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緊急情況下陝北特委先後派馬文瑞、畢維周、劉光賢等到安定地區幫助工作，以加強縣委領導。當時瓦窯堡黨支部委員有劉昌漢、郝正連、張子房和我，還有侯仰桓（1934年冬叛變）。黨內活動由半公開轉入地下。劉昌漢以瓦窯堡第二高小校役的身份作掩護，我和郝正連、侯仰桓以店員身份作掩護，在險惡的環境下堅持鬥爭。我們組織了黨的外圍組織——互濟會，發展了家庭貧寒、靠攏黨組織，學習刻苦、意志堅強、鬥爭勇敢、有革命要求的賈俊儒、井助國，李仲英、楊三娃、郝玉堂等為會員，他們可利用公開合法的身份，開展革命活動。從1928年春至1929年夏，我公開的身份是一家染房的店員。股東白美才是清澗袁家溝人。大掌櫃白狗嫌是白美才的叔伯哥哥。二掌櫃惠玉瀛是白美才的內兄。除我之外，還有一個店員惠老三，是惠玉瀛的弟弟。店號叫“德和染”。
這是一個由破落地主經營的染房，仗著當時在瓦窯堡“獨此一家”，人們不得不忍受殘酷的高利貸剝削。店裡每天染布50餘丈。我必須到2里遠的南河挑水20擔（每擔水25公斤）；還要做3頓飯、記帳、打掃庭院；並要煮布、槌布、洗布、染布、晾布。從早忙到晚，沒有喘息機會。一年工錢只有4塊銀元。惠老三的工錢比我多兩元，二掌櫃惠玉瀛因親戚關係拿20餘元。靠我們的血汗，店裡每年可掙數百元錢，但卻被用來放高利貸，借債者常因“驢打滾”內利息傾家蕩產。
店員的生活難以忍受，但這是鬥爭的需要。我一直咬緊牙關堅持著。我只能利用擔水的機會，與黨支部的其他支委接頭，研究工作，開展對敵鬥爭。大家的處境同樣艱難危險，但我們一直積極活動，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告訴群眾，黨的組織不但存在，而且還在發展壯大。
當時，中共安定縣委書記馬文瑞的公開身份是景家砭的小學教員，他利用到瓦窯堡購買學習用品的機會，向我們傳達上級的指示並檢查我們的工作。畢維周、劉光賢化裝為販賣皮毛的小商人，向我們傳達陝北特委的指示。
1929年下半年，組織決定我離開“德和染”，在家以賣油、賣棉花作掩護，領導安定縣東一區楊家園子的黨團工作，指定我與楊和亭單線聯繫。同時還要我指導北一區第三高小的黨團工作，聯繫人是校役欒新春。
當時白匪鐘寶卿騎兵團駐防瓦窯堡，這是一夥殺人不眨眼的兇殘劊子手。他們指使黃盆子、吳臭盆等密探跟踪、監視我們這些曾在大革命中活躍的學生。我們在敵人眼中早已是“危險分子”，要處處小心行事。我們在和敵人堅決鬥爭的同時，還要隨時保障組織的安全。這就需要採取各種方法，擾亂敵人視線，以達到打擊敵人保護自己的目的。
我們利用各種社會關係，以了解敵人動向，防止他們暗中破壞。我和吳臭盆沾點親，藉故“送禮”與吳聊天說笑，從中了解並分析敵人的意圖，以便採取相應的措施。一次，敵人密謀抓捕互濟會員李仲英，妄圖在他身上打開缺口，以一網打盡瓦窯堡黨團組織。我得到消息後立即安排李離開瓦窯堡，到甘肅省去做兵運工作，敵人的陰謀沒有得逞。
我們還通過各種渠道，甚至打進敵人內部，爭取同情革命者做我們的情報員。敵副官尚達武是瓦窯堡女校學生雷巧靈的丈夫我們認為雷思想進步，靠得住，動員她去爭取自己的丈夫為我們工作。一次，敵人盯上了特委派來的劉光賢，欲秘密逮捕。幸虧尚達武及時報信，劉得以安全轉移。
當時我們的外圍組織互濟會會員利用他們的合法身分，也為我們提供過不少重要情報。一次，敵人準備襲擊北區郝新民領導的游擊隊時，負責給敵人磨面的互濟會員井助國得悉後，立即派人通知了游擊隊，敵人興師動眾卻撲了空。
在殘酷複雜的鬥爭中，我們學會了不少應付敵人的辦法，同志們之間已非常默契。我們可以在光天化日敵人的嚴密注意下，利用買東西、“吵架”、唱歌、脫帽、穿鞋、咳嗽、吆喝、揚汗巾等極普通的動作進行聯絡。接頭地點、會議地點、活動地點也安排的十分巧妙，儘管敵人絞盡腦汁，但從未發現。黨的組織工作更是嚴密、謹慎，因為大家都很清楚絲毫的疏忽都會造成慘痛的損失。