道有多少是真的。” 我說：“那是他們自己寫的呀！” 毛：“自己寫的就沒有鬧獨立性的？就沒有一個字鬧獨立性？” 我說：“一個字還能保證沒有嗎？” 毛：“既然有一個字不確實，就沒有一句話不確實？” 我說：“一句話當然也難免。” 毛：“那麼可不可能有10句話是假的？” 我理直氣壯：“總不會全盤皆錯吧！” 毛：“我就是要說，可能全部是假的。有一個字是假的，就可能有一句話是假的；有一句話是假的，就可能有10句話是假的；有10句話是假的，就可能全部是假的。” 我迷惑不解了：“那又是為什麼？” 毛：“我正要問你們為什麼？” 我還想爭辯，周興制止了我，讓毛主席說不去。 毛主席繼續說：“你要不信，你把他們的口供拿回去讓他們自己改，一句錯了，改一句，10句錯了改10句，全篇錯了，全篇都改掉。允許他改。我自己寫一篇文章，帖在牆上，每天看，每天改，一個月後，原來的字改完了。” 毛主席接著問：“你們審問犯人有沒有拿棍子的？” 我承認自己不知道，周興說：“有，岳雲高就是這樣的。” 我補充說：“他是審訊科長。” 毛主席說：“這就是口供的來源。” 這時候我的心裡已經對自己十分悔恨！我為什麼不了解這些口供是怎麼來的？ ！後來我才知道周興自己也是這樣幹的。 毛主席舉了他在中央蘇區時經歷的事例。那時，反對八8團，抓住可疑分子就審問，而且審問的結果沒有一個不是“八8團”的。毛澤東要了解其中的奧妙，有一天他悄悄從窗孔看如何審犯人，原來是“打雷公”。所謂“打雷公”，就是把犯人的兩隻大姆指用繩子綁在一根棍子上，犯人不承認，就往棍子中間釘楔子，犯人疼不可忍，便承認是“八8團”，承認後便拔掉楔子，一鬆開犯人又不承認了，於是又釘楔子，如此反复，直到再也不敢翻供為止。我聽了不禁髮指！已經坐不住了！而且對毛主席“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深感正確。當天晚上，本來準備要槍斃兩個犯人的，另有三人陪綁。罪名是“頑伺”（即不說假話）。聽了毛主席的開導，當即撤銷了原案。想到差點錯殺了好人，自己不寒而栗。 我中午回到保安處，來不及吃飯，先找了一個“坦白最好的”犯人來談話。 我問：“這口供是你的嗎？” 答：“是的”。 我又問：“這口供是真的嗎？” 他哭了。 我讓他說真話，他就全部否定了。我批評他欺騙人，欺騙黨，他說為了吃飽飯。 1944年7月，在押犯人大部分甄別釋放之後，我被調到社會部情報室任主任。 國民黨搞我們的情報，我們也搞國民黨的情報，國民黨搞我們的情報難，我們搞國民黨的情報容易，這是真的。國民黨給我們派特務，我們也給國民黨派特務，他們派來的特務無一能立足，我們派去的卻只有少數失敗，這也是事實。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人心的向背，其次是我們平時審查幹部就很嚴格。 1942年，保安處偵察科長佈魯到關中出差，為的是建立那裡的情報網。他住在馬蘭，國民黨派進來一批特務，其中一個叫吳南山，家在馬蘭附近。此人考慮到自己家在邊區，一旦身份敗露，將渦及全家，便主動投案自首，向布魯坦白。原來他是在漢中參加了戴笠的特務訓練班。該班46人，都是西北的青年，畢業後全部派到邊區，讓他們互相聯繫，並打入我機關。此人交代了全體46人的姓名，經調查核實，有些人在兵站，有的在運鹽隊，無一在重要崗位。布魯回到延安，研究了對策，找了一兩個談話，交代的和吳南山但白的一致。這就是“戴案”（或你“漢中訓練班案”），查清了，並未捕押一人。 康生把這件事作為自己的功勞到毛主席面前去誇口，毛主席問他究竟是誰搞的？康生才不得不承認是布魯破獲的。毛主席說：“我們需要布魯這樣的人，有十來個就好了。”這是康生自己說的，他當然不會輕易說這種丟臉的事，而是另有目的的。 真正的特務，僅此而已。康生卻藉口“整頓後方，清理陣營”，搞得人人自危，不戰自亂，人心渙散，無疑幫了敵人的大忙。我心裡老有一個問題：“康生究竟是什麼人？！” 我自己做敵人的工作也有失敗的例子。國民黨統治的榆林有個營爾賓，在莫斯科時和王友直（現陝西省政協委員）同學，我也認識。 1944年初，他從榆林經延安去西安開會，打訂匆匆穿越延安。他是榆林三青團負責人之一，他一出發我就知道了。當他夜晚到了延安，並在南門外二十里鋪歇腳時，我派人把他找來。 我問他：“認不認識我？” 他說：“老朋友了。” 此人本來也是共產黨員，和共產國際的米夫關係密切，可是這時，他說他是國民黨員，我要他為我們工作，他說：“現在是國共合作，無所謂給誰工作。”後來可能是害怕，還是答應了同我們合作，並簽了字。他到了西安，在三青團的會上，把我同他的談話全部捅了出去，還把師習德（我過去的名字，他知道）大罵了一頓。 1944年春夏之交，中央再三督促西北局將審幹、肅反工作做個總結，以便給邊區幹部和群眾做個交代，同時這也是“七大”的準備工作之一。康生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夜不成寐，食不甘味，但他總是能找到出路一他讓保安處寫這個總結，而且要一部分一部分送給他。 40多頁的報告寫好了，報告人應該是周興，可是康生說這樣的報告周興不能做，要由他親自出馬，他在報告中加入了他自己的許多私貨，諸如：“許多人生了病不就醫，不治療；又有些人抱著敵人的坦克睡覺而不自知，那麼，旁人大吼一聲，引起你的注意和警惕，有何不對呀？！如此偉大的運動，觸動和傷及少數人，有何稀奇？又有何可怪？有何不能理解？！”如此等等。 會後，周興對我說：“這樣的報告咱們做不了，也不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