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116、歸國僑胞上前線——記東江縱隊某連指導員沈爾七

1938年3月底，福建省晉江縣南郊清村僑屬楊足娘，突然接到從安徽省涇縣寄來的一封信。她請鄰人讀信時，才知道是長子沈爾七寄給她的。沈爾七在信上告訴母親：他已從菲律賓回國參加抗日戰爭，並說明回國參戰的道理。沈爾七離家往馬尼拉謀生已8年了，母親很惦念他，复信時催促他回家團聚。 5月下旬，楊足娘又接到兒子從新四軍政治部寄來的回信。信中寫道： 這封充滿革命激情的家書，是沈爾七為抗日救國而奮鬥的革命精神的真實寫照。 沈爾七，原名沈慶炬，1914年生。父親沈日乞早年去菲律賓謀生。 1930年春，他遠離家門到馬尼拉跟父親幹活。 30年代，菲律賓華僑也和國內一樣積極展開抗日救亡活動。沈爾七參加了馬尼拉普智夜校進步學生為抗日組織出版《族聲》文藝刊物的活動。

1936年初，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由宋慶齡等人在上海發起組織的，簡稱民武會）決定在菲律賓建立分會，由高劍峰、鄭顯玉、鄭炎火、沈爾七等人負責籌備。於是沈爾七重返馬尼拉市區，參與籌建分會工作。民武會菲分會成立時，各界僑胞參加者達數百人，沈爾七被選為分會主要負責人之一。 “七·七”事變後，民武會菲律賓分會發動會員和各界僑胞獻錢獻物，慰問祖國抗日將士。 10月，又發起組織“菲律賓華僑救國義勇隊”，許多華僑青年報名要求回國參戰。 11月初，民武分會從報名青年中挑選了身強力壯的沈爾七、戴血民、許振文、鄭顯玉、余志堅、楊血映、陳友節、莊玉英、張光等28位，組成救國義勇隊，由戴血民、沈爾七帶領，於1938年2月，途經廈門、漳州、龍巖到達皖南，編入新四軍二支隊，改名為“菲律賓華僑回國隨軍服務團”。新四軍二支隊政治部任命沈爾七為團長，戴血民為副團長，俞炳輝為教導員。他們成了第一支歸國華僑抗日的隊伍。

為了向旅菲僑胞傳播祖國抗戰的真實消息，以加深僑胞對堅持抗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了解，繼續動員愛國青年回國參戰，同時籌募醫藥品支援前線，新四軍領導決定派沈爾七、許振文等人重返菲律賓，開展宣傳、動員工作。葉挺軍長還提出可以組織華僑營（或團）的主張。 沈爾七等人於1939年春回到馬尼拉，受到菲律賓各愛國僑團的歡迎，“菲律賓華僑各勞工團體聯合會”（簡稱勞聯會）大力支持他們開展工作。沈爾七利用各種機會，向各界僑胞介紹祖國抗戰的形勢，闡述只有團結抗日，持久作戰，才能奪取最後勝利的道理；發動華僑捐獻財物，支援前方將士；號召愛國青年回國參戰，打擊日本侵略者。他們的宣傳激發了廣大僑胞的愛國熱情，促進了籌募工作的開展。

勞聯會以“慰勞前方抗日將士”的名義，公開發動勸募，同時發起組織“菲律賓華僑各勞工團體聯合會回國慰勞團”，動員愛國華僑青年報名參加回國勞軍活動。在各界僑胞的讚助下，勞聯會籌購了一批軍需品和一套銅管樂器，又從報名的青年中挑選了23人，組成慰勞團的樂隊，聘請洪光學校音樂教員周東君任樂隊教練，演奏抗日歌曲。 勞聯會回國慰勞團由王西雄為團長，沈爾七為政治指導員，曾心平負責宣慰，王愛奎負責管理，郭汐江負責文書，張匡時負責財務，於1939年6月離開馬尼拉到香港。當時廣州已被日寇佔據，慰勞團根據廖承志同志的指示，繞道越南，入廣西至桂林。桂林八路軍辦事處派了兩名營級幹部護送慰勞團員們，經湖南衡陽，轉赴江西上饒。

行軍路上，沈爾七以自己前一次到新四軍前線的親身經歷，堅定團員們的意志，並以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來鼓舞大家。 1939年7月底，慰勞團克服了種種困難，到達上饒。當時正在上饒的葉挺軍長，立即接見慰勞團全體成員，並和大家照了相；隨後派專車將他們送到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 慰勞團員們在軍部稍事休整後，就出發到前線去，代表菲律賓各界華僑和愛國華僑團體慰勞抗日將士。兩個多月的慰勞宣傳活動結束後，沈爾七留在軍政治部工作。其他同志除另有安排外，都參加新四軍教導隊第三期學習班學習。慰勞團帶回的銅管樂器，交給軍文工團使用，周東君和蔡紫茵直接參加了軍文工團。 1939年10月底，沈爾七調到新四軍教導總隊第九隊（參加者為營級以上乾部）學習。據當時任第九隊黨支部書記的王直同志回憶：沈爾七在學習中積極勤奮，刻苦鑽研，不怕勞累，進步很快，曾受到黨支部的表揚。 1940年4月，因前方急需大量幹部，他和第九隊大部分學員分配到江南前線。在從皖南到蘇南的行軍路上，他不畏艱險，熱情幫助同志，表現很好，受到陳毅、粟裕的讚揚。

在蘇南前線，沈爾七參加了西塔山戰鬥。他英勇作戰，戰鬥中還幫助搶救傷員，積極地做宣傳鼓動工作。 8月間又參加了保衛鎮保公路的戰鬥，他跟著伏擊隊做宣傳工作，隨部隊勇敢衝殺。由於他作戰勇敢積極，戰鬥結束後，被提升到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政治部任副科長。 1940年10月，江南指揮部成立了江南四縣（句容、溧水、鎮江、丹陽）總會，沈爾七被調到總會政治部工作。同年年底，遵照江南指揮部的指示，他經由上海、香港，再次返回馬尼拉，繼續動員旅菲僑胞以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援新四軍抗日殺敵。 1941年11月間，他第三次離開馬尼拉，回國殺敵。當他在香港停留期間，日本帝國主義挑起太平洋戰爭，佔據了香港。於是沈爾七與其他一些原在香港工作的革命同志，以及一些文化界民主人士，在地下工作人員的掩護下，先後撤入廣東省東江抗日游擊區。

到了東江游擊區後，沈爾七被安排在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第五大隊的一個戰鬥連任指導員。在一次對敵作戰時他負了傷，加之他原先就患有肺病，組織上送他到陽台山區後方醫院住院治療，並兼任醫院政治指導員工作。 從1942年2月起，東江游擊區展開了對敵戰鬥，沈爾七帶病參加鬥爭。 5月間，偽軍襲擊後方醫院時，他帶病組織掩護傷員撤退工作。同年12月，他參加寶山縣尖崗山戰鬥時，不幸中彈犧牲，為抗日救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時年28歲。 沈爾七在菲律賓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時就加入了共產黨，第一次回國參戰時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的英名永遠載入菲律賓華僑工人運動的史冊，寫進祖國革命烈士英名錄。他與其他在東江地區犧牲的烈士們，被稱為“東江英烈”。東江縱隊副司令王作堯在回憶錄《東縱一葉》中，曾提到沈爾七的鬥爭事蹟。寶安縣龍華區和平湖區的烈士紀念碑上，都刻有“沈爾七”的名字。 1982年6月，由中共福建省委編印的《福建革命史畫集》中，把沈爾七列入抗日戰爭時期的革命烈士名譜。 1985年中共泉州市黨史工作委員會和泉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合編的《泉州英烈》中，也收錄了沈爾七烈士的傳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