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口戰役後，紅一方面軍下一步作何行動？中共蘇區中央局根據臨時中央制定的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方針，要求紅一方面軍與蔣軍決戰，迅速奪取贛江流域各個中心城市，實現江西首先勝利，並規定方面軍應以一部兵力佯攻贛州，調動敵人，經求主力乘機在贛江上游渡河，沿贛江西岸北進，同蔣介石嫡系陳誠部4個師決戰。帶著蘇區中央局的意見到前方督戰的周恩來，在和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等人反复研究討論後，認為蘇區中央局的計劃難以實現。
早在7月25日，就蔣軍已集結40個團兵力準備阻止紅軍西渡贛江的情況，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蘇區中央局：“我們再四考慮，認為贛州上游敵軍密接，在任何一點渡河出擊贛敵，都有被敵人絕斷危險，如攻新城、南康，將引起寧、贛敵人分進合擊，或隔江對峙，造成更不利條件。”“因此，決往贛江下游先取萬安，求得渡河，解決陳、羅等四個師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同時認為如能把蔣軍聽引到河東地區，將更有利於紅軍作戰。
29日，周恩來又致信中共蘇區中央局， 強調指出：“在贛州上游渡河成為不可能，如準備與敵作戰後再渡河，則敵人又有憑河而守以稽延我軍行動的可能……你們說河東決戰可能極微，是不盡然的，只要行動迅速，必能給敵人各個擊破。”
為對紅一方面軍下一步的行動作出部署，在周恩來主持下，紅一方面軍總部和中共蘇區中央局分別於8月初在興國的竹壩召開軍事會議，重新討論行動方向問題。此時，蔣軍發現紅軍北移行動後，將支援粵軍的第14、52師調回吉安、泰和，與第11、90師靠攏，將主力集結於河西地區，防紅軍西渡和北進。如果紅軍攻打萬安，渡河北上，蔣軍可以依托贛江阻擊。即使紅軍渡過贛江，在當前粵贛湘三面敵人靠攏包圍的形勢下，敵可在紅軍還未能集合整理部隊的情況下，立即出擊，陷紅軍於不利地位。
分析上述敵情后，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認為，贛東蔣軍較少，3個師分佈在南豐、南城、樂安宜黃地區，紅軍可集中力量消滅樂安、宜黃、永豐之敵，而後求殲由贛江以西和由南豐南城等地來援之敵，進而調動湘鄂贛和贛東北兩地區的敵軍，造成由贛江下游渡河奪取吉安的有利條件；如撫州空虛，則奪取撫州。會議決定，為了適應新的作戰任務，對紅一方面軍進行了整編。
8月8日，中革軍委下達了紅一方面軍發動樂安、宜黃戰役的命令，要求紅一方面軍集中全力，經堅決、迅速、秘密的行動，首先消滅樂安、宜黃方面蔣第27師，並相機消滅敵增援部隊。按照中革軍委的命令，紅一方面軍向西佯動，主力卻隱蔽急行北上。經一星期連續行軍，紅軍於8月15日開抵同蔣軍相持的招攜、東韶一線時，蔣軍絲毫未察覺。此時，樂安、宜黃兩地駐有蔣軍孫連仲部第27師，師長高樹勳率全師6個團的兵力擺在蘇區家門口；樂安城駐有27師87旅2個團。 16日，林彪指揮紅1軍團攻打樂安。紅軍一面組織強大火力掩護，一面搭雲梯強攻城頭。儘管部隊傷亡很大，但城門很快就被攻破，城裡從旅長、團長到伙夫馬夫共三千餘人全部成了紅軍的俘虜。
18日，紅1軍團配合紅3軍團圍攻宜黃。 1軍團除留紅10師在樂安打掃戰場外，其餘部隊迅速趕到宜黃西北地區。 20日拂曉，紅3軍團率先攻城。但苦戰一天，仍未能破城，遂改白天攻城為夜間攻城。當夜，紅1軍團第3軍由西北門攻入城內，紅3軍團也相繼攻入西南門和東南門。除師長帶少數隨從逃脫外，第27師全部被殲。駐守南豐的蔣軍毛炳文部見狀，自感難保，便急向南城方向靠攏。紅12軍於23日乘機佔領南豐。
紅一方面軍一周內連攻克三城，速戰速決，共殲蔣軍第27師大部，俘五千多人，繳獲了包括山炮、迫擊砲、 機關槍等在內的大批武器、彈藥和物資。波及南昌、撫州，兩城大震。
樂安、宜黃戰役後，紅一方面軍準備乘勝攻取南城。 8月24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等率軍抵達南城近郊，發現南城蔣軍已集結17個團的兵力，且城防工事堅固，若強攻勢必形成相持對壘的局面。而蔣軍在樂、宜戰役後受到很大震動，擔心紅軍乘胜北取撫州，威脅南昌，正由武漢、南昌、吉安等地調兵增援。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何應欽為防紅軍深入北進，令其第8、24師由南豐北撤，與第23師集結南城；第二路軍指揮官陳誠率第11、14、90師集中樟樹，新淦以容之部隊集結臨川，誘紅軍進入殲滅；第5師推進至臨川東北趙公渡附近策應；第一路軍遠應以兩個師接防遂川、萬安；第43師交防後速集結吉安；第1師及唐云山旅趕赴南昌鞏固省防。
針對蔣軍新的部署，周恩來與毛澤東等人決定再次改變蘇區中央局原定計劃，揮師東進，攻打南城，以求打開贛東的局面。周恩來為此於8月22日致電蘇區中央局：“我們判斷樂宜攻下，迫近撫州、樟樹，威脅南昌，敵大震動。在贛東北之週渾元、李抱冰兩師迅速開至撫州、崇仁、贛西北之史霖、岳森、朱耀華等師將開至豐河沿岸，敵之主力吳、羅、朱三師及李明、劉紹先兩師向東尋找我主力作戰”。 “我軍決立即向東消滅毛［炳文］、李［雲傑］、許［克祥］三師，佔領南豐，以至南城、黎川，然後迎擊西來之敵。”
8月24日，紅軍主力進抵南城近郊時，發現蔣軍3個師共17個團已在南城布防就緒。風雲突變，周恩來、毛澤東等當機立斷改變預定計劃，主動撤退至東韶、洛口一帶休整，尋找戰機。周恩來即致電蘇區中央局並轉臨時中央，說明改變計劃的原因：“南城內外險要，工事堅固，硬未易得手。下步行動計劃為，俟西來增援吳（奇偉）、陳（誠）各部進至相當地點，便給予迎頭痛擊，以消滅敵人主力。”
中共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卻一再催促，要求紅一方面軍繼續向北出擊，威脅南昌，認為這樣才能減輕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贛蘇區的壓力，給這些蘇區以直接支援。 6月中旬，一度下野後東山再起的蔣介石，此時早已同日本侵略軍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將本該用於抵禦日寇侵略的兵力集中向紅軍進攻。這就是蔣介石對蘇區和紅軍發動的第四次“圍剿”，共調集約50萬兵力，下半年對江西中央蘇區暫取守勢，而以主力“圍剿”鄂豫皖、湘鄂兩個蘇區。
所以，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這時候指責紅一方面軍“不宜在南豐、南城、宜黃間久待，應繞至樂、宜一帶，以敵之左側背，給予各個擊破”。還指出，這次方面軍北上，雖表示其行動迅速秘密的進步，但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黃以西打陳誠、吳奇偉則是缺點。這樣造成敵人更積極向蘇區中心前進，使之受敵摧殘，這給群眾以十二分不好影響。
由此，在前方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等為一方，以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和在瑞金的蘇區中央局後方成員為一方，在作戰方針上產生嚴重分歧，形成了對立陣勢。
考慮再三，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於9月23日聯名致電蘇區中央局並轉臨時中央，電報進一步陳述對紅一方面軍行方針的意見：
“目前紅軍的行動最好能立即出擊敵人，開展閩北，發展局勢，振興士氣，並給鄂豫皖、湘鄂西以直接援助。但出擊必須有把握的勝利與消滅敵人一部，以便各個擊破敵人，才是正確策略；否則，急於求成將造成更嚴重錯誤。”
“現在因敵人固守白區城市據點，在吉水、永豐、樂安、宜黃、南城、南豐、黎川一線城市周圍，還有廣大區域未曾赤化，加以過去我們戰略錯誤所造成的困難條件，致攻城打增援部隊必須時時顧及敵人分進得以合擊，又紅軍疾病離隊之多，補充不及，在白區還不易打擊與消滅敵人三個較強師的靠攏行動。”
“因此，我們認為，現在不利於馬上作戰的條件，應以奪取南豐，赤化南豐河兩岸，尤其南豐之樂安一片地區，促起敵情變化，準備在運動戰中打擊與消滅目前主要敵人為目前行動方針。具體的而置，以大部隊兵力放在南豐之西直到樂安附近，以一小部兵力放在南豐東南做擴大蘇區工作，以過一期工作，即以小部隊經常向南豐游擊，引起敵軍增援南豐而準備打擊增援部隊，並相機與閩並蘇區求得嫌絡。這一佈置雖不是立即擊敵人，但仍是積極進攻的策略，因為這片地區之赤化與逼近這幾個城市，必能變換敵情，並給紅軍經有利群眾條件，消滅敵人與取得中心城市。
“在這一行動中必須估計到敵情將有變化，當其有利於我們時，自然要機動地集中兵力作戰。”
“我們決定後日出動，如中央局有新意見，望火速電告。”
次日，周恩來又從寧都寫信給蘇區中央局，強調說：“行動計劃已電告。據我們看來，這是目前情形中最好辦法。當然敵情不是不變，敵情一有變遷，我們仍當迅速地抓住敵人的弱點，實行擊破其一方以便各個擊破。”信中針對前方的作戰指揮中存在議而不決的問題，提出應改變目前的作戰指揮方式，“前方組織現不是集權於個人負責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長有短”，而“軍事行動須當機立斷，須行專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錯，也要檢查時予以批評，否則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錯也會弄錯。”他還在信中建議蘇區中央局成員到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解決後方領導人與前方領導人作戰方針分歧問題。
與此同時，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分別緻電湘鄂西和鄂豫皖中央分局：集中力量機動地選擇敵之弱點，打擊消滅其一面，各個擊破敵人。分散與持久硬打是給敵人各個擊破我們以及分進合擊的最好機會。
蘇區中央局接到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23日的電報和周恩來24日的信後，於25日復電：“在目前全國蘇區紅軍積極行動艱苦作戰中，我們不同意你們分散兵力，先赤化南豐、樂安，逼近幾個城市來交換敵情，求得有利條件來消滅敵軍，並解釋這為積極進攻策略的具體佈置與精神，這在實際上將要延緩作戰時間一個月以上。將於鄂豫皖、湘鄂西與更直接的河西十六軍、八軍積極而艱苦的行動，不是呼應配合的。而且更給敵軍以時間不佈置。分散亦有被敵襲擊危險，於我們不利，可以演成嚴重錯誤。”
面對蘇區中央局的嚴厲指責，周恩來立即主持召開前線最高軍事會議進行討論。會上，他和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一致認為，蘇區中央局指責前方軍事領導人不能積極支援湘鄂西、鄂豫皖、湘贛、湘鄂贛蘇區正在進行的第四次反“圍剿”鬥爭，同時還錯誤地給敵人以發動對中央蘇區第四次“圍剿”的準備時間，是不能接受的。
他們隨即再致電中央局，申辯說：“現在如能馬上求得戰爭，的確對於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並開展向北發展的局面。我們對此已考慮再四。但在目前敵情與方面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求戰心切，魯莽行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打開目前困難局面，特別要認識敵人正在佈置更大規模的進攻中區，殘酷的戰爭很快就要到來，必須勿失時機地採取赤化北面地區，逼近宜、樂、南豐，變動敵情，爭取有利於決戰以消滅敵人的條件。具本佈置，我們更主張第一期以赤化南豐之西、宜、樂、之南一片地區，並作戰爭的準備，隨時打擊東西進攻，或宜、樂、豐的襲擊部隊。這樣才能勝利地配合全國紅軍的進攻，這自然是積極進攻的。”
接著，在前線最高軍事會議後次日，周恩來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再次致電蘇區中央局，強調：“樂安敵吳奇偉師，非高樹勳一旅可比，前次攻樂猶費時兩日，如攻樂三日不下，西來援敵必至，內外夾擊轉增不利……因此攻樂安無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滅吳奇偉師，以現時紅軍實力，將不能打強大增援隊。此點，請中央特別注意。中央局全體會議以項、鄧同志回來後，仍以到前方開為妥，因有許多問題如前電所指，必須討論解決。”同時告中央局，現在只有執行前線最高軍事會議的原定計劃，“佈置宜、樂中間一帶戰場，爭取群眾以調動敵人。”
前方軍事領導人與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後方領導人之間的矛盾，由此進一步激化。為解決這些矛盾，周恩來、毛澤東等一再要求召開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專門討論內部作戰方針的分歧問題。 9月26日，蘇區中央局致電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堅持“向西進擊永豐”的意見， 則不但將失去運動戰中各個擊破敵人，稍緩即逝的時機，而且有反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並以“項英、鄧發已去閩西參加會議，而你們亦須隨軍前進”為由，表示中央局會議不可能開。
同時，朱德、毛澤東發布紅一方面軍關於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命令部隊在宜黃、樂安、南豐一帶地區做一時期爭取群眾，發展蘇區以及加強本身訓練的準備工作，在宜黃、樂安、南豐之間佈置戰場，造成更有利於以北面敵人決戰與消滅敵人的條件。蘇區中央局後方領導人對此大為惱怒，於29日致電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以十分強硬的措辭指責道：“我們認為這完全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佈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強調對一切離開原則完成目前任務的分散赤化的觀點，要“給予無情的打擊”。
周恩來將任弼時、項英他們的電報一連看了幾遍，眉頭緊緊地擰了又擰，喃喃自語道：“……完全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佈置……給予無情的打擊……難道這時候還要開展黨內鬥爭？就為了戰略戰術上的分歧！難道……”
在一旁的毛澤東吧噠吧噠地吸著香煙，望著周恩來說：“恩來，你猜對了。他們現在可是憋了一肚子氣，正要找我們發洩哩。”
周恩來冷冷一笑，說：“有氣的是我們，而不是他們。我們早就建議開會，他們就是不開。要是早開了會，問題何至於拖到今天呢？”
毛澤東說：“他們是沒有料到，我們幾位會這樣'固執己見'，竟敢跟他們一爭到底。”
周恩來說：“他們終於同意開會了，這是好事。有什麼不同看法，都可以在會上倒出來，明擺著的事還不能分出個青紅皂白來？”
毛澤東長吁了口氣，說：“恩來，我對這次會議，不敢抱樂觀態度啊！”
周恩來說：“除非我們的戰略戰術不對頭，不然，我們是沒有理由悲觀的。”
毛澤東搖了搖頭，說：“我總感覺到有一種山雨欲來的味道。”
周恩來笑了笑，說：“澤東同志，你太多慮了。無非我們前方的幾位與他們後方的幾位不講情面大吵一番，看誰能把誰吵服而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