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章 倡議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除了重視中共黨史的研究之外，胡喬木還首先提出了應該重視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的問題。
顧為銘在《當代中國史研究》上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發端》一文指出，1978年1月11日，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在該院召開的製定科研計劃和規劃的動員會上說：“現代歷史，我們已經有了鴉片戰爭以後的，民國以後的，以至五四以來的歷史研究，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歷史，現在還沒有著手認真地進行研究，要趕快著手研究。”這是第一次鄭重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問題。
在動員會後，胡喬木就確定研究選題和新建研究所兩個方面提出建議，都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列入。
其一，胡喬木提出要搞100個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的選題。他在1977年12月中央宣傳部召開的社會科學界知名人士座談會上提出：“如果我們有一百本涉及中國、外國的現在和將來的著作，我們黨內的思想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徹底肅清'四人幫'的流毒。”會後，他一直思考這個問題，並於1978年初經同鄧力群、於光遠兩位副院長商量，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選題一百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報》1978年第一期刊出，並報送中宣部。中宣部也在《宣傳動態》1978年第一期上以《胡喬木等同志建議組織力量下決心編寫一百本馬克思主義著作》為題刊載。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也是這100個選題中的一個。
其二，胡喬木在1978年2月21日親自寫了一份《八年內擬新建的研究所（草案）》，要鄧力群和院黨組討論修改後報中央。按胡喬木的規劃，要新設五六十個研究所，其中第五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所”。 3月28日，鄧小平找胡喬木、鄧力群談話。胡喬木談到增設研究所的計劃時，鄧小平即表示“贊成”。鄧小平說：什麼事情總得有個廟，有了廟，立了菩薩，事情就可以辦了。而且有些事情要趕快立廟，有些有專業知識的人年紀已經大了，如不趕快立廟，過幾年立起廟，菩薩也請不到了。鄧小平叮囑胡喬木、鄧力群“要趕快做”。
限於當時各方面的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所並沒有很快創辦起來。但胡喬木已經請黎澍帶領幾位學者著手編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準備工作。
顧為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發端》一文中指出，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後，系統地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的條件已經成熟。 1982年5月，胡喬木在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會上倡議，要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各條戰線的歷史經驗作出有科學價值的總結，編寫若干專著。他指出，這不僅是為中國現代史的研究積累資料，而且可以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來，用以指導我們的工作。為落實這一倡議，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其所屬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提出方案，準備編寫出版一套多卷本的、定名為《當代中國》的大型叢書。中央宣傳部部務會議決定積極貫徹執行胡喬木的這項指示，立即著手組織落實，於11月9日向中央作了報告。當月，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了中宣部關於編寫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報告，並指示中宣部轉發。叢書編輯部負責人在答新華社記者問中指出：“編輯出版這部叢書的目的，是要科學地總結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並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材料，展示新中國建立以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其意義之一是：“它將為以後進一步修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做好準備。”
此後，《當代中國》叢書的編寫工作即全面啟動，由中宣部、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出版署和當代中國研究所等部門組織實施。
顧為銘指出，1989年，胡喬木聽取李政道的意見，向中央建議設立一個專門機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有突發事件時代表官方發表“白皮書”，說明事實真相，以正視聽。
同年11月11日，胡喬木找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負責同志胡繩等談話，把組織編寫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提上日程。胡喬木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多年了。我們應當對共和國的歷史進行研究，編寫共和國的歷史。這個問題，我說了一年多了。我準備找力群同志說這件事情。要就這個問題向中央、國務院寫出報告。我想，中央會贊成的。”還提出：“想先搞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編年史。”胡喬木談了搞編年史的設想，“計劃選編到1989年”，對歷史分段、人力組織、工作計劃、機構設置等都提出了意見。 11月25日，在上海休息的胡喬木寫信給鄧力群催辦此事。信中說：“對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確實開張營業的時間，以及能立即專門著手調查研究整理資料部署工作的專職人員的調集就位，希望能早日決定了。而且還需要向中央、國務院正式報告請示。”
1990年，這項工作具體實施。 4月，鄧力群約請胡繩、郁文、曲維鎮開會，一致同意籌建研究、編寫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機構—當代中國研究所。 6月2日，鄧力群給李鵬同志送呈關於籌建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需編制問題的報告，得到原則同意。
6月14日，由胡喬木起草，楊尚昆、胡喬木、薄一波聯名向中共中央常委打報告，正式提出：“我們建議成立當代中國研究所，行政上和日常工作由社會科學院代管，由鄧力群同志代表中央黨史領導小組負責組建和指導。”並說：“我國建國已四十餘年，建國以來的歷史已佔黨的歷史的大部分，而至今對於建國以來國家和黨的歷史的研究工作都極為薄弱。亟需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地予以加強。”
中央常委很快批准了這個報告，當代中國研究所正式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從此有了正式的專門機構。在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和鄧力群指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這門新學科從此進入了一個創立並逐步發展的新階段。而胡喬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這門新學科的當之無愧的開創者。
另外，《中國大百科全書》也是由胡喬木提出建議而編撰、出版的。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共七十三卷（外加索引一卷），是我國第一部包羅古今中外知識，同時突出中國內容的現代綜合性百科全書。 《中國大百科全書》共收7。8萬個條目，1。31億字，並附有5萬幅圖片，參加編撰的專家學者共20672人，冊葉浩瀚、內容宏富，覆蓋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文化教育、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等66個學科或知識領域。 。
胡喬木擔任了《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會主任。
順便提一下，對於，《魯迅全集》的註釋、出版工作，胡喬木也出了大力。
1977年12月20日，胡喬木與《魯迅全集》領導小組組長林默涵等談話時，就《魯迅全集》註釋工作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胡喬木指出：
一，對有關三十年代文藝運動的幾個問題：兩個口號論爭，關於“四條漢子”以及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要乘當時有關的人如郭老、茅盾、夏衍、周揚等健在，把有關事實查對清楚，趕快寫出一個註釋稿子來。
二，文中或書中提到的人和事，有些與事實不符或傳聞失實的，要查對清楚，加以說明。對一些人物（如顧頡剛、馮雪峰等）如何註釋，要篩選一下，有些要報中央。
三，對為什麼不作“題解”的問題，做了解釋。他說：因為對一個作家的作品，本來可以有不同的探討和解釋，比如對於莎士比亞的劇本，在研究者的著作中，就有種種不同的解釋。而“題解”寫在原著上，則變成了法定的解釋。 “註釋”解釋名詞、用語，是客觀的，作者本人無須對它負責。 “題解”解釋命意，就變成強加於作者了。
《魯迅全集》涉及中國文藝界諸多人物與事件，錯綜複雜。由胡喬木主持《魯迅全集》註釋工作，可謂最佳人選。茅盾在致周而復的信中，非常讚賞由胡喬木主持《魯迅全集》的註釋工作：
“蓋註釋中爭議也不少，非喬木同志主此事而默涵等實際負責，將不能妥善解決也。年來以魯迅為招牌，摘取片言只語，對某某事件作誇大解釋者，實在不少。此亦'四人幫'形而上學影響之一事也，非有霹靂手不易摧枯拉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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