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每天指導著報紙工作

受毛澤東的感染，也受毛澤東的委託，胡喬木如同毛澤東那樣，時時注意著報紙。作為“新聞首腦”，又兼著《人民日報》社社長，胡喬木每日打開的頭一份報後，便是《人民日報》。 毛澤東閱報時，隨手寫下種種意見，總是批給胡喬木。胡喬木呢？他閱《人民日報》，隨手寫下種種意見，總是批給“範、鄧、安”，亦即范長江、鄧拓、安崗。他的這些信件，到了《人民日報》社，被作為檔案保存下來，迄今猶在。 胡喬木是寫社論的好手，因此對《人民日報》的社論要求頗嚴。 1950年6月7日，他給范長江寫信，對於《人民日報》送來請他審讀的“公私工商業關係社論”以為“寫得併不好，原因是沒有分析”。他要求“最好是重寫”，要說理透徹，“有說服性”，“要把必要的材料成熟地掌握一下，找出邏輯關係來”。他以為，“凡寫重要問題的社論必須充分展開邏輯，才有被人接受和重視的理由。”

此後，胡喬木又多次談及社論的寫作。他說： “寫社論。選題是政治問題，怎樣寫是技巧問題。社論要有分類，各類社論的性質不同，彼此相差很大，對待敵人的社論和紀念性的社論和解決當前問題的社論就不一樣。反駁杜勒斯（引者註：美國國務卿）只要駁倒就完了，不能指示他做什麼。紀念性的社論只提出一般性的任務，而對國內的實際問題就要提出一些具體任務。” 他還曾這樣說及： “報紙上的社論應當解決當前的問題，不能去解決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其次，社論的篇幅應該有一定的限制，在時間上也應該有一定的限制。有些社論今天不發表，明天發表就沒有意義了，特別在國際鬥爭方面。社論不僅要認識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 那時尚無“社論寫作學”之類，胡喬木從自己寫作社論的多年甘苦之中，談了不少精闢之見。

他也很注意評論。他說： “評論是報紙的靈魂，是報紙的聲音。其他的東西雖然也是報紙的聲音，但是評論是它的主要聲音。” 1951年1月5日，胡喬木致函“範、鄧、安”： “《人民日報》第三版的版面仍未見有顯著的改善。其主要原因仍是缺乏思想性的文字，未能成為討論思想問題的戰線。” 1951年3月4日，胡喬木在信中寫道： “評論的沉悶當然首先是因為評論的內容空泛，使人不知道作者究竟在打算叫人幹什麼，提倡什麼和反對什麼。” 也就在這一天，《人民日報》第三版從《開明少年》雜誌第六十六期上轉載了一段文章，意思是說喜馬拉雅山的主峰不應用外國人名稱“額非爾士峰”，而應叫“珠穆朗瑪峰”。文章用了標題《我們偉大祖國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胡喬木看了，頗不滿意，寫信論述了自己對於標題的見解：

注意標題——這是我對於《人民日報》的一個要求。 今天的報紙第三版有一段文章，題目是《我們偉大祖國擁有世界最高的山峰》。這個題目是報紙上許多不好的標題之一。從這個題目人們決不能得到關於這段文章內容的任何暗示，而且也不能引起任何興味，因為標題裡的話是誰都知道的。這段文章正確的標法應當是《額非爾士峰的名字應與通令糾正》，《額非爾士峰應當恢復祖國的原名》，《用外國人名稱呼我國最高峰是一個錯誤》，《世界第一高峰是誰發現的》，《發現世界最高峰的是中國人，不是外國人》，等等。 我所以詳細指出這個例子，是因為《人民日報》上這類毛病太多了，簡直是每一天每一頁都有這種題不對文、不著邊際、毫無生氣的題目。我要求編輯部切實改正這種現象。

只要全部題目（連小題）都是生動醒目的，文章又都是對題而不是離題的，那就表示整個報紙的生動醒目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一大半。加上短評、信箱、動態、通訊、圖注等成分安排好，編排不是故意叫人難受，那麼，報紙就會活躍得像春天的大花園一樣了。 對於《人民日報》，胡喬木幾乎到了“管頭管腳”的地步，看到什麼就說什麼，他不斷給“範、鄧、安”寫信。 1950年5月13日，他在信中要求《人民日報》改進廣告工作，以期成為“領導全國廣告改進的首腦”。 1950年6月25日，他寫信稱“《人民日報》讀者來信很有益，但每信後面應註明處理情形或意見，如此信已覆如何如何，此信已轉抄某處某處，此信已請某人某人代覆，此信為何為何尚未答覆。否則看了就未免令人納罕。”

胡喬木曾對《人民日報》及其他報刊的工作，寫過許多這類信件，有時打電話，有時託人轉告，有時約見報社領導。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因宣傳部負責每天指導宣傳工作特別是報紙評論的工作。”（引自胡喬木1953年12月7日致毛澤東、劉少奇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