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本來是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是中央蘇區黨政軍主要領導人，但長征以前卻接連遭到當時“左”傾領導人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贛南會議上受到錯誤批判，會後被剝奪了在中央蘇區的黨的領導權；寧都會議又受到錯誤批判，並被剝奪了對中央紅軍的軍事領導權。中共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後，全面推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以批“羅明路線”和江西“羅明路線”頭子“鄧、毛、謝、古”為名，把一大批擁護毛澤東正確主張的干部打下去，使各方面的工作受到極大損害。正如博古在中共七大時所說：“蘇區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這時的情形可以說：'教條有功，欽差彈冠相慶；正確有罪，右傾遍於國中'。”

1933年9月，共產國際派來的李德到達中央蘇區，擔任軍事顧問，情況更加惡化。博古把他捧為“太上皇”，把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指揮權交給他，推行“左”傾“進攻路線”，在形勢不利時又實行消極防禦，完全拋棄前四次反“圍剿”取得勝利的“積極防禦”戰略方針和基本作戰原則。他們先是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要求紅軍全線出擊；當紅軍受控而陷於被動時，又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六路分兵”，“全線抵禦”，命令紅軍“分兵把口”、“短促突擊”，同國民黨軍拼消耗，使紅軍處處被動挨打，使中央蘇區越來越小；最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不得不作戰略大轉移。 中央紅軍的戰略大轉移，雖然經過共產國際的批准，但只有極少人在秘密運作，沒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討論，使一般中央政治局委員和高級指揮官都並不清楚。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也是如此。當時正靠邊站、挨批判的毛澤東堅持了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他向中央提出到贛南省視察，很快得到批准。博古、李德曾打算不讓毛澤東同中央紅軍一起轉移。擔任李德俄文翻譯的伍修權在回憶錄中這樣說：

“最初他們還打算連毛澤東同志也不帶走，當時已將他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於都去搞調查研究。後來，因為他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如果他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 他們最後仍讓毛澤東同紅軍一道長征，還有一個因素，可能同兩個月前共產國際給中共的電示有關。那時，博古派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長高自立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並要他給王明帶口信說：毛澤東“大事有錯，小事沒有錯”；“毛、週（指周恩來——引者註）想到蘇聯養病”。王明說：“這大的人物來，誰保險？”“毛澤東能抓得大事”。對於博古的口信，共產國際有正式電報作出回答。吳亮平回憶道： “後來一次中央會議討論蘇區財經問題，我參加了，毛澤東同志也沒有參加。在會議討論完畢時，博古同志讀了一份共產國際的來電，說在現在的情形之下，蘇區離不開毛澤東，所以不同意毛澤東同志去蘇聯養病。”

這些都是博古、李德不能不同意毛澤東和中央紅軍一道長征的原因。 毛澤東剛到贛南省省會於都，就接到周恩來的長途電話，要他著重了解於都方向的敵情和地形。這實際上就是在考慮中央紅軍長征從哪裡突圍的問題。毛澤東立刻召開多次會議進行調查，還分別找那些從敵占區或剛被敵軍佔領地區過來的商人和其他人員詳細了解國民黨方面的動向。 9月20日，毛澤東急電報告周恩來：“信豐河［下］游從上下灣灘起，經三江口、雞籠潭、下湖圩，大田至信豐河沿河東岸十里以內一線，時有敵小隊過河來擾，但最近一星期內不見來了。”電報最後說：“於都、登賢全境無赤色戒嚴，敵探容易出入。現正抓緊西、南兩方各區建立日夜哨及肅反。此復。” 這個電報為中央下決心長征開始時從於都方向突圍，起了探路的作用。

10月初，毛澤東接到中央“有特別任務”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澤東騎馬趕回瑞金，先到中革軍委向周恩來等報告了於都的敵情、地形、河水乾枯等情況。然後，在雲石山古廟裡，召開一個中央政府各部負責人會議（又稱青山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吳黎平回憶說：“毛澤東同志給大家宣布和說明了這一撤離蘇區的決定，強調了兩點：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強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後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夠更好地繼續革命鬥爭，更好地聯繫群眾。” 當時，教育人民委員部部長瞿秋白希望隨主力紅軍一起轉移，但博古等不讓他走。瞿秋白請求毛澤東給中央說說。毛澤東說，我已經同他們講過，但“不頂事”。 毛澤東回到家裡，撫摸著天真活潑的小孩毛毛，心裡很難受。過了一會，毛澤東告訴賀子珍：“中央規定，紅軍這次轉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著隊伍走，孩子更不能帶。”望著賀子珍，他又說：“我怎麼捨得把你們留下呢？”

毛澤東從政治局常委張聞天那裡得知政治局委員要分散到各軍團去隨軍行動的消息後，立刻到中革軍委提了兩條意見，第一，在轉移時將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軍團；第二，應帶一部分女同志走。他得知中革軍委已派部隊到於都河搭浮橋，準備大部隊從那裡過河，又策馬趕到於都。 毛澤東剛到於都，就接到中革軍委的電話，說中央決定帶走三十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賀子珍，把她們編在衛生部休養連，但不能帶孩子。毛澤東立即派警衛員回瑞金通知賀子珍：小毛只能託付給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的毛澤覃、賀怡照顧了。在戰爭環境中，這個孩子被寄養在當地老鄉家，後來再也沒有找到。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人員共八萬六千餘人，從瑞金等地出發，被迫實行長征。

毛澤東在於都作好安排後，於15日在縣城謝家祠參加由中共贛南省委召集的省、縣、區三級主要幹部會議，他在會上說：敵人這次進攻蘇區，採用的是堡壘政策，一直打到我們中央蘇區門口，企圖斷水捉魚，全部消滅紅軍。我們紅軍主力部隊要衝破敵人的封鎖線，到敵人後方去，打擊和消滅敵人。並且對將要留在中央蘇區的地方乾部說：你們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蘇區，團結人民，開展游擊戰爭。你們不要怕，不要認為紅軍主力部隊走了，革命就失敗了。不能只看到暫時的困難，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紅軍一定會回來的！ 10月18日傍晚，毛澤東帶著警衛員離開於都城，踏上征程。劉英過了於都河後看到毛澤東，就問：“你九月份到於都是有'特別任務'的吧？”她後來回憶道：“毛主席這才告訴我，他來於都主要的任務是察看地形，選擇突圍的路線。現在我們利用枯水期，在選定的地點架了五座浮橋，安然地過了於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選定的路線。”

由於中央紅軍戰略大轉移是嚴格保密的，國民黨軍隊雖然佈置了幾道封鎖線，卻不知道紅軍往哪個方向突圍。在中央蘇區西南方向第一、第二道封鎖線上雖都部署了兵力，但都不強，原因在於這個方向的主要防區屬於粵軍，而陳濟棠的粵軍同蔣介石的中央軍是有矛盾的。毛澤東在夏季去南線粵贛省省會會昌視察並指導工作，正是利用這種矛盾，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同粵贛省委和省軍區負責人商議後，調整了某些“左”的政策，在軍事上擺正了“打”與“和”的關係，把大部隊的前沿調回後方，分小部隊向粵軍宣傳反蔣抗日，使得中央蘇區南大門相對來說比較平靜，出現了“風景這邊獨好”的局面。隨後，陳濟棠派人到中央蘇區聯繫談判事宜。中革軍委經過研究，提出談判方案，也派出粵贛軍區負責人何長工和中央宣傳部的潘漢年到粵軍轄區談判。 10月初，雙方代表經過三天談判，達成了“就地停戰”、“必要時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項協議。這就為中央紅軍突破國民黨軍的第一、第二道封鎖線，創造了有利條件。

10月21日夜間，紅1軍團在贛縣王母渡、信豐縣新田之間突圍。到25日，中央紅軍經過戰鬥，全部通過國民黨軍設置的第一道封鎖線。毛澤東深有感慨地說：從現在起，我們就要走出中央蘇區啦！ 長征開始後，毛澤東同王稼祥、張聞天一起行軍，開始議論第五次反“圍剿”為什麼不能取勝的問題。到信豐縣古陂楊坊宿營，賀子珍從休養連前來看望他，講起瑞金縣男女老少相送時緊緊拉著紅軍的手，不停地說：“你們千萬要回來啊！”毛澤東聽了說：我們欠根據地人民的實在太多了。 11月上旬，中央紅軍順利地在湘南通過第二道封鎖線。這時，毛澤東的警衛員吳吉清因患瘧疾發高燒。毛澤東把自己的擔架讓給他，安慰他說：“同志們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這不要緊，因為我們都是同志。”

11月中旬，他們在湘南越過第三道封鎖線，進入瀟水、湘水地區。 蔣介石判明紅軍西進的意圖後，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圖將紅軍“殲滅於湘江、漓水以東地區”。 面對越來越嚴重的局勢，毛澤東認為湘南地區黨和群眾基礎比較好，有利於紅軍的機動作戰，提議乘國民黨各路軍隊正在調動，“追剿”軍主力薛岳、週渾元兩部還沒有靠攏時，組織力量進行反擊，尋殲國民黨軍一部，以扭轉戰局，變被動為主動。紅3軍團軍團長彭德懷也向中央建議：“在靈活機動中抓住戰機消滅敵軍小股，迫使蔣軍改變部署，阻擊、牽制敵人”；“否則，將被迫經過湘桂邊之西延山脈，同桂軍作戰，其後果是不利的。” 博古、李德拒絕了這些建議，消極避戰，喪失了一次較好的戰機。 11月25日，中革軍委決定紅軍從廣西全州、興安間搶渡湘江，這是國民黨軍隊的第四道封鎖線。 27日，紅軍先頭部隊順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隊伍攜帶的輜重過多，行動過緩，大部隊還未過江，就遭受剛剛趕來的優勢敵軍的夾擊。毛澤東在激戰中隨軍委縱隊從花村渡過湘江。

中央紅軍主力突破湘江封鎖線，跳出了包圍圈，使蔣介石消滅紅軍於湘江東岸的計劃失敗，但紅軍自身卻付出沉重的代價，由出發時的八萬六千餘人，銳減為三萬多人。這時，博古感到自己責任重大，一籌莫展。李德一面唉聲嘆氣，一面卻諉過於人。他先拿紅22師師長周子昆開刀。這個師在湘江岸邊進研阻擊，被打垮了，只有負傷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圍出來。李德指責周子昆臨陣脫逃，粗暴地訓斥道：你的部隊呢？沒有兵還有什麼臉逃回來！命令警衛班將他捆起來，送軍事法庭處置。警衛班戰士一個也不肯動手，在場的博古默不作聲。毛澤東便直接出來干預，說：“周子昆交給我處理。”他同周子昆談了話，鼓勵他好好乾，繼續帶兵打仗。李德知道後，氣得暴跳如雷，攻擊毛澤東“收容敗將，籠絡人心”。 過湘江遭到慘重損失後，指戰員們開始思考，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劉伯承回憶道：“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於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增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張聞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指揮錯誤，認為紅軍已經不能按原計劃行動去同紅2、紅6軍團會合了。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時寫道： “長征出發後，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並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這時，蔣介石已覺察到中央紅軍主力要和紅2、紅6軍團會合的意圖，集結近二十萬軍隊，設置四道防堵線，阻止紅軍主力從湘黔邊境北上。博古、李德卻仍堅持原定計劃，準備率領紅軍繼續往蔣介石佈置好的包圍圈裡鑽。 “在這危急關頭，毛澤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隊應該放棄原定計劃，改變戰略方向，立即轉向西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 這時，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敗而垂頭喪氣，紅軍的指揮任務已轉移到周恩來肩上。周恩來贊同毛澤東的主張。 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通道城（今縣溪鎮）恭城書院舉行臨時緊急會議，參加人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等。會議由周恩來召集，討論戰略行動方針問題。李德、博古不顧已經變化了的客觀情況，仍堅持去湘西同紅2、紅6軍團會合的計劃。李德後來曾寫道：“我提請大家考慮：是否可以讓那些在平行路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略要地急趕的周（渾元）部和其他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後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繫。” 毛澤東不同意李德的意見，說明紅軍主力現時北上湘西，將會陷入敵軍重圍，後果不堪設想。他又根據破譯敵台的電報材料指出：國民黨軍隊正以五六倍於紅軍的兵力構築起四道防禦碉堡線，張網以待，“請君入甕”！他建議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西進。王稼祥、張聞天在發言中支持毛澤東的主張，周恩來等也贊同這個主張。博古不再固執己見，李德因為自己的意見被否定而提早退出會場。會議根據大多數人的意見，通過了西進貴州的主張。 當天下午七時半，中革軍委發出“萬萬火急”電令，規定：“我軍明十三號繼續西進”，“第一師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則應相機進占黎平”。 紅軍主力西進，在12月15日攻占貴州黎平，但北上還是西進的爭論並沒有結束。 18日，毛澤東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仍由周恩來主持，繼續討論紅軍戰略行動方向問題。博古又提出由黔東北上湘西，同紅2、紅6軍團會合；李德因病沒有出席，但託人把他堅持同紅2、紅6軍團會合的意見帶到會上。毛澤東主張繼續向貴州西北進軍，在川黔邊敵軍力量薄弱的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王稼祥、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接受毛澤東的意見，並通過根據他的發言寫成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明確指出：“鑑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 會後，周恩來把黎平會議決定的譯文送給李德看。李德大發雷霆，向周恩來提出質問。周恩來的警衛員范金標回憶說：兩人用英語對話，“吵得很厲害。總理批評了李德。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都跳起來，熄滅了，我們又馬上把燈點上。”博古儘管自己意見被會議所否定，還是服從會議決定。當他知道周恩來和李德吵起來時，對周恩來說：“不要理他（指李德）。” 黎平會議的《決定》有著重大的戰略意義，中央紅軍贏得了主動，揮戈西指，不僅完全打亂了國民黨軍隊的原有部署，而且連戰連捷，部隊的面貌為之一新。軍委縱隊政委陳雲後來以廉臣的筆名發表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中寫道： “赤軍由湖南轉入貴州，此時確繳獲不少。侯之擔部至少一師人被繳械，並連失黎平、黃平、鎮遠三府城，尤其鎮遠為通湘西之商業重鎮，赤軍將各城市所存布匹購買一空。連戰連進，此時赤軍士氣極旺，服裝整潔。部隊中都穿上了新軍裝。在湘南之疲勞狀態，已一掃而空矣。” “當我等行經劍河縣附近之某村落時，見路邊有一老婦與一童子，身穿單衣，倒於路邊，氣息尚存。”“正詢問間，赤軍領袖毛澤東至，告以老婦所言。當時毛即時從身上脫下毛線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單一條，授予老婦，並命人給以白米一斗。老婦則連連道謝含笑而去。” 1935年元旦，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的政治局會議，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先以遵義地區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地的主張。多數與會者贊同這個意見，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一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進軍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決定紅軍立刻搶渡烏江、攻占遵義。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指出：主力紅軍渡過烏江後，“主要的是和蔣介石主力部隊（如薛岳的第二兵團或其他部隊）作戰，首先消滅他的一部，來徹底粉碎五次'圍剿'，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並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 這在實際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揮權。同時，在黎平會議後，已重新任命被李德、博古派到紅5軍團當參謀長的劉伯承為總參謀長。 但爭論仍沒有結束。正如周恩來所說：“從黎平往西北，經過黃平，然後渡烏江到達遵義，沿途爭論更烈，在爭論的中間，毛主席又說服了中央許多同志。” 王稼祥回憶道：“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談論了一些國家和黨的問題，以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來教導我，從而促使我能夠向毛主席商談召開遵義會議的意見，也更加堅定了我擁護毛主席的決心。” 此時，王稼祥向毛澤東提出了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意見，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建議他先同張聞天通通氣。張聞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轟下來的意見，並且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烏江，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挺進。 遵義，北倚婁山，南臨烏江，是黔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中央紅軍突破烏江後，在1月7日解放了這個黔北重鎮。毛澤東同周恩來、朱德等隨軍委縱隊於9日下午進入遵義城。 這時，蔣介石得到空軍的偵察報告說紅軍進駐遵義地區後方向不明，批准“追剿軍總指揮”薛岳的請求，令第1縱隊吳奇偉部集結貴陽、清鎮一帶整訓待命；第2縱隊週渾元部在烏江南岸對遵義方向警戒。這在客觀上給中央紅軍的休整提供了條件。 毛澤東、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準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伍修權回憶說： “這時王稼祥、張聞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會議上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通知周恩來同志準備一個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 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也認真準備發言。經過共同討論，由張聞天執筆寫出一個反對“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報告提綱。毛澤東過去在開會時一般都是即席發言，這次也寫出一個詳細的發言提綱。 博古意識到這次會上必有一場爭論，事前進行活動。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曾幾次找聶榮臻談話，要聶在會上發言支持博古。聶榮臻沒有答應。凱豐向博古匯報說：“聶榮臻這個人真頑固！” 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城紅軍總司令部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朱德、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有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有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還有中央秘書長鄧小平，軍事顧問李德及翻譯伍修權也列席會議，共二十人。 會議由博古主持，並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一些檢討，但主要還是強調種種客觀原因。周恩來作副報告，提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錯誤，並主動承擔了責任。隨後，由張聞天代表他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尖銳地批評“左”傾軍事路線。接著，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 他還以前幾次反“圍剿”在敵強我弱情況下取得勝利的事實，批駁了博古用敵強我弱等客觀原因來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作辯護的藉口。同時，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適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戰略戰術和今後軍事行動的方向。正如陳雲在《回憶長征前後》一文中所說：“會議討論的內容主要是軍事問題。只記得當時毛主席在會上講得很有道理，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那篇文章裡講到的那些。毛主席說：'路是要用腳走的，人是要吃飯的。'博古在會上說：'要考慮考慮。'毛主席說：'我贊成你考慮。但你要考慮的不是繼續留下，而是把職務交出來。'會上大家都發了言，一致擁護毛主席。” 會後陳雲在傳達提綱中說： “擴大會中恩來同誌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 毛澤東在60年代初曾多次講到凱豐當時用反批評的方式來維護博古、李德。他說： “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麼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麼？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後，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孫子兵法》。” 會議採納劉伯承、聶榮臻的建議，決定紅軍準備北渡長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經過三天熱烈討論，會議還作出下列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週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遵照會議的決定，洛甫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經政治局通過後印發各支部。決議指出，“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同時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在歷次反“圍剿”戰役中總結的符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積極防禦的戰略、戰術原則。 遵義會議後不久，在常委中重新進行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依據民主集中製的原則，獨立自主地解決了黨中央的組織問題，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長達四年之久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走自己的路”，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毛澤東在身處逆境的情況下，經歷了長時間被孤立的痛苦磨練，他深切地領悟到團結大多數的極端重要性。長征路上，他在中央領導層中一個一個地做工作，讓正確的意見為大多數人所接受，這才實現了遵義會議的巨大轉折。賀子珍說：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對我感嘆地講：“辦什麼事都要有個大多數啊！”她比別人更清楚地察覺到：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以後，有很大的變化，他更加沉著、練達，思想更加縝密、周到，特別是更善於團結人了。” 遵義會議後的新的中央，改變“左”傾宗派主義的干部政策，對犯了錯誤的人既嚴肅批評，又熱情團結。同時，對以前受到錯誤打擊的人進行平反。江華回憶說，“毛主席有發言權了，我們這些受錯誤路線打擊的人，也逐漸得了'赦免'。”羅明回憶道：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線打擊的干部。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劉曉任紅1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長，我任紅3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長。” 被誣陷為江西“羅明路線”代表的鄧小平，在遵義會議前已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對被誣陷為“羅明路線”在軍隊中的代表而被開除黨籍判刑五年的蕭勁光，遵義會議剛開完，周恩來就向他宣布：“會議認為，你的問題過去搞錯了，取消了對你的處分，決定恢復你的黨籍、軍籍，中央還考慮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遵義會議期間，蔣介石對紅軍的圍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調集四十萬兵力，企圖將中央紅軍三萬五千多人圍殲於烏江西北地區。紅軍周圍的局勢變得更加嚴峻了。 在這種情況下，中革軍委決定，部隊從1月19日開始逐次向北轉移，在川黔交界處的赤水、土城地區集中。 20日，中革軍委下達《渡江作戰計劃》，決定在宜賓、滬州之間北渡長江，進入川西北，同紅四方面軍會合，創立新的根據地。 紅軍分三路在27日全部推進到赤水河以東地區。毛澤東在向土城鎮行軍途中，同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商議，認為道路兩邊是山谷地帶，如果追兵孤軍深入，紅軍可以在土城以東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優勢兵力，圍殲川軍郭勳棋師。 這場戰鬥是由毛澤東提議而經紅軍總部決定的，以紅3、5軍團為作戰主力。它在28日凌晨打響，川軍遭到重大打擊，紅軍也付出不少代價。經過連續幾個小時激戰，沒有取得較大戰果。後來從抓獲俘虜的番號中發現，原來的情報有誤，敵軍不是四個團6000多人，而是六個團一萬多人。對川軍的戰鬥力也估計不足，它的增援部隊又即將開到，戰局逐漸對紅軍不利。紅軍立刻由陳賡、宋任窮率領軍委縱隊幹部團上前增援。在朱德親臨前沿陣地指揮下，幹部團猛打猛衝，終於打退了川軍的進攻，穩住了陣地。毛澤東在山頭上看到這種情景，稱讚道：“陳賡行，可以當軍長。”接著，原已北上進攻赤水縣城的紅1軍團趕回參戰，把陣地鞏固了下來。這就是土城戰鬥。 當晚，毛澤東提議召集中央政治局幾個領導人開會。會議根據各路國民黨軍隊正奔集而來進行圍堵的新情況，判明原定在這裡北渡長江的計劃已不能實現，決定迅速撤出戰鬥，渡赤水河西進。這次戰鬥打得併不好。博古那時曾說：看起來，狹隘經驗論者指揮也不成。 1月29日，紅軍一渡赤水，進入川南古藺、敘永地區。這時，川軍潘文華部三十六個團已部署在長江南岸的赤水、古藺、敘永一帶，防止紅軍從這裡北渡長江。毛澤東和軍委領導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不應戀戰，立刻指揮各軍團避實就虛，擺脫川軍，進入雲南省威信縣扎西地區。 毛澤東隨中央軍委縱隊於2月8日進駐紮西鎮，出席在這裡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總結了土城戰鬥失利的三條教訓：“一、敵情沒有摸准，原來以為四個團，實際是六個團，而且還有後續部隊；二、輕敵，對劉湘的模範師的戰鬥力估計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該讓一軍團北上。我們要吸取這一仗的教訓，今後力戒之！” 他提出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佔遵義的主張。他的理由是：應該利用敵人錯覺，尋找有利戰機，集中優勢兵力，發揚紅軍運動戰的特長，主動地消滅敵人。為此必須整編部隊，實行輕裝，精簡機構，充實連隊。 當川軍潘文華部和滇軍孫渡部從南北兩個方向進逼扎西時，中央紅軍突然掉頭東進，再渡赤水河。中央發布《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指出：為了有把握求得勝利，“紅軍必須經常地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 紅軍在2月20日前後第二次渡過赤水河，回師黔北。中革軍委決定集中主力進攻桐梓和婁山關以南的黔軍，乘勝奪取遵義。這次戰役，先後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隊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約3000人，取得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毛澤東隨中央軍委縱隊登上婁山關，極目四望，吟成《憶秦娥·婁山關》：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接著，當蔣介石重新調整部署、指揮軍隊向遵義一帶合圍時，中央紅軍又由遵義向西開進。 3月10日，毛澤東在苟壩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林彪、聶榮臻提出的進攻打鼓新場（現金沙縣）的建議。周恩來回憶說： “從遵義一出發，遇到敵人一個師守在打鼓新場那個地方，大家開會都說要打，硬要去攻那個堡壘。只毛主席一個人說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更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嘛。但別人一致通過要打，毛主席那樣高的威信還是不聽，他也只好服從。但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裡提馬燈又到我那裡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 會後，中革軍委給各軍團發出《關於我軍不進攻新場的指令》的電報，避免了一次將要發生的重大損失。毛澤東從這件事中得到一條教訓：作戰不能再像過去那麼多人來集體討論，還是成立一個幾個人的小組。經他提議，中央決定成立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全權指揮作戰，以周恩來為團長。 這時，由於紅軍的行動忽東忽西，飄忽不定，迂迴曲折，穿插於國民黨重兵之間，使蔣介石無法摸清紅軍的戰略意圖，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為了進一步迷惑對方，調動國民黨軍隊西移，紅軍在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分別從茅台附近三個渡口第三次渡過赤水河，向西進入川南古藺地區，並派一個團偽裝主力繼續向西北挺進，主力卻在附近山溝叢林裡隱蔽集結。 蔣介石得到飛機偵察的情報，果然誤以為紅軍又要北渡長江，急忙調集各軍迅速奔集川南古藺地區。 20日，蔣介石還得意地聲稱，“剿匪成功，在此一舉。” 在達到調動國民黨各路軍隊大舉西向的目的後，紅軍決定立刻掉頭再次東渡赤水河，返回貴州。 20日下午，黨中央和總政治部向各軍團發出指示：“這次東渡，事前不得下達，以保秘密。” 這時，貴州境內的國民黨兵力已十分空虛。紅軍主力在3月21日晚至22日晨神速地第四次渡過赤水河。 “四渡赤水”，充分顯示出中央紅軍在遵義會議後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它是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中的“得意之筆”。紅軍第四次渡過赤水河，完全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之外。他們隨即揮師南下，大踏步越過遵義仁怀大道。 31日南渡烏江，跳出國民黨軍隊的合圍圈。紅軍前鋒直逼貴陽，直到城郊，蔣介石驚惶失措。他的隨從高參晏道剛後來回憶道：“四月五日夜，貴陽外圍風聞有紅軍游擊隊活動，蔣又問黔靈山、東山、螺綏山、照壁山、圖雲關、大小關等處的工事及城防守備兵力強度，特別關心清鎮飛機場的情況，徹夜不安。是夜蔣瀉肚子，遺屎床上，宋美齡傷風發燒。次日一早侍從副官蔣孝鎮挨蔣大罵，責怪不該讓他住透風的房子。蔣孝鎮心有不服，對我說：'他受驚了怪房子'。” 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回憶道：“這時候，蔣介石正親自在貴陽督戰，慌忙調雲南軍閥部隊來'保駕'，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隊東往餘慶、石阡等地佈防，防止我軍東進與二、六軍團會師。在部署這次行動時，毛主席就曾說：'只要能將滇軍調出來，就是勝利。'果然，敵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揮行動了。於是，我軍以一軍團包圍貴陽東南的龍里城，虛張聲勢，迷惑敵人。其餘主力穿過湘黔公路，直插雲南，與馳援貴陽的滇軍背道而行。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運用了聲東擊西的靈活的戰術，'示形'於貴陽之東，造成敵人的過失，我軍得以爭取時機突然西去。一過公路，甩開了敵人，部隊就像插上了翅膀，放開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連克定番（今惠水）、廣順、興義等縣城，並渡過了北盤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進軍雲南：一路就是留在烏江北牽制敵人的別動支隊九軍團，他們打敗了敵人五個團的圍追，入滇時，佔領宣威，後來經過會澤，渡金沙江；另兩路是紅軍主力，攻克霑益、馬龍、尋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這時，滇軍主力全部東調，雲南後方空虛，我軍入滇，嚇得龍雲膽顫心驚，忙將各地民團集中昆明守城，我軍卻虛晃一槍，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邊挺進。” 進入雲南後，紅軍的主要任務是：抓緊“滇軍主力全部東調，雲南後方空虛”的機會，以最快的速度搶渡天險金沙江，把一直緊緊圍追堵截的國民黨軍隊遠遠拋在後面。 在奔襲雲南途中，賀子珍所在的干部休養連突然遭到國民黨飛機的襲擊。她因掩護傷員而被炸得遍體鱗傷，鮮血直流，昏迷過去，經檢查，發現掛花十七處。她甦醒後對趕來的毛澤民夫婦說：“我負傷的事情，請你們暫時不要告訴主席。他在前線指揮作戰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請你們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裡，將來革命勝利了，再見面。” 毛澤東趕到，她又說：“潤之，把我留下，你們前進吧！”毛澤東對她說：“子珍，你不要那樣想。我和同志們，絕不會把你一個人留在這裡！” 紅軍進入雲南東部平原後，有一個很大的困難：“由於沒有地圖，對雲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圖，地點路線都很不准確。全軍都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位置在哪裡，僅靠詢問嚮導探索前進。用這種偵察方法，至多只能查明兩三天的行程，往往要走不少彎路。”4月28日，先遣分隊在通往昆明的公路上，截獲一輛汽車，車上有龍雲送給薛岳的雲南省十萬分之一的地圖。毛澤東知道後十分高興。他說：“我們正為沒有云南詳圖而犯愁的時候，敵人就送上門來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一戰績比在戰場上繳獲的武器還重要，可謂巧獲呀！” 當晚，毛澤東同中共中央、中革軍委負責人立刻開會，研究搶渡金沙江的行動部署。他說：遵義會議後，我軍大膽穿插，機動作戰，把蔣介石的尾追部隊甩在側後，獲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時機。雲南境內的地形條件，不像湖南、貴州有良好的山區可以利用，我軍不宜在昆明東北平川地帶同敵人進行大的戰鬥。我軍應該趁沿江敵軍空虛，尾追國民黨軍距我們還有三四天行程，迅速爭取渡金沙江的先機。 中革軍委一面派先鋒團直逼昆明，迫使雲南當局調兵固守昆明，削弱金沙江的防務，一面率主力迅速北上到金沙江南岸，準備過江。 金沙江，是長江的上游，兩岸崇山峻嶺，水流湍急，吼聲如雷，素稱天險。毛澤東和中革軍委決定：在洪門渡、龍街渡、皎平渡三個渡口搶渡金沙江。毛澤東等隨中央縱隊從皎平渡渡江。從五月三日至九日，中央紅軍主力全部渡過金沙江。國民黨追兵在薛岳率領下趕到金沙江邊時，已在紅軍過江後的第七天，船隻已經燒毀，只能隔江興嘆。這樣，紅軍就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緊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的決定性勝利。 渡過金沙江後，紅軍得到幾天的休整時間。 5月12日，毛澤東在四川會理城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那時，林彪給中革軍委寫了一封信。 “林信大意是：毛、朱、週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 毛澤東批評了林彪，“你是娃娃，你懂得什麼？”周恩來、朱德等發言支持毛澤東，稱讚他在危急的情況下，採取兜大圈子、機動作戰的方針，四渡赤水，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擺脫了敵人的重兵包圍。會議統一了認識，維護了團結，並決定立即北上同紅四方面軍會合。 紅軍繼續北上，先要通過彝族聚居地區，才能到達大渡河畔。毛澤東囑咐先遣隊司令員劉伯承：先遣隊的任務不是打仗，而是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與彝民達到友好。只要我們全軍模範地執行紀律和黨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會打我們，還會幫助我們通過彝族區，搶渡大渡河。劉伯承堅定地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與沽基族首領結盟修好，並對其他部族做了工作，順利地通過彝族地區，趕到大渡河的安順場渡口。 蔣介石立刻又命令在大渡河以北地區加緊布防，致電各路將領：“大渡河是太平天國石達開大軍覆滅之地”，“希各軍師長鼓勵所部建立'殊勳'”。 安順場在大渡河南岸，是一個河谷地帶，兩側四五十里是高山。部隊在這樣的深溝中沒有迴旋餘地，兵力也無法展開，極易被敵人伏擊消滅。劉伯承率先遣隊到達後，找到兩隻小船，由十七名勇士坐著過河，佔領了渡口。先遣隊各部陸續過江。但此處架橋不易，全軍難以在短時間內從這裡過江。 5月26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抵達安順場，聽取劉伯承、聶榮臻詳細匯報過河和架橋的情況後，立刻決定紅軍沿大渡河兩岸趕向安順場以北一百七十公里的瀘定橋，限兩天趕到。紅軍克服重重困難，按時趕到，戰勝守軍，佔領了瀘定橋和瀘定縣城。紅軍主力在6月2日全部渡過大渡河。毛澤東對指戰員們說：我們的行動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不是太平軍，我和朱德也不是“石達開第二”，蔣介石的如意算盤又打錯了。 過了瀘定橋，紅軍繼續北上。 6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出《為達到一、四方面軍會合的戰略指示》，指出：“我軍基本任務，是用一切努力，不顧一切困難，取得與四方面軍直接會合。”“我軍必須以迅雷之勢突破蘆山、寶興之線守敵，奇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於我手中，以為前進之樞紐。” 實現這個戰略目標的關鍵，是要翻越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夾金山。山上終年積雪，氣候變化無常，空氣稀薄，人跡罕至。 6月17日早晨，毛澤東喝完一碗熱氣騰騰的辣椒湯，身穿夾衣夾褲，手持木棍，沿著前面部隊走出的又陡又滑的雪路，向山頂攀登。他把馬讓給傷病員和體弱的女同志使用，並且說：“多有一個同志爬過雪山，就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走到半山，氣候驟變，冰雹劈頭打來。他拉著戰士的手前進，同時囑咐大家：“低著頭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萬不要撒開手！”一會兒，冰雹停止，但越近山頂空氣就越稀薄，一些體力弱的戰士一坐下去就再也沒有起來。毛澤東對坐在雪地裡休息的戴天福說：你坐在這裡非常危險的，來，我背著你走。警衛員吳吉清搶先把戴天福背起，在毛澤東幫扶下走向山頂。越過山頂後，下山就比較容易了。當天下午，他們就到達懋功縣達維鎮，受到三月中旬退出川陝根據地來到川西的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的夾道歡迎。 18日，他們進入懋功縣城，會見在這裡迎候的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第30軍政委李先念。 紅一、四方面軍的會師，是紅軍長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強了紅軍的力量，使集結在這個地區的紅軍兵力達到十多萬人，為開創新局面創造了有利條件。 兩軍會合後紅軍的行動方向應當指向哪裡？是就地發展，還是繼續北上，這是關係到紅軍今後命運的頭等重要的問題。不料，恰恰在這個大問題上立刻發生嚴重的、難以調和的分歧。 還在兩軍會合的前夕，中共中央收到紅四方面軍領導人來電請速決“今後兩軍行動大計”。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在6月16日致電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明確地指出：“今後我一、四兩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但張國燾、陳昌浩復電中共中央，不同意這個戰略，提出紅軍北攻阿壩，組織遠征軍，佔領青海、新疆，或暫時向南進攻。 到達懋功縣城的當天，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就戰略進攻方向問題再電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提出：“目前形勢須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為向北轉移樞紐。”“望即下決心為要”。張國燾於20日又致電中共中央，提出向西發展，並說“目前給養困難，除此似無良策”。中央復電張國燾，指出：“從整個戰略形勢著想，如從胡宗南或田頌堯防線突破任何一點，均較西移作戰為有利。請你再過細考慮！”這樣重大的問題，在往來電報中自然是難以解決的，因此，中共中央在電報中請張國燾“立即趕來懋功，以便商決一切”。 25日，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到懋功縣城以北的兩河口，歡迎從茂縣前來的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並舉行兩大主力紅軍會師大會。朱德致歡迎詞，說明兩大主力紅軍會師的重大意義和北上的方針。張國燾在講話中卻公然提出同中央相悖的西進方針。 毛澤東和張國燾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已經多年不見了，但一見面談話卻並不投機。 第二天，在兩河口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從地域是否便於機動、群眾條件和經濟條件三個方面，闡明紅軍應該去“川陝甘”，“我們如陷在懋、松、理，就沒有前途”。提出以運動戰迅速北上攻打駐松潘的胡宗南部，創造川陝甘根據地。張國燾在發言中勉強表示同意中央的北進方針，又同時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問題。毛澤東發言同意周恩來的報告，提出：一、中國紅軍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區發展根據地，在川陝甘建立新根據地，這是向前的方針，要對四方面軍同志作解釋，因為他們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有可能實現向北發展。二、戰爭性質不是決戰防禦，不是跑，而是進攻，因為根據地是依靠進攻發展起來的，我們應當過山戰勝胡宗南，佔取甘南，迅速向北發展。三、我須高度機動，這就有個走路的問題，要選好向北發展的路線，先機奪人。四、集中兵力於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與我打野戰，我有二十個團以上，是夠的。今天決定，明天即須行動。五、責成常委、軍委解決統一指揮問題。 會議經過三天討論，通過北進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 28日，政治局根據會議精神作出《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的決定。指出：“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地向甘南前進。” 6月29日，毛澤東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除決定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外，主要聽取博古關於華北事變的情況報告。毛澤東發言時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想把蔣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黨對時局應有表示，發表文件，在部隊中宣傳，反對日本”，這是“最能動員群眾”的。 會議決定，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宣言或通電。 張國燾回去後，自恃他所領導的軍隊人數多，又策動一些人給中央寫信伸手要權。他還以“統一指揮”、“組織問題”沒有解決為藉口，故意拖延執行中革軍委在兩河口會議後製定的《松潘戰役計劃》。 中央紅軍為了執行《松潘戰役計劃》繼續北進，在7月初翻過第二座大雪山，抵達卓克基，10日到達蘆花（今黑水縣）。朱德、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國燾，催促他立刻率部北上，並要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迅速到蘆花集中指揮。 張國燾到蘆花後，中共中央在18日舉行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組織問題。張國燾提出要提拔新幹部，主張增補一批人“可到軍委”。毛澤東說：提拔幹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這麼多人集中到軍委，下面需要人。會議為了團結張國燾共同北上，同意將原由周恩來擔任的紅軍總政委改由張國燾擔任，周恩來調中央常委工作。中革軍委當天發出通知：“仍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同志兼總司令，並任張國燾同誌任總政治委員。”21日，組織前敵總指揮部，以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治委員，葉劍英兼參謀長。 張國燾一朝權在手，便以集中統一指揮為名收繳各軍團的密電本。彭德懷回憶說： “我完成任務後，回到蘆花軍團部時，軍委參謀部將各軍團互通情報的密電本收繳了，連一、三軍團和軍委、毛主席通報密電本也收繳了。從此以後，只能與前敵指揮部通報了。與中央隔絕了，與一軍團也隔絕了。” 由於張國燾一再拖延，戰機已被貽誤，使胡宗南部得以集中兵力扼守松潘，紅軍已難經松潘沿大道進入甘南。中共中央只得撤銷原定的《松潘戰役計劃》，改從自然條件極端惡劣的大草地北上，這給紅軍北上帶來極大的困難。 8月3日，紅軍總部製訂《夏洮戰役計劃》，將紅軍分左、右兩路北上：右路軍由紅一方四軍的第1、第3軍即原第1、3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4軍、30軍組成，中共中央機關和前敵總指揮部隨右路軍行動；左路軍由紅四方面軍的第9軍、31軍、33軍和紅一方面軍的5軍、32軍（即原第5軍、9軍團）組成，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和總參謀長劉伯承隨左路軍行動。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會議。毛澤東在發言中，再次強調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會議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由周恩來擔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的決議》，重申北上方針，強調創造川陝甘根據地是當前紅一、四方面軍面臨的歷史任務。為此，必須加強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維護兩個方面軍的團結。決議指出，在紅軍中必須糾正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的右傾錯誤。 會後，周恩來發高燒病倒了，經確診是患阿米巴肝膿腫。毛澤東常去看望。他肩頭的擔子更重了。 張國燾參加沙窩會議時，表面上再次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針，實際上沒有放棄因畏懼國民黨軍隊而主張退卻的打算。他回去不久，又提出經阿壩向青海、寧夏、新疆退卻，同中央規定的北進夏河流域相左。 鑑於張國燾堅持向青、寧、新退卻的主張，中共中央在8月15日致電張國燾：“不論從敵情、地形、氣候、糧食任何方面計算，均須即時以主力從班佑向夏河急進。左路及一方面軍全部，應即日開始出動，萬不宜再事遷延，致誤大計。”“班佑以北，糧、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軍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壩，只出支隊，掩護後方前進。”“目前應專力北上，萬不宜抽兵回擊撫邊、理番之敵。” 接著，毛澤東召集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等開會，研究右路軍經草地北上的具體路線，決定由葉劍英率兩個團為右路軍先遣隊。他召見紅1軍2師4團政委楊成武，佈置先頭團過草地的任務。楊成武回憶道： “毛主席一手叉腰，一手指著地圖，說：'要知道草地是陰霧騰騰、水草叢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澤國，你們必須從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條北上的行軍路線來。'”“北上抗日的路線是正確的路線，是中央研究了當前的形勢後決定的。”“我們只有前進。敵人判斷我們會東出四川，不敢冒險走橫跨草地，北出陝、甘的這一著棋。”“他又強調說：'克服困難最根本的辦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難向同志們講清楚，把中央為什麼決定要過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們講清楚。只要同志們明確了這些，我相信沒有什麼困難擋得住紅軍指戰員的。'”“'要盡量想辦法多準備些糧食和衣服，減少草地行軍的困難！'毛主席懇切地、著重地囑咐我這兩句話，然後問我是否已找到嚮導。”“毛主席一邊與我握手，一邊叮嚀道：'到徐總指揮那裡去一下，去接受具體指示。'” 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常委會議，研究常委分工，決定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由毛澤東作夏洮戰役後的行動問題的報告。當時，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軍在東側，張國燾所在的左路軍在西側。毛澤東從軍事、經濟、民族、地形等條件，論證了紅軍主力不應向西而應向東。並且指出：目前我們的根據地應“以洮河流域為基礎”，將來向東發展，後方移至甘肅東北與陝西交界地區。 徐向前、陳昌浩同意毛澤東的報告，說戰略方針當然是向東，左路軍一定要與我們靠攏。毛澤東做會議總結說，今天討論意見是一致的，“向東還是向西是一個關鍵問題”，應採取積極向東發展的方針。夏洮戰役應採取由包座至岷州的路線，可集中三個軍，甚至全部集中走這條路線。左路軍應向右路軍靠攏。阿壩要迅速打一下，後續部隊應堅持向東打。 會議決定由毛澤東起草一個補充決定。這次會議調整了夏洮戰役具體部署，以右路軍為北進主力，有著重要的意義。 由毛澤東起草並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指出：“為實現六月二十八日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基本的決定，要求我們的主力，迅速佔取以岷州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東岸）地區，並依據這個地區，向東進攻，以便取得陝甘之廣大地區，為中國蘇維埃運動繼進發展之有力支柱與根據地。”針對張國燾堅持西進青海、寧夏和新疆的主張，補充決定說：“政治局認為目前採取這種方針是錯誤的，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這個方針之政治的來源是畏懼敵人誇大敵人力量，失去對自己力量及勝利的信心的右傾機會主義”。中共中央致電朱德、張國燾通報了毛兒蓋會議的精神，指出：“目前應舉右路軍全力，迅速奪取哈達鋪，控制西固、岷州間地段，並相機奪取岷州為第一要務。左路軍則迅出洮河左岸，然後並力東進，斷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錯、舊城，坐失先機之利。” 8月下旬，毛澤東隨右路軍離開毛兒蓋，向荒無人煙的大草地進軍。毛澤東的警衛員吳吉清回憶說： “一當走進草地，情況就完全變了。天空像用鍋底黑刷過的一般，沒有太陽；眼前是一望無邊的茫茫草原，看不見一棵樹木，更沒有一間房屋。”“如果一不留心，踏破了草皮，就會陷入如膠如漆的爛泥裡，只要一陷進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別想一個人拔出腿來。我因為性子急，走進草地不遠就碰上了這種倒霉的事兒，幸好被主席那寬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擺脫了危險。一上來，主席就對大家打趣地說：'別看他外表像個泥人，那泥裡包著的可是鋼鐵！'” “幾天來，他不僅把擔架和馬讓給傷病員乘坐，而且每天在行軍八九十里途中，還要堅持工作。一路上，他不是和指揮員、戰士們談心，了解部隊的思想情況，就是向傷病員詢問病情，鼓舞醫務工作的同志想盡一切辦法，加強醫療護理工作。並且一旦了解到傷病員因缺糧而造成的危難，主席就立刻指示副官處，利用中途休息的時間，殺掉幾匹馬，把馬肉分送給各連隊的傷病員。而他自己，每天和戰士們一樣吃著青稞野菜湯，不要一點馬肉。” 經過七天六夜的艱苦跋涉，毛澤東同指戰員一道走出荒無人煙的草地，到了班佑。右路軍一部成功地進行了包座戰鬥，殲滅國民黨軍第49師五千餘人，為進入甘南打開了通道。這是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取得的第一個大勝仗。 9月1日，毛澤東、徐向前、陳昌浩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要左路軍迅速東進，同右路軍靠攏。在等候期間，右路軍進行了休整。毛澤東在巴西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提出要重新進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教育。 9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張國燾才命令紅5軍進抵墨窪村附近，但接著又下令紅5軍全部返回阿壩。他的分裂活動更加變本加厲：一面致電左路軍駐馬爾康地區的部隊，要正在北上的軍委縱隊移到馬爾康待命，如其不聽，“則將其扣留”；一面致電陳昌浩、徐向前轉中央，再次表示反對北進，堅持南下，並稱“左右兩路決不可分開行動”。 9月9日，又背著中央另電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這樣，局勢便發展到千鈞一發的危急地步。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看到張國燾發給陳昌浩的那個電報，立刻秘密地趕往中共中央駐地巴西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迅速抄下電文（1937年3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講到，電文中有：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並同張聞天、博古等磋商，一致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再想繼續說服並等待張國燾率部北上，不僅沒有可能，而且必將導致嚴重後果。 當晚，毛澤東在阿西同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和病中的周恩來等開緊急會議，當機立斷地決定率紅1、3軍團迅速脫離險區，立即北上，並且通知已經北上俄界的林彪、聶榮臻，行動方針有變化，要他們在原地待命。同時，以中央名義致電張國燾，嚴肅地指出：“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完全不適宜的。中央現懇切地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端不利，將要使紅軍受空前未有之困難環境。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 在出發北上前，發布毛澤東寫的《共產黨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糧食缺乏，敵人在那裡的堡壘線已經完成，我們無法通過。 “對於紅軍，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絕路。”“你們應該堅決擁護中央的戰略方針，迅速北上，創造川陝甘新蘇區去。” 北上紅軍凌晨二時出發，毛澤東率部在前，彭德懷率部在後掩護中央機關北上。天明時，毛澤東看到葉劍英率軍委縱隊一部分趕了上來，十分高興地說：“哎呀！劍英同志你來了，好！好！”後來，他引用“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的話，來讚揚葉劍英的這次歷史功績。當時在場的伍修權回憶道： “正談話時，四方面軍的副參謀長李特騎馬趕來了。他大喊：'原來四方面軍的同志，回頭，停止前進！''不要跟機會主義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勸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毛主席還是規勸、開導他，說北上的方針是中央政治局決定的。但是李特就是不聽，強拉原四方面軍的同志跟他走。”“當時有的同志對李特的行為很氣。毛主席還說：'捆綁不成夫妻。他們要走，讓他們走吧！以後他們自己會回來的。'” 這次北上，連李德都表示同意。他對宋任窮說：“我同你們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張國燾分裂的問題上，我擁護你們中央的主張。” 9月12日，北上紅軍到達俄界的第二天，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報告和結論。他說：我們現在背靠一個可靠的地區是對的，但不應靠前面沒有出路、後面沒有戰略退路、沒有糧食、沒有群眾的地方。 “所以，我們應到甘肅才對，張國燾抵抗中央決議是不對的。” 當時的局勢十分險惡。毛澤東說：“目前戰略方針，川陝甘計劃是有變更，因一、四方面軍分開，張國燾南下，使中國革命受到相當嚴重損失。”“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1、3軍，所以應該明確的指出這個問題，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指示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境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 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在會上也說：在川陝甘創造根據地，建立全國革命中心，在目前較少可能。因為一、四方面軍分開，我們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們的戰略方針不能不有變更。 會議同意毛澤東的意見，通過《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指出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堅持向川康藏邊境退卻方針是錯誤的。中央同張國燾的爭論，其實質是由於對政治形勢的分析與敵我力量估量上存在著原則的分歧。中央號召紅四方面軍的同志團結在中央周圍，同張國燾的錯誤傾向作堅決的鬥爭。 俄界會議決定，把紅1軍、紅3軍、軍委縱隊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以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林彪成立五人團領導軍事工作。 俄界會議後，中共中央率陝甘支隊迅速北上。這時，紅軍面對的是已被國民黨新編第十四師魯大昌部控制的天險——臘子口。這個山口只有三十米寬，過後就是甘南的開闊地帶。如果國民黨的胡宗南等增援部隊趕到，把山口嚴密封鎖起來，要進入甘南就十分困難了。在這個稍縱即逝的關鍵時刻，先頭部隊紅四團勇敢機智地一舉殲滅魯大昌部兩個營，在9月17日奪取臘子口，為主力紅軍進入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