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文同志犧牲已四十年了，回憶和他相處的日子裡，那共同經歷的戰鬥情景，他那堅定的革命意志，使我久久不能忘懷。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他一九二六年參加革命，一九四七年犧牲，一生只有短短的三十九年。他被敵人逮捕過，被“左”的路線迫害過，在革命的征途中歷盡了艱辛、挫折。但是，他的革命信念卻沒有動搖過，革命意志沒有衰退過，手中的武器沒有放下過，生命的最後一息是在對敵鬥爭的戰場上停止的。魯迅曾說過這樣的話：有的人活著卻已經死廠，有的人死了，卻還活著。黃子文同志雖然犧牲了，離開我們已四十年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卻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一九二八年臘月十五日，我在富平美原參加省委擴大會議期間聽劉樹模（鐵山）談到黃子文的一件事。那是一九二八年春，子文為了給黨籌集經費，建立革命武裝，和中共三原縣委軍特科的同志訂下“苦肉計”，讓他們假裝“土匪”，把子文綁到家中拷打，子文裝著號啕大哭，央求母親把家中的大煙土拿，出來。這樣，子文母親不辯真假，為救兒命，拿出了家中的六、七百兩煙土。事後，子文把煙土賣的錢交給了三原縣委。當時，我深為子文這種革命精神所感動，雖未見其人，但他已成為我心中的“傳奇人物”。
一九二九年六月，我到渭南縣委機關（辛市鄉田村木匠劉平娃家），幸遇黃子文，他也是來這裡參加省委召開的會議的。經張蔚森介紹，我才認識了子文。只見他一身的農民打扮，中等個子，顯得很精明強幹。這次會議的內容是傳達中央對陝西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心是要求在災區開展游擊戰爭，並確定渭北以武字區為中心。黃子文會後返回武字區，還帶了十多板步槍子彈。
一九三零年陰曆二月十六日，省委書記杜衡到榆林巡視工作，我領他到團特委秘密機關。我當時是陝北特委書記兼兵委主任。不幾天，杜衡接到省委秘書長焦維熾的信，說子文出獄了。杜衡向我敘述了子文被捕的情況。
原來子文在二九年組織籌賑會，打擊地主豪紳，分糧救民。地主豪紳懷恨在心，便串通當地駐軍將子文和他大哥黃子祥逮捕，關押在三原縣城監獄。子文入獄的第二天，被敵人吊在屋樑上拷打，用燒紅的炭銑烙烤。提審他時，問他是不是共產黨。他騙敵人說：“我連共產黨是乾什麼的也不知道。”敵人多次審問、拷打，他始終不變口供。以後，敵人見問不出什麼'將子祥先放了讓其出去籌錢交款，再放子文出去。子祥出獄後，在家里人和群眾的協助下，花了很多現洋，才把子文贖出獄。
後來，我見了子文，問起敵人烙烤他怕不怕，他風趣地說： “炭越燒的紅，越不必怕，因為末稍神經烙壞了，便不感覺痛了”。表現了一個革命者的樂觀主義和大無畏精神。
子文那次出獄後，並沒有因此停止革命鬥爭，反而以更加堅定的意志，繼續領導武字區人民開展武裝鬥爭。同年六月。 、他和省委派來的陳雲樵一起，在武字區組織了“災民自救軍”，他任政委，陳雲樵任總指揮，積極開展游擊戰爭，在渭北影響很大。
一九三零年六月（農曆），我參加了省委在藍田鞏高村小學召開的第五次擴大會，會上黃子文被選為省委候補委員兼軍事部主任。不久，子文領導的災民自救軍因張成義叛變而失敗。農曆十月，子文來西安找省委，張資平引他見我。子文穿一身黑棉衣，他說趙壽山團派人抄了他的家，無法活動，不知如何辦？我和張資平商量決定，讓他去天津北方局。因當時由杜衡、李芾南、楊珊組成的陝西省委代表團去天津北方局開會，留西安的吉國楨代理書記。吉國楨、張資平三人組成省委常委會主持工作，有權決定這個問題。於是，我又找省委秘書長焦維熾同志商量後，通知子文和其愛人李盛云同去天津北方局。子文將盛雲騎的騾子賣了一百二十元做路費，去了天津。
子文到天津後，被安排在北方局軍委工作。一九三一年春，北方局派他去山西組織兵變，李盛雲留在天津。子文到山西後，先和山西省委書記劉天章接了頭，讓他去高桂滋部隊搞兵變。子文在第二次去高桂滋部途中，聽說高部一個團已經兵變，改為紅二十四軍後，遭敵襲擊，去向不明，他只得返回石家莊。後來，劉天章又決定讓他去汾陽找拓克寬，開展游擊戰爭。同年夏，子文和拓克寬在那兒組織了晉西游擊隊，子文被山西省委任命為游擊隊政委，拓克寬任隊長。九月，晉西游擊隊接山西省委指示，西渡黃河，回到陝北。
一九三二年春，陝西省委指示子文回武字區工作。此後，他曾任陝甘游擊隊政治主任、渭北特委常委、渭北革命委員會主席等職。
一九三四年清明節後，我和黃子文在西安秘密見面，我們住在四府街四十八號。這時我從一份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劉志丹股匪攻占黃堡，有迫擊砲、機關槍甚夥”等語。我興奮地遞給子文說：“還是北上。”子文說：“黃堡鎮在耀縣北約二、三十里處，周圍的地主、土豪多逃在這個堡子，民團約有六十多枝槍，去年臘月我請假回西安養病時，部隊尚沒有機關槍和迫擊砲。”我斷定地說：“黃堡鎮本不易攻克，而居然打下，證明我們部隊戰鬥力很不錯了。”於是我們決定去武字區。第二天，經白耀清介紹我見了淳化游擊隊政治指導員葉某（忘了名字），他是到西安看病的，我向他打聽了去北邊沿路敵人的部隊情況。第三天黃昏，我和子文、耀清等人從草灘過河，路上耀清說葉指導員告訴他，子文被紅二二十六軍開除黨籍了。我聽後讓耀清先不要告訴子文，可是子文早就知道了。一會兒他反而對我說：“紅二十六軍把我黨籍開除了。革命不計較個人委屈，我組織游擊隊，是為著工農大眾的解放。”這種不計較個人得失，以革命事業為重的高貴品質是多麼可貴呀！第四天晚，我們到了武字區。在柴堯坡住下，子文安排王啟德接待了我們。到武字區的第二天晚上，我們集合了十二、三個人，拿著王泰吉起義時留給武字區的三支毛瑟槍、一隻小八響和一支盒子槍，上了嵯峨山的二台子。在二台子，我們選子文當隊長，恢復成立了“渭北游擊隊”。十多天后，我們來到七碣石，見到第三路游擊隊政委張仲良和總指揮王安民，他們發給渭北游擊隊十一條步槍，每枝槍還配備給兩排子彈。第二天下午，我們決定回武字區。夏至將臨，夜短天長，因走錯了路，天明前才到陵前北邊。第三天，子文同白耀清去西安。過了七、八天，子文同蔡子偉、許國璉、張靜文（女）一塊回到武字區。晚上，我們十六、七個人又上二台子宿營，當轉到七碣石時，正是早飯時間，突然傳來槍聲，我們即向東運動。到東坪附近，碰見張仲良率領的特務隊，才知他們在白家山遇到了敵人，總指揮王安民在戰鬥中陣亡。由於王安民犧牲，子文被公推為第三路游擊隊代理總指揮。過了幾天，我們接到上級命令，要第三路游擊隊北上開會。我和許國璉去西安買槍，在西安遇見了盛雲之弟李盛弟。他對我講：子文被高崗扣押，志丹辭職。於是，我把買到的槍和子彈轉移到三原同官張李盛雲他二哥家，繼續打探子文的消息。
子文任陝甘邊南區革命委員會主席，張邦英任書記後，派董老二、張老五到西安、三原尋找我。農曆九月十四日晚，我同張老五蒲兒一塊北上第三路游擊隊秘密根據地七碣石。農曆九月二十七日，黃子文由南梁陝甘邊蘇維埃開完代表大會回來，向我敘述了代表大會情況和高崗扣他的情形，並要我任邊區南區蘇維埃辦事處秘書長。十一月二十日，我被正式調任陝甘邊蘇維埃任政治秘書長。
一九三五年農曆二月二十日左右，我軍與馬鴻賓部隊戰鬥受挫後，習仲勳主持會議部署打擊敵人，讓我以特派員名義到南區調紅一團到太白阻敵。我到小石崖，一團剛戰鬥失利退回。我只得北上太白附近的黑水寺地區，調富縣的游擊隊與甘泉游擊隊配合。在那兒遇見了張仲良，他說紅一團可能退到淳化悟空洞一帶了。於是我與仲良一塊南下找一團。幾天后，在淳化尋到一團和淳耀游擊隊。我與仲良逐決定將兩個主力連重新編制充實，由黃子文任團長，由賈維義和從胡宗南部起義過來的馬連長任團副，我任政委，仲良任顧問。同時決定由子文、仲良率軍向禮泉、彬縣地區出擊。在禮泉叱幹消滅敵人一個民團，鼓舞了戰士們的士氣。
一九三五年九月，陝北肅反時，子文回到甘泉縣洛河川，被錯誤地逮捕關押。十月，毛主席到達吳旗鎮，子文等一大批革命幹部得救。子文被中央保衛局安排到瓦窯堡中央兵工廠工作。
一九三六年農曆二月，後方紅軍政治部主任兼紅軍學校政委袁國平同志調子文到紅軍學校當政治教員（設在瓦窯堡）。九月，黨中央遷到保安，紅軍學校隨遷到保安。不久，紅軍學校又遷至甘肅環縣曲名鎮。這時，賀龍的教導團及紅四、六軍紅軍大學也到這裡，三方面在木缽鎮合編為中央紅軍教導師。十二月底，教導師遷到慶陽城後，把一團的兩個連編為政治連，我任一連政治教師，黃子文任二連政治教師。
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變後，隴東特委成立，袁國平任書記，讓我和子文等20餘人留在地方工作。子文任慶陽縣抗敵後援會主任時，改名為王文。
一九三八年，陝甘寧邊區黨委書記高崗通知我、黃子文和柳青等回延安。子文怕又遭高崗報復，便向隴東特委組織部長李鐵輪請假，於五月回到三原武字區。八月子文去安吳青訓班學習。一九四零年夏，子文回到邊區，省委調他到陝北公學院學習。後又下農村搞社會調查，還到範文瀾主辦的研究院政治系研究了半年中國各黨派等專題。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時，西北局對子文作有歷史結論，並決定恢復子文的黨籍。但是就在決定即將發下來時，子文卻在高崗找他談話之後離開延安。這是四九年西安解放時，習仲勳在西北局對我說的，張邦英也對我說過這件事。
子文從延安回三原後，於四三年農曆二月初六夜，與一個馬列學院的學生一同到渭南我家找我。我當時在中央政治保衛局西北情報處（吳德峰任處長）做情報工作，子文不知我的真正身份，我們一直談到天明。他說：“魏志毅現擔任省保二團團長，想活動一個守備司令，讓田裕國幾次找我，為的是要我將武字區保甲武裝拉出去編為一個大隊。所以我為暫求得公開活動身份，打算先到西安見一些老朋友。總之先把槍桿子把握住，以後國共兩家必然要打的，那時我們掉轉槍頭再打國民黨老蔣。請你見了北邊的朋友，說明我進國民黨的動機和目的”。我說：“這個我可以證明你的態度。不過，這樣做往往'畫虎不成反類犬'，何況你是有名氣的人，'雖無聲名傳海內，卻有盛譽在故鄉'，你和子祥哥是怎樣商量的？”子文回答說：“子祥哥也說，歷史上打過顛倒的人，總是做不出偉大事業的。”我感嘆地說：“對呀！不然你住到華山去吧，生活我可供給。”但他卻堅決地說：“不是生活問題，一旦讓國民黨逮住，那就更麻煩了。”這時，天將明了，我便說：“渭南縣近日正在捉拿我，趁天未明，我們一塊向北二十里到我的一個朋友家住兩天。”這次分別後，很少見面。
一九四六年七月的一天，子文親自來渭南我家送信，說他從曲政平（渭南軍統站人，解放時起義）那兒得到消息，敵人要殺我和王璋峰，讓我快躲躲。我當時覺得情況沒有那麼嚴重，他一看急了，對我說：“沒你說的，你快走！”於是我對他說：“西邊附近有我的熟人，咱倆先到那裡，你明天再走。”他說：“我得趕快回去，不然會引起懷疑。”這樣，我便出去躲了七個多月， 避免了敵人對我的殺害。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當我聽到子文在戰場上英勇犧牲的消息後，淚水盈眶，對失去子文這樣的革命戰友和知已，感掰萬分悲痛。
解放後，每當我和與子文共過事的一些老同學談起子文時，大家對他傾家蕩產為革命的崇高精神、屢受挫折不灰心的堅強意志和歷盡艱辛不叫苦的革命品質，無不感嘆和敬佩。
黃子文同志永遠活在我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