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088、情報戰線立奇功——記中共江蘇省委情報員鄭文道

1986年3月11日，一場春雨過後，上海市烈士陵園內，松柏濃郁翠綠，陵園顯得分外莊嚴肅穆。一輛流線型黑色轎車，沿著林蔭道緩慢地駛到烈士事蹟陳列館門口，陵園主任立即迎上前去。從車內走出一位滿頭銀髮、臉龐清瘦端莊，身材適中，穿和服的日本老太太，由老幹部錢明和一位年輕的中國女翻譯陪同，進入陳列館。 她就是已故的日籍中共黨員中西功的遺孀中西芳子。她為實現丈夫的遺願，特地飛越重洋，來到中國上海祭奠抗日戰爭時期犧牲在上海日本憲兵司令部的中國戰友鄭文道。 中西芳子祭奠畢，無限感慨地說：“不同的國籍，隔不斷用鮮血凝成的國際主義友誼。今天，我終於實現了我丈夫中西功的遺願，親眼看到了丈夫和我多年銘記在心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典型——鄭文道的遺像。”

中西功，日本藤澤市人，早年是日本進步的新聞工作者，他反對日本侵略中國，他的3個弟弟先後參加日本反戰同盟。 1938年他來到上海，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日本情報機關“滿鐵上海事務所”主持工作。在他的掩護下，和我黨派入“滿鐵”的鄭文道保持專線聯繫，從事情報活動，為我黨我軍提供了大量重要戰略情報。他們在共同戰鬥中，用鮮血和生命結成了革命友誼。 1942年，中西功被捕，1945年在日本投降後獲釋，1972年病故。他在生前所著的《在中國革命的風暴中》一書裡，披露了我黨情報戰線上的忠誠戰士鄭文道屢建奇功的事蹟。 鄭文道，曾化名程和生、丁振東，1914年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縣），父親是船上水手，長期在海上漂泊，很少回家。他從小跟隨哥、嫂到山東省煙台，以後定居青島，在青島禮賢中學讀書。 1933年，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上海同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機械科。在該校有機會接觸進步同學，閱讀進步書刊，與同學景智德（錢明）、鄭香山等秘密組織了共產主義研究小組。這個小組對外稱“讀書會”，主要學習和研究蘇聯革命文學和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後來回青島做了些抗日宣傳工作。 1938年1月秘密回上海，找到中共上海地下情報組織的景智德。經介紹，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繫。一個月以後，中共江蘇省委派劉大明、鄭文道（化名丁振東）與何克希等以“華東人民武裝抗日會”（簡稱武抗）名義，到江陰縣西石橋去做組織抗日的工作。這年七月，鄭文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何克希派鄭文道返上海，向江蘇省委匯報江陰組織武裝游擊隊工作情況，適逢日本“滿鐵上海事務所”（表面經營南滿鐵路和重工業，實為日本侵略軍設在中國的高層情報機關）正公開招考研究員和僱員。黨組織安排鄭文道（化名程和生）前去應考，被錄取。日“滿鐵上海事務所”下轄“時事研究室”和“滿鐵特別調查班”兩個附屬機構，對外統由名叫中西功的日本人出面負責，內部事務實際上為鄭文道所掌握。中西功是日籍中共黨員，先鄭文道在這裡作情報工作。鄭文道充分利用合法身份，同中西功緊密合作，將獲取的日本侵略軍在上海以及在中國其他地區的情報，通過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渠道，不斷地傳送到延安八路軍總部。

鄭文道為完成黨交給的任務，甘願犧牲自己的一切。他為求工作上的絕對保密，數年如一日，與父母兄弟割斷了關係，和女友約定幾年內中止來往，暫不結婚。他工作謹慎，作風踏實，生活樸素。他常穿一件很舊的衣服，實在看不下去了，還是中西功為他做好一套西裝，以應付場面時穿。他將積攢的錢或是交黨費，或者接濟生活困難的革命同志。鄭文道身居魔窟，夜以繼日地工作，默默無聞地為抗日救國作貢獻。經他同中西功合作，獲取的重要情報，先後轉送延安的內容有：“滿鐵上海事務所”每月向日本政府上報的情報，日本政府對南京汪偽政府的照會文件，日本政府對華“興亞院”的工作指示，華中日軍分佈，東北日軍改編“滿洲”關東軍兵力，華中軍特務部以至日本天皇御前會議和日本侵華大本營會議內容等等。由於他和黨在上海秘密工作同志的努力，敵人最上層的一部分戰略情報，為黨中央和八路軍總部所掌握，為製定戰略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對打擊日本侵略軍，保衛敵後抗日根據地，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日偽軍擬向八路軍、新四軍進行大規模“掃蕩”時，根據地軍民由於及時得到了鄭文道送出的情報，迅速作出相應對策。 1940年8月，八路軍總部根據鄭文道轉出的一份情報，得知日軍擬襲擊從山西根據地往河北敵後去的100多名幹部。八路軍立即改變行軍路線，加強了護送措施，並在敵必經途中設下埋伏。結果，日軍不僅撲空，而且遭到八路軍的伏擊，幹部隊安全到達河北敵後。八路軍總部一位負責幹部說：“應該為及時傳送這一情報的同志記一大功。”

1940年春，鄭文道從中西功處獲悉關於日軍夥同頑軍，將對新四軍進行春季大“掃蕩”的預告；關於日軍高級特務機關在中國的分佈及其任務和活動的情況等情報，及時轉送到延安和新四軍軍部，為新四軍做好反“掃蕩”準備，與取得反“掃蕩”的徹底勝利起了重要作用。這年年底，在日本的一次御前會議上，陸、海軍頭目就日本今後在亞洲的軍事動向，是北進還是南進？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結果，海軍的南進主張獲勝。於是日本侵華大本營作出如下決策：在德軍深入蘇聯境內後，日軍將不是從中國北面進攻蘇聯去援助德軍，而是全力南下掠取英美在西南太平洋的廣大資源地區，稱霸東南亞。此時，延安已兩次來電向上海黨的情報組織詢問：“日本北進、南進的動向如何？”經在上海的中西功和在南京的日本籍中共黨員西里龍夫證實，日本確已採取了南進的部署。鄭文道迅速送出了這個情報，從而為黨中央及早準確判斷當時日本侵略軍的世界戰略意圖，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周恩來說：“這個情報是國寶。”此情報轉去蘇聯後，為蘇聯從西伯利亞抽調兵力投入戰場，取得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勝利，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鄭文道按照地下黨組織的指示，在“滿鐵”工作的同時，還負責接收和轉送中共南京情報組織從汪偽政府和日軍華中最高指揮部獲取的上層重要情報。這個工作艱苦又冒險，凡了解他的同志，常常為他的安危擔心。但他臨危不懼，經常出入於南京情報組專門與他單線聯繫的張明達在上海的住處，或在事先約定的公園等處取情報。在開展工作中，他認真負責，膽大心細，從不耽誤時間。他嚴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紀律，從不打聽與本身任務無關的其他工作情況。在近三年的時間裡，經鄭文道親手接收和轉送的重要情報近百餘件，從未發生過絲毫的差錯，堪稱情報戰線上的無名英雄。 1941年10月，日本東京警視廳偵破了“左爾格——尾崎秀實第三國際間諜案”（又稱共產國際諜報集團案）。案情牽涉面既廣且深，日本當局為此大為震驚，決定對駐國內外的情報機構進行一次全面審查。隨著案情的發展，逐漸牽連到日本在中國的“滿鐵大連總機關”和“滿鐵上海事務所”的人員。中西功得到消息後，認為事態的發展必然牽涉到自己和其他日本同誌及中國的鄭文道。於是，他將此危急情況立即告知鄭文道，要他迅速應變，盡快脫離。鄭文道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但仍保持了鎮靜。他緊鎖雙眉，反复思考，覺得自己如果突然離去，會引起敵人的懷疑，還可能危及打入“滿鐵”的其他同志。為了保護同志，保全這條重要的情報渠道，他橫下一條心，即使天塌下來也由我一人頂著。於是，他鄭重地對中西功說：“我清楚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明白自己從事的工作的危險性，我知道隨時有被捕的可能。如果你被抓去，也許我也會被抓，但我可以為你掩護到底；如果這個目的不能達到，那麼，為了保衛組織，我將一死了之。”遂將此危急情況迅速匯報給上海地下黨組織，並對自己住所作了認真檢查，不留任何可能被懷疑的片紙隻字。不久，中西功被捕。

1942年7月29日清晨，上海陰雲滿天。從東京來上海的警視廳特務和日本憲兵竄進拉都路敦和里28號三樓，逮捕了鄭文道。敵人仔細搜查了鄭文道的房間、箱櫃，像梳篦似地檢查了每本書籍和每個角落，卻沒有發現任何“罪證”。為了急於了解鄭文道和哪些日本人有來往，便迫不及待地對他刑訊逼供。鄭文道一口咬定與日本人僅是職業上的關係，無其他來往，並憤怒地反問敵人：“本人在滿鐵工作，從無過失，卻無辜受此刑訊，這是為什麼？你們太不講理了！”日本特務被問得無言可答，只好將他押上敞篷吉普車，送往四川北路的日軍憲兵司令部。 鄭文道利用鬧市區的人群熙攘，乘敵不備，突然縱身跳出了車廂。終因車速太快，腳未落地，頭部先撞在馬路邊水泥地上，撞開了一個裂口，血流如注，腿部也受了重傷倒在路上，不能動彈。敵人怕再發生意外，慌忙將鄭文道抬上車，向四川北路馳去。

到了日軍憲兵司令部，鄭文道由於流血過多，神誌昏迷，處於休克狀態。日本特務怕失去活口，把他送到四樓醫務室搶救。 在鄭文道治傷期間，敵人多次對他刑訊逼供。日本憲兵司令部的頭目卻常來查看傷勢，詢問病情，勸進飲食，以示“關懷”，企圖套取口供。他們紅臉、白臉，軟硬兼施。但鄭文道沉著應付，裝作頭昏乏力，低頭不語，不吐露任何情況。他已為迎接即將面臨的一場更為嚴酷的考驗，作好了準備。 半個月以後，鄭文道的傷勢初見好轉，能稍進飲食。敵人認定他已無生命危險，便急不可待地審訊。他咬住老口供，死不鬆口，叫敵人無懈可擊。 鄭文道的身體依然很虛弱，行動困難。他利用進廁所的機會，低聲對一起被捕的難友倪之璞說：“我不行了，你要好好地生活下去，堅持下去，把一切責任都推到我身上，由我承擔。共產主義的理想是美好的，我們的事業一定會勝利！”

在審訊室，日本特務初則對他百般利誘，鄭不為所動；繼則凶相畢露，對鄭施以酷刑，鄭堅貞不屈，咬定老口供再不開口。日本特務們個個氣得吹鬍子，瞪眼睛，一籌莫展，只得將鄭文道押回病房，準備改日再審。就在鄭文道被押回四樓病房時，他抓住敵人疏忽的瞬間，從窗口跳樓而壯烈犧牲，用他寶貴而年輕的生命，徹底粉碎了日本特務的罪惡企圖，有效地保全了黨的地下情報組織，保護了同志。他犧牲時，年僅28歲。 鄭文道為挽救民族危亡而英勇獻身了，黨和人民沒有忘記他。 198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據他生前的戰友錢明、方知達等同志的報告，追認他為革命烈士。同他一起戰斗在敵人心臟的異國戰友中西功，在回憶錄《在中國革命的風暴中》一書裡，稱頌鄭文道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典型”。他還寫道：“我直到今天，只要周圍無人，就會浮想起鄭文道那親切熱情的雙目。這是一對為了革命不怕犧牲的眼睛，是一對永遠慷慨就義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