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
省委：
前月我由西安回到武字區，在渭北特委的討論會上，我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紅四方面軍到陝西後，陝西是不是暴動局面，我們是不是立即準備全陝武裝暴動。當時我們認為紅四方面軍到後，更增加了陝西的革命危機，興奮了工農群眾千百倍鬥爭的勇氣，蘇維埃和紅軍的影響，是千百倍擴大了。我們應當認清這一形勢，更積極的發動群眾的一切鬥爭來配合紅四方面軍的進攻陝西，而不是離開群眾鬥爭要馬上組織全陝武裝暴動。但是，特委以及勵君都認為暴動局面已經開始了。紅光更提到暴動的客觀條件成熟了，要準備暴動的。我認為這樣是錯誤的，根本不了解暴動，這樣說法還是立三路線的殘餘。勵君更說到紅四方面軍要和紅二十六軍匯師西安，同樣是小資產階級的發狂。
第二是四方面軍入陝，在政治上、軍事上都給帝國主義國民黨在西北上佈置進攻蘇聯一個有力的打擊，對四次“圍剿”一個有力的回答。要執行這些任務，一定不是長期的無后防的作戰，一定要創造根據地，不能打下一縣丟一縣，到底到什麼地方去呢？勵君認為這是對紅四方面軍抱著悲觀，特委也是這樣的。我認為我們的鐵軍再怎樣的能作戰，再怎樣的有他們的計劃，但是我們對他們的行動應當有我們的討論，絕不是神聖的，錯誤提都不能提，因為這樣的批評還是小資產階級的神聖性。特委認為這根本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出發點，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做成決議案，決定和我再談話，至今這個問題還沒有答复。
當我的工作還沒有分配時，二十六軍給我來了兩次的信，當時勵君已回西安，我即將信轉特委。另一方面因為我了解二十六軍問題非常嚴重，我便提出渭北游擊隊去歡迎二十六軍，因為我們抓緊二十六軍，不使他再跑到別處去，馬上解決了他的問題的這一政治任務，無論如何比我們在武字區游擊十數天重要，更因為游擊隊去在實力上給他們一個興奮，絕不是簡單的去一個人就成的。我覺得一個黨員應有這樣的責任的，所以我馬上提到游擊隊支部，經過革命委員會的討論，由革命委員會決定我同游擊隊一同前去，無論如何不許二十六軍再往別處去，候省委解決他們的問題，支部也是這樣決定的，我們便出發了。特委——健文——在武字區參加會議上報告到我是陰謀，我覺得這完全是離開工作立場，而執行個人的攻擊，這樣的認識反革命的陰謀，結果只有他自己一人不反，誰都不能有錯誤，錯誤了再要參加什麼工作即是陰謀，事實上只是取消了工作。關於渭北游擊隊到二十六軍去，勵君已有報告，省委再著人去調查一下，是不是像健文在同誌中所說的陰謀。的確我們要遲到半天，二十六軍又往北去了，見了他們即開了一個慰勞大會，報告了政治及群眾鬥爭情形，要求他們到武字區去接省委，游擊隊又決定發動分配糧食鬥爭，在五天中領導起五千多農民，並且將農民建立了初步的組織。在勵君來後，我們便提出革命委員會給我們任務已經完成，我回到武字區去。勵君認為二十六軍問題嚴重，叫游擊隊多留幾天，以實力幫助他們解決問題。開過軍事會議後，我回到武字區了，我便離開游擊隊，要求給我分配工作，當時因為侯家堡又來白軍二連，卸坊村白軍一連仍來去，富平開到五六百白軍，每天四出，更有許多便衣偵探，我無法久住，又給子長及宏雁找地方，我便通知革委到渭南去，給你們轉一報告，請即速給一答复。同時我的工作怎樣辦，以及以上的幾個問題，黨給我的紀律的執行，陰謀的問題都給我一個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