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黃子文同志是一九二九年農曆七月結婚的。當時他家有母親、兄嫂、姐弟、侄兒共八口人，耕地三百餘畝，大小農具齊全，在三原縣武字區算一個富裕之家。
子文的父親黃銘（黃敬庵），早年參加同盟會，為維護地方安全，辛亥革命前組織了“農民自強社”。靖國軍建立後，他曾在曹世英部任職。他為人和氣，常接濟農民，人稱“黃善人”。我和子文結婚時，老人已去世多年了。
母親王氏，是個通情達理的家庭婦女。她當時對子女的革命游動雖然不太理解，但從不阻撓，她相信兒子不會於壞事。因此，凡是子文帶來的人她總是熱情接待，對兒子要幹的事總是予趴史待。我們結婚的前幾個月，子文要捐七石糧食賑濟災民，她二話沒說就讓裝走了。
大哥黃子祥，畢業於韶關武官學校，後在趙壽山部任團副駐守三原，和地下黨常有聯繫。他於一九二九年回家投入了革命鬥爭，一九三一年入黨。曾任紅軍二十六軍四團團長，關中軍分區司令員等職，解放後，任省政協副主席，一九八二年去大姐黃劍仙，大革命時期和地下黨員薛明藩結婚。
二姐黃俠仙，一九二八年入黨，先後在涇陽、三原、同官搞婦女運動，發展黨的組織。抗日戰爭時期在石家莊搞地下工作時被捕犧牲。
子文在三兄弟中為二，一九零九年生，幼年在西嶽廟小學上學，一九二三年到三原縣中就學。學生時代他愛踢足球，好打抱不平。一九二六年他去上海就讀於中華職業學校，並在那裡加入共產黨。後來在武漢黃埔分校學習。子文對我講過，他一九二七年回陝時，因無路費，曾找父親的好友於右任先生才得以資助。回陝後，子文一直為黨積極工作，直至犧牲。
回憶我與子文結婚後的革命鬥爭生活，深深感到他一生經歷了坎坷不平的道路，雖屢遭挫折，都沒有使他喪失革命的信念和決心。
一九二八年，為配合渭華暴動，以他為總指揮的武裝圍城鬥爭，雖然由於準備不足而失敗，但他在挫折面前沒有退縮，繼續進行革命鬥爭。一九二九年他在武字區組織了籌賑委員會，開展打擊土豪劣紳和籌糧濟民活動。九月，中共三原特支成立，子文擔任了特支書記。
子文的活動引起了敵人的注意。一九三零年正月初四日，三原駐軍魏風樓突然帶人闖入我家，以子文組織災民擾亂社會秩序為藉口，搶走了衣物、銀元，抓走了子文和大哥子祥。後來母親做主賣了一百五十多畝地，又向親朋求借，湊了八百塊現洋和四、五百套軍服，託人才將子文兄弟保了出來。子文一；出獄立即派人四處拉關係、買槍枝，武裝革命力量。子文在渭北開展革命活動的事，引起了當時中共陝西省委的重視。這年五月，省委派西府巡視員陳雲樵來武字區配合子文發動災民，開展游擊戰爭。不久，他們組織了“災民自救軍”，陳雲樵為總指揮，子文為政治委員。這支革命武裝在武字區一帶轟轟烈烈地開展了打土豪、分糧食、砸區公所的活動。七月，省委藍田會議選子文為候補委員，任省委軍事科主任。八月間，當游擊隊；在東去大程途中，由於土匪出身的張成義（刀客遂兒）叛變，使子文等同志組建的革命武裝遭到很大損失。事後，陳雲樵返回：西安向省委匯報渭北情況，請示辦法。子文留在武字區召集星散了的游擊隊員，以便重新組織革命武裝。
一九三零年十月，由於革命武裝力量遭受挫折，敵頻繁圍剿武字區。經省委張文華等同志介紹子文去天津北方局。子文讓我把不滿周歲的女兒建珍寄養在我娘家，賣掉了家裡的一頭騾子作路費，我和他同行到了天津。
當時北方局的聯絡機關設在天津法租界內，我給聯絡站的七、八個人做飯、看門、放哨。子文在北方局軍委工作。這年冬，子文被派往山西搞兵運，我被留在天津。在這裡，我由一個四川同志介紹入了團。一九三一年農曆二月，機關被破壞，我和其它七個人被捕。八月，我被轉押北平獄中，九月生大兒北平。十月，因敵人拿不出具體證據，我被保獲釋，住在關中會館。北方的地下黨組織讓我在成長會館見到了在北平美院進修的二姐黃俠仙。想不到這次會面，竟成了我們姊妹的最後一面。
這年十一月，子文來北平接我們母子回陝。這時，我才知道子文到山西後，組織了一支晉西游擊隊。八、九月，他們西渡黃河到了陝北。這次他到北平接我，是陝北特委書記趙伯平讓他來的。在北平，子文見到了喬國楨同志，他倆勸我回三原武字區搞革命工作，因我要求在外地工作，不願回家鄉，子文只好先回陝西，隨後喬國楨同志又多次找我談話，讓我回陝西。我雖不知他當時的身份和職務，但覺得他是代表黨組織與我交談的，自己不好再堅持個人意見，決定回陝。
一九三二年正月，我回到家鄉武字區。子文這時在陝甘游擊隊工作。
一九三二年秋，渭北革命委員會成立，子文擔任主席。後來武字區遭到六縣民團圍剿，子文便離開武字區和張文華一塊到富平找我，商量一塊北上。這時已是一九三三年春上，我因有小孩，無法同行，他們就將我母子送到渭南張文華家中住了下來。
八月的一天，子文突然回到渭南，交談中，我才知道他北後在紅二十六軍工作。五月，杜衡強迫紅二十六軍二團南下後，省委決定讓子文追趕部隊阻止二團南下。半個月後，他背著劉志丹同志來到張文華家，同來的有王世泰等同志。他們在家裡商量過河回照金的事，讓我在門外放哨，我才知二團南下失敗了。
敵人為了消滅紅軍，在赤水渭河渡口派兵封鎖，嚴密把守。如何渡過渭河，他們多次研究，一時拿不定主意。見他們為渡河的事作難，我就要求掩護他們過河，志丹同志覺得事關重大，不忍心讓我冒險。子文笑著說：“我老婆坐過牢，修過槍，膽子大著哩！讓她去，我放心，你還有啥不放心的。”我和子文結婚幾年，雖然在一塊生活時間很少，但他對我是十分了解的。隨後，他又將如何渡河的辦法告訴了大家。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見。過河那天，我與王世泰扮成假夫婦，以過河弔喪為名，我提著柳條編的籠，將四支盒子槍藏在籠裡，上面放些獻食、火紙等弔喪用品。王世泰抱著兩歲多的北平，過走邊逗孩子。橋頭哨兵見我們表情自然，也沒有多問，就放了行。過河走了好遠。我的心還“突、突、突”地跳個不停。我們過渭河的那天，志丹、子文等也從其他渡口過了河。不多幾天，他們便回到了照金，我仍留在渭南。
一九三五年春的一天，我在旬邑意外的碰到我的兩個侄女，一個是大哥子祥的女兒黃培蘭，一個是我娘家三哥的女兒李金芳。她倆是由學校北上參加革命的。當時她倆年齡一樣大，都是十七歲。不久，金芳北上，我和培蘭到了正寧。七月，錯誤肅反開始，我和培蘭被關押在一個監牢。不久，培蘭被害了。十月，中央紅軍到陝北後，我被釋放出來，這才知金芳也在洛河川被害。後來，我才知道在我被捕的前幾天，習仲勳同志和子文、志丹也被錯誤路線的執行者關押，在毛主席領導中央紅軍到達後才被釋。由於我獲釋後去瓦窯堡，因而仍未和子文見面。這一年我加入了共產黨。
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到慶陽的抗敵後援會做婦女工作時，遇見了子文，我們已兩年多未見面了。他來慶陽擔任了後援會主任。聽子文說他在三三年任四十二師政治主任時，因作風問題處分過高崗，高記仇在心，在豹子川尋藉口把子文逮捕，後被習仲勳和謝子長等同志救了下來，才得釋放。三四年十一月，子文任陝甘邊南區革命委員會主席。三五年七月，朱理治路過南區，因他和子文在一些問題的認識上不一，朱即誣陷子文為右派，肅反中將他關押。獲釋後，被派到慶陽城抗敵後援會。
一九三七年春，黨組織派我去旬邑職田鎮魯迅師範學校學習。七、八月間，子文說邊區黨組織讓他回到武字區工作。一九三八年夏，我由學校畢業被調回陵前。當時“雙十二事變”後，國共合作的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子文回來與陵前鄉民團團長談國藩（黨員）、王瑞琪（黨員）商議，在我家南邊的窯里辦起了地下兵工廠，為根據地各路游擊隊修理槍械，造手榴彈。此時，恰好子文讓郭立三、劉德智（李屺陽）等同志在陵前長坳堡辦了個“紡織廠”，讓我去那兒工作。他告訴我們：對外叫“紡織廠”，對內叫“女子義務學校”，紡紗織布是幌子，學習文化，宣傳抗日，培養人才是目的。廠裡的四十多名學員兼工人是經避三原北原和富平西原黨組織選送的青年婦女。每天派兩、三個人背上布轉鄉，名為賣布，實為宣傳抗日，散發傳單，動員婦女起來鬧革命，探聽敵人消息。
一九四零年冬，省委派子文去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在此之前，他還在雲陽黨組織辦的安吳青訓班學習過。子文這次和我分別，想不到成了終生難忘的永別。一九四零年末，二次白色恐怖籠罩各地，三原偽政府發現了紡織廠的秘密，強迫工人解散，學校停辦。一九四一年冬，我去延安，沒找到子文的住處。四二年的整風運動開始後，我便參加了整風學習。運動結束後，我被安排在延安市南門外的一所小學教書。四三年又被派到馬欄小學教書，直到四七年三月，因馬欄遭胡宗南匪軍攻打失守，我才跟武工隊回到富平娘家住下，回來後，只聽人說子文在四二年整風開始時，因怕當時擔任領導職務的高崗再次陷害他而回到陵前。
每當回憶這段經歷，我的心情十分難過。子文為革命不光要與敵人東殺西拼，又常常要提防革命隊伍內部個別人的明槍暗箭。他在革命道路上所受的挫折和打擊，遠不止我所知道的這些事實。
一九四七年八、九月，薛明胡同志到富平看我，說是慕天祥讓他來的。他用手撫摸著我的小兒西平的頭，又望瞭望我，卻一句話不說了。我發現他的手在顫動，淚水奪眶而出，突然失聲的哭了起來。我感到事情不妙，他才以悲痛的心情，向我講，子文已經為革命犧牲了，當時，我的心都要碎了。子文一家為革命，四人獻出了生命，一次遭火燒，數次被抄家，眼看革命即將勝利，曙光已經在望之時，他卻壯烈犧牲！當時，他三十九歲。
一九四九年，三原解放了，我以完成子文遺願的決心，積極投入了新的革命工作。我先後任初級社主任，公社副社長，縣政協委員等職。子文的子女，在備級黨組織的關懷下，也都參加了工作。西北局為我從新疆找回我失散十五年的大兒北平。現在我和二兒、兒媳住在陵前老屋。前多年，修繕了原來的五孔窯洞，政府還給照顧款蓋了三間安間和灶房。去年又蓋了三間一磚到頂的新房。各級政府對我很關心，逢年過節都派人看望，還邀請我參加有關會議。我的晚年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