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來到南京之初，國民黨當局對我們平津學生抱有幻想，想把我們搞的學生運動，納入他們的軌道，為他們所利用。所以他們表示支持我們。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我們搞的抗日宣傳、群眾組織，轟轟烈烈地展開了，超過了他們要求的範圍。他們就視我們為眼中釘、肉中刺，想剷除我們。現將當時的經過情況，略述如下：
從1937年9月初開始，南京一些大、中學校的學生，經常來平津同學會取得聯繫，共同研究如何開展抗日救亡工作，甚至憲兵學校的學生，也約請平津同學，去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平津同學會與南京秘密學聯取得了聯繫後，曾與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的學生聯合舉行時事座談會。這表明平津同學會開展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有了明顯的效果。由南京平津同學會輸送到後方各地的民先隊隊員和積極分子，都在各地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組織抗日救亡團體，發展民先隊員。這些活動都超過了國民黨所要求的行動範圍。國民黨當局對此產生疑慮和恐慌。他們感到平津同學會和大批平津學生繼續留在南京，對他們是個威脅。
於是在1937年9月中旬，南京政府教育部以後方各大、中學校已經開學，北平，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也在湖南長沙、陝西城固分別成立了臨時聯合大學為藉口，要求平津同學會疏散聚積在南京的大批平津學生，到後方去。並動員平津學生自行離開南京。但是願意離開南京的同學很少，大多數同學仍然要求到前線，做抗戰工作。南京政府教育部發給平津同學會一份“訓令”，要求同學會自動解散，遭到同學會的堅決反對。南京憲兵司令部藉口“維護首都治安”，也多次派人催促平津同學會，從速疏散在南京的大批平津學生；並要求同學會停止活動。同學會予以拒絕。
為解決平津同學會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這種矛盾，南京市委書記李華同志向我們同學會的負責人，傳達了中央代表博古同志的指示：為便於將在南京的平津學生，經過合法的渠道輸送到前線，做抗戰工作；可用平津同學會的名義，要求國民黨政府，為流亡到南京的平津學生辦個訓練班。聽了傳達後，同學會派我和鄭代鞏為代表，到南京政府教育部，見到高教司司長周炳琳，提出辦戰訓班的要求。週答，可以轉請國府研究，你們自己也要有所準備，看看究竟有多少人願意參加？同學會將辦戰訓班的消息公佈於全體同學，並請願意參加者簽名。有些同學由於不了解戰訓班的性質，是否簽名？猶豫不決。黨的地下組織通過黨員，向群眾作了說明和動員，並由黨員和民先隊隊員帶頭簽名。於是有很多同學簽了名。 9月下旬，戰訓班的籌備處派李炳昌籌3名教官，來平津同學會了解簽名情況，間男女各有多少人？並拿走了簽名冊。 9月底戰訓班正式宣布成立，一部分同學去了戰訓班，大部分同學仍然留在平津同學會。
10月初的一天，南京憲兵司令部的特務餘仲虎，以南京憲兵司令谷正倫的名義，要求我們解散平津同學會。他並威脅說：如果不解散，在南京的平津流亡學生中，一旦出了漢奸，你們同學會要負完全責任。我們同學會負責人斷然拒絕了他的要求。
1937年10月8日晚間，我們平津同學會的執行委員正在開會，市委書記李華也來參加。忽然聽到窗外有馬靴聲。鄭代鞏說了一聲：“不好，軍隊來捉人了。”我趕快沿著走廊向東走，看到大批憲兵已經進到院內，全副武裝，如臨大敵。兩個憲兵把我押到宿舍，要我收拾行李，跟著他們走。這樣，我就被逮捕了。我們同時被逮捕的共10人。即：王文彬、鄭代鞏、丁秀、何礼、葛佩琦、劉玉柱、方琦德、趙啟海、蔣南翔、杜天翔。我們被關押進南京警備司令部監獄，罪名是“滋事學生”。我們平津同學會執行委員的被逮捕，充分暴露了國民黨是被迫抗戰、片面抗戰而害怕愛國學生參加抗戰的真面目。
我們被捕的當天，分散關押在有刑事犯的監號內。室內潮濕，空氣污濁，臭不可聞。第二天早飯後，我們向警備司令部提出質問：你們為什麼逮捕我們？我們是愛國學生，為要求參加抗戰來到首都，你們為什麼把我們和刑事犯關在一起？愛國無罪，要求立刻釋放我們。下午，看守把我們10人集中到一所空監房（關押政治犯用的）。房內有十多個監號，讓我們自己安排床位。只鎖監房門，不鎖監號門。這樣，我們就比較方便一些。每天由丁秀帶著，在走廊裡做早操，由趙啟海指揮唱救亡歌曲，上午集中在一起，討論時事政治，下午自由活動。每天兩頓糟米飯，北方同學吃不飽，看守代我們出去買大餅。
十月十日“國慶節”，我們要求改善生活（一種鬥爭方式），看守給我們送來南京板鴨。我們被關押之後，沒有受“審訊”。到了第七天，把我們叫到三間空屋裡，一位穿西服的人，發給我們每人一張沒有字的紅格紙，要我們寫個人的家庭住址、學歷和來南京的目的。我寫的是：來南京要求參加抗戰工作。寫完之後，那個人就要我們回監房取行李。警備司令部用大汽車，把我們送到了“南京青年戰地服務訓練班”。一進門，看到很多平津同學會的老同學，他們圍攏上來，和我們熱烈握手、交談，幫著我們拿行李。我們感到十分親切，無限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