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胡宗南瘋狂向我陝甘寧邊區進攻。我當時任淳耀縣常委委員、保安科科長，因腳部戰殘，適應不了游擊戰鬥的環境，經縣委決定，讓我回老家治病養傷。我於三月底回到了陵前。
我在家住了十三天。約四月中旬，我托兄蘭云鋒（已去世）去找黃子文，讓他晚上到我家來。當晚子文來到我家，我倆整整說了一夜。我問子文：“你四二年是在怎樣情況下離開延安的？”子文說：“當時我在馬列學院學習，院領導一天給我說：把你的事找西北局談一下。具體談什麼事我不知道。在院領導的催促下，我去邊委見了高崗。高崗頭一句就指責我挑撥二十六軍幹部關係，還擺了我的另一些事，我無頭無腦地應付著場面。我離開邊委後，當時思想鬥爭很激烈，焦點就是回馬列學院，還是離開延安。最後考慮到高崗是紅人，自己就下定了離開延安的決心”。我又問黃：“如何到的西安？”黃說：“從延安回來後，準備到河南找個鐵匠，想靠打鐵度生活，走到臨潼碰見了國民黨黨部指導員吏遲齋，史問我：老黃你回來了，打算怎麼辦？我說：一生的政治生活從這截著了。史建議讓我去魏志毅保安五團，我想魏是自己的熟人，自己去了可給革命搞點軍事力量。我答應了，我便到西安國民黨軍統陳建中那裡。我大小壞事沒幹過，我還是革命的人”。我又說：“上面的老友還希望你回到邊區去。”子文當時表態說：“乾一輩子革命。”我說：“咱幹呀。”子文說：“領導人有子祥、志政，我已把陵前鄉的鄉長抓到手，得先把陵、馬、柏、嵯、西陽、魯橋的武裝搞過來”。我問：“你同上面有無關係？”黃說“沒有。”我說：“你沒有，我腳是個殘廢，我明天睡一天，晚上上去聯繫”。第二天晚，黃子文在甘露池派兩個人送我，一個叫藺改名（耀臣），一個叫張雲德（不是本地人）。我們三人進了邊區，見了談國藩、呂建人。我把子文、子祥準備起義的想法，向兩位領導作了匯報，他們說要電告西北局，讓我們等電報。我們等了八、九天，沒有回電，又返回陵前。下來後，子文到我家，我談了上邊區的情況。過了三天，黃子文領孫一君、孫志政到我家商議具體計劃。研究結果：⑴要民平安，就要撥掉陵前地區的釘子；⑵一方面同上面再聯繫，另一方面準備收敵人的槍，組織一支武裝隊伍；⑶決定五月八日（農曆三月十日）在大寨廟會上把偽縣長張法傑叫上來扣押。領導的人是子文、子祥、志政。會後讓孫一君上去再聯繫。孫一君上去又等了一個星期沒見西北局指示。於是我便秘密住在一個親戚家。起義之事，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五月五日，經黃子文同子祥、志政、天祥在一塊周密計劃，決定提前起義，黃子文隨帶子超去找馬額鄉鄉長安仲陽。去後，子文給仲陽說：“局勢到這個時候，八路軍打到耀縣啦，你這裡還在演戲……”。因說不到塊，子文他們便離開了。接著子文又讓子祥等人去叫仲陽（子祥系仲陽的舅父），先下了安仲陽的槍，另一方面組織人壓戲、禁賭，使人員集中起來，便於收槍。下了安仲陽的槍後，慕天祥又以安的名義叫來馬額鄉公所劉大隊長及三個班長，人一到，立即下了他們的槍。接著又順利地下了鄉公所所有武裝人員的槍。共收槍二十六枝，其中短槍二十一枝，機槍一挺，子彈三千五百多發，手榴彈二十多個。同時又將陵前鄉公所，六個保的四十多枝槍集中起來，共總七十多枝槍，九十多人宣布暴動起義。五月六日（農曆三月十六日），子文叫我哥蘭云鋒通知我說，起義已動了，把陵、馬的槍收了，軍隊住在小道口，讓我立即去一下。還說，因子文聯繫的面大，怕出事，起義時間提前了，其它地方因掌握在別人手中，不好動手，只是陵、馬起義了。
我到小道口見到了子文、子祥、志政，當即開了個有我參加的領導會，中心研究晚上咋行動，最後決定連夜直上邊區，並讓我給戰士講了話。我在大會上講，我們是鄉黨，我是馬欄地委派來迎接大家的。又講了形勢和革命方面的話。
五月六日晚在黃子文等同志帶領下，從小道口出發經洪水、常社原（淳化地界），到碑子崾撿時碰見了前來接應我們的渭總司令員談國藩所帶的軍隊，我們一同前往淳化渭總住地安社。幾天后，由渭北工委在赤水縣（淳化縣）姚家河宣布，將黃子文的起義隊伍編為關中軍分區渭北總隊第一支隊。支隊長黃子祥，副支隊長黃子文，政治主任孫志政，參謀慕天祥支隊下設兩個大隊，第一大隊張雲德（後叛變），第二大隊長陳新民，一支隊共一百多人和槍。這時我到淳耀縣，向馬欄地委書記趙伯平作了匯報。
陵前起義震動很大，是在革命最困難的時期，在胡匪侵犯邊區關鍵時刻起義的，好似在敵人心臟插了把尖刀，給了敵人以沉重的打擊，牽制了敵人的兵力，譜寫了一曲戰鬥凱歌，為解放三原、西安充實了武裝力量。黃子文領導的這次陵前起義的功績，是永遠值得我們稱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