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089、永不消逝的電波——記地下電台英雄的工作者李白

1985年5月，在上海人民隆重慶祝上海解放三十六週年的日子裡，李白烈士的銅質浮雕落成揭幕了。 浮雕座落在上海市黃渡路一零七弄十五號李白的故居，它以電波和寶塔山為背景，突出地表現了李白烈士的光輝形象。 李白，1909年生，湖南省瀏陽縣人，因為家庭貧困，9歲那年就到染房去做小工。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曾參加毛主席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後來在當地農會工作。 1930年紅軍進攻長沙戰役中，他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 後來他到了瑞金，被調到中央軍委通信學校，學習無線電技術。 1934年10月，長征開始時，李白被調到紅五軍團無線電分隊當政治委員。在歷盡艱辛的兩萬五千里長征途中，他們這個無線電分隊沒有一部機器掉過隊，沒有一部機器停止過工作，始終保持聯絡暢通，經常受到軍團首長的表揚。這除了全隊同志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以外，和李白政委這個好帶頭人是分不開的。

長征勝利結束了。李白到了延安。 1938年，黨決定派李白到上海擔任地下電台的工作。 李白一到上海，首先和地下黨組織接上了關係。為了便於掩護，組織上安排了一位可靠的同志來協助他工作。那是一位綢廠的女工，名叫裘慧英。當時小裘二十掛零，稍高的個子，長圓形的臉，眉清目秀，非常精明能幹。 市委副書記老馬對她說：“有個男同志需要有個家庭作掩護，組織上決定派你去，和他扮做假夫妻。” 李白精通技術，熟悉各種電信器材，能修理和安裝收音機，不久還學會了修鐘錶。按照黨組織的指示，兩人開了一個修理店。李白當老闆，小裘便是老闆娘。白天他們招攬生意，修理收音機和鍾表；晚上李白和延安總部電台通報聯絡，小裘便負責望風警戒。

他們這個“家”，陳設很簡單，一張寫字台，一張床。晚上李白睡帆布床，有時怕麻煩，他就睡在地板上。小裘住在這裡，心裡實在悶得慌。有一天清早，她悄悄地跑出去遛遛。李白知道以後，嚴肅地批評說：“這怎麼行？裝什麼就得像什麼，這一帶住的都是有錢人家，誰這麼早就去遛馬路呢？”接著他緩了緩口氣又說：“你整天在家無事可做，我來教你發電報吧！”於是每天下午，李白抽出兩個鐘頭來教小裘學發報。小裘覺得電報這東西，比綢廠開機器難學，嘀嘀答答，總也弄不清楚，有時不耐煩起來，就把耳機扔了。李白又幫她重新戴上，耐心地幫助她：“應該有些毅力，這也是個考驗哩！” 李白工作不分白天黑夜。晚上收發電報，白天要把電報譯出來，還要送出去。工作的地點是在住家的小閣樓上，又悶又熱，由於是秘密收發報，還得把窗戶關得嚴嚴實實。收發報的時間定在夜間零點到四點，每天都要堅持好幾個小時。夏季裡，每當小裘進去幫助他收拾東西時，常常發現閣樓的地板上有他滴下的許多汗水，但是李白愉快地說：“只要工作順利，我的心就很涼爽，天熱也就忘掉了。”電報多的時候，工作要延長到天亮，他在暗室裡常常覺察不到，延安總部電台的戰友親切地告訴他：“李白同志，天已微明，再見！”

隨著工作的順利進行，李白和裘慧英之間的感情也越來越深了。不久，組織上批准他倆結了婚。從此，他倆既是親密的夫妻，又是秘密的革命同志。他們在敵人的心臟裡建立了地下電台，把延安和上海緊緊地聯在一起。他一方面及時地向延安總部匯報上海地下黨組織活動的情況和收集到的日偽情報；同時又迅速地接受黨中央的指示，有時還要向其他敵占區的地下黨組織轉達黨中央的聲音。既是傳達我黨方針政策的工具，又是偵察敵情的耳目。多少個日日夜夜，李白在小裘的協助和掩護下，完成了黨交給的各種任務，也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了嚴峻的考驗。 因為敵人的活動情況很快傳到延安，黨中央的指示又迅速傳到上海，敵人覺察到了這一情況，日偽緊密配合，加緊破壞我地下黨組織，而電台則是敵人首先破壞的目標。他們為了搞掉我們的通信聯絡線，派出了很多特務，採用一切手段，日日夜夜搜查我們的電台。特別是在李白給延安發報時，敵人追查得更緊。

一天凌晨2點左右，敵人在鄰居“查戶口”，小裘立即給李白報了信。李白馬上把收發報機收拾起來，臨走時告訴小裘，如果敵人追問，就說他攬生意去了。 不一會兒，敵人來到李白的修理店“查戶口”，發現李白不在家，產生懷疑，搜查了一通之後，暗中留下密探監視。天亮後，小裘發現對麵店鋪樓上有人在盯住這邊修理店。她想：如果李白提著收發報機回來，一定會被敵人查獲。於是小裘立即裝著上街買東西，想通知聯絡點。可是敵人盯梢很緊，無法通知。她只好趕緊買了幾樣東西，回到家，把洗衣盆搬到門外來洗衣服（這是她和李白事先商量好有情況的暗號）。不料，這時李白提著個皮包回來了。小裘心裡萬分焦急，狠狠瞪了他一眼：“你沒看見我正在洗衣服嗎？”“看見了。”李白若無其事地說著。剛說完，敵人的暗探跟踪而至，假心假意地寒暄一番之後，要看看李白攬了什麼“生意”。小裘暗吃一驚：那皮包裡不是裝著收發報機嗎？暗探打開一看，見裝著兩部收音機，檢查了一陣，沒有找出什麼破綻，又寒暄幾句走了。小裘把發生的事情告訴李白，他哈哈大笑說：“我料到他們要來這一手，早準備啦！這裡不能久呆，要搬家了！”

他們東搬一處，西搬一處。李白有時化裝成老闆，有時化裝成店員，有時又扮成技術工人，巧妙地避開了敵人，每天都同延安通報。由於敵人用靈敏度很高的無線電測向儀偵察李白電台的方位，他們不得不經常轉移。 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從延安總部拍發後，不幾天李白就報告黨中央，說上海黨組織將綱領散發到了全上海。 1942年中秋節前夕，李白和小裘上街買了兩個小月餅，準備過中秋節。晚上，李白又上樓工作了，他和往常一樣，關好閣樓的窗戶，戴上耳機，開始集中精力向延安總部發報。 夜裡3點左右，日本憲兵隊的警車突然風馳電掣般而來，迅速包圍了李白的住所，並且“咯咯咯”地開始砸大門了。顯然敵人發現了李白電台的位置。李白感到情況非常嚴重，便向對方拍了“PSEQRX”（英語縮語，意即：我這有情況，請你等等）。

敵人踢開了大門，十幾個日本憲兵向閣樓衝來。李白見拆電台轉移已經來不及了，便索性坐下來，從容地發完了電報。最後，連續向延安總部電台拍了七八次“PSEGB”（再見），後面一聲，時間拖得特別長。李白邊拍“再見”，邊把電報稿紙塞進了嘴裡。 當敵人衝進密室，把刺刀對準李白的時候，他已經把電報稿紙咽了下去，心情十分平靜，眼裡射出了輕蔑的目光…… 李白和小裘一起被捕了。他們被押到四川路橋北面的日本憲兵司令部，分別關在六樓的兩個房間。有一次，裘慧英遭到一頓毒打之後，被拖進了李白的房間。她看到：李白被綁在老虎凳上，人昏死了過去。兇惡的敵人用冷水將他澆醒，逼著問：給誰幹的？領導人在什麼地方？有多少同黨？

李白咬牙切齒地回答敵人：“沒有什麼好講的！” 日本特務又問：“你是新四軍還是八路軍？” 李白眼一閉，不作一聲。 特務們又當著小裘的面對他用刑，李白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好幾次，可始終是那一句斬釘截鐵的話：“沒有什麼可講的！”他那堅貞不屈的革命精神，給了小裘巨大的鼓舞。 敵人又想用電刑來折磨他的意志。他們把電線繞在李白的手腕上，然後通電。這時，李白的身體已經被摧殘得不能動彈了，話也講不出來，當電流通過時，嘴裡就禁不住發出一陣嘶叫。 小裘在一旁看著，心都快要炸了，跳起來叫道：“你們要他死，一槍打死他好了，為什麼要讓他這樣活受罪呢？” 敵人卻冷笑著說：“你捨得，我們還捨不得哩！他死了，誰招口供？”

就這樣，敵人把李白折磨了一個多月，始終沒有得到什麼口供，只好先把裘慧英放了。 黨組織想了很多辦法，多方營救李白同志。 1943年6月，李白總算出獄了。他一到家，就問： “領導同志什麼時候來？我希望早一點見到他們，好早一點恢復電台。” 小裘說：“你傷這麼重，怎麼工作呢？” “慧英啊！你只看到我的骨頭被打斷了，皮被打裂了，但革命意志是打不掉的！敵人的殘暴只能使我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李白接著又說：“我們親身經歷過敵人的殘酷迫害，難道能允許敵人繼續殘害老百姓？不能！我們只有積極鬥爭，勤奮工作，才能早日趕走敵人，讓老百姓有好日子過。”在李白的多次懇切要求下，黨組織又給他分配了工作。 上海是不能呆了，李白他們就暫時到了浙江淳安。不幸，李白第二次被捕，多虧同志們營救得快，才脫出虎口，後來便轉移到江西等地繼續從事秘密工作。直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後，黨組織又把他們調回上海從事地下電台工作，重新戰斗在“上海——延安”的空中通信線上。

由於沒有社會職業，容易引起敵人注意，李白就在漁船上找到了一個修理收發報機的工作做掩護。白天去上班，晚上回來自己收發電報，前後持續了一年多時間，每天睡眠時間都很少。小裘怕他身體吃不消，勸他注意休息，可是李白卻說：“一個人最大的苦惱，就是沒有完成黨交給他的任務。工作得順利，就是最大的快樂。”他又說：“長征時，部隊行軍，我們也行軍；部隊休息，我們還要發報，報發完了，又開始行軍。現在比起長征時的情況，要好多了。” 1948年12月29日晚上，李白正在發一個非常重要的電報，敵人又包圍了他的住所。李白鎮靜地發出了緊急信號，處理了電報稿紙。剛把電台隱藏好，幾十個敵人便闖進屋來，翻箱倒櫃，挖起地板，撬開隔牆，把電台搜出來了。李白當場被捕，被押到了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的第二大隊。

在那裡，他再一次受盡了種種慘無人道的酷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還把很長的針戳進他的手指甲裡……但無論敵人怎樣嚴刑拷問和利誘，李白始終軟硬不吃，沒有吐露出半句真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敵人決定秘密處死李白。李白高呼著“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在敵人的槍聲中倒下了…… 解放後，上海人民久久懷念這位為人民而獻身的英雄。上海拍了一部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影響很大，雖然影片經過藝術加工，但是人們一見到電影裡的主人公李俠，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李白的光輝形象和他那戰鬥的地下電台——“永不消逝的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