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現實，我們北大學生會的執行委員和全體同學開展了要求恢復學生會、反對開除愛國同學、營救被捕同學的鬥爭。
4月1日上午，北大學生會發表聲明：“學生會是由全體同學推選代表組織而成，學校當局不能任意摧殘。”在未經全體同學決議停止本會活動之前，一切工作照常進行。並設法營救被捕同學和要求學校收回開除四位同學的成命。
4月1日下午，學生會派執行委員劉玉柱、葛佩琦去見校長蔣夢麟，要求恢復學生會的活動，收回開除四位同學的成命，保釋被捕同學。蔣校長余怒未息，氣沖沖地說：把棺材抬進北大，是侮辱我蔣夢麟；你們學生會不經我批准，就召集外校學生來北大開會，是超越職權；“成命斷難收回，學生會不能恢復。”蔣並表示：對被捕學生，“不能再予庇護。”從此之後，蔣校長拒絕接見學生會的代表。
但我們學生會的工作人員，並沒有因為蔣夢麟的態度頑固，而放棄對被捕同學的營救和對被開除同學的支援。我們採取下述方式開展工作：
（一）發動被開除和被捕同學所在的班、系接二連三地去找蔣夢麟請願，要求他保釋被捕同學和收回開除四位同學的成命；
（二）利用各種社會關係，訪問同情學生運動的社會知名人士，請他們對有關軍政當局，曉之以愛國大義，勸他們早日釋放被捕學生；
（三）聯絡被捕同學的朋友、同班同學、同鄉到陸軍監獄探監，送衣物，去的人數次數越多，越能給反動當局以精神壓力。
採取上述方式，對營救被捕同學，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從4月2日到4日每天都有各班學生代表多人、多次去找蔣夢麟請願；4月3日上午11點，有34個班的學生代表66人及女同學代表6人，一同去向蔣夢麟請願，一直談到下午兩點，還不讓他回家。他為擺脫困境，最後說，我因今天接見同學次數太多，精神疲倦，埃改日再談。代表們才退出他的辦公室。經過三天的說理鬥爭和“疲勞轟炸”，終於使蔣校長改變了他拒絕保釋被捕同學的態度。
他說：“關於保釋被捕同學事，本人已再三聲明，決不幫忙；茲念師生感情，尚可盡力幫助。”這樣，營救被捕同學的工作，就得到了開展。從4月13日至5月13日，北京大學被捕的男女同學9人，相繼被保釋出獄。由於各方面的努力營救，其他學校被捕的男女學生，也先後得到釋放。
“三·三一”抬棺遊行，學生們雖然遭受了一點挫折；但針對當時抗日救亡運動面臨的險惡環境，我認為還是很有意義的：它顯示了中國青年的骨氣。自從1936年2月，為適應日本帝國主義的需要，國民黨政府頒布了“維持治安緊急辦法”以來，反動派對平津以至全國學生的愛國運動，進行了瘋狂的鎮壓。大批愛國學生被逮捕、關押或屠殺！ “三·三一”抬棺遊行，向日本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顯示了中國青年是嚇不倒的，是有骨氣的，是能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戰鬥到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