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下寺灣召開了。會議討論了中央對外名義和組織分工等問題。會議決定，對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的名義。在研究中央常委分工時，洛甫說建議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周恩來負責中央組織局工作。王稼祥提出周恩來從事軍事工作有經驗，且長期在軍委實際負總責，應該由周恩來主持軍委工作。毛澤東同意王稼祥的意見，軍委工作還是由周恩來主持，他當助手。周恩來說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在軍委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現在由他主持軍委工作，應該說是眾望所歸。他要求大家不必為此問題爭論了，由毛澤東當軍委主席，他當助手。見周恩來態度堅決，王稼祥也同意了。會議最後決定，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還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率紅一軍團南下與徐海東、程子華的第十五軍團會合，以粉碎國民黨軍對陝北蘇區的第三次“圍剿”。
在羅直鎮戰役取得勝利後不久，張國燾拍來了一封電報。張國燾在電文中說：“甲、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們發生關係。乙、你們應以黨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中央名義。丙、一、四方面軍名義已取消。丁、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和政權組織狀況報來，以便批准。”
張國燾已經以“中共臨時中央”的名義發號施令，指令中共中央改為“黨北方局”，“不得再冒用中央名義”，還要中央將“組織狀況”報給他批准。
毛澤東看了張國燾的電報，搖了搖頭，啼笑皆非地對周恩來說：“張國燾想沒想到，他這個黨的總書記和軍委主席是自封的呢？”
周恩來說：“張國燾這回可是真的利令智昏了！他竟然把一般的常識都丟到一邊去了。他這個'中央'要是得不到共產國際的承認，那就等於是開黑店！”
毛澤東說：“張國燾還算有點自知之明，沒有直接封自已是正式的中央，而謙遜地退居'臨時'，是想等莫斯科批准再轉為正式的吧！”
周恩來說：“他的確是有點自知之明。上個月他剛宣布開除我們的黨籍，並下令通緝我們。現在突然來了個大轉彎，叫我們把'組織狀況'報給他批准！”
毛澤東笑了笑，說：“他是有點抬舉我們了！不過，他的這個轉彎顯然不夠大。我們還得想辦法叫他轉更大的彎！”
周恩來點了點頭，說：“是這樣。越是到了這時候，我們爭取他和四方面軍的工作越要加強。”
毛澤東說：“原以為他拉走了幾萬人馬，很可能狂妄自大走極端。現在看來，他還是有所顧慮的。”
周恩來譏誚一笑，說：“他也狂不了幾天了。執迷不悟地南下，老蔣的槍砲馬上就要把他轟醒了。”他的這個預言，很快就變成現實。
張國燾率部南下後，先是於當年的十月初取得了綏崇丹懋戰役的勝利，攻克了懋功、丹巴兩城及懋功屬的綏靖、崇化、撫邊、三屯和達維、日隆關等要鎮，擊潰川軍楊森、劉文輝部六個旅，殲敵三千餘人。張國燾因此而洋洋自得，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不顧部隊反復過草地，疲憊不堪，減員很多的情況，又在當月二十日以“軍委主席”的名義發布《天蘆名雅邛大戰役計劃》，要乘勝向天全、蘆山、名山出動，取得天全、蘆山、名山、雅安、邛崍、大邑廣大地區作為根據地，打開通往成都平原的道路。
這一戰役開始後，劉湘為了阻止紅軍攻勢，保護其對成都平原的佔領，並為了把紅軍圍困於川康邊的荒野窮困地域，就急調他的主力王纘緒、唐式遵、范紹增等部和李家鈺部，集結於名山及其以北地區。紅軍於十一月七日、十二日分別佔領天全、蘆山時，蔣軍已經集中了八十餘個團的兵力。但是張國燾仍要與占優勢的蔣軍在邛崍、大邑一帶決戰，令紅軍全力向名山、邛崍推進，於十一月十四日攻占名山縣東北要鎮百丈。百丈是一個重要隘口，位於雅安通成都的公路上，北倚邛崍山，南臨岷江河網地帶，周圍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和稻田，是蔣軍碉堡封鎖縱深配置的中心。
紅軍攻占了百丈後，接著打退了蔣軍六個旅的反撲，沿著百丈通邛崍的大路攻擊前進，相繼佔領了黑竹關、活安場、王店子等地，但攻勢很快在蔣軍的優勢兵力的阻擊下受挫。在強敵的猛烈反攻面前，紅軍雖英勇奮戰，頑強抵抗，終因兵員減少，補給缺乏，不得不於十一月二十日撤出百丈地區。這次戰鬥紅軍共殲敵一萬五千餘人，自已也傷亡近萬人，戰鬥力受到嚴重削弱。
這時南下部隊所佔領的地區，寶興是個小縣，在懋功以南的大山出口處，從這裡去天全、蘆山是比較平坦的地區。在這裡作戰，不但面對著裝備較好的蔣軍，而且蔣軍的飛機也可以發揮較大的威力。蔣軍在這一帶已經構築起碉堡線，也阻遏了紅軍的前進。這是當時的紅軍火力所無法加以摧毀的。蔣軍薜岳、週渾元部集結到了紅軍的正面，以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方法向北進逼。加上，這一帶是藏民地區，糧食供應不足，買收軍糧引起藏民反感。藏民不僅阻攔軍隊外來，尤其不願外來軍隊取得他們尚嫌不足的糧食。
紅軍一駐紮久了，就會與藏民發生爭糧情況，並由此而引發武裝衝突。時值隆冬，部隊物資匱乏，連過冬的棉衣都無著落，戰士們把樹上棕毛撕下來絮在單衣裡禦寒，把未經熟製的牛羊皮做背心穿；飢餓難忍，只能以野菜充飢。這時，張國燾又打算西出青海。但一經探路，從那裡到青海路途遙遠，渺無人煙，絕路一條。他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又沒有勇氣承認南下失誤，更不願馬上率部北上。
就在這時候，中共駐共產國際工運代表林育英從莫斯科回到陝北。他雖然與張國燾有過患難之交，但他聽取了毛澤東、周恩來、洛甫等中央負責人的解釋後，堅決地站在了中央一邊。中央對張國燾的態度是，為了黨和紅軍的團結，對於黨內過去的爭論可以等待共產國際或者黨的“七大”解決，但在組織上對張國燾仍須積極團結，以免其自棄於黨。林育英支持黨中央的立場，並接受中央給予的任務，負責勸告張國燾接受中央的意見，率部北上同中央會合。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來人的身份致電張國燾，指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於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他要求張國燾“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上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
林育英是銜共產國際之命回國的，又是自己的老戰友，也是採取了這種態度，張國燾內心震動很大。莫非自已真的是失道寡助？他的頑固立場開始動搖了。
同一天，洛甫又致電張國燾，說：“黨內統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險，才有利於中國革命”，關於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爭論，洛甫代表中央要求張國燾仿中共東北局例子，成立西南局，直屬共產國際代表團。這時，由中共中央直接聯繫的，已有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
張國燾收到林育英和洛甫的電報後，於一月二十七日復電，雖表示同意“應急謀黨內統一”，卻又提出“強迫此間承認兄處中央和正統，不過在黨史中留下一個不良痕蹟的惡根”。他仍堅持自已成立的“中央”，而不承認中央。他還說：“此時或由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如一時不能召集七次大會，由國際和代表團商同我們雙方意見，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組成和指導方法，亦可兄處和此間同時改為西北局和西南局。”
在原則問題上，中央是不會向張國燾讓步的。二月三日，林育英致電張國燾，說：“陝南有大塊蘇區，四方面軍第一步以向川陝、陝甘之處及陝南行動為宜。”十四日，林育英又和洛甫致電張國燾，說：“育英動身時，曾得斯大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並就紅四方面軍的戰略行動方針提出三個方案：一是北上陝甘，二是就地發展，三是南下轉戰，指出第一方案為上策，如何實行，由四方面軍視敵情、地形條件而定。朱德、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等都讚同第一方案。
張國燾南下碰壁，又見斯大林同意主力紅軍可以靠近蘇聯，思想上有所轉變。二月中旬，他以自己的“中央”發布《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前途和目前緊急任務決議大綱》，承認紅軍如果長期停留在川康區域是不利的，指出“我們目前的革命戰略方針是在奪取西北地區，創立西北廣大地區的抗日根據地”。但是，在三月十五日的團以上乾部會議和四月一日的黨團活動分子會議上，他卻繼續攻擊中央，吹噓自已南下是“正確”的。他不是要去陝北與中央會合，而是到西北另創一個局面。
五月二十日，林育英和毛澤東、洛甫、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致電張國燾，提出“過去的分歧不必談”，現在“唯一任務是全黨全軍團結一致，反對日帝與蔣介石”。關於中央與四方面軍的關係，中央表示可以“暫時採用協商方式。總之，為求革命勝利，應改變過去一切不適合的觀點與關係，拋棄任何成見，而以和協團結努力奮鬥為目標”。二十五日，再致電張國燾，勸告“宜趁此十分有利時機與有利氣候，速定大計”，“大計決定之後，一方面軍適時向天水、蘭州出動，進一步策應”。
三十日，張國燾致電林育英，表示要“對一方面軍暫取協商關係，對北方局取橫的關係，原則上爭論由國際或七次大會解決”。
六月二日，他在宣布解散另立的“中央”的同時，要求中央同時也解散，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暫時行使中央職權，新的中央組織待將來或黨的七大選舉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