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007、神秘使者傳佳音——記中共中央聯絡局副局長張子華

1985年5月，寧夏銀川市八里橋革命公墓。 在一陣陣悲壯的哀樂聲中，張子華烈士遺像安放儀式隆重舉行。人們在淒切中緬懷過去，揮淚祭奠這位當年曾冒著風險，深入虎穴，傳遞信息，協助周恩來副主席處理複雜問題，為醞釀第二次國共合作做出突出貢獻的神秘使者。 張子華，原名王緒祥，1914年4月21日出生在寧夏中寧縣恩和鄉一個地主家庭。在大革命時期，他接受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參加過農民抗交“鴉片稅”、打土豪貪官的鬥爭。 1930年，在北平匯文中學讀書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改姓名為張子華。 他入黨後，在全國總工會華北辦事處領導下工作。曾到門頭溝煤礦背過煤，組織工人鬥爭。調任全國總工會華北辦事處秘書後，參加了天津碼頭、紗廠工人運動和唐山五礦工人罷工的鬥爭。 1934年5月，在天津部署紀念“五卅”運動9週年活動時，被捕入獄。在敵人嚴刑拷打下，他堅貞不屈。後經中共地下黨組織營救出獄，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同年9月，受中共中央北方代表陳鐵錚（孔原）的委託，化名黃漢，赴陝北游擊區巡視工作，說服那裡兩個根據地領導人消除誤會，加強團結，將陝北根據地的3個游擊大隊擴充為紅二十七軍八十四師。 1935年初，他被調到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組織部任秘書，5月又派往豫鄂陝游擊隊任特派員，公開身份是國民革命軍四十四師一三二旅旅部參謀。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三省後，又將其魔爪伸進了華北大地。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中國共產黨首先向國民黨發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呼籲，這是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先聲，它得到了全國人民的廣泛支持，同時也受到了國民黨以宋子文為首的英美派的歡迎，他們同意停止內戰，和中共舉行和談。 1936年1月，國共兩黨首次秘密和平談判在上海舉行。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派張子華（化名黃漢）以中共中央長江局代表名義，同陳立夫的親信、南京政府鐵道部次長曾養甫，鐵道部勞工科長諶小岑接觸，談判國共兩黨聯合抗日問題。在這次極不尋常的會談中，諶小岑首先向張子華介紹了國民黨方面準備抗日的措施，表示了國共合作抗日的意願。張子華向中共上海黨組織匯報後商定，鑑於國民黨政府還有些和談的誠意，建議國民黨派代表和他一起到陝北蘇區直接同中共中央面談並彙報情況。國民黨政府表示贊成，同意派出董健吾為國民黨方面代表，赴陝北談判。董健吾曾是宋子文在美留學時的同窗好友，又是宋慶齡的朋友，更令人感到驚奇的是，董健吾竟是中共地下黨員。張子華遂同董健吾結伴而行。張子華擔負起這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艱鉅使命的時候，年僅21歲。

由於有黨組織的周密安排，有著名愛國人士宋慶齡和國民黨政府要員宋子文的幫助，董健吾又持有宋子文親筆簽發的西北經濟專員的委任狀，張、董二人順利到達了古城西安。 西安距離延安幾百里地，但由於國民黨重兵把守，關卡如林，使得張子華與董健吾寸步難行。為了完成此程重任，他倆冒著危險，親自去找西北“剿總”副總司令張學良將軍借路。張學良是東北軍的統帥，集國難家仇於一身，強烈要求抗日，早已考慮與共產黨、紅軍聯合抗日的問題。他看到董健吾的委任狀後，對南京的意圖心領神會，決定提供方便，促成好事。 2月19日，張學良和陝北電台聯繫好後，親自派出自己的飛機，把董健吾和張子華送到延安。他倆於2月27日到達瓦窯堡。當天，中央組織部部長博古（秦邦憲）就親切地接見了張子華。接著，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又聽取了他的詳細匯報。中央決定繼續和國民黨聯絡，派遣張子華去南京，進一步了解國民黨的動向。董健吾也帶著博古給宋慶齡女士的關於我黨和平談判的五條原則的密信，及時返回上海。

4月16日，張子華受命離開瓦窯堡，途經西安時，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向張學良將軍通報了國共兩黨聯繫的情況，並和張將軍交上了朋友。張子華於4月底到達南京，很快和曾養甫取得了聯繫。他向曾養甫坦誠說明此行兩項任務：一是要詳細了解南京政府聯共抗日的具體辦法；二是希望南京政府派人到陝北去，和中央領導人直接談判。這時，陳立夫已接替宋子文主持國共兩黨的聯絡工作，向曾養甫口授了國民黨政府的4條答复：1國方歡迎共方的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2共方武裝隊伍參加對日作戰時，與中央軍同等待遇；3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見，可通過即將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供國民黨中央採擇；4共方可選擇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曾養甫當即找來諶小岑，要他抄寫一份，馬上交給張子華並及時報告中共中央。令人惋惜的是，這樣重要的答复，諶小岑在交給張子華時卻沒有說明這就是國民黨政府的明確答复，而說成是他本人根據國方意見歸納的，僅供中共參考。後來，曾養甫知道諶小岑辦錯了此事，拖延了時間，造成了誤會，深表遺憾。為了彌補過失，消除誤會，在國民黨一時選不出合適的人員去陝北的情況下，曾養甫要張子華再回陝北給中共中央送口信，邀請中共中央派代表團來南京會談。於是，張子華便以國共雙方使者的身份，冒著極大的危險，常年奔波在南京與瓦窯堡之間。

1936年5月中旬，正是陝北高原山丹丹開花紅艷豔的美好季節。張子華從南京回到了這片溫暖的土地，不顧旅途勞頓，當即向周恩來匯報情況。周恩來聽完匯報後，十分高興，閃著一雙興奮的劍眉，當即給諶小岑寫信：希望諶小岑能推動各方，共促事成，還約請曾養甫、諶小岑來陝北晤面。周恩來還給張伯岑、時子周等愛國人士寫信，陳述中共的主張。 張子華攜帶著周恩來的親筆信，再次秘密地來到南京。因為這次國共談判是在極為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而國民黨內部派系爭鬥激烈，隨時可能翻臉。張子華處在這樣的環境中，一旦有個閃失，就會有殺頭的危險。果然不出所料，張子華到南京後，要求諶小岑給找一個住處，以中共代表身份在南京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公開活動。國民黨當局卻深怕國共兩黨談判的機密被洩露出去引起內亂，竟把張子華投入監牢。諶小岑勸曾養甫說：“'兩方相爭，不斬來使'，何況我們正在講和呢！”曾養甫這才同意釋放張子華，由諶小岑陪同到上海。

到上海後，張子華熟練地編了一份電報密碼，要求諶小岑給一個南京電台呼號，以便兩黨通過電台進行聯繫。曾養甫害怕由南京電台聯繫影響太大，便給了一個漢口電台的呼號。同時，曾養甫還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希望能派負責代表切實商談。張子華帶著密碼及信件，不顧疲勞，跋涉千里，於8月27日趕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縣）。這是張子華為早日促成國共合作的第3次陝北之行。 中共中央對張子華帶回的情況十分重視，在認真研究分析了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首次明確提出“中央對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的講話之後，不失時機地發布了《中國共產黨致國民黨書》，呼籲“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並且指出：“國共合作的關鍵現在是在貴黨之中。”周恩來於8月31日給曾養甫复信，邀請陳立夫、曾養甫到蘇區或陝西華陰會晤。 9月1日，又給陳果夫、陳立夫寫信，希望他們向蔣介石“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信中還表示：中國共產黨“早已準備隨時與貴方負責代表作具體談判”。

9月20日，張子華攜帶著中共中央及周恩來的信件，又風塵僕僕地南下廣州。當時，南京政府剛剛解決了兩廣事變，曾養甫已調任廣州市長，陳立夫也到廣東視察。張子華將周恩來致二陳和曾養甫的信交給了諶小岑。 27日和曾養甫會晤，曾養甫向他口授了國民黨政府的4項條件：1蘇維埃區域可以存在；2紅軍名義不要，改聯軍，待遇同國軍；3中共代表參加國民大會；4立即派人具體談判。並提出邀請周恩來到廣州或香港見面，還把為周恩來準備好的護照交給張子華，請他速回陝北報告。 第二天，張子華就發電向中共中央報告了曾養甫邀請周恩來談判的意見，並於10月4日返回西安，詳細電告了國民黨的4條談判條件。 10月8日，中共中央表示：為了推動南京政府抗日，周恩來可以飛往廣州談判，但先決條件是國民黨不再做喪失領土主權的事，暫停進攻紅軍，立即準備抗戰。但由於蔣介石缺乏誠意，並大舉進攻陝北根據地，兩黨高級人員的談判時機仍不成熟。中共中央於10月14日決定：周恩來暫不去廣州，由在上海的潘漢年作為代表，同國民黨作初步談判。 10月17日，中央得知蔣介石飛到西安，即電令張子華交涉派飛機接周恩來到西安談判。但終因蔣介石堅持要消滅紅軍，致使這次交涉未獲得任何結果。 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在抗日目標下逼蔣抗日。張子華也於11月中旬返回保安。黨中央充分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績，儘管國共兩黨領導人員的直接面談未能實現，但他在溝通關係、傳遞信息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為醞釀第二次國共合作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因而被任命中共中央聯絡局副局長。

1936年12月12日，著名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為了促使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實行抗日救國，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並立刻致電當時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聽取中國共產黨的意見。張子華又奉命隨週副主席於15日離開保安，前往西安。他16日來到延安。 17日，同周恩來乘張學良的專機到西安。從此，他便以周恩來的秘書、紅軍總部參謀的身份在西安進行統戰工作。他同寧夏駐西安各界人士廣泛接觸，主動拜訪了寧夏駐西安辦事處負責人柴成霖，會見了來西安的寧夏黨政要員，還介紹了一批進步青年到延安抗大學習。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向寧夏軍閥馬鴻逵再次提出談判，並委派張子華以八路軍總部參謀的身份，到銀川商談成立統一戰線和釋放紅軍被俘人員等問題。

1937年8月，張子華踏上了養育他的家鄉大地。他連家都顧不上回，就直奔銀川，同馬鴻逵談判了兩次。馬鴻逵老奸巨猾，不解決實際問題，還陰謀扣押張子華，使談判不歡而散。雖然談判沒有成功，張子華卻利用這段時間，幫助恢復和建立了中共寧夏地下黨，秘密建立了寧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小組。張子華髮現馬鴻逵企圖扣押他的陰謀後，便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銀川。 1938年1月，張子華再次南下武漢，在中共代表團民運部擔任文化組主任。 2月又被調回延安，4月到抗日軍政大學擔任政治教員。 就在張子華專心為黨的事業勤奮工作的時候，誰也沒有料到，一場無情的災難竟降臨到了他的頭上。 1939年9月，有人竟突然提出：張子華在天津被捕有叛變嫌疑，到寧夏談判有通敵嫌疑。組織上決定對他進行隔離審查。不幸的是，由於當時交通不便，距離遙遠，無法派人到天津、銀川等地調查，問題一時難以澄清。

在這突如其來的打擊面前，張子華始終堅信組織。他對前途始終充滿希望。令人痛心的是，他被隔離不久就身染肺病，於1942年去世，年僅28歲。 1983年9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對張子華的歷史作出了公正的結論，承認其黨籍。 1985年5月，中共寧夏自治區黨委和銀川市委召開會議，為張子華烈士恢復名譽，在八里橋革命公墓安放了他的遺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