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117、游擊隊的好媽媽——記東江縱隊交通情報員李淑桓

李淑桓，出生於廣東省鶴山縣古勞維墩鄉一個清朝貢生之家。幼年隨父親在廣州辦私塾，她旁聽，從而熟讀四書五經，得知中國歷史上眾多愛國人物。她1913年與同窗郭福榮結婚，36歲時已是7個子女的媽媽。由於丈夫失業，淑桓帶兒女飄泊到了香港，在九龍租房開辦時修學校，很關心國內外大事。尤其對日本不斷侵占祖國的國土，她痛恨不已，在課程中加入抗日救國的內容，並寫了一首《哀國難》詞。 1938年的元旦剛過，失業在家的長子顯承，向她提出去延安陝北公學讀書的要求。淑桓一時感到突然，為什麼要跑那麼遠去讀書呢？兒子說，這不是一般學校，它是共產黨為有志抗日救國的青年辦的。淑桓的心動了。兒子出發那天，她興沖沖地帶著顯承的弟妹們到尖沙咀火車站送行，一再叮嚀：“今日遠去，望你有志而成。”

這一天，她結識了同來送行的香港惠陽青年會總務長劉宣。劉宣是共產黨員，跟曾生一起在香港做地下工作。這次會面，是她政治思想走上新途的開端。 淑桓認識劉宣後，經常被約請到“惠陽青年會”（簡稱“惠青”）參加各項活動，工友們尊稱她“郭太”。最令她難忘的一次是聽著名革命家何香凝關於“號召全國人民團結抗日，抗戰必勝”的演說。何香凝論述了抗戰必勝的許多有利條件，指出只要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就一定能取得勝利。這使她備受鼓舞。 1938年10月，日軍在廣東大亞灣登陸。香港掀起了抗日救國熱潮。中共香港市委在各社團中動員、組織男女青年回內地參加抗日救亡工作。李淑桓得知“惠青”組織第三批救亡工作隊回東江時，立即跑去代女兒云裳報了名。

原來，雲裳參加了“惠青”和“晨鐘社”抗日救亡活動，曾多次提出要上前線做救護工作，淑桓都沒有答應。她只有一個女兒，想讓女兒留在身邊繼承她的教育事業。但隨著她愛國抗日的覺悟不斷提高，她的想法有了改變。女兒臨出發那天晚上，她邊收拾行裝，邊說：“你既有志抗日救國，就應像雄鷹一樣翱翔，你的名字應改一改，就叫雲翔吧。”女兒接受了媽媽的教誨，改名云翔，並在漫長的革命征途中，不論遭遇什麼挫折，都沒有向困難低頭。 淑桓的六子顯怡（現名郭際），1938年就讀於海華學校（校長曾振聲，即曾生）。這年12月，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在惠陽成立，曾生出任總隊長，立即揮師解放淡水鎮，雲翔也從工作隊轉到游擊隊來。此時，海華學校動員青年學生回惠陽參加游擊隊。顯怡很想當個“紅小鬼”，找媽媽答應讓他去。淑桓沉思片刻，問道：“你才13歲，人家接收你嗎？”

“老師說，游擊隊裡有許多十二三歲的紅小鬼，我去正合適呢。” 淑桓笑了：“你年紀還小啊！你去能幹什麼？”顯怡說：“游擊隊隊長是我們校長。游擊隊除打日本鬼子外，平時要學文化、學革命道理，要做宣傳工作，要幫助老百姓勞動。姐姐她參加了，她會照顧我，你就放心吧。”淑桓終於同意了。 她翻開箱櫃找出一塊塊碎布，給顯怡縫了一件夾背心。顯怡出發那天，寒風颯颯，他穿上這件暖著心窩的夾背心同幾位小戰友離開香港，奔赴淡水。自顯承、雲翔、顯怡走後，留在身邊的4個兒子，不久也先後被送往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 那是1939年5月，李淑桓第二次應邀參加慰勞團到惠陽坪山慰問惠寶抗日游擊隊。臨走時，她帶上自己從各處募捐到的一百雙膠鞋和一批毛巾、肥皂、洗衣刷，把16歲的顯和、顯樂和年僅9歲的顯隆也一起帶上了。

到坪山的第二天，她領著兒女們，由部隊同志陪同到連隊參觀。聽戰士們上政治課，觀看他們軍事操練，找戰士們談心。她試探著問隨行的顯和三兄弟，“怎麼樣？想不想跟姐姐和顯怡一樣也參加游擊隊？”顯和三兄弟連連點頭說，“想呀！”淑桓高興了，親暱地說“這就對了，你們要做個有志氣的青年，拿起槍桿子，抗日保國家。” 顯怡說：“顯隆才9歲，參加部隊太小了點吧？” “先給報個名嘛。” 部隊在坪山圩召開歡迎慰問團群眾大會，部隊首長請淑桓上台講話。她健步走上主席台，又把5個子女也叫了上去，對台下的戰士和群眾說，“我的兒子顯承已在陝北參加了八路軍，三兒子顯緒在香港寶安青年會搞抗日救亡工作。其餘的統統在這裡，我現在把他們都交給部隊。最小的這個才只有9歲，先報個名，待他長大一些再送來。抗日人人有責，我沒別的本事，就盡我這份責任吧。”

她的話，引發了台上台下長時間的熱烈掌聲。慰勞團把此情此景拍了電影，在香港和南洋各地播放。戰士們親暱地稱她為“游擊隊媽媽”。 1941年國內風雲突變，繼震驚國內外的“皖南事變”之後，廣東也發生了“三？八”坪山事變。國民黨調集大批軍隊悍然向堅守在惠（陽）東（莞）寶（安）抗日前線的曾生部隊和王作堯部隊發動進攻，曾、王部隊被迫向海（豐）、陸（豐）地區轉移。香港的抗日進步團體也相繼被迫轉入地下活動。 淑桓此時已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寶安青年會，當了執行委員。 她和小兒子顯隆的生活費主要靠夫妻二人微薄的工資來維持，常常因一時接濟不上而斷炊。在這困難時刻，又增添了新的負擔。東移到海陸豐地區的部隊，在戰鬥中有許多失散的同志。他們回到香港來淑桓家找聯繫，她家一時成了聯絡站和收容所。淑桓義無反顧地挑起了這付重擔。有家在香港的，她先去對其家人做好工作，送回家去暫住。在香港沒有親友的，則幫助他們去餘閒樂社、“惠青”聯繫安排。這些同志雖是臨時食宿在她家裡，但給已鬧過斷炊的淑桓經濟上帶來很大壓力。然而這位游擊戰士的母親卻坦然地對他們說：“你們的難也是我的難，我有的吃，絕不會餓著你們。”

她想方設法安排他們生活。僅有的12平方米的房間裡，她自己睡的大床加塊床板，再不夠則打地舖；人多實在睡不下時，就叫他（她）們輪流坐睡。米不足，煮飯時她就多放點水煮粥，不讓同志餓肚子。 淑桓的革命活動，引起了敵人的注意。 中共香港地下黨組織為了她的安全，把她母子接到設在九龍的一個秘密交通站。她總覺得自己還能為抗日、為部隊多做些工作，便不顧丈夫剛病故留給她的痛苦，向黨組織提出到游擊隊工作。經批准，1941年4月，她帶著僅11歲的顯隆投奔東莞大嶺山游擊區，參加了曾生領導的抗日游擊隊。她在游擊隊的醫院裡教文化，大家稱她“郭媽”。 不久，曾生總隊長專門派幹部安排李淑桓到大塘村聯絡站，接替黨員徐幽明，擔任東江縱隊交通情報員工作。至此，淑桓老媽媽一家八口人，都在抗日前線，成為人民軍隊中的光榮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