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傍晚，北風呼嘯，白雪飄揚。遵義老城枇杷橋柏輝章公館四周，警戒森嚴。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在這幢漂亮大樓的二樓東廂房召開。天氣寒冷，屋裡燃著幾盆木炭，加上幾個吸香煙的人不斷地吞雲吐霧，整個屋子煙霧瀰漫。
參加會議人員和列席會議的人員名單，全部由三人團討論通過。周恩來實際上是此次會議的秘書長，負責會議的組織工作。部分遠在遵義外圍的中央政治局成員和軍隊負責人，還是由他親自發電報通知與會。現僅存的一份會議通知電報，就是周恩來發給紅5軍團政委和中央駐紅5軍團代表劉少奇的。電報說：“卓然、少奇：十五日開政治局會議，你們應於明十四日趕來遵義城。”由於此次會議的記錄一直未找到，參加會議的人員及職務，直到會議開過了五十多年後，也就是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逐步弄清楚。
參加會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是：黨中央總負責人、三人團成員博古（秦邦憲），黨中央書記處書記洛甫（張聞天），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黨內指定為軍委總負責人）、三人團成員、紅軍總政委兼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周恩來，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兼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中央縱隊政委、遵義警備司令部政委陳雲。
參加會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蘇維埃中央政府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中央駐紅五軍團代表劉少奇，少共中央書記凱豐（何克全）。
列席會議人員：共產國際派駐中共中央軍事顧問、三人團成員李德（華夫、奧托·布勞恩），紅軍總參謀長、中央縱隊司令員、遵義警備司令劉伯承，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李富春，紅1軍團軍團長林彪，紅1軍團政委聶榮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紅3軍團軍團長彭德懷，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紅3軍團政委楊尚昆， 紅5軍團政委李卓然，原紅軍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報》編輯、新任命的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李德的翻譯伍修權。
有五位政治局委員無法參加會議，他們是：遠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在川陝蘇區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四方面軍實際領導人張國燾；在湘西蘇區的紅2軍團政委任弼時；在江西中央蘇區的中共中央分局書記項英。
博古主持會議，並代表中央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總結報告。
他在報告中承認，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沒有被粉碎，作為中央主要負責人，他負有責任。但對自已負什麼責任，他沒有具體提到。他把反“圍剿”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歸之於帝國主義和蔣軍的強大，白區反帝反蔣運動沒有顯著進步，瓦解蔣軍的工作做得差，游擊戰爭開展不夠，各根據地互相配合不密切，蘇區後方供應工作沒有做好，等等。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則三言兩語，連皮毛都沒有觸及。儘管他口若懸河，能言善辯，可從大部分與會者的反應來看，他的報告顯然沒有贏得聽眾。
周恩來作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與博古恰恰相反，他在報告中指出，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之所以失敗，最主要的不是帝國主義和蔣軍強大、白區工作做得不夠、游擊戰爭開展不好、各根據地不互相配合、後方物資供應不足等等原因，而是軍事指揮上出現了錯誤。他將軍事指揮錯誤逐一作了詳細分析後，主動承擔責任，並誠懇地進行了自我批評。
沒有華麗的詞藻，沒有雄辯的理論，只有對軍事策略錯誤進行毫無保留地剖析，只有對自已的錯誤和應承擔的責任進行坦誠深刻地檢討和毫不含糊地表態。然而，他的這些樸實懇切的言辭，使博古和李德深感不安，卻使大部分與會者為之振奮，心悅誠服。
兩個報告做完後，接下來就是與會者發言，對兩個報告發表看法。
首先發言的是洛甫，他代表毛澤東、王稼祥及他本人發言。他手上拿著一份講話稿，實際上就是針對博古的總結報告作反報告。
洛甫、毛澤東、王稼祥的這個報告認為，不能粉碎蔣軍“圍剿”的主要原因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即黨的軍事領導人在軍事領導上犯了單純防御路線的錯誤，違反了中國國內戰爭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
他們嚴厲批評“左”路線軍事領導人，在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退卻和突圍轉移時，同樣犯了原則上的錯誤。指出在決定退出蘇區後，依然無目的地在蘇區內同敵人拼命作戰，大量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退出蘇區變成了一種驚惶失措的逃跑的與搬家式的行動，在幹部群眾中關於這種戰略轉變沒有解釋，組織龐大的後方機關使行軍作戰受到困難，使所有部隊變成掩護隊，使得三個月的突圍戰役，差不多處處成為掩護戰。
他們嚴正指出，博古、李德的領導方式是極端惡劣的，軍委的一切工作為李德個人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懲辦主義有了極大的發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對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採取各種壓制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被抹煞了。在轉變戰略戰術名義之下，把過去革命戰爭中許多寶貴的經驗與教訓完全拋棄，並斥之為“游擊主義”，對軍委內部大多數同志不止一次地提出正確意見，並為此而發生過多次激烈爭論，博古、李德卻置之不理。由此，造成了軍委內部極不正常的現象。
關於對軍事領導錯誤的責任問題，他們認為。過去書記處和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非常不夠，政治局在這一問題上犯了錯誤，而書記處在這方面應負更多的責任，因為有些重要的決定和戰略計劃是經過書記處批准的。
關於個人的責任，他們指出，博古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他對於李德在作戰指揮上所犯的路線錯誤以及軍委內部不正常的現象，不但沒有及時糾正，而且積極助長了這種錯誤的發展，所以他應負主要責任。他們強烈要求，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並改善軍委領導方式。
洛甫、毛澤東、王稼祥的反報告，在大部分與會者當中引起地震般的強烈共鳴。在洛甫發言過程中，多數人不時點頭稱是，臉上充滿驚嘆和讚賞的表情。只有博古、李德、凱豐三個人陰著臉，一副怨懣的樣子。
第一晚的會議，在聽了博古的總結報告、周恩來的軍事報告和洛甫的反報告以後，已經超過了預定時間，只能暫時休會了。
由於參加會議的大部分軍事領導人白天要忙於處理軍務，會議只能在夜晚召開。
第二晚的會議，一開始就出現了針鋒相對的局面。博古顯然是憋了一肚子的怨氣，一開言就大聲斥責毛澤東、洛甫、王稼祥。他堅決反對洛甫他們三個同志的觀點，認為把軍事上局部的失利說成是整個戰爭的失敗，這是片面的看法。
他責問他們，我們失敗了嗎？儘管敵人多麼強大，我們不是按原計劃實現戰略轉移了嗎？我們的精銳部隊不是保存下來了嗎？更叫人不可容忍的，竟然說我們的軍事路線是錯誤的！我們執行的是共產國際的軍事路線，難道共產國際的軍事路線錯啦？按你們的說法，共產國際的政治路線也錯了嗎？毛澤東見博古用這種口氣說話就皺眉頭了。
他建議應該集中精力討論軍事問題，這是目前最迫切的問題。其他問題以後再討論。博古反駁毛澤東，這樣能開好總結會嗎？要總結，就是要進行全面地總結。共產國際的路線是正確的，我們執行的是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不能離開這個原則去討論問題。
毛澤東沒有跟博古紅臉對紅臉，而是半開玩笑地說，從江西走到貴州這一走就是好幾個月，早就累得快不成了，誰都想坐下來討論一個月兩個月，甚至一年半載，可是，誰能保證在我們開會期間，蔣軍不來進攻我們嗎？
朱德說這個問題你去問老蔣吧！
毛澤東順著朱德的話說，這就難了，沒有人敢保證蔣軍明後天不來進攻遵義。
周恩來同意毛澤東的看法，因時間關係，會議還是集中精力討論軍事問題。在目前形勢下，軍事問題是首要的，其他問題都是次要的。
見周恩來表態支持毛澤東，博古陰著臉，也不吭聲了。
大多數與會人員在發言中都支持毛澤東的觀點，凱豐在發言時請大家注意，認為博古提出不能離開原則去討論問題的意見是正確的。不能把軍事上的暫時失利說成是軍事路線錯誤呢，這無疑是全盤否定共產國際的軍事路線。
李德一見得到了支持，馬上就來了精神。他說提醒大家注意一點，就是現在跟共產國際的聯繫中斷了，如果有人想背著共產國際自行其是，看來正是時候。這麼好的機會，陰謀家是決不會放過的。
這樣的話，在場的人誰都聽得出來，他指責的是毛澤東、洛甫、王稼祥。
毛澤東正要點煙吸，一聽李德那麼一說，他吹滅點煙的火柴棒，厲聲問李德，這分明是在開會討論問題，怎麼說是搞陰謀？
李德說趁著與共產國際中斷聯繫之際，攻擊堅決執行共產國際路線的黨中央，這也能算是光明正大的事？
毛澤東氣憤了，他說只有那些犯了錯誤又不肯承認錯誤的人，才不敢在會上面對同志們的批評。
聽完小伍的翻譯，李德氣得滿臉通紅，卻一時不知該如何反擊。
凱豐替李德解圍，批評毛澤東這樣指責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是錯誤行為，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是代表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只有堅定不移地走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才能不斷地從勝利走向勝利。
又是拿大帽子壓人，這是毛澤東所無法容忍的。如果說他曾經容忍，那麼，從寧都會議一直忍到現在，他已經受夠了，再也不能容忍了。
於是，他跟李德、凱豐激烈地爭論起來。見爭論陷入僵局，周恩來臉上泛起一片慍色。他看一看博古，見博古六神無主的樣子，更加惱怒。
他一發言就肯定洛甫、毛澤東、王稼祥三位同志對軍事指揮的批評是正確的。他承認在五次反“圍剿”戰爭和西征以來，我們在軍事指揮上確實是犯了錯誤，才導致敵人的五次“圍剿”沒有能夠在中央蘇區粉碎，和西征以來的軍事連連失利。我們必須反省這些錯誤，才能為今後製定出正確的軍事策略。
接著，朱德、陳雲、劉少奇相繼發言，支持洛甫、毛澤東、王稼祥的反報告，批評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政治局成員中，只有博古和凱豐固執已見，只承認五次反“圍剿”戰爭和西征以來的軍事失利只是局部的失誤，整個軍事路線是正確的，反對洛甫、毛澤東、王稼祥的批評。李德則堅決不同意對他的批評。
鄧發保持中立，沒有表態支持那一邊，也沒有表態反對哪一邊。但從爭論的形勢看，洛甫、毛澤東、王稼祥的反報告顯然是佔了上風了，並反客為主地成了會議討論的中心議題。
博古受到大多數同志的批評，心裡很不服氣，又無話可說。他神情沮喪，話也少說了。主持會議的人說不上話，第三晚的會議出現了反客為主的局面，即由毛澤東、洛甫、王稼祥唱主角。
李德知道自已處於劣勢，情緒低落，獨自坐在一邊，一個勁地吸雪茄煙，一言不發。加上，小伍歷來都看不慣他高高在上、盛氣凌人的作風，以往是敢怒不敢言，此時就無所顧忌，在給他翻譯時“偷工減料”，弄得他常常摸不著頭腦，變成聾子一個。他對與會者的發言不知所云，越聽越煩躁，會還沒開完，他就怏怏而去。
由於洛甫、毛澤東、王稼祥的反報告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持，洛甫已理所當然地在會議後一段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談到中央政治局今後須加強對軍委的領導時，洛甫提出，從這段時間的工作情況看，中央政治局是不夠強有力。為加強中央政治局的權力，提高工作效率，他建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大家互望著，又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聚投向周恩來，似乎只等他表態了。周恩來點了點頭，同意洛甫的建議。
除博古、凱豐、鄧發不表態外，所有與會人員都同意洛甫的建議，增選毛澤東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
為適應新的戰爭形勢，使中央更有效地開展工作，洛甫還建議，從今以後由中央書記處成員和政治局經常在中央負責工作的同志，負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政治局擴大會議後，政治局還要開一次會議，中央常委的工作分工再進行適當調整。與會者一致同意。
在討論軍事指揮問題時，周恩來心情沉重地表示，鑑於三人團在戰略轉移以來，在軍事指揮上一再犯了戰略戰術上的錯誤，並對於軍事失利負有責任，他建議停止三人團的工作。大家欽佩地望瞭望他，隨即，都讚賞地點了點頭。
洛甫與毛澤東、王稼祥交頭接耳商量片刻，提出今後軍事指揮還是由總司令、總政委負責。取消三人團和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後，周恩來為黨內委託的在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周恩來忐忑不安地望一望大家，再次提出自己是三人團成員，跟博古、李德一樣對西征以來的軍事失利負有責任，現在再由他來掌握對軍事指揮的最後決定權，這是不合適的。
洛甫又與毛澤東、王稼祥商量了幾句，對周恩來說：“恩來同志，西征以來的軍事失利的責任主要在博古、李德身上，你是負有一定的責任，但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同志還是相信你的。”
毛澤東接過洛甫的話說：“恩來同志長期負責軍事工作，現在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這個角色非你莫屬啊！”
周恩來想了想說：“現在既然澤東同誌已增選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應該由他來負責軍事工作。”
毛澤東搖頭道：“此議不妥。因為我離開軍委已兩年多了，對部隊情況不是很熟悉，不宜擔負這項重任。再說，軍事指揮不同尋常，現在不應作那麼大的變動。”
洛甫說：“我同意澤東同志的意見。澤東同志當然要參加軍委工作，但目前軍委工作主要還是由恩來同誌全盤負責，澤東同志協助恩來同志指揮軍事。”
洛甫和毛澤東表態後，大家對這個問題沒有異議了。
會議還決定，指定洛甫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委託中央常委審查後，發到各基層黨支部中去討論。根據當時的形勢，會議採納劉伯承、聶榮臻的建議，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建蘇區的決議，一致決定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後，中央政治局於18日舉行會議。這次會議作出兩項重要決定：一，調整中央常委分工，毛澤東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二，王稼祥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遵義會議對毛澤東來說無疑是非常重要的，這是他政治生涯的轉折點。對於周恩來，同樣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此之前，博古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在博古的軍事指揮權被停止後，周恩來成為黨內委託的在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實際上是取代了博古在軍事指揮上的職權。而毛澤東被指定為周恩來軍事指揮的幫助者，很顯然地在失去軍權兩年多後，他又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上來了。
62年後，遵義會議的參加者楊尚昆撰寫的《相識相知五十年——我所了解的恩來同志》一文中說：“遵義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同志為中央常委，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軍事指揮上最後下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在軍事上的幫助者。但恩來同志從中國革命的最高利益出發，出於對毛澤東同志的充分信賴，自覺地把自己置於助手的地位，讓毛澤東同誌全權指揮紅軍的軍事行動。可以這樣講，恩來同志在遵義會議期間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別人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