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隨著鄧小平的複出而復出
面壁九年，到了1975年，六十三歲的胡喬木忽地頻頻走出家門，活躍起來。
他在1975年6月，獲得一項新的任命：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
胡喬木怎麼會突然復出？
那是因為鄧小平復出！
1973年3月，鄧小平復出，重新出任國務院副總理。
1975年1月，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 2月2日，周恩來在《關於國務院各副總理分工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又寫明，鄧小平“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這一報告經毛澤東批准，也就開始了鄧小平實際上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國務院日常工作。
鄧小平於1975年1月6日第一次約胡喬木談話。鄧小平說，他要找一些像胡喬木那樣的老人馬，出任國務院顧問，這些人要像過去釣魚台的寫作班子那樣，寫一些重要理論文章。鄧小平提及，三個世界的劃分、蘇聯的社會性質、戰爭與和平問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問題等等，“這些都是國內外廣大群眾迫切需要係統地解答的。從'九評'以後，就很少那樣系統地解答問題的文章了。現在的一般文章，總之一句話，就是沒有論證。……”
鄧小平要著手進行一系列的整頓，內中包括整頓思想，整頓理論。鄧小平點將，點到了胡喬木頭上。
鄧小平對胡喬木說，“要寫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帶一些徒弟，組織一個寫作班子。”
1975年6月8日，鄧小平第二次約胡喬木談話。鄧小平說，“不要叫顧問了，打算成立一個政治研究室，鄧力群和你一起工作。”
中共中央原本有過政治研究室。那時候，鄧小平還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四人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還佔有相當大的勢力，他不能把這個政治研究室設在中共中央。鄧小平是國務院副總理，而且主持國務院常務工作，所以他就把政治研究室設在國務院。這個研究室，不叫“政策研究室”，而叫“政治研究室”，實際上就成了鄧小平的寫作班子，理論班子，工作班子。那時候，“四人幫”手下有著“梁效”、“羅思鼎”等等許多寫作組。鄧小平深知，要與“四人幫”對著幹，必須建立自己的寫作班子。
這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被人們簡稱為“國政室”。 “國政室”是國務院的直屬機構。
鄧小平對胡喬木說，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承擔三項任務：寫文章，編《毛選》，管學部。
“寫文章”，是指撰寫重要理論文章；
“編《毛選》”，就是編輯《毛澤東選集》；
至於“管學部”，那“學部”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簡稱，原由教育部代管。當時，教育部整頓任務十分繁重，無力再管，所以鄧小平就提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成立之後要“代管學部”。
另外，鄧小平還提出，“學部要辦個刊物”，由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鄧小平考慮到當時北京、上海的主要報刊都被“四人幫”控制，要從思想理論上指導和支持整頓，必須創建自己的輿論陣地。
胡喬木就擔任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鄧小平還提名吳冷西、胡繩、李鑫、熊复、於光遠與胡喬木一起，組成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領導班子。胡喬木則又提名鄧力群，進入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領導班子。
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這七位負責人，都是“大秀才”：
胡喬木多年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
吳冷西在“文革”前曾任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
胡繩在建國初期是中宣部幾個副秘書長之一；
李鑫是康生的秘書；
熊复在“文革”中任中宣部副部長；
於光遠在“文革”前曾任中宣部科學處處長；
鄧力群曾任《紅旗》雜誌社副總編輯。
在這七人之中，除了李鑫之外，其餘六人在“文革”中都曾挨鬥受批。
1975年7月9日，鄧小平接見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七位負責人。於光遠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1975年到1978年，我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了四年多。這個機構不僅是鄧小平提議建立的，而且除了1976年到1977年上半年“批鄧”的一年多時間，一直是鄧小平直接領導的。因為這層關係，我在他領導下工作了一段時間，有一些直接接觸。回想起來，有些事情的印象特別深刻。 1975年7月5日，黨中央發出國務院政研室負責人的正式任命。在這個正式任命的國務院政研室負責人名單中，一共列了胡喬木等七個人，其次序的排列是：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复、於光遠、李鑫、鄧力群。
正式任命下達四天后，7月9日，鄧小平召集國務院政研室幾位負責人集體談話。他走進來，微笑著向我們點頭，同我們每個人握了手。坐定後，我利用這麼近面對他的機會，仔細地觀察他：他的神采不減當年，不見一點憔悴，九年滄桑沒有刻在他的臉上。那天的談話，鄧小平很親切、隨便。他先講了講為什麼要建立這個機構，對我們表示了希望，然後傳達了毛澤東對文藝工作現狀的批評。他告訴我們，毛主席最近對百花齊放方針問題和文藝工作問題作了指示，毛主席說，樣板戲太少，百花齊放都沒有了，沒有小說，沒有詩歌。傳達之後，鄧小平說：除百花齊放外，還有一個百家爭鳴的問題。要防止僵化。現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 “雙百”方針沒有貫徹執行，文學、藝術不是更活潑、更繁榮。他還說：現在對基礎理論不重視，只搞應用科學，這樣要赶超世界先進水平不行。他要求政研室為他收集一些有關文教方面實行“雙百”方針的材料，政治局將討論這個問題。
這是國務院政研室成立後鄧小平的第一次談話，用現在的話說，我從這時起走近了鄧小平。
胡喬木從“閒人”變成了忙人。據胡喬木日記記載，他光是到鄧小平那裡，便去了二十五次之多！
經毛澤東批准，胡喬木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的整理工作。這對於胡喬木來說，是一項重要的任命，因為這表明毛澤東仍任用他。鄧小平在向胡喬木轉達毛澤東的意見時，說毛澤東也“提了過去的老話”，說及胡喬木的一些缺點：“有時很固執”，“主觀主義”等等。
鄧小平囑胡喬木：“毛選的稿子，文字上一概由你個人負責”，“你定了稿，再由我送給主席審查。”
鄧小平是個聰明人。他深知要想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擾，理順當時中國國民經濟那亂糟糟的局面，必須藉助於毛澤東的權威。鄧小平很欣賞毛澤東在1956年4月就所作的題為《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作為一項緊急任務，交給胡喬木，要胡喬木加以整理，盡快公開發表。鄧小平要把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用來對付江青一夥“四人幫”。
在討論《論十大關係》的整理稿時，鄧小平就借題發揮起來。鄧小平說：
“黨的基本路線，一定要有一套具體路線和具體政策，不然，基本路線就是空的。路線不是空喊。”
鄧小平還很微妙地說：
“高喊反復辟的人，就是真正復辟資本主義的人。”
鄧小平打算在《論十大關係》整理稿經毛澤東審閱同意之後，發給全黨討論學習，以糾正許多錯誤的觀點。
在胡喬木整理出《論十大關係》之後，鄧小平即致函毛澤東：
“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後，都有很大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
鄧小平希望馬上公開發表《論十大關係》，毛澤東卻表示暫時不要公開發表。這樣，鄧小平的這一步棋，未能如意。
1975年7月16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和國務院政工組發表學部領導機構名單，由郭沫若任主任，調林修德、劉仰嶠、宋一平三人組成臨時領導小組，主持學部工作。
7月17日，胡喬木召集三人小組開會，對整頓學部的工作提出指導性意見。
8月30日，國務院發出了由胡喬木親自擬稿的《國務院關於哲學社會科學部若干事項的通知》，對學部的工作作出規定和安排。
鄧小平又著手整頓那亂成一鍋粥的中國科學院。 1975年7月18日，鄧小平派出胡耀邦前往中國科學院負責黨組工作並兼任副院長（院長郭沫若因病休養）。胡耀邦一上任，便忙著主持起草《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後來改名為《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簡稱《匯報提綱）》）。胡耀邦花了二十多天，寫出了初稿。用他的話來說，“是拚了一點老命的。”
8月11日，完成《匯報提綱》討論稿。此後又作了兩次修改。
8月26日，鄧小平約見胡喬木，要胡喬木幫助修改《匯報提綱》。於是，胡喬木這枝筆，又“重操舊業”了。
閉門九年，胡喬木讀了不少書，此刻派上用場了。
胡喬木為《匯報提綱》加上不少重要的話：
“不搞技術，政治就無所謂掛帥。”
“對理論研究不應任意加以貶低、指責甚至污辱。”
“不能簡單依靠摘引幾句經典著作加以邏輯的引伸就算完事。”
胡喬木提出，必須“突出一個'扭'字”！ “扭”，就是扭轉，把“四人幫”的那一套空頭政治“扭”過來，“扭”到“三項指示為綱”上來。
9月2日，胡喬木完成修改稿，把題目改為《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
《匯報提綱》經胡耀邦、胡喬木這“二胡”以及李昌、王光偉反復修改，於9月26日定稿。 9月28日，鄧小平把《匯報提綱》送呈毛澤東，準備在毛澤東同意後作進一步修改下發全國。然而，毛澤東卻未表同意。
在起草《匯報提綱》的同時，鄧小平又指令國家計委起草《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簡稱《工業二十條》）。這一重要文件，鄧小平仍要胡喬木主持修改工作。
《工業二十條》是整頓工業的綱領性文件。內中尖銳地批評了“四人幫”：“他們口頭上也講黨的基本路線，實際上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放在一邊，不抓這個主要矛盾，而是成天鬧人民內部的這一派同那一派的矛盾，新幹部和老幹部的矛盾，你攻過來，我攻過去，沒完沒了，少數搞資產階級派別活動的頭頭，爭權奪利，拉山頭，搞分裂，鬧得企業不得安寧，地方不得安寧，黨不得安寧。”
《工業二十條》還指出：“他們打著反復舊的旗號搞復舊，打著反復辟的旗號搞復辟，破壞革命，破壞生產，把黨的好乾部，把先進模範人物和先進集體打下了台，壞人當道，好人受氣。”
《工業二十條》強調，要整頓那些“軟、散、懶”的領導班子。
除了主持修改《匯報提綱》和《工業二十條》之外，胡喬木深感手中沒有宣傳陣地不行。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都控制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如今成了“新聞首腦”。根據鄧小平的意見，經毛澤東同意，批准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名義籌辦新刊物《思想戰線》。
《思想戰線》創刊號上，擬推出重頭文章《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簡稱《論總綱》）。此文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根據鄧小平多次講話精神起草的。
《論總綱》闡述了毛澤東提出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還是安定團結為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項指示是各項工作的總綱，而把發展生產、實現四個現代化作為各項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
據曾在胡喬木身邊工作的鄭惠回憶，《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最早是胡喬木讓鄧力群主持這件事，胡績偉、餘家彥他們寫了一稿，胡喬木覺得不行，又讓胡績偉和龔育之搞。胡績偉、龔育之他們搞了一個提綱後，喬木又交給了吳冷西，吳冷西的稿子寫出來後，喬木覺得還不滿意。後來作為“大毒草”批判的，大體上是胡績偉他們起草的第一稿。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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