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劃右派改正了，判刑冤案平反了，第三個問題是爭取恢復黨籍。 1936年4月，在“一二·九”運動時期，我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 1938年7月，在抗日前線，經劉子久同志和李洪同志介紹，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1年“皖南事變”前後，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我黨中央指示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同志們，凡是已經公開了共產黨員身份的，都要轉移到解放區。於是劉子久同志就轉移到解放區了。我當時已深入日本統治區，開展地下工作，他難以通知我；因而我的組織關係中斷了。 1942年經地下黨員李年同志介紹，我參加了我黨中央領導的西安地下情報組織。 1944年秋，我由日本統治區回到西安後，西安地下情報組織負責人趙耀斌通知我說：他已經給我接上了黨的組織關係。
1945年抗戰勝利後，經趙耀斌派遣和陳忠經介紹，我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政治部，以“國民黨少將督察”名義為掩護，做情報工作。組織上和趙耀斌單線聯繫，工作上和李年直接聯繫。 1947年10月，西安、瀋陽等處的地下組織被敵人破壞，趙耀斌被捕，我的組織關係又中斷了。
過去由於找不到趙耀斌，我的組織關係一直恢復不了。我的“右派”。問題改正之後，我於1982年5月4日，寫信給中央羅青長部長，陳述了我的經歷和目前急待解決的黨籍問題。羅青長部長發函證明，趙耀斌在給我接上情報工作關係時，就給我接上了黨組織關係。 1982年6月18日，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收到這份證明材料。我的入黨介紹人劉子久同志也寫信給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建議恢復我的黨籍。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將這些證明材料報給北京市委組織部，並建議恢復我的黨籍。
1983年5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指示：“恢復葛佩琦同志的黨籍，黨齡從1938年7月起連續計算”。至此，我重新回到了黨的懷抱，回到了革命隊伍；我感到心情舒暢，無比高興！我決心向前看，為祖國的四化建設，為改革開放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