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一到中央蘇區，項英如釋重負。
項英與周恩來同齡，1922年加入共產黨，曾參加領導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被譽為工人階級的英雄人物，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和周恩來一起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蘇區，他並非不想當這個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而是他在這個位子上坐一天，就免不了要跟毛澤東爭吵，這是最叫他感到傷腦筋的事情。現在，他把這攤令人煩惱的事移交給周恩來了。他與周恩來共事多年，兩人都曾經是中央核心人物，他知道周恩來比較圓通靈活，特別是在與人相處方面很有一套。這一點，他自愧弗如。這回，就看周恩來怎麼跟毛澤東打交道了。
來不及向周恩來匯報蘇區的情況，項英就先發洩內心久儲的對毛澤東的不滿情緒。去年11月的贛南會議，蘇區中央局針對毛澤東的所謂政治上的非無產階級觀點、軍事上的單純防禦、實際工作中的狹隘經驗論……都進行了嚴肅批判。但他一不接受，二不改正。
周恩來不同意項英的觀點。他認為對毛澤東不應這樣輕率亂扣帽子。他是中央蘇區和一方面軍的創建人，對他的意見必須尊重。即使他有錯誤，也應採取耐心說服的辦法，而不應採取粗暴的手段，尤其不能亂扣帽子。
項英說周恩來初來乍到，不了解情況。毛澤東的右傾觀點，特別是他的游擊主義傾向，不是蘇區中央局幾個人說的，而是中央定性了的。可他就是不接受。
周恩來說中央畢竟是在上海給毛澤東定性，對這裡的實際情況，遠在上海的中央並不一定都一一了解的。對這個問題，他現在還不能下結論。需要調查研究，讓事實來回答。
項英覺得周恩來說的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若要爭論，他顯然不是周恩來的對手。他相信周恩來有辦法說服毛澤東。不過，他還是要提醒周恩來，在中央蘇區，毛澤東是最不容易打交道的。周恩來對項英的告誡不以為然。
項英剛走，朱德來了。這裡是瑞金城東北方的葉坪村謝家祠堂，中共蘇區中央局為周恩來準備的辦公室。辦公室佈置得很簡潔，除了牆上掛的軍用地圖和案上的電話機，跟民房沒有什麼兩樣。朱德比周恩來大十二歲，兩人是老朋友了。
早在反袁“護國戰爭”期間，朱德就已經是蔡鍔麾下的一員驍將，統率著護國軍的精銳部隊。蔡鍔病故後，他厭倦了勞民傷財的軍閥混戰，曾到上海尋找共產黨，遭陳獨秀拒絕。 1922年10月，他來到德國柏林，遇上了周恩來。 11月，由周恩來和張申府介紹，他加入了共產黨。
五年後，他和周恩來等一起領導了舉世聞名的南昌起義。起義部隊在潮汕一帶被國民黨軍隊打敗後，患了重病的周恩來被送往香港，他則和陳毅在三河壩聚集起義餘部一千餘人，轉戰粵贛邊。 1928年初，他和陳毅發動湘南起義後，率部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與周恩來分別，轉眼就過了四年多了。
兩個別離多年的老朋友，現在相逢於形勢嚴峻的中央蘇區，自然感慨很多，一言難盡。談及毛澤東被中央指責一事，朱德臉陰沉了下去，顯然有難言之隱，不願觸及。周恩來從朱德的神情中看出，總司令對這個問題有所顧忌。在兩年前發生的“朱毛之爭”風波中，他是站在毛澤東一邊的。
周恩來跟朱德談到，現在全黨上下都有一個同感，朱毛不能分家。自兩年前那場風波以後，朱德和毛澤東確實合作得很好，三次反“圍剿”戰果很輝煌。也就因為這一點，不管是毛澤東的意見，還是朱德的意見，人們都認為是朱毛的意見。朱德對周恩來沒有什麼可隱瞞的，他說指責毛澤東是游擊主義，這自然也有他的一份。他是游擊主義的老祖宗了嘛！但對於中央的決定，他的態度又跟毛澤東有所不同。如果他對中央的決定置之不理，那麼，兩年前的那場“朱毛之爭”的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周恩來欽佩朱德這一點難能可貴。他跟朱德說心裡話，在來蘇區之前，他的“城市中心”觀念很強，是“進攻路線”的擁護者。可一到了這裡，得知你們倆都反對進攻城市，我就不得不重新考慮了。
“如果中央下令非打不可呢？”朱德臉上充滿憂慮的神情。
“現在暫不談非打不可這個問題。”周恩來沉思片刻，望著朱德說。 “等我調查好後，要把這裡的具體情況，特別是你們這些前線指揮員的意見，向中央陳述。我相信中央會理解的。”
“有你這話，我心裡就踏實一點了。”朱德面帶欣慰的笑意說。
“我馬上去找澤東同志談這個問題。”周恩來顯得有些迫不及待。
“說曹操，曹操到！”朱德的座位是面對著房門，周恩來話未落音，他就看見毛澤東的身影款款跨進門來。
周恩來轉過身，欣悅地與毛澤東握手。他說：“澤東同志，我正要去找你哩！”
“我可是不請自到啊！”毛澤東用戲謔的語氣說，“我本來老早就想來找你的。可我不得不考慮到，我和你的交情，沒有老總和你的交情深，所以，讓老總先來了。論年紀老總也比我大，說讓老也成嘛！”
“說你與恩來的交情不如我，這不是存心氣我嗎？”朱德不服氣地說，“兩年前你我吵架，恩來不是護著你嗎！”
“這說明以前我和恩來交情不算深，但很有緣份！”毛澤東頗為得意地說。他與周恩來的交往從1926年夏開始，那時他在廣州主辦第六屆農民講習所，周恩來是廣東區委軍事部長，來講的那一課是《農民運動與軍事運動》。他們三人分手多年，現在又在這里相聚，的確是緣份不淺。談笑間，周恩來想起一個人來，問毛澤東和朱德：“我們的老朋友陳毅呢？”
一提到陳毅，毛澤東和朱德臉色就陰了下去。
在轟轟烈烈的“肅反”擴大化運動中，在二十年代初與周恩來一起到法國勤工儉學，後來又一起參加南昌起義，再後來與朱德率領南昌起義部隊一部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合，在中央蘇區已是紅22軍軍長的陳毅，在“肅反”中倒了大霉了。
災難是由“富田事變”引起的。富田位於江西吉安、永興、興國三縣交界處，是吉安縣的一個村莊，是老革命根據地。中共江西省委、省蘇維埃政府就設在這裡。 1930年10月紅軍攻克吉安城後，在清理敵人檔案時發現有一張條子與江西省委書記李文林的家屬有牽連。
憑著這張條子，李文林被紅軍總前委當作特嫌，扣留於黃陂。李文林是紅軍獨立2團和4團的創建人，在任贛西南特委常委時也是抓“AB團”的帶頭人。 12月，紅軍總前委派李韶九以特派員身份，帶紅軍一個連從東固到富田，幫助江西省委“肅反”，認定李文林是“AB團”首要分子，並將其逮逋。
還在紅2團時，李韶九就與李文林有矛盾，這回找到了報復的機會，同時也大肆抓捕一批幹部。
在抓捕紅20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時，謝漢昌供出該軍174團政委劉敵也是“AB團”。劉敵頭腦機靈，能言善辯，在被抓後說服李韶九手下留情，得以釋放。由此他對李韶九懷恨在心，說李韶九是反革命，鼓動特務營教導員賴作壽帶全營部隊包圍軍部，李韶九逃跑，他們捆綁了軍長劉鐵超，放出謝漢昌。他又和謝漢昌一起，慫恿賴作壽率特務營衝富田。
紅20軍軍部被包圍時，被毛澤東派來處理“肅反”擴大化的李伯鈞被扣留。他們認為李伯鈞參與李韶九大肆抓人行動。其實，毛澤東早察覺李韶九心狠手辣，才派李伯鈞和古柏分別到贛西南特委、紅軍學校、紅20軍和富田等處糾正“肅反”錯誤。
在看到毛澤東的親筆信後，李伯鈞才得免殺頭之災。他們衝富田時，炸牢門公開劫獄，包圍省政府。古柏和妻子東躲西藏，險些被抓。在富田發難後，謝漢昌、劉敵將叛變部隊拉到贛江以西，脫離紅軍總前委領導，在汀贛邊區進行叛亂，企圖到贛江東岸和紅20軍會合，準備進行更大的暴亂。他們還與前來製止叛亂的紅軍部隊展開激戰。蘇區政府為平叛出兵1000多，卻被叛軍擊退。蘇區政府不得不再增調部隊，全力製止叛亂。
由於王明把持的“左傾”中央將“富田事變”定為反革命性質，蘇區“肅反”擴大化之火迅速蔓延，大批紅軍將士和地方乾部被錯關錯殺。蘇區中央局要求陳毅在紅22軍抓500名“AB團”分子，陳毅只抓了3人，沒有完成任務，被說成包庇“AB團”。
按照“左傾”路線執行者的邏輯，包庇“AB團”自己就是“AB團”。陳毅被召去開會。臨行時他對年僅20歲的妻子蕭菊英說：“到下午六點，你就快走，回你家鄉躲起來。如果我沒有事，會派人把你接回來。”
陳毅到晚上八點才開完會，回到家不見妻子。四處尋找，在一口井裡發現了她的屍體。原來，她以為陳毅被打成了“AB團”分子，絕望地跳井自盡了。
連自己的老朋友，為創建紅軍出生入死，對黨和革命忠心耿耿的陳毅都被懷疑是“反革命”了，這還得了！初進蘇區，擺在周恩來面前的頭等大事，就是對“肅反”擴大化叫停。
他立刻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就糾正“肅反”擴大化作出決議。
決議指出：“過去對AB團及一切反革命派認識不正確，將AB團擴大化了，以為一切地主殘餘富農分子都可以當AB團看待，以為一切從異己階級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團，把黨的錯誤路線的執行者，和犯錯誤的黨員與群眾都與AB團問題聯繫起來，甚至發展到連工農群眾都不能信任了；於是覺得AB團是肅清不了的。有了這認識上的錯誤，便產生極嚴重的AB團鬥爭的方法上的錯誤，把AB團的鬥爭簡單化，縮小到”打AB團“的捕獲審問、處置範圍內，而忽視積極的去鞏固革命勢力。尤其缺乏的，是反AB團的思想鬥爭與教育工作，結果便發展到以肅反為一切工作中心的極危險的觀點。在打AB團中更專憑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致造成肅反工作的唯心論。”
陳毅到瑞金來看周恩來時，面容憔悴，神情沮喪。當年那激情滿懷、意氣風發的詩人氣，已從他身上消失了。周恩來說了很多安慰的話，也沒能叫他提起精神來。一個痛失嬌妻受盡委屈的人，內心的悲怨哀愁，是語言所無法消除的。見陳毅低埋著頭，一個勁地吸煙，周恩來心裡也非常痛苦。他也不再說什麼，叫警衛叫小郭去買幾盒香煙回來，遞到陳毅手上。
陳毅望一望他，沒有接香煙，他就將香煙塞進陳毅的衣兜。本來還想留陳毅多說些話，這時，李克農風塵僕僕趕來了。陳毅起身告辭。周恩來送陳毅出門時，他緊握住他的手，感慨萬千地說：“老兄，你要是早點來，蘇區就不至於這樣了！”
周恩來臉上充滿歉意：“我是來晚了。”
陳毅說：“不管怎麼說，你來了，蘇區就有希望了！”
周恩來苦苦一笑：“我一個人算什麼？我跟你們一個樣，工作是靠大家來做嘛。”
陳毅說：“不一樣的。你來了，就是不一樣的。”
周恩來拍一拍陳毅的肩膀，親切地說：“一切都過去了，想開點吧。”
警衛員把馬牽過來，陳毅一躍跳上馬鞍，凝望周恩來大聲說：“恩來兄！你來了，我就有信心了！”說畢，策馬而去。
李克農是接到周恩來的通知後，從國統區趕回瑞金的。
在上海時，李克農原是中共滬中區委宣傳委員，1929年底調入中央特科，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做保衛和情報工作。受周恩來指派，他曾和錢壯飛、胡底一起，打入國民黨最高特務組織，蒐集到國民黨大量的情報。他們三人還得到了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的信任，被分別派往南京、天津負責“長江通訊社”、“民智通訊社”、“長城通訊社”的工作，這些都是國民黨特務組織的情報機構。
李克農、錢壯飛在南京，胡底被派到天津。在天津蒐集到的情報，胡底用密碼發到南京錢壯飛處，再由錢壯飛轉給李克農，李克農經陳賡轉給周恩來。那一段時間，錢壯飛打入國民黨會國最高特務機關，李克農打入國民黨上海特務機關，胡底掌握國民黨北方各省情報。
為了保證黨的領導，中央特科派陳賡與李克農保持經常聯繫，南京一有什麼情況，便由李克農及時反映給陳賡。為了便於活動，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成立了一個黨小組，由李克農擔任組長。工作的重大問題，由黨小組討論決定，分頭執行。到後來，在顧順章叛變事件中，由於他們將情報及時送到周恩來手上，使黨中央避免了一場滅頂之災。
聽說周恩來有請，李克農猜不是回上海，就是去南昌。豈料，周恩來沒有叫他離開蘇區。那還能是什麼新任務？周恩來說國家政治保衛局和紅軍總部政治保衛局馬上要成立了，要他負責紅軍總部政治保衛局。現在蘇區各地關押大批反革命嫌疑犯，絕大多數是無辜的同志。叫李克農先率領一個工作組，到石城、廣昌、雩都、興國等地，把所有的AB團、社民黨、改組派案件一一審查。凡是冤假錯案的，一律給予平反。周恩來叮囑，這項工作很重要，也很緊急。一定要讓那些蒙冤受屈的同志重見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