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006、開拓政工新途徑——記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

袁國平從大革命時期參加革命，經歷過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和長征。 1938年1月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犧牲於皖南事變中。他是中國共產黨有才華的、長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的領導人。 袁國平，原名袁幻成，後改名袁裕，字醉涵，筆名最寒。 1906年5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寶慶縣袁家台村（今屬邵東縣）一戶手工業工人家庭，家境貧寒。 1920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後，在徐特立、田漢等進步教師的影響下，積極參加學生運動，被選為湖南省學聯執行委員。從一師畢業後，應田漢之邀赴上海從事革命文藝活動。 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5年10月，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政治大隊）第三隊學習，同年年底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時，袁國平任第四軍左翼宣傳隊第四隊隊長，隨周逸群到賀龍部司令部，幫助賀龍改造和整頓軍隊，提高部隊戰鬥力。這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昌後，袁國平被調到葉挺領導的第十一軍政治部工作。 1927年5月，他隨軍進軍鄂西，參加了平定楊森、夏斗寅部叛亂的戰鬥。後調任第四軍五十二師七十四團一營三連指導員，率連隊隨十一軍軍部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 1927年11月，袁國平奉命到廣州，負責接待各地前來準備廣州起義的共產黨員。 12月11日舉行廣州起義時，他任教導團參謀，帶領主攻部隊攻占廣州市公安局。起義失敗後，起義部隊餘部在花縣整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師（後稱紅四師），袁國平任黨代表，到海陸豐同彭湃領導的農民武裝會師，堅持武裝割據的鬥爭。 1928年10月，輾轉到達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任中共湘鄂贛特委宣傳部長。他把紅軍政治工作的方法運用到根據地的群眾政治工作中，開展了豐富多采的宣傳教育活動。

1929年11月，袁國平任紅五軍政治部主任。 1930年6月，任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同年7月下旬，紅三軍團攻占長沙後，袁國平領導軍團政治部接管了偽國民報館，出版了《紅軍日報》，宣傳黨的主張和紅軍各項政策。 1933年1月後，袁國平先後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曾兼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代理主任。他先後參加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圍剿”作戰，兩次入閩作戰。特別是在東方軍入閩作戰中，領導軍團政治部開展了強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證紅軍在裝備低劣、物資匱乏、敵眾我寡的條件下，戰勝優勢敵人，恢復和擴展了大片蘇區。陳毅曾讚揚說：“袁國平是一個好的宣傳鼓動者，有才幹。”1934年2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同年8月25日，他在第五次反“圍剿”保衛驛前、石城戰鬥後，寫了《高虎腦戰鬥的政治工作》一文，著重總結了戰時政治工作不間斷的特點，如：使“重傷不哭，輕傷不下火線”的口號普遍深入人心；戰時政治工作，不僅政治人員努力做，許多指揮員也自動去做；戰鬥中指揮員傷亡時，黨團員自動出來代理；當放棄或撤出陣地時，政治部預先派人到部隊中做解釋工作；戰鬥激烈時，鼓動與組織給養員抬傷員下火線來；黨團員或支部負責人傷亡時，在火線上自行進行調整與補充；戰鬥中政治部派人到作戰部隊迅速收集資料，按時出火線小報；在火線陣地上撒宣傳品，對敵喊話，瓦解敵軍。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袁國平曾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實際是中央軍委）後方辦事處政治部主任。 1936年2月，任紅軍大學下屬的紅軍學校政治委員。同年12月，任抗日紅軍大學第二分校（後改步兵學校）政治委員。 1937年8月，任中共隴東特委書記兼八路軍駐隴辦事處主任。 1937年10月，國共兩黨談判達成協議，改編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成立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 1938年3月18日，毛澤東主席致電中共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項英：“中央決定派袁國平為四軍政治部主任。袁政治開展，經驗亦多。鄧子恢可為副主任。” 新四軍剛剛建立不久，政治工作還處於初創階段。為加強新四軍的政治工作建設，1938年5月間，項英、袁國平派軍戰地服務團團長朱克靖率領演出隊去茂林，進行抗日宣傳，並代表軍部開展統一戰線工作。 6月17日至19日，他主持在巖寺召開新四軍第一屆政治工作會議。在會上指出，自新四軍成立以來，全軍政治工作已建立了初步基礎，但還遠遠落後於客觀形勢，遠遠不能滿足本軍任務的要求。為創造鐵的新四軍，他提出了關於政治工作的四條基本任務：健全黨的工作，提高黨支部在連隊中的作用；正確執行幹部政策，充分發揮幹部的聰明才智；深入政治教育工作，使乾部、戰士具有偉大的政治思想和為理想奮鬥到底的決心；確立政工製度和健全政治工作系統。在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上，他要求建立政治工作從上而下的集中指導，以保證政治工作方針與路線的一致；政治工作的重心要放在連隊；戰時政治工作要特別注意按照實際情況進行具體指導；政治工作要具備經常的緊張性和機動性，保證政治工作不間斷地進行和適應情況變化的需要。

第一屆政工會議後，袁國平到南京、江寧、鎮江、丹陽、蕪湖一帶敵後戰場視察，到部隊進行調查研究和指導工作。他通過在前線約兩個月時間的視察，對堅持敵後抗戰取得抗日勝利更充滿信心。他在寫給親屬的信中說：“敵愈深入愈困難，兵力分散，交通延長，後方空虛，地形不利，而我則前有正規軍頑抗，後有游擊隊積極行動，前後夾擊，必使敵人之泥足越陷越深。中國抗戰前途很好，最後定可戰胜日本，只不過要經過一個長期的艱苦奮鬥。” 1938年8月，新四軍軍部移到涇縣雲嶺。 2月7日至16日，新四軍召開第二次政工會議。這次會議是在貫徹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執行中央“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總方針下召開的。會上，袁國平作了題為《新四軍一年來政治工作總結及今後任務》的報告。

江南敵後游擊戰爭的環境和它所具有的各種特點，給政治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的課題。袁國平重視研究政治工作如何適應部隊在新的歷史時期執行新的任務所帶來的新情況，及時總結政治工作適應新情況的新鮮經驗。 1939年2月15日，袁國平在《抗敵》創刊號上發表題為《江南敵後游擊戰爭中的軍隊政治工作》一文。在文章中，他具體分析江南敵後環境的特點，根據在江南敵後作戰8個月的經驗，論述了在新的條件下加強軍隊政治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和政治工作所需完成的任務。他指出：江南水鄉，地勢平坦，河流交錯，游擊戰爭十分困難；江南又是有名的“溫柔鄉”，對軍隊有極大的腐蝕作用；軍隊分散游擊在敵後，最易脫離上級掌握，助長流寇主義。如此等等，足以說明軍隊沒有政治工作，要堅持江南敵後抗戰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強調要把政治工作作為軍隊的生命線，依靠堅強的政治工作戰勝困難，爭取勝利。為加強軍隊在江南敵後游擊戰爭中的政治工作，他提出：首先，要確立與健全軍隊政治工作制度，在部隊中設黨代表或政治委員，團以上設堅強而有工作能力的政治機關，提高政治部主任的權力。其次，要加強政治宣傳教育，使部隊具有高度政治覺悟、戰鬥熱忱和嚴肅的紀律。第三，要加強民眾運動。第四要加強敵偽工作。第五，要做好戰鬥中的政治工作。他在論述每一項政治工作任務時，都具體分析了它的現狀和著重解決的問題，以及如何去做的具體方法。他這篇文章，是對敵後游擊戰爭中新四軍政治工作經驗初步總結。

1939年12月2日，新四軍政治部召開宣傳教育工作會議。袁國平在題為《過去宣教工作的總結及今後宣教工作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我們說建軍必須建人，建人必須建腦。如何建腦？就是宣傳教育，把頭腦武裝起來。我們要把黨的政治主張變成一種實際的物質力量，就要依靠宣傳教育，把黨的主張變成人民自己的主張。”還指出：“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則只有一個，即理論和實踐的一致。”為達到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他提出了下列教學原則：（1）集體學習、研究，互相幫助；（2）中國化，通俗化；（3）因材施教，因地施教，因時施教；（4）教、學、做的完全一致；（5）啟發重於注入，理解重於記憶；（6）由具體到原則，由原則到具體；（7）循循善誘，循序漸進；（8）批判精神，科學態度；（9）基本教育與宣傳鼓動相聯繫；（10）計劃切實，檢查深入；（11）博而又約，約而又博；（12）形成學習空氣。

1941年元月，新四軍軍部及皖南新四軍奉命北移，開赴抗日前線。行至涇縣茂林地區，遭到國民黨軍有預謀的重兵圍殲。 在優勢頑軍的強大攻擊下，袁國平率領直屬縱隊奮起自衛，多次打退潮水般湧來的敵軍。 突圍中，大部人員犧牲，小部人員隨袁國平從重圍中殺開一條血路，衝了出來。此時，他身負重傷，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待甦醒過來後，他對守衛在身邊的衛士連戰士們說：“你們走你們的，趕快突圍出去，不要管我了！” 戰士們在副連長李甫的帶領下，輪流背著他，連夜繼續突圍。天大亮時，他們趕到章家渡口。大家跳進冰冷的河水里，用手托頭頂，抬著他渡河。這時，被敵人發現，敵軍密集的子彈向他們射來，好幾個戰士中彈倒在河水里，剩下的戰士冒著生命危險抬著他過了河。

上岸後，他們在一座古廟前休息。袁國平因流血過多，臉色蒼白，眼神凝滯。他吃力地掙開眼睛，看了看圍在身邊的戰士，用極度微弱的聲音斷斷續續地說：“你們走你們的……趕快突圍……不要……管……我了……向組織上……替我……匯……報……”此時，誰也沒有註意到他已摸出別在腰部的勃郎寧手槍，對準自己的頭部扣響了扳機。他安詳地躺在地上，眼睛定定地眺望著連綿起伏的群山和噴薄而出的紅日。 1955年6月，袁國平烈士的遺骸被安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