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為電影《武訓傳》平反
批判電影《武訓傳》，是新中國文學界第一次大規模的批判運動。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異乎尋常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 《人民日報》為批判一部電影而發表社論，這是頭一遭。
社論的措辭嚴厲，行文如高屋建瓴，看得出非出自等閒之輩筆下。
社論指出，電影《武訓傳》“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在批判了《武訓傳》之後，筆鋒一轉，社論說了一番全局性的話，對文化界的領導們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於死亡；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 ……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社論中還開列了長長的名單，點名批評了四十三篇讚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及其四十八位作者。這為開展“大批判”樹立了箭靶。
事隔二十六年之後，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在1977年出版時，人們驚訝地見到這篇《人民日報》社論收入其中，方知社論出自毛澤東筆下。
批判電影《武訓傳》，嚴重地傷害了中國文藝界許多知識分子的心。
隨著對“兩個凡是”的深入批判，隨著劉少奇、彭德懷等一樁樁歷史冤案的平反，要求為電影《武訓傳》拂去歷史灰塵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
胡喬木是批判電影《武訓傳》的親歷者。當年，毛澤東寫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是由胡喬木交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的。當年，江青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前往山東調查武訓的歷史，那份調查報告經過毛澤東親筆修改之後，也是經過胡喬木去排清樣的。
胡喬木深切地感到，電影《武訓傳》冤案必須給予平反。
在得到中央同意之後，在1985年借用“陶行知研究會”和“陶行知基金會”成立的機會，胡喬木作了一番講話。講話中由陶行知談及對於《武訓傳》的批判。胡喬木這番話，反映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對當年批判《武訓傳》所持的否定態度：
1951年，曾經發生過一個開始並不涉及而後來涉及陶先生的、關於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批判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我們現在不在這裡討論對武訓本人及《武訓傳》電影的全面評價，這需要由歷史學家、教育學家和電影藝術家在不抱任何成見的自由討論中去解決。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當時這場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極端的，也可以說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儘管這個批判有它特定的歷史原因，但是由於批判所採取的方法，我們不但不能說它是完全正確的，甚至也不能說它是基本正確的。這個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編導和演員，如孫瑜同志，趙丹同誌等；他們都是長期在黨的影響下工作的進步藝術家，對他們的批判應該說是完全錯誤的。他們拍這部電影是在黨和進步文化界支持下決定和進行的。如果這個決定不妥，責任也不在他們兩位和其他參加者的身上。這部影片的內容不能說沒有缺點或錯誤，但後來加在這部影片上的罪名，卻過分誇大了，達到簡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從批判這部電影開始，後來發展到批判一切對武訓這個人物表示過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連環畫在內的各種作品，這就使原來的錯誤大大擴大了。這種錯誤的批判方法，以後還繼續了很長時間，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得到糾正。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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