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003、抗戰我何惜此頭——記民族英雄吉鴻昌

吉鴻昌，察綏抗日同盟軍領導人之一，民族英雄。他在總結自己的經歷時說過：“我能夠毀家紓難，捨身報國，拒絕利誘，見危受命，這樣來抗日救國，這正是黨給我的感召。” 1913年8月，西北軍馮玉祥部到河南郾城招兵。一個寬臉龐，大眼睛，體格魁梧的青年，跟在一行青年的後面，挨個接受體格檢驗，一下就被選中，當了一名士兵。他就是吉鴻昌，當年18歲。 吉鴻昌，幼名恆立，字世五，1895年出生於河南扶溝一戶貧苦農民家庭。幼年時曾入私塾讀書，後在雜貨行當過學徒。他性格剛強，能吃苦耐勞，當兵後打仗勇敢機智。 1915年秋，馮玉祥部回駐長安（今西安），每日早晨操練前，馮玉祥總要坐在司令台上問：“弟兄們，我們是誰的軍隊？”士兵們異口同聲地回答：“我們是老百姓的軍隊！”有一天早晨，馮玉祥又這樣問士兵。話音剛落，只聽得吉鴻昌大聲喊：“我們是洋人的軍隊！”頓時，全場駭然。馮玉祥很震驚，命衛兵將他帶到台前，問道：“你為什麼說我們是洋人的軍隊？”吉鴻昌答道：“聽洋人的話，替洋人打仗，信洋教，為啥不是洋人軍隊？”馮玉祥又問：“你這個小伙子，難道不怕洋人嗎？”吉鴻昌理直氣壯地說：“我們都是中國人，幹嗎要怕洋人？”馮玉祥很讚賞，問其姓名，即令釋去。次日，部隊取消神甫制，又挑選精壯士兵數十人，成立學兵連，讓吉鴻昌到該連學習。

1917年，馮玉祥成立手槍隊，吉鴻昌被提拔為手槍隊的連長。 1921年提升為營長。 1924年9月，奉系軍閥張作霖率奉軍15萬，進兵山海關，直系軍閥吳佩孚命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率部迎戰張作霖，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馮玉祥面對前唯死路，後無生計的絕境，倒戈回師，於10月22日發動北京政變（亦稱“首都起義”），23日在北苑決定組成“中華民國國民軍”，宣布脫離直系軍閥系統，轉向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的道路，“誓將為國為民效用”。 1925年春，馮玉祥赴張家口就任西北邊防督辦職務。同年10月，吉鴻昌升任綏遠都統署直轄騎兵團團長兼警務處長。當時，馮玉祥在張家口國民軍總部和西北邊防督辦公署（取名新村）大院開辦了營以上軍官輪訓班，學習三民主義。吉鴻昌在這裡結識了做政治工作的共產黨人宣俠父、陶新畬等，開始接受革命道理。

1926年9月，馮玉祥從蘇聯回國後，重振軍威，組織國民軍聯軍，並於9月17日在五原誓師，響應北伐。時任五旅旅長的吉鴻昌率部為西北軍先鋒，從蘭州出發，首先趕到西安外圍，經過一個多月的苦戰，於11月27日打敗劉鎮華鎮嵩軍，終於解除西安之圍。五旅編為第十九師，吉鴻昌任師長。 1927年4月，國民軍聯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馮玉祥任總司令，出師潼關，數路東征，同南方北伐軍呼應，夾擊奉軍。吉鴻昌率部取洛陽，克鞏縣，強渡黃河，佔領新鄉，一路打了許多勝仗，十九師被譽為“鐵軍”，吉鴻昌成為西北軍有名的闖將。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後，吉鴻昌由於在同共產黨人的交往中，逐漸接受了革命思想，在十九師暗中保護了一批共產黨員，因而十九師番號被撤銷，吉鴻昌被調到北平陸軍大學特訓班學習。 1928年秋任三十師師長，奉命赴甘肅。

1929年夏，吉鴻昌率部進入寧夏，任寧夏省主席。蔣介石想拉攏吉鴻昌，用飛機給他空投了“第九路軍總指揮”的委任狀。吉鴻昌氣憤地撕毀委任狀，說：“蔣介石和我們算是哪一門子親戚？”他在自己的相片上寫道：“公正純潔，為做事而做官，訓練民眾，使知四權運用，政治注重下層，工作適合一般民眾需要。”他整頓軍隊，把原佟麟閣第十一師和門致中第七師合編為第十軍，自任軍長。他提出了“開發大西北”的口號，自任開發西北總指揮，決心為民興利除弊。這年年底到1930年初，第十軍縮編，恢復第十一師，吉鴻昌重任師長。 從1930年4月起，閻錫山、馮玉祥同蔣介石在河南、山東交戰，十一師被調往前線作戰，打破了吉鴻昌開發西北的夢想。中原大戰中，馮玉祥失利下野，其部隊被蔣介石改編成二十二路軍，吉鴻昌被任命為總指揮兼三十軍軍長、三十師師長，調往河南信陽。

這年底，蔣介石發動對鄂豫皖蘇區的“圍剿”，派遣吉鴻昌率部移駐潢川，進攻光山、商城一帶的紅軍。吉鴻昌對於“剿共”很反感。在與紅軍作戰中，部隊遭到挫敗，這引起了他的深思：紅軍的力量是從哪裡來的？他化裝秘密進入蘇區調查，思想上受到很大啟發。回部隊後，以種種托詞按兵不動。蔣介石派特務冷欣任二十二路軍高級參議，督促、監視吉鴻昌的行動。吉鴻昌採取虛張聲勢的辦法，在蘇區周圍繞圈子，編造假捷報，上報蔣介石。蔣介石接到冷欣的密報，急調陳誠等十幾個師的兵力逼近吉部。吉部決定在潢川馬上起事。但遭到三十一師師長張印湘等人的反對，起義計劃失敗。 1931年8月，吉鴻昌被解除兵權，令其“出國考察”。他將要啟程時，“九？一八”事變爆發。吉鴻昌請纓殺敵，卻遭到蔣介石的拒絕。 9月23日，吉鴻昌懷著“滿腔熱血無處可灑”的悲憤心情，含淚登船，離開上海。

吉鴻昌先後到日本、歐美十多個國家進行考察，寫成了《環球考察記》。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上海。吉鴻昌聞訊後，即乘船回國。於2月28日到達上海。在上海找到中共組織，按照黨的指示，他北上天津，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同年8月，他到湖北黃陂、宋埠一帶，打算收集舊部，倒戈投奔紅軍。但不料原舊部大部分已被蔣介石或收買，或改編。他冒著生命危險，帶領三十師一個團奔向蘇區。但在中途遭到敵人的圍追堵截，起義失敗，只有吉鴻昌和少數人突圍，進入蘇區。在黃安縣（今紅安縣）長衝，他們受到沈澤民、徐海東等人的熱情接待。不久，吉鴻昌經上海秘密回到天津，組織抗日軍隊。他毀家紓難，拿出6萬元購買武器彈藥，同馮玉祥、方振武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並通電全國，主張動員全國一切力量武裝抗日。

1933年5月26日，馮玉祥就任同盟軍總司令，吉鴻昌任第二軍軍長兼察哈爾省警備司令和公安局長，以及北路前敵總指揮。 6月22日，吉鴻昌率部出張家口大境門，到達張北縣，於當日午後3時克復康保縣城，繳獲日偽軍大批馬匹及軍用品。是時，日偽軍主力盤踞沽源、寶昌，嚴密布防。吉鴻昌奉命率部冒連綿陰雨，忍飢挨餓，長途跋涉，向寶昌推進，於7月1日同偽軍展開激戰。吉鴻昌命令部隊在合圍寶昌之敵的同時，對偽軍展開政治攻勢，曉以大義，許多偽軍士兵攜械來歸。薄暮時分，3000名偽軍棄城北退多倫，同盟軍一舉收復寶昌、沽源，俘獲甚眾。 吉鴻昌在給總部的電報中表示：“誓以一腔熱血，努力邁進。與其怕死偷生而生也痛，孰若赴義以就死其死也榮。”7月5日，他在沽源附近的大柳樹村召集同盟軍前線主要將領會議，決定分三路進擊多倫日軍。 7日，各路同盟軍直搗日偽在熱察的軍事重鎮——多倫。面對敵人的飛機、大砲，他吟詩抒懷：“有賊無我，有我無賊；非賊殺我，即我殺賊。半壁河山，業經改色；是好男兒，捨身報國。”然而多倫城池堅固，敵人火力猛烈，同盟軍進攻受阻。吉鴻昌赤裸膀臂，手提大刀、盒子槍，親率敢死隊匍匐前進，爬城3次。 10日夜，吉鴻昌暗遣副官及精兵40餘人，扮作客商，分批潛入城內，其中大部分扮成回民，分住城內五所清真寺中。 12日子夜，同盟軍乘天色黑暗，敵機斂蹟之際，全線猛攻。吉鴻昌袒臂大呼，率部勇猛衝鋒，喊殺聲驚天動地。潛入城內的士兵鳴槍響應，內外夾攻，與敵軍巷戰肉搏3小時，終於收復了淪陷72天的多倫城。這是“九·一八”事變後中國軍隊首次攻克日軍據點，因而中外震驚，舉國歡騰。至此，同盟軍收復察東4縣，自己陣亡312人，擊斃日偽軍千餘人。全國各愛國抗日團體，以及朱正橋、蔡廷鍇、李烈鈞、程潛、蔣光鼐、李濟深等力主抗日的知名人士，紛紛致電函賀多倫的收復，並踴躍捐助慰勞。

然而，在南京政府的高壓逼迫下，抗日同盟軍處境已相當困難，馮玉祥被迫於8月4日下野。 9月底，抗日同盟軍在日軍和國民黨軍的夾擊下遭到失敗。吉鴻昌在押往北平途中逃脫，輾轉回到天津，繼續從事抗日反蔣活動。 1934年初，吉鴻昌由宣俠父陪同，秘密赴上海，王世英代表中共臨時中央和吉鴻昌談話，秘密舉行了吉鴻昌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儀式。同年5月，吉鴻昌出面在天津組織成立“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並建立有馮玉祥、李濟深、方振武、任應歧等反蔣抗日力量代表在內的大同盟中央委員會，吉鴻昌任中央委員及“大同盟”內中共黨團領導成員。他在天津法租界霞飛路40號的住宅，成為黨組織的地下聯絡站。不久，這裡的活動被特務發現，他又在國民飯店開了房間，做為聯絡點。

1934年11月9日晚，吉鴻昌在國民飯店以打牌為掩護，同廣西李宗仁的代表秘密會談時，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槍擊，臂部受傷，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 11月14日，他被引渡到國民黨天津市公安局，關進五十一軍陸軍監獄。中共組織多方營救吉鴻昌，他的舊部一些官兵準備在吉鴻昌押往北平途中劫持囚車。吉鴻昌得知後，要求組織停止營救行動，以避免無謂的犧牲。 11月22日，他被秘密地押解到北平。 國民黨北平軍分會組織“軍法會審”時，吉鴻昌大義凜然，把法庭變成了宣傳抗日的講堂。何應欽問：“你為什麼搞抗日活動？”吉鴻昌義正辭嚴地答道：“抗日是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的事情，有什麼秘密？”當問到“為何加入共黨，危害國民時”，他坦然地說：“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為我們黨的主義和政綱而奮鬥。我擺脫了舊軍閥的生活而轉到為勞動群眾、為全人類的正義進步而鬥爭的陣營裡，這正是我的光榮。你們說我們黨是'危害民國'，試問你們又乾了些什麼？你們當政七年來，掀起了無數次的內戰，釀成了空前水旱浩劫，斷送了東北，斷送了熱河，又快要斷送華北各地。你們的所作所為，哪一樣不曾危害民國？哪一樣不是危害民國？我們共產黨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不避犧牲，不辭艱苦，正是為了保護民國。”

11月24日，吉鴻昌披上斗篷，從容走上刑場。就義前，他在刑場上用樹枝作筆，在地上寫下了氣壯千古的詩句：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寫畢，他喝令敵人：“我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槍，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給我拿椅子來，我得坐著死！”他衝著執刑的劊子手說：“我為抗日死，死的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後挨槍。你在我的眼前開槍，我要親眼看著你們怎樣打死我。”他高呼“抗日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英勇就義。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吉鴻昌被定為全黨褒揚的革命烈士。 1984年，在紀念烈士犧牲50週年前夕，河南扶溝人民在烈士陵園吉鴻昌事蹟陳列館前，為烈士塑了銅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